【摘要】中國古代學校歷史悠久，其教學內容體系也相當豐富。從西周官學的“六藝”到孔門私學的“六經”，從漢代官學的《五經》到清代的《十三經注疏》，從蒙學教材到書院學術，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形成了中國古代學校教材的傳統特色：以經典原著為主體，更多的是學生的學習材料，其內容以人文教育為主，體現了儒家“德上藝下”的價值觀。古代教材受文教政策與選士制度影響非常明顯，與傳統學術思想的變遷、發展息息相關。

【關鍵詞】古代教材 儒學 人文教育 傳統學術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教材是教學內容的載體，中國古代雖無“教材”之稱，但中國的學校教育有三千年的發展史，教學材料相當豐富。從傳統教材的類型來看，既有大學教育的《四書》《五經》，也有作為啟蒙教材的“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教材的形態也多種多樣，既有刻在石頭上的石經，也有竹簡、帛書、紙質書；既有官學中使用的教材，也有書院、私塾使用的教材；傳統教材的編撰既有一以貫之的原則，即以儒家經籍為主體，也體現了時代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古代教材的內容深受不同學派的學術思想影響，也與不同時期的文教政策、人才選拔制度緊密相關。

發展歷程：古代教材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改革，但始終堅持以儒家經籍為主體、以儒家倫理為主導的原則

中國比較完善的學校制度始于西周，西周官學的教學內容主要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但現有文獻并未留傳下相應的教材，只在《漢書·藝文志》記載：“《史籀》十五篇。”這是中國教育史上記載最早的兒童識字教材，可惜今已失傳。春秋末期，孔子創立私學，述而不作，刪《詩》《書》，定《禮》《樂》，序《易》，修《春秋》，將自己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理想溶入此六部經典之中，史稱“六經”，后經子夏、荀子等儒學大師的傳播，逐漸成為中國古代學校長期使用的教材。事實上，孔子雖重禮、樂之教，但關于其是否把前人傳下來的文獻典冊進行考訂編撰，將之變為“可得而述”的儒家經籍并作為教材，史界并未有定論。

到漢代，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推行“獨尊儒術”文教政策，儒家五經（《樂經》此時已失傳）占據了博士官學的全部位置。漢元帝時，明確表示只有五經才是“正術”，其他學術則為不足以留意的“小辯”“小道”。為保持儒學在教育上的壟斷地位，漢儒對其他學術和技藝予以貶低和排斥。終漢一代，《五經》及相關傳記（廣義上還包括《論語》《孝經》)成為官立太學的唯一教材。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為刊正經書文字，召集諸儒正定今文經及《公羊傳》《論語》，并用隸書刻碑于太學門外，為天下教材之準則，史稱《熹平石經》。

至唐代，學校課程仍以儒經為主，唐初規定官學教材是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包括《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成為唐代士人修習儒家經典的范本注釋。后五經演變成九經，即《詩》《書》《易》《禮記》《儀禮》《周禮》《左傳》《公羊傳》《谷梁傳》，此九經與《論語》《孝經》《爾雅》構成了唐代官學的教材體系。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將此12部經典刻于石碑，史稱《開成石經》，作為官方統一的教材。

唐代的文教政策有別于漢代的儒學獨尊，統治者在重振儒學的基礎上，對其他學術及專科教育也不排斥，在中央及地方設立了一些專科學校，其教學計劃也很具體和規范。例如中央設立書學、算學、律學、醫學、崇玄學等，以培養專業人才，極大豐富了唐代官學教材的內容。

到宋代，雖然教材仍未脫離儒家經學傳統，但是在解釋經書以及教材的選編上出現了一些變化。歐陽修對唐代的《九經正義》提出批評，認為這部統編教材“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圣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王安石創荊公新學，另解經義，親自撰寫《周官新義》，與其子王雱與學生呂惠卿所撰《毛詩義》《尚書義》，合稱《三經新義》，于神宗熙寧八年（1075）頒于學校，作為官學的法定教材并用以取士。北宋末年，蔡京主持太學改革，取消了《左傳》《公羊傳》《榖梁傳》以及《儀禮》的教學，要求學生在《詩》《書》《易》《周禮》《禮記》中選學一經，兼習《論語》和《孟子》。

南宋學術開始由經學向理學轉變，《孟子》一書的地位得到提升，并與《論語》及《大學》《中庸》合稱《四書》，用朱熹的話說：“《四子》，《六經》之階梯。”將《四書》并行，是古代教材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熹認為：“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并以理學思想編撰了《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南宋之后官學與書院的主要教材。元皇慶二年（1313），明令科舉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和《五經》的朱學傳注為思想準繩。此后，體現程朱理學思想的《四書》《五經》逐漸取代了漢唐經學在教材中的地位。

明初，文學家解縉上書明太祖，建議以關閩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隨事類別，勒成一經，由此開啟了官修理學教材之端。永樂年間，在明成祖親自主持下，以程朱理學為標準，匯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永樂十五年（1417），明成祖將此三部大全頒于六部、兩京國子監和天下郡縣學，標志著程朱理學教材體系的形成。

朱熹對古代教材的貢獻還體現在蒙書上。南宋之前，蒙學教材已有很多，大多是識字類教材，少部分是知識類教材。朱熹從經傳史籍中采集有關忠君、孝親、事長、守節、治家等內容的格言、訓誡、故事等，編成《小學》一書作為兒童道德教育類教材，廣為流傳。明清兩代，出現了一批由《小學》發展而來的蒙書，被稱為“類《小學》”教材，如陳選的《小學句讀》（即《小學集注》）《小學俗講》、呂坤的《小學釋》、黃佐的《小學古訓》等。到封建社會后期，對童蒙進行倫理道德教育已成為主流。

