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意識形態競爭前所未有的激化，惡化了中國的國際生存環境。社會主義是人類為克服資本主義弊端所做的制度調整，不僅運行于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內生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論用國有經濟、社會改造，或者民主，都不能割裂中國與世界的聯系。社會主義不是撕裂世界的理由，民粹主義和霸權主義才是，對此國際社會應保持高度警惕。面對后疫情時代錯綜復雜的國際問題，中國方案是通過構建更大的自貿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來促進共同繁榮，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和希望。
【關鍵詞】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中美關系 戰略競爭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61/D8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3
歐陽向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俄羅斯政治和經濟政策。主要著作有《西方經濟學家與馬克思的思想交鋒》（合著）、《馬克思主義世界政治經濟基礎理論研究》（合著）等。
冷戰結束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制度之爭一度偃旗息鼓。然而，隨著“東升西降”的勢頭持續加強，美國將自身衰落的原因歸結于“中國威脅”，并把社會主義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挑起對中國的貿易摩擦。拜登上臺后，積極拉攏北約和印太盟友，妄圖建立所謂的“民主國家聯盟”，排斥和孤立中國。意識形態競爭前所未有的激化，惡化了中國的國際生存環境。事實上，社會主義是人類為克服資本主義弊端所做的制度調整，不僅運行于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內生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不僅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存在，還與資本主義互為借鑒，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纏繞共生。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給全人類造成的負面影響，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亟待增強，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亟需提上議事日程。
社會主義不是割裂東西方的理由
科學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但不是割裂東西方的理由。從思想來源上看，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是對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繼承和發展。無論是黑格爾的辯證法，還是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或者亞當·斯密從分工入手構建的傳統經濟學，以及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將公有財產作為消除不平等的解決方案，都反映了西方人對世界和思維的關系以及社會發展與規律的探索，也都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產生過或多或少的影響。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異質于其他學說，是因其有著鮮明的階級屬性和實踐特征，以及在此之上構建起來的有著明確旨歸的國家和歷史理論。它一方面內在于西方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又是對西方理論體系的顛覆，所以才引起諸如米塞斯、熊彼特、波普爾、薩繆爾森、羅斯托、布坎南、諾斯等西方思想家的對話與交鋒。波普爾指責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決定論，伯林在他的《馬克思傳》序言中盛贊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最謹慎、也最攝人的批判”，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如哈耶克、梅達華、薛定諤、波爾、莫納德和艾克里斯都是波普爾的堅定支持者。另外一些思想家則相對客觀得多，他們承認在某些方面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和啟發。薩繆爾森認為，經濟思想史方面“標準的高深著作”當屬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而熊彼特正是在這一著作中將馬克思稱為“第一流經濟學家”，西方著名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還指出“熊彼特的理論與馬克思的理論具有某些驚人的相似之處”。1986年，布坎南因將經濟方法運用于政治過程研究并創建公共選擇理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布坎南獲獎的前一年，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就曾指出，從馬克思對“歷史的經濟解釋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選擇理論的萌芽”。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不僅不外在于西方思想，還是西方思想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一環。科學社會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推導和實踐方案，更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所產生的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問題、為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指明方向。
