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依據國際環境和時代主題的變化，形成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從人類整體利益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主張。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中國共產黨不斷順應時代的發展變化，調整自己的對外戰略理念，但其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沒有改變，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道路。

【關鍵詞】對外戰略 國際主義 世界多樣性 新型國際關系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肩負著民族復興和推動人類進步這兩個光榮而偉大的使命，面臨著如何處理自身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問題。在百年艱難探索中，中國共產黨正確處理了民族復興與世界進步的關系，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與世界交往的路線，維護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樹立了中國的良好形象，使中國與世界交往的路越走越寬廣，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巨大的作用，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貢獻。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我們能夠看到，中國共產黨不斷順應時代的發展變化，調整自己的對外戰略理念，使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工作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外交不斷開拓新的局面。

從革命的國際主義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的事業是國際性事業，需要各國無產階級相互支援，相互合作，而這種相互合作，則體現在無產階級政黨的相互支持和合作上，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明白自己身上肩負的歷史使命，把中國革命作為世界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同時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正義事業提供無私的支持。在世界局勢發生巨大變化，時代主題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之后，中國共產黨人發展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著眼于國家和人類的整體利益，把維護世界和平和推進人類進步事業作為自己的國際擔當。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的，并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下展開工作，而共產國際的成立則是為了推進世界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這一背景深刻表明了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和神圣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革命則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第一，在國家對外戰略上選擇“一邊倒”的戰略，即在對外戰略上全面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在外交戰略上選擇“一邊倒”的對外戰略，有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更重要的是基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第二，在黨的對外關系上，支持蘇聯共產黨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黨，這是基于共產黨人共同的奮斗目標，是承擔國際主義義務的表現。第三，在經濟尚不發達、有時甚至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積極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斗爭。在共產黨人看來，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戰略部署，并在政治上和物質上給予亞非拉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大量無私真誠的援助。可以說，國際主義從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理念上升為國家的外交戰略。

中國共產黨勇于自我革命，能夠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和中國的具體國情調整對外戰略理念。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中國共產黨由于不滿蘇聯共產黨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和大黨主義的行為，就逐漸調整了“一邊倒”的對外政策，開始實施“兩個拳頭打人”的對外戰略，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對傳統的國際主義作出了調整。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對國際環境和中國國情作出了新的認識，認為“和平與發展”取代了“戰爭與革命”成為時代的主題，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主要政黨都建立了聯系，并通過世界政黨交流機制加強了與其他國家政黨之間聯系。這意味著黨的對外工作和國家的外交工作正在超越傳統的意識形態因素，也意味著對國際主義概念的理解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的使命是通過階級革命最終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階級革命階段表現為各國無產階級的相互支持，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革命性；而在無產階級革命完成后則要建立一個由“現實的個人”聯合起來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時則體現為全人類的整體性。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在人類社會聯系越來越緊密的全球化時代，在各種全球性問題需要人類共同應對的時代，在各國無產階級之間聯合熱潮已經退卻的時代，僵化地堅持革命的國際主義已然不合時宜。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后順應時代的發展，在國內不再以階級斗爭的方式組織生產和生活，在對外政策理念上也將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思想推向了新的坐標點，從推進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現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向“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的過渡。

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革命的國際主義讓位于大國責任，中國開始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來看待當前的世界格局和世界體系。以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志，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主動性增強，并逐步明確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定位，以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承并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思想，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國際擔當，是新時代的國際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處理黨的對外交往和國家外交的重要指導思想。

從一個分裂的世界到一個多樣性的世界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來，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人對國際格局的判斷，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改變。具體而言，是從“一個分裂的世界”到“一個多樣性的世界”的巨大轉變。

中國共產黨剛剛誕生時的世界是一個分裂而充滿壓迫的世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國家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也存在尖銳的矛盾，“帝國主義者開多少次會議，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將來的戰爭趨勢和英、法非相見于疆場不能解決的沖突”，帝國主義國家“加緊劫奪殖民地和弱小國家的富源和勞力，一方可以勉強按住他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使之不能即時脫離羈軛，俾得從容補償前次大戰的損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經濟的和軍事的準備。”中國受到了歐美列強和國內軍閥兩層暴力的壓迫，國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險到了極點。“現在代表世界的無產階級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大本營的，只有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后新興的第三國際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之時，冷戰開始，世界分成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的是一個更加分裂和對立的世界。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952年，斯大林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形成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其經濟后果就是出現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這一觀點得到了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世界各國共產黨及無產階級政黨的認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中國采取了“一邊倒”的對外戰略，全面倒向社會主義陣營。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殖民體系加速崩潰，發展中國家崛起，同時，兩大陣營內部也出現了力量分化重組，不再是鐵板一塊。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么多，也沒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這種認識已經超越傳統的依靠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是中國的外交改變了“一邊倒”政策的風向標。此后，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采取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在冷戰對抗和兩種社會制度激烈競爭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分裂的世界的看法并不完全是一種主觀的判斷，而是有客觀現實基礎的。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和東西方關系的緩和，世界形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對世界的認識也發生了較大的轉變。隨后，不論是黨的對外交往還是國家對外政策，都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而是廣交朋友，為國內建設謀求最好的外部環境。

