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經濟作為新型經濟形態，不僅有效對沖了疫情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而且展現出強勁活力和巨大發展潛力。從數字經濟發展及其所表現出的能效來看，數字經濟已成為推動構建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加快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應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創新作用，激發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內生動力，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支撐。

【關鍵詞】數字經濟 新發展格局 消費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與國際局部逆全球化趨勢影響下，如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成為各界關注重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應對百年變局，統籌“十四五”時期謀篇布局，審時度勢作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決策。這不僅是黨中央面對內外部環境準確研判后的重大戰略部署，也是未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重點。數字經濟作為新型經濟形態，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通過數字技術深度賦能實體經濟，驅動國內循環大市場釋放內需潛力，協調推進國內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加快數字經濟發展，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雙融合，將為“雙循環”發展注入新動力。

數字經濟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注入新動力

疫情給世界經濟復蘇前景帶來不確定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下簡稱“IMF”）發布文章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導致了全球經濟的衰退，嚴重程度高于全球經濟危機。因此，急需挖掘助力經濟復蘇的新增長點。首先，全球經濟陷入深度衰退且復蘇緩慢。據IMF測算，2020年全球經濟萎縮約為3.3%，發達經濟體預計在2022年才能回到疫情前水平，新興市場經濟體和低收入發展中國家預計到2023年后期才能復蘇。其次，國際貿易大幅萎縮。據世界貿易組織（以下簡稱“WTO”）數據，2020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同比下滑9.2%。最后，國際投資下滑劇烈。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數據顯示，去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回落至上世紀90年代水平，降至8590億美元，降幅達42%。

數字經濟為我國經濟復蘇注入新動力。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經濟率先復蘇，且延續穩定恢復態勢。這離不開數字經濟為國內疫情防控和經濟循環注入新動力的關鍵支持。從內部來看，數字經濟通過對國內傳統行業賦能，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創新發展；從外部來看，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使我國從供給側沖擊“卡脖子”環節，進而提升全球價值鏈地位。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以下簡稱“《白皮書》”）顯示，2020年國內數字經濟總規模已達到39.2萬億元，較2019年增加3.3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8.6%；數字經濟增速高達9.7%，是我國同期名義GDP增速的3.2倍多。數字經濟所帶來的新型生產力正在推動社會生產方式向數字化轉型。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遠程辦公、在線教育、遠程醫療、電子商務等新興數字經濟業態蓬勃發展，并從根本上提升技術創新水平，全面激發經濟增長潛能。與此同時，“數據”正在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生產要素，通過互聯網、計算機等現代信息網絡載體，與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深度融合，促進經濟效應倍增。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和數字經濟體系的建設均須依托于國內巨大的市場優勢。龐大的市場規模既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充分市場空間，又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海量大數據資源和廣闊應用場景。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以擴大內需為戰略核心，為國內大循環釋放更多動力；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推動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安全高效對接國際大循環。

數字經濟為國內大循環夯實基礎

數字經濟創新出的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滿足居民消費多元化需求，為國內經濟大循環釋放新動力。消費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而中等收入群體是消費的重要基礎。目前，我國約有4億中等收入人口，絕對規模世界最大。《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1）》顯示，截至2020年底，我國網民規模達9.8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70.4%，我國5G網絡用戶數超過1.6億，約占全球5G總用戶數的89%。這為數字支付和各個數字平臺帶來海量數據，基于這些數據催生出眾多新模式、新業態，將創造更多需求，進一步刺激消費。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數字技術及其應用“大放異彩”。據商務部信息，2020年全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10.9%，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14.8%，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到24.9%，數字經濟助力國內大循環良性發展。

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在數字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數字產業化作為數字經濟的“根”，是指由數字技術帶來的產品和服務，例如電子信息制造業、信息通信業、軟件服務業、互聯網業等。數字產業化推動產品和服務逐步向高質量發展，著力打造新興數字產業并促進我國全球價值鏈向更高層躍進。另一方面，產業數字化作為數字經濟的“魂”，通過數字技術為傳統產業調結構、轉方式、促升級，提升我國產業現代化水平。其中，第三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起到了關鍵作用。《白皮書》顯示，2020年我國產業數字化增加值規模達31.7萬億元，占GDP比重31.2%，占數字經濟比重高達80.9%。

數字經濟暢通流通環節堵點，全面提升國內經濟大循環效率。流通作為聯結生產和消費的紐帶，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重要環節，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方式為經濟社會提供算力、算法和數據，為產業全要素互聯互通提供有力支撐，一定程度上消除經濟循環中供需錯配等問題，降低交易成本，促進數據要素市場的優化配置。

