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科技事業的巨大進步，向全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既善于領導革命，也善于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回顧總結黨領導科技事業的光輝歷程中，更加堅定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的信心和決心。通過學習黨領導科技事業的光輝歷程、實踐探索、科技戰略的歷史演進中，深刻領會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關鍵詞】科技事業 建黨百年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都高度重視科技事業”，“科技事業在黨和人民事業中始終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戰略作用”。學習黨史的目標任務包括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明理是增信的前提，是崇德的導向，是力行的動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科技事業始終充滿生機和活力，百年探索和實踐給予我們深刻啟迪。

科技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學史明理，就是要明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堅持和加強黨對科技事業的全面領導。科技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科技事業的巨大進步，向全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既善于領導革命，也善于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黨領導的科技實踐活動，起始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開展紅軍迫切需要的軍醫、軍工和無線電通信等技術工作，各蘇區普遍開辦醫院、兵工廠、衛生學校、農業學校、無線電訓練班等。由于創業維艱、戰事倥傯，此時的科技事業有著臨時性、應急性、因陋就簡的特征。抗日戰爭時期，黨領導的科技事業進入系統性探索階段。1939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指出，要“開辦實用科學研究所，以發展工業、植物、土木工程、動物、化學、地質等的科學研究，造就科學人才，以供應發展國防經濟之需要”。毛澤東等領導同志大力提倡學習科學知識，鼓勵科學研究。由于環境相對穩定和奔赴而來的科技人員較多，黨中央于1939年在延安建立了自然科學研究院。邊區科技事業在實現“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同時，也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感召力。1943年，抗日愛國將領續范亭在陜甘寧邊區發表演說時感嘆道：“自從有了共產黨，有了毛主席，中國就有辦法了，中國就不會亡了。”到解放戰爭時期，黨的科技事業繼續發展，科技工作“更有系統和規劃，原來臨時性、應急性的工作逐漸轉變為一項長期的、穩定的工作”。

1956年，在抗美援朝和“三大改造”結束后，黨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毛澤東同志在領導我國經濟建設的同時，大規模發展科技事業，縮短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距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1986年，我國決定實施發展高技術的“863”計劃，高技術研究進入了多領域協同的聯合攻關階段。20世紀90年代，黨中央提出科教興國戰略后，在繼續實施“863”計劃的同時，1997年組織實施《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1998年6月，開始實施知識創新工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我國科技實力正在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科技創新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回顧黨領導科技事業的光輝歷程，更加堅定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學史明理，就是要在百年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道路探索進程中，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在回顧總結黨領導科技事業的光輝歷程中，更加堅定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歷史地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開辟了自主創新道路。黨對科技發展道路的初步探索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開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深刻認識到科技的重要性和科技人才的關鍵作用。正是在邊區工業建設的實踐中充分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提出了中國實現工業化的遠大理想。延安時期的成功實踐，為新中國成立后如何發展自成體系的科技事業做好了準備。1949年11月，在延安自然科學院和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國科學院，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播下的科學種子終于萌發出幼苗。

新中國成立之初，科技基礎十分薄弱。1954年6月，毛澤東同志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1956年4月，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由周恩來、聶榮臻等領導牽頭，成立了科學技術規劃委員會，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調整了科研力量和機構設置，確立了新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基本框架。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經過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我們很快有了中國歷史上的無數個第一：生產出第一架飛機、第一輛汽車、第一臺拖拉機，自行研制的第一顆原子彈、氫彈先后爆炸成功，自行研制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潛艇順利下水，自行設計建造第一座大橋——南京長江大橋，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首次培育成功強優勢秈型雜交水稻等。1964年，我國主要機器設備的自給率已達90％以上，1965年國內需要的石油已經全部自給。

毛澤東同志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我國航空工業在蘇聯援助下，1951年起步，1956年就造出了高亞音速噴氣式殲擊機，躋身于世界少數能造噴氣式飛機的國家行列。蘇聯專家撤走后，我國導彈研制人員自力更生、奮發圖強，1960年底，我國成功發射第一枚國產近程導彈。20世紀90年代，黨中央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1999年，第一艘無人實驗飛船“神舟一號”成功發射和“神威”計算機問世，我國科技事業實現跨越式發展。改革開放初期，由于“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思想影響，已有一定技術積累的“運十”大飛機、紅旗轎車、光刻機等一批高精尖項目下馬，貽誤了相關產業升級的時機，也增加了路徑依賴和核心技術“卡脖子”的風險。鑒于我國科技總體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存在關鍵技術自給率低、發明專利數量少等問題，2006年，黨中央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任務。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機遇，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逐步將科技置于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核心地位，推動我國科技實力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提升，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深空探測等前沿領域開始成為引領者，正在加快步伐邁向科技強國。

從毛澤東同志號召“向科學進軍”，到鄧小平同志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江澤民同志提出“科教興國戰略”、胡錦濤同志提出“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科技自立自強”，縱觀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每一個歷史節點，黨中央始終把握我國科技創新的正確方向，適時作出重大戰略部署，并不斷推高科技事業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位置。