“一個多樣性的世界”是冷戰結束后中國共產黨在看待國際格局方面的一次重大的理論突破，為打開國際交往的新局面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冷戰結束之后，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世界的聯系更加密切。但另一方面，由于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西方國家也加大了在全世界推行西方價值體系和政治制度的力度，試圖按照自己的意愿來改造中國，改變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并沒有回到冷戰時期的對抗性思維，而是創新性地提出了“世界是多樣性的”理念，有效應對了全球化時代中國面臨的各種挑戰。1992年4月7日，江澤民同志在訪問日本的時候指出，“世界是多樣性的。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有上千個民族所組成的近200個國家，不僅存在著自然環境的差異，而且經歷了不同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這就形成了各種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把尊重文明多樣性作為國際關系中要弘揚的一種包容互鑒精神，指出，“包容互鑒，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發展道路多樣化，尊重和維護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相互借鑒，取長補短，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進入新世紀，人類社會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同時，人類也處于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深刻認識到世界格局的變化，提出了在尊重多樣性的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理念，他指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我們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消除疑慮和隔閡，把世界多樣性和各國差異性轉化為發展活力和動力。”“我們要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維，樹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贏理念，摒棄意識形態爭論，跨越文明沖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模式，讓世界多樣性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人類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態。”“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的魅力所在。”

從和平共處到建構新型國際關系

在無產階級政黨和國家如何處理外部關系尤其是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關系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展了列寧的和平共處思想，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和平共處只是共產黨人追求的國家間關系的最低層次的狀態。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對當代國際關系提出了更高的期許，提出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互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的主張。

列寧首次提出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思想。共產黨人在取得政權之后，如何同其他國家尤其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相處，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給出現成答案。在列寧的領導下，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在俄國取得了勝利。列寧提出了“一國勝利論”，并認為無產階級在武裝奪取政權后，為了贏得和平的國際環境，鞏固自己的政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是必要的和有利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著嚴峻的國際形勢。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拒不承認新中國，對我國采取敵視和制裁政策；中國與主要西方國家在朝鮮戰場刺刀相見，成為戰場上的敵人；周邊國家對新中國也心有顧慮。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謀求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基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同志加兄弟的國家關系的同時，在處理同印度和緬甸的關系時提出并由三個國家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后來經過萬隆會議而被廣大發展中國家所接受，成為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使新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

和平共處既是中國處理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對外關系時最基本的要求，反映的是新中國面臨的嚴峻的國際形勢。實際上，尋求和平共處本身就意味著一種緊張關系的存在。首先，和平共處的追求和當時嚴峻的國際環境存在著巨大的反差。新中國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進行的封鎖和政治經濟上的制裁，后來又面臨與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系惡化。其次，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同時，在對外政策中卻有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導致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反復。但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基本原則而言，其價值則是巨大的：它強調主權平等，積極求同存異，超越意識形態，為超越受資本主義貪婪精神所侵染的弱肉強食的傳統國際關系提供了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新認識了時代主題，認為“和平與發展”取代了“戰爭與革命”，并以此作為對外戰略調整的依據，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成為中國外交新的使命，在發展與其他國家關系時超越了意識形態，主張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提出了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三不”原則，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在外交上實施全方位外交，與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并積極融入戰后多邊機制，為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真正實現了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

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而中國的綜合國力也在迅速提升，這一方面為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中國如何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提出了新的命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行了新的發展，強調尊重世界多樣性和國際關系民主的主張，論述了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胡錦濤同志則提出了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倡導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等主張，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著眼于人類共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宏大目標，提出“堅定不移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習近平外交思想所倡導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主張世界各國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支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習近平外交思想關于新型國際關系的論斷，體現了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建立公平正義國際關系的不懈追求，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新范式。這一新范式反映了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超越了意識形態差異，有利于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和人類社會的共同進步。

獨立自主探索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路始終未變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一直把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世界人民的進步事業而奮斗作為自己的使命。一百年來，所面臨的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堅持自己的理想信念，與時俱進，在對外戰略理念上實現了從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主義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轉變，在對戰略形勢判斷上實現了從“一個分裂的世界”到“一個多樣性的世界”的轉變，在對外戰略目標上實現了從追求和平共處到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轉變。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來對外戰略思想演變史，就是一部獨立自主探索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歷史。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外戰略理念在很多方面都發生巨大的變化，但中國共產黨在對外政策領域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沒有改變。

成立之初，在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的過程中，并沒有盲從蘇聯黨的經驗，而是培育出了獨立自主的精神，中國共產黨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確認識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沖破黨內“左”傾教條主義和把共產國際決議及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束縛，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正確處理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關系，在接受共產國際指導和學習蘇聯共產黨經驗的同時，獨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和革命特點的道路，并產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東西方嚴重對立、我國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形勢下，新中國采取了“一邊倒”的對外政策，但在處理與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關系時，中國黨和政府從沒有放棄獨立自主，而是與蘇共大黨和大國主義進行了斗爭，沒有成為蘇聯的附庸。中國在這一時期還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如何處理國家關系問題上做出了理論創新，開創了共產黨人處理國際關系的新路徑，維護并發展了獨自自主的精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勇于自我革命，反思此前在外交領域過度強調意識形態的做法，提出“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形成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冷戰結束以來，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以無比的勇氣進行了理論探索，提出了文明多樣性、國際關系民主化、和諧世界、新型大國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一些新觀點新理念，從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整體利益出發，在寬廣的領域匯聚了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超越了不同文化尤其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形成了鮮明的價值導向，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開辟了新的局面，也為人類社會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

“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獨立自主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回顧中國共產黨對外戰略演變的百年歷史，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中國共產黨對外政策領域的獨立自主。一是獨立自主探索的精神。無論是在建黨初期力量弱小的時候，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面臨復雜的國際安全形勢下，又或者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對外關系方面從來沒有喪失自我，而是牢牢地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開辟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道路。中國共產黨正確地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精神，根據國際形勢和時代主題的發展變化，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及不同發展階段的基本國情，確立了獨自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在對外關系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創新，為匡正資本主義影響下的國際關系體系規則，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道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道路是基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致力于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模式，最終建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從而為人類社會的進步事業作出獨特的貢獻。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責編/韓拓 美編/陳琳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