作為一種學說，馬克思主義容得下任何批評和質疑，然而，社會主義被打上“危險”的標簽卻不是因為它是一種學說，而是因為它在百年來被落后于西方的東方國家付諸實踐，并給其帶來了飛躍式的發展。坦率地講，西方國家怕的不是社會主義思想，而是怕非西方陣營的發展壯大。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領導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并指導巴黎公社的社會主義早期實驗時，西方沒有集體恐慌，反而有無數先進的知識分子因看到了人類的前途和希望而歡欣鼓舞。當列寧、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繼而成為歐洲第一強國時，西方的態度開始變得復雜許多。當時，一邊是美國領導的“北約”，一邊是蘇聯領導的“華約”，兩大軍事集團對抗，同時也使世界的左右兩翼力量維持均衡。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則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強大發生著變化。1972年中美建交，幾年后，在吉米·卡特總統任期內實現了中美關系正常化。半個世紀以來，盡管中美有矛盾沖突，但是接觸和合作還在首位，直到特朗普任總統期間情況發生明顯變化。2019年庫爾特·坎貝爾和杰克·沙利文在《外交事務》雜志撰文，宣稱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如今，他們兩人一個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管亞洲事務的官員，一個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中美的緊張關系不僅已公諸于眾，還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有人認為這是意識形態分歧使然，但即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左翼思想家也層出不窮。霍布斯鮑姆、沃勒斯坦、阿明、阿多諾、齊澤克、高茲、大衛·哈維、阿甘本等人，都以鮮明的左翼立場出現，并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就是在當代美國，不僅有伊麗莎白·沃倫和伯尼·桑德斯這樣的左翼人士活躍于眾，還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為左翼思潮的擁躉。據2019年11月在線雜志《聯邦主義者》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稱，美國年輕人中至少1／3支持共產主義，70%會投票支持一位宣揚共產主義的候選人，57%認為《共產黨宣言》比《獨立宣言》更能“保障自由和平等”。2019年蓋洛普民調也顯示，美國青年人中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的已達一半左右。哈里斯民調則顯示，在18～24歲的年輕人中，六成左右明確支持社會主義，49.6%則表示不排斥“生活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可見，西方社會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分歧或許只是借口。問題的根源恐怕還是在經濟，即中國的快速發展令世界震驚。作為西方陣營的老大，美國感到威脅，因此對中國極盡打壓之能事，這反映了其霸權思維和自私心態。中國用40年時間走完了某些國家上百年的發展之路，組織得力和行動高效不得不令人思考其體制的優越性。反觀美國，疫情之下兩大法理支柱——自由和民主都受到沖擊，無所不在的社會不平等更加劇了其內部矛盾的尖銳性和復雜性。無力解決國內問題，于是甩鍋給外國，將經濟問題政治化，這正是典型的民粹主義做法。社會主義不是割裂東西方的理由，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才是，理智的人們不可不察。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互鑒共生
社會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概念，它的內涵隨著實踐的深入而不斷豐富發展。馬克思沒有給出社會主義的明確定義，而是分析了在經濟上可以表現共產主義成熟程度的兩個階段。“馬克思把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2]這也是列寧的看法，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后的過渡期實行了“新經濟政策”。斯大林時期是蘇聯式社會主義快速發展的階段，有俄羅斯學者認為其重要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國家在經濟中的決定性作用；集中管理；指令計劃；統一的國家經濟綜合體；動員性質；最大的自給自足（尤其是在尚未建立社會主義陣營的時期）；主要關注自然（物理）指標（成本起輔助作用）；商品貨幣關系的局限性；生產資料生產與商品生產相關行業的加速發展；對勞動物質和道德激勵的結合；不允許非勞動收入和過剩的物質財富集中在個人手中；確保全體社會成員的生存需要，不斷提高生活水平，分配的社會性質等。[3]“斯大林模式”對中國產生過很大影響，對“一大二公”的追求即在其中。事實上，由于社會主義處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中間階段，它既留有資本主義的某些痕跡，也具備共產主義的一些特征，而這兩者孰輕孰重、比例多少，由現有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
對于這一點，蘇聯共產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都經歷了一個認識過程。一方面，歷史已經證明，脫離現實的經濟基礎、脫離人的思想認識水平，幻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不從實際出發，全面借鑒采用資本主義體制、制度和措施，也不叫社會主義。從中國的發展實踐來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更帶有一種混合所有制的特征。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從實際出發，對我國現階段應實行什么樣的經濟所有制做出的準確判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我們國家這么大、人口這么多，又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干，眾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4]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讓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公平競爭，“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5]，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借鑒，也是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事實證明，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