學習黨領導科技事業的光輝歷程，感受黨對知識分子和科研人員的深切關懷

學史明理，就是要通過學習黨領導科技事業的光輝歷程，感受到黨對人民的摯愛與深情，對知識分子和科研人員的深切關懷，領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所蘊含的深刻哲理，深入領會和貫徹“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的戰略思想，把握創新發展規律、人才成長規律、科技治理規律，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永遠做為人民服務的科研人員。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中共中央和各邊區政府制訂了一系列致力于改善人們生活的科技政策，科技工作者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對自然科學和相關技術的研究，加速了邊區科技事業的發展。在中共中央科技政策的指引下，科技人員提出并指導推廣了興修水利、增施肥料、防治病蟲害等一系列農業新技術，如用馬蘭草解決造紙的原料問題、用硅酸鹽制造硫酸和炸藥、從植物油中提煉煤油、汽油的代用品等，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建立了紡織、造紙、兵工、機器制造、煉鐵、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學工業等，極大地促進了邊區的工農業生產，改善了邊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先后創辦了中央醫院、邊區醫院、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八路軍野戰醫院等50多個醫療衛生單位，毛澤東同志多次強調“打破宗派主義”，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極大改善了軍隊的醫療工作水平和群眾的衛生健康水平。

科技人員既是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要載體，又是科技實踐活動的主體。1939年12月，中共發出由毛澤東同志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明確提出：“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在陜甘寧邊區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黨中央和邊區政府對科技人員和知識分子給予了適當的優待和照顧。如，1941年1月書記處批準，決定當年給文化技術干部另做干部服裝，增加津貼1/3；伙食則另辦小廚房，增加菜金5元；對文藝作家，另發12元的紙張費。黨中央還大膽培養、關心和優待知識分子。時任中組部部長的陳云同志說，“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搶知識分子”，最終“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匯集了化工、機械、地質、醫藥、農林等方面科技人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指出：“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設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向科學進軍，不能走世界各國發展科學技術的老路，而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1962年3月，周恩來同志在《論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中，肯定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發揮科學和科學家的作用，使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新中國成立以來，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中蘇關系破裂等境況，老一輩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把個人志向與民族振興緊緊聯系在一起，“苦干驚天動地事，甘做隱姓埋名人”，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取得了研制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秈型雜交水稻、建造第一艘核潛艇等彪炳史冊的科技成就，樹立起科技界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的精神豐碑。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不僅國防科技業績顯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全國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有了鐵路，1968年建成的南京長江大橋，是當時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最大的鐵路、公路兩用橋。經過改造的寶成鐵路成為我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曾經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亂、血吸蟲病、瘧疾、鼠疫等疾病，均得到有效防治。1972年，中國中醫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種新型抗瘧藥青蒿素，在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1999年，在新中國成立50周年之際，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從2000年起設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并于2001年召開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著名數學家吳文俊、“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榮膺2000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在全社會培育崇尚科學的創新文化。

2020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黨中央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終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擺在第一位，切實尊重每個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同時，保證人民群眾生活少受影響、社會秩序總體正常。大規模核酸檢測、大數據追蹤溯源和健康碼識別、搶建方艙醫院、多條技術路線研發疫苗，為戰勝疫情提供了強大科技支撐。

從黨領導科技事業的實踐探索中深刻領會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學史明理，就是要從黨領導科技事業的實踐探索、科技戰略的歷史演進中，深刻領會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順勢而為，奮發有為，我們就能夠更好前進。”從世界文明史來看，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1941年，朱德同志在《把科學與抗戰結合起來》一文中指出：“現在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抗戰建國過程中，不論是要取得抗戰勝利，或者建國的成功，都有賴于科學。”并號召科技人員“確確實實把自然科學的學識，與我們祖國的土壤和資源結合起來，以科學方面的勝利來爭取抗戰建國的勝利”。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包括全國知識分子在內的愛國分子團結起來，為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錢學森、鄧稼先、李四光、華羅庚、郭永懷、葉篤正、莊逢甘等遠在海外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克服困難，紛紛歸國。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

1964年12月21日，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由此，“四個現代化”正式成為黨凝聚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的戰略目標。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同志發表講話，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86歲高齡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發表了《科學的春天》的書面講話。此后，黨中央采取恢復高考和研究生的考試、恢復學術職稱、實施國家津貼、制定全國學科發展規劃、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等一系列的重大舉措，推動科技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有效結合，調動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研發積極性，組織實施科技攻關工程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成功突破了漢字激光照排、超級計算機、轉基因抗蟲棉、移動通信、高速鐵路等關鍵產業技術，充分發揮了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全面展開，戰略科技力量建設邁出重大步伐。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第一動力”、“四個面向”、新型舉國體制等一系列新論斷、新要求，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科技學說；習近平總書記對科技創新進行了全局謀劃和系統部署，搶抓全球科技發展先機，推動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為科研人員營造良好創新生態，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探索實踐從人才強、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創新路徑，拓展了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為建設科技強國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學黨史、開新局，就要更加堅定“四個意識”、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以科技自立自強構建新發展格局，聚焦“國之大者”、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弘揚勇闖國際前沿的科學精神，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為建成世界科技強國而奮斗！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選集》(第二、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③《發展科技的指導思想：從延安時期到建國初期》，《自然科學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朱德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

責編/潘麗莉 趙橙涔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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