清初，漢學復興，經學復古，講說經書多主張實證，不主張空談義理，一批考據學者對經學典籍進行詮釋闡明、訓詁名物，為改正教材錯字，改善教材版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政府命在國子監刊立石經，以蔣衡所書《十三經》為底本刻石，稱為“乾隆石經”，并以墨拓本頒行各省，確立了《十三經》的標準本。

總的來說，古代教材包括大學教材、專科學校教材、蒙學教材等類型，雖然有一些改革，但從“六藝”到“五經”再到“四書”，教材編撰始終堅持以儒家經籍為主體、以儒家倫理為主導的原則，即使偶有一些科技類教材的出現，也未動搖這一根本。

古代教材的主要特征：多為原典材料，內容以人文教育為主，受文教政策、選士制度以及傳統學術思想發展影響

其一，古代教材大多是原典材料。古代學校沒有現代的年級、學科、課目、單元、課文之分，其教材就是經典著作，從其實際應用看，更像是學材，即學生學習的材料，這是與傳統教學組織形式相適應的，傳統學校教學大多是個別教學，注重學生自學、教師只起答疑、啟發之功。朱熹認為，為學是學生自己的事，“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個引路底人，做得個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教師對學生的作用在于“示始正終”，用自己的治學經驗來指導學生的學習。

其二，中國古代教材內容以人文教育為主。這固然與傳統社會知識體系、認識水平有關，但更主要是受到儒家價值觀的影響。儒家主張德上藝下、重道輕器、重人文輕自然與技術，孔子在談及知識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關系時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并強調“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他所編的“六經”涵蓋了道德觀念、語言文學、社會政治和哲學歷史，是以道德義理為主體的人文文化。這種人文教育不僅為古代學校教學內容奠定了基礎，還為教材編撰確立了明確的價值取向：即教材要關注人性的涵養、人倫的教化，要關注社會與人生的哲理。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教育家中，幾乎沒有脫離政治、脫離社會、脫離道德而單純講授知識的。韓愈認為，教師的職責是傳道、授業、解惑，強調以“道”為核心。即使是批判理學、倡導實學的清初教育家顏元也明確提出，“學所以明倫耳”。古代學校以道德教育為主，德育中又以儒家綱常倫理教育為主，其教材也與“德上藝下”的價值觀一致。

其三，古代教材受文教政策與選士制度影響非常明顯。漢代“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使儒家五經占據了博士官學的全部位置，其他學派的思想只能在民間私學教學。在人才選拔方面，漢代也以儒術、策問定高下，所謂“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漢代太學傳經，需嚴守師法家法，師法即師承關系，代代直系相傳，家法即學術流派，側重于傳經內容。一些有造詣的經師創立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體現在形式上即為“章句”，這些“章句”在某種意義上即是經學教材。由于師法、家法沒有明確的規定，在教學與考試過程中，師法、家法之爭無法避免。統治者曾數次致力于經學的統一，東漢靈帝時的《熹平石經》就是為了統一經學內容而立，也標志著漢代官方權威經學教材的確立。唐代推行“重振儒術、兼容佛道”的文教政策，在人才選拔上采取科舉考試制度，設置了幾十種科目，不僅有以儒家經典為主要考試內容的秀才、進士、明經科，還開設了明法、明算、明字等科目，甚至開設了道舉科目。宋代文教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是重文輕武、尊孔崇儒，培養和選拔人才的目標和標準皆以文行為貴，形成了新的義理之學。雖然科舉考試的內容仍沒有離開五經，但其方式由死記硬背經文注疏轉向闡述儒家經典義理。如王安石變法時曾停止在進士科中試詩賦、帖經、墨義，改試經義、策論。科舉內容與方式的改變直接影響了學校的教材，出現了一批體現“宋學”特征的經學教材。明清兩代，文教政策上推崇程朱理學，科舉考試也明確規定從《四書》《五經》中出題，且以程朱學理學派的注疏為標準。

其四，古代教材受傳統學術思想的發展影響至深。雖然經學作為古代教材的主體地位自漢以后一直未變，但隨著時代發展、學術變遷，解釋經學的注疏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漢代學校使用的《五經》教材，有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派別的不同。今文經學微言大義，反映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一直占據博士官學的正統地位。古文經學派則竭力為古文經爭得合法席位，到東漢末年，古文經學逐漸受到推崇，王肅所注《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以及其父王朗所作的《易傳》皆列于學官。宋代教材反映了宋代學術的發展軌跡。北宋初期，漢唐的傳統經學在教材中還有一定地位，后來理學崛起，用理學思想詮釋經書逐漸占據了教材的主體地位，南宋以后逐漸理學化。清代乾嘉考據學派認為宋明理學空談心性與天命，無補于國事，也無補于治學。以戴震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致力于訓詁考證，“實事求是，不偏重一家”，既與宋學徹底分離，但又不同于舊漢學。戴震認為：“圣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之制數。”經學上這一系列變化，雖對官學正統教材影響不大，但在民間書院中，其教學內容的演變卻清晰可見。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教育史，給后人留下了寶貴文化遺產，以《四書》《五經》為主的古代教材，雖在一定程度上禁錮了讀書人頭腦，阻礙了科學文化、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但其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同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古代教材，我們應批判地吸收，從中發掘民族文化的活力，創造出符合時代精神的中華民族新文化。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②[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③[清]戴震：《戴東原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29年。

責編/鄧楚韻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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