以上是社會主義國家對何謂社會主義所做的歷史探索。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又是如何認識和理解社會主義的呢？鑒于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本土有星火燎原之勢，布魯金斯學會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的研究成果。在《社會主義：簡短入門》中，作者將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歸因于2008年金融危機，認為不平等的加劇和對當代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日益激烈的批評，使社會主義重新回到了大眾思想的主流。2018年，公共宗教研究所提供了兩種社會主義定義：一種是為公民提供健康保險、退休支持和免費高等教育的政府系統；另一種則是政府控制經濟的關鍵部分，例如公用事業、運輸和通訊業等。前一種明顯指的是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伯尼·桑德斯所持思想即追求于此，后一種對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公眾對社會主義（如蘇聯和中國）的理解。盡管美國人中支持社會主義的仍然是少數，但利用公共權力緩和市場經濟的矛盾，為所有美國人增加機會和安全感，卻將是當今大蕭條后的政治中一股強大的潮流。社會主義的復興對那些想保留市場經濟制度的人來說是一個警告信號，對那些想改革它的人來說是一個機會。[6]下面我們就來分析美國眼中的社會主義標準。
首先，將政府是否控制經濟作為區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不對的。早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出現之前，官方控制和國有經營就已存在。春秋時期，管仲在齊國實行“官山海”，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實施的鹽鐵官營政策，并成為此后歷代王朝鹽鐵官營的開端。西方資本主義出現后，國有化一度盛行。1660年，查理二世創立英國郵政總局，這是世界上第一家具有現代意義的國有企業。1674年，路易十四將煙草行業收歸國有。1810年，拿破侖將在大革命期間被打破壟斷的法國煙草業重新收歸國有。1867年，德國將郵政系統收歸國有。與此同時，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也都紛紛開始由國家修建鐵路。一戰前，俄國的國有企業同樣已經得到很大發展。國有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占有60%的份額。
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正式出版，標志著國家干預主義的理論基礎初步形成。此后，其追隨者如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羅賓遜、希克斯，美國經濟學家漢森、薩繆爾森、托賓等人在堅持凱恩斯基本思想的基礎上，將其發展為凱恩斯主義的兩大支派——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劍橋學派，從而在20世紀50、60年代成為西方經濟學界的“新正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及制訂經濟計劃對整個經濟進行宏觀調節，而且通過“國有化”運動直接掌控國有企業，使其參與經濟活動，并使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有相當的比重。期間，東西方均出現了大型國有企業，例如挪威國家石油公司、瑞典大瀑布電力公司、法國電力集團、美國國家鐵路客運公司、印度國家火電公司、韓國電信公司、日本郵政控股公司等。
由于指導思想和經營效益等各方面的原因，國有化和私有化經常交叉進行。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興起，西方國家經歷了一波“私有化”運動，但就算在私有化高潮的20世紀80年代，法國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20世紀90年代后期，發展中國家開始了新一輪國有化浪潮，除阿根廷外，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南美國家均先后在不同行業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國有化。2012年，阿根廷政府宣布將該國第一大石油企業YPF強行收歸國有，此前阿政府對其最大的民航企業——阿根廷航空公司也實施了國有化。21世紀以來，美國也采取了一些國有化措施。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國將機場安保業收歸國有，由美國聯邦運輸安全管理局統一管理；2008年由于次貸危機，美國聯邦住房金融局接管美國兩大住房抵押貸款融資機構房地美和房利美；2009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增持股份的方式為多家瀕臨倒閉的銀行注資；2009年申請破產的通用汽車公司重組后由聯邦政府控股。當今世界多數國家實行混合經濟，證明國有制不是割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決定性因素。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并鼓勵非公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國有企業及對戰略產業進行國有化的現象。