數字經濟為國際大循環提供持續動力

數字經濟從供給側推動我國產業現代化水平和創新能力得到提升。數字經濟帶來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推進國內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和產業轉型升級，通過數字技術創新從供給側健全完善產業體系并進行優化升級，提升我國產業現代化水平，為國內市場提供與之相適應的生產和供給能力，從而更好地適應國內國際需求拉動和個性化需求發展。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得對外依存較高的產業鏈環節面臨阻隔甚至斷鏈風險，尤其在芯片、機械設備和汽車等全球價值鏈融合較高的產業影響更加明顯。而新一代數字技術創新使得我國產業鏈供給能力迅速提升，產業鏈斷鏈風險降低，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增強。依托國內大市場和完備產業鏈優勢，數字技術創新加速產業升級，數字技術與能源、制造、交通、生物等多領域交叉融合，打造出能源云、工業互聯網、智慧交通、生物芯片等新業態，數字科技創新動能裂變式釋放，芯片及運行系統等關鍵領域的自主研發已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量子通信、未來網絡等前沿技術逐步從概念走向研發和應用，通過數字技術創新有效促進國際大循環。

數字經濟加快開放型全球經濟的構建，貿易成本降低，商品與生產要素之間的跨界流動逐步加深。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是國家之間進行貿易的關鍵基礎。而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貿易正在從兩個方面重構國際貿易模式。其一，傳統貿易方式向數字化轉型。跨境電商平臺將商品信息、支付流程線上化，助力國際貿易降低固定成本。其二，服務和貨物等貿易對象向數字化轉型。5G、人工智能、云計算等信息技術使數據傳輸效率大幅提升，從而促進數據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可貿易性顯著提高。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推動國際大循環的主要動力。據WTO發布的年度《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報告顯示，2020年，亞洲地區成為唯一一個貨物貿易出口量維持正增長的地區，而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數字經濟賦能貿易的速度，促進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深度大循環。

如何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加速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以數字經濟為抓手，促進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升級，加速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從供給側來看，加強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鏈數字化、自動化、現代化、協同化的賦能力度，以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著力點，加快以人工智能、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為主的信息基礎設施對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提升生產要素流動性，重構優質供給端。從需求側來看，持續以數字經濟帶動消費提質升級，釋放龐大的內需市場紅利，促進國內經濟大循環。總的來看，數字經濟有機粘合生產和消費，不僅改造了舊有生產力，而且發展了新的生產力，進一步釋放國內市場需求，激發生產轉型升級，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創新作用，激發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內生動力。數字經濟創新包括原始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技術轉化創新。在原始數字技術創新方面，需要依托制度優勢，提升核心技術的研發創新能力，從而全面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關鍵技術開發要匹配數字經濟發展速度，重點加快智能芯片、操作系統、數字工具軟件研發以及智能制造“卡脖子”問題的突破。在數字技術轉化創新方面，聚焦國家支柱產業，加大成果轉化力度，通過產學研深度融合，推動新一代數字技術應用創新，加快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數字經濟創新減少對外部技術依賴，以自主創新增加內循環發展動力，在努力打通國際循環的同時，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提升經濟發展自主性、可持續性。

聚焦“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以高水平開放助推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與“一帶一路”倡議堅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相契合，發揮國內數字經濟優勢，將有效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并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供良好機遇。一方面，以數字經濟激發“一帶一路”市場新潛能。我國的人工智能、5G、物聯網、云計算等數字技術正快速推進，涌現出一批新興企業和完成數字化轉型的傳統企業，這些企業“走出去”將優化“一帶一路”市場布局，激發市場新潛能，促進數字經濟與產業深度融合，釋放產業新產能，并提高“一帶一路”沿線相關國家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加強國際合作。“十四五”時期，“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數字貿易、數據傳輸等國際數字經濟新規則的制定是促進“雙循環”的關鍵，不僅應加強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合作制定數字經濟新規則，而且應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理念和發展經驗，在提升全民數字素養、加強數據資源保護、數字經濟監管以及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方面制定合理的發展目標和政策。

數字經濟正在通過數字技術的創新驅動社會生產力，改變生產關系，并以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提高生產效率，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優化產業結構，形成供給創造需求、需求牽引供給的高質量動態平衡，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釋放新動力，為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新支撐。

（作者分別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張輝、石琳：《數字經濟：新時代的新動力》，《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②王一鳴：《百年大變局、高質量發展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責編/賈娜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