其次，將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與否作為劃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準也不妥。在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上，我們一般認為資本主義主張“小政府大社會”，然而20世紀以來，美國在聯邦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和如何進行干預經濟等問題上不斷搖擺，也出臺過政府“強干預”的法令和措施。早在西奧多·羅斯福執政時，就強調聯邦政府應在生產、消費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發揮職能，他本人也因此成為“進步主義時代”的代言人。大蕭條時代，美國聯邦政府采用“凱恩斯主義”，制定和修訂《社會保障法》，設置一系列社會事務相關機構，從制度上確立聯邦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和治理。20世紀60年代，聯邦政府提出“偉大社會”改革計劃，舉凡社會保障、種族平等、醫療衛生、教育發展、環境保護、城市管理等社會事務都被納入聯邦政府管轄的范疇。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保守主義重新成為聯邦政府的指導思想，美國治理理念從“大政府”向“小政府”回歸，但政府仍發揮統籌和監督的作用，同時保障社會組織的運行。80年代里根主義出臺，意味著對內消除“大政府”“大勞工”、對外抗衡社會主義蘇聯的思想達到頂峰。90年代克林頓對保守主義進行糾偏，提出新的經濟政策，增加稅收，進行環境保護，并提出醫療和教育改革方案。隨后，喬治·布什又對克林頓進行糾偏。其后，奧巴馬又對喬治·布什進行糾偏，其中最主要的主張與舉措是停止減稅、實行教育新政和普及醫療保險。特朗普上臺后，簽署《減稅和就業法案》，廢除了“奧巴馬醫改”計劃，并挑起對中國的貿易摩擦。我們預測，新就任的拜登政府對內政策必然回調，從其就任伊始就簽署了價值1.9萬億美元的經濟救助計劃即可見一斑。在當前美國的政治背景下，除了一些政客，比如桑德斯和科爾特斯自稱是社會主義者，民主黨人也將話語向“左”，選擇更溫和的“混合經濟”版本的資本主義，即要求市場和政府共同努力實現各種目標。難道這樣就能證明美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顯然不是。所以，政府對社會的干預也不是區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標準。
最后，民主是否是區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標準呢？當代西方政治把多黨制和選舉制等確定為唯一合法的民主形式，姑且不論此標準是否合理，單從程序和結果而言，西方在認定民主與否上也存在嚴重的“雙標”問題。美國是兩黨制，并不是多黨制；大選分兩個階段，既有普選，也有代議制，并不是全民直選。俄羅斯是多黨制，總統也是全民直選的，但歐美卻從未將俄羅斯看作“民主國家”。在中國，中國共產黨與八大民主黨派長期共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人民享有廣泛和真實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方式是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相結合，這些都是基于我國國情制定出來的政治規則，卻不為西方所承認，因為“他們評判別國是否民主的真正標準，是看選舉結果是否符合歐美壟斷資本霸權體系的利益。”[7]只要跟著美國走，即使通過軍事政變上臺，也是“合法”的，如197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皮諾切特集團發動流血軍事政變，悍然推翻了智利阿連德民選政府。不跟著美國走，即使是民選政府，美國也會策動“顏色革命”將其推翻。以“民主”為由推翻政府后的國家是否就變成“民主國家”了呢？例如2003年“玫瑰革命”后的格魯吉亞，2004年“橙色革命”后的烏克蘭，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的吉爾吉斯斯坦，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的中東阿拉伯國家。答案只有一個，繼續追隨美國就是民主國家，不追隨美國就是專制政府。據統計，近30年來，被所謂“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權已占垮臺政權總數的90%以上，“民主”成為歐美顛覆別國政權的主要手段。可見，政治上采取什么形式不重要，關鍵看是否與歐美站在一邊。這便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行徑。
國家之間應不分大小，不分貧富，和平共處，相互尊重。一個國家實行何種政黨制度，是該國人民自己的選擇，合法且正義，美國無權干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8]中國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人民的積極性和創新性得到發揮調動，這是中國崛起的關鍵要素，而美國的“兩黨制”造成人民思想分裂、政策難以為繼，又有多么高明呢？可見，社會主義不是撕裂世界的理由，霸權主義才是，對此國際社會應保持高度警惕。
全球疫情危機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20世紀70年代，鄧小平同志在處理領土爭端時提出一個倡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事實證明，這是緩和矛盾、著手解決共同問題的有效辦法。中國無意與資本主義世界對抗。中國既不輸出貧窮，也不輸出革命，不應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從長遠來看，不同制度可以相互借鑒，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可以尋求最大公約數。從眼前來看，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世界的共同威脅，各國應攜手應對，保護人類的健康與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了幾個明顯的后果：西方社會不平等加劇，階級、種族和不同國家的分化更為嚴重；制度比較無可回避，意識形態競爭更加激烈；人類處在生死邊緣，國家與個人的權利邊界、經濟的相互依賴與獨立自主、自由民主的雙面效應等因素凸顯。疫情帶來國際關系的深刻變化，甚至可能永遠改變世界秩序。在國際經濟關系上，有的國家出現保護主義，如限制進出口、提高關稅、停止或減少貨運、高度重視國家的經濟安全并力求建設相對完整的產業鏈；有的國家和地區選擇區域主義，通行的做法是在其所在地區選擇短鏈生產和供應，既不完全封閉，也不擁抱全球化；有的國家對全球化予以修正，希望建立世界合作的長效機制，特別是在衛生檢疫領域，與共同構成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其他國家發展更廣泛的經濟合作，堅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各國的經濟政策有可能發生比較大的調整，從而改變世界經濟面貌，這是疫情帶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共同挑戰。在國際政治關系上，也出現了明顯的分化：隨著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有些國家傾向于把經濟問題變成政治問題，導致其內部民粹主義興起；有些國家受到嚴峻的外部挑戰和威脅，導致民族主義上升；有些國家面對疫情無所作為，缺乏嚴格的管控措施，延續西方傳統自由主義的做法。這些變化此消彼長，相互作用，形成博弈。在國際安全關系方面，美國控制力和影響力的下降是世界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中國和俄羅斯軍事和綜合實力的增強是西方的焦慮所在；歐洲、日本和韓國戰略自主性增加；眾多發展中國家持搖擺態度，既促使世界向多極化發展，也構成國際安全領域的不確定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關系，但大國之間的博弈會明顯加劇。拜登上臺后，資本主義力量可能會進一步聯合起來，但經濟因素和各國對發展目標的渴望將使所謂“民主國家聯盟”的協調更加困難。中國的“十四五”規劃強調“雙循環”，疫情之下發展勢頭不減。面對后疫情時代錯綜復雜的國際問題，中國方案是通過構建更大的自貿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來促進共同繁榮，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和希望。
疫情對全世界是一次大考，考驗著地球的生態環境承受力、各國的應急避險組織力、人民的理性選擇行動力、醫療的科研開發轉化力。“面對風險全球化趨勢日漸突出、影響范圍日益擴大、威脅程度不斷加深的現實情境，迫切需要建立基于全球視野的系統性和整體性思維，構建積極應對全球公共危機的命運共同體意識，探索有效的國際協作方式。”[9]首先，大國應放棄霸權主義和對抗思維，做有擔當的負責任大國。這個時候，如果還秉承“本國優先”的利己主義，終將會因別國防疫成效不佳而反噬自己。其次，防疫不僅涉及衛生醫療，也涉及物流和人口流動。各國應在規范防疫的基礎上加強合作，互通有無。最后，疫情加劇了各國、各階級、各種族的不平等，應加強對邊緣國家和弱勢群體的關懷與扶助。“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哲學的升華，是構建價值共同體。利益上互利共贏、安全上公道正義，這樣的人類共同體才不會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那種‘虛假的共同體’，這樣的人類共同體才能向價值共同體乃至命運共同體進一步轉化并升華。相較于利益共同體和安全共同體的建設，這一過程任務可能更為艱巨；但與此同時，以共生觀念為基礎的價值共同體，正是形成命運共同體的雛形和基礎。”[10]疫情之下，只有每個個體安全，人類社會才有整體安全。這種樸素的想法既尊重西方的個人主義，也服從東方的集體主義，理應成為凝聚國際社會的共識。
注釋
[1]肖河：《為何越來越多美國年輕人對社會主義感興趣》，《世界知識》，2020年第2期。
[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編輯部編：《馬列主義研究資料》第3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9頁。
[3]В.Ю. Катасонов. Сталин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http://www.sovross.ru/articles/1022/17465,2020-01-05.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67頁。
[5]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1/content_5336616.htm。
[6]E.J. Dionne, Jr. and William A. Galston, "Socialism: A short primer",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19/05/13/socialism-a-short-primer/.
[7]韓震：《中國才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求是》，2017年第22期。
[8]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18期。
[9]姜淑娟：《全球疫情危機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再審思》，《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9期。
[10]張宇燕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36頁。
責 編／桂 琰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for the Socialist Factors Inherent in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o Global Governance
Ouyang Xiangying
Abstract: The unprecedented intensification of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worsened China'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ocialism is an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made by human beings to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s of capitalism. It not only runs in China and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but also is inherent in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No matter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or democracy, we cannot separate China from the world. Socialism is not the reason for the world being torn apart—the US hegemonism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highly vigilant against this.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hina's plan i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y building a larger free trade zone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which represents the future and hope of mankind.
Keywords: socialism, capitalism, Sino-US relation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