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存安全”與“發展安全”是人類至高的優先議題。微生物安全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內容，不僅涉及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而且更多的是一種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叉的“交織安全”。微生物威脅的“宏觀安全化”決定著微生物安全維護的價值取向，人與微生物之間共存、共生的實質是人與自然的共同進化，因而微生物與人類緊張關系的實質是“非傳統占爭”，隨著微生物與人類發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關系的加深，微生物將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積極作用。

【關鍵詞】微生物 非傳統安全 生物安全 【中圖分類號】D631 【文獻標識碼】A

當生物安全成為非傳統安全的重要領域時，微生物（Microorganism）自然成為了非傳統安全研究的重要指涉對象。當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像歷史上多次暴發的流行病一樣，再次敲響微生物向人類挑戰的警鐘。有學者認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可比喻為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或“第一次非傳統安全的世界大戰”，其實，用“戰爭話語”來描述新冠肺炎疫情，雖可強調疫情危機的嚴重性，但尚沒有擺脫用傳統安全思維模式來解讀危機的窠臼，事實上微生物威脅更多屬于非傳統安全領域，其實質是生存資源的“占爭”而不是“戰爭”。遠早于人類數十億年存在于地球上的微生物，有其自身的經過無數次迭代的“生存算法”，因此微生物是以其生存算法與人類發生關聯，或共存，或共生，或共爭，或共占，當然也不排除生死博弈。

生存與發展是人類發展的兩大主題，但無論生存還是發展都離不開安全的保障，可見“生存安全”與“發展安全”是人類至高的優先議題。然而，人類從生物圈脫穎而出演進為人之時，并不知曉微生物與地球生態圈以及與人類自身的共處與共生關系，也不知曉微生物世界潛藏著巨大的威力與進化的可能，特別是微生物之“微”往往使得人類忽視其存在，忽視其作用，忽視其可以成為人類的重要幫手。對我們來說，微生物群落是一個如此陌生與神秘的世界，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個值得去重視、去探索的未知領域。用“非傳統占爭”的非傳統安全思維來重新認識微生物，更有助于我們認識人類與微生物的復雜關系，有助于在防控微生物對人類可能帶來危害的同時，與微生物“和平共處”與“和合共生”，實現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想。

微生物：是“魔鬼”還是“天使”

人是微生物的“居住星球”與“生命聯盟”。當人類以較大的時空尺度把世界分為精神與物質兩個方面進行生命與非生命的考察與研究時，卻疏漏了介于兩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對象即如微生物這般的“有生命的物質”。微生物是地球上最早的“原住民”之一，大約數十億年前就存活于地球上，與其相比人類是初生不久的“后來者”。微生物是指“個體微小、肉眼不可見或看不清、結構簡單、進化地位低等的生物的總稱”，它在生物界中卻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凡是動植物不可能生長的地方都有微生物存在，而且微生物種源繁多，充滿了巨大的神秘感。微生物與人類相互依存，可以說每個人都是微生物特別的“生存容器”，人自身其實是一個“超級生物體”，而從比例上來看人甚至是微生物寄居于其中的一顆“星球”。根據科學家們對“微生物群系”“第二基因組”等研究，發現“每個人的誕生都代表著一個人和10億細菌共生的開始，這是由雙方共同組成的生命聯盟”。

微生物具有兩面性。當我們考察微生物給人類帶來的災害時，微生物便是“魔鬼”，它給人類帶來的最大威脅是源于其中的病毒、細菌等對人類生命與健康的損害。美國分子生物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喬舒亞·萊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曾強調：“在人類主宰的這顆星球上，唯一的最大威脅就是病毒。”病毒是微生物中最小的一類，沒有細胞結構，因而具有專性寄生性，必須在活細胞中才能增殖，并按照自身基因的指令通過吸附、侵入、脫殼、生物合成、組裝和釋放過程完成復制新的病毒。根據不同宿主，病毒可分為動物病毒、植物病毒、細菌病毒（噬菌體）和擬病毒（寄生在病毒中的病毒）等多種類型。人類之所以稱其為“病毒”，是因為它經常以“魔鬼”的身份侵害人類。地球上的病毒不僅種類多（已知的約5000種、其總數可能超過百萬），而且數量巨大（人類總數的萬倍以上），其可怕的“毒力”令人類恐懼。除了病毒，細菌同樣是讓人們“談微色變”的“生物恐懼”來源之一。我們生活在一個細菌無處不在的地球上，細菌不僅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體，而且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其中的致病菌或病原菌一直是人類可憎可恨的“敵人”。

當我們考察微生物給人類帶來的益處時，微生物便是“天使”。微生物與人類結成“生命聯盟”后，越來越多地成為了人類發展的重要幫手，有的甚至成為了人類“敵人的敵人”。例如令人憎恨的病毒也有著其促進地球生物圈物質循環和能量交流的積極一面。在生物系統進化的不同物種之間，病毒有助于基因傳遞；在生態系統平衡的碳循環過程中，病毒發揮了殺死細菌釋放碳以供其他生物使用的功能；在光合作用中，有病毒基因編碼的蛋白質參與；在整個現代生物體的進化史上，病毒一直是“持續而豐富的存在”，并且不斷呈現其與宿主的相互作用及共生關系。同樣，令人煩惱的細菌也有著其成為人類得力“幫手”的一面。在人的腸道里，大約有超過數萬億個細菌組成的腸道菌群，不僅幫助人體進行食物消化，參與能量代謝，還對人體免疫系統的功能發揮積極作用。另外，人類還利用噬菌體制造抗生素應用于臨床，利用細菌如酵母菌及其他種類的真菌一起用于發酵食物等。我們可以列舉出很多應用于工業、農業、生物制藥業、能源業、環保業、食品業等的微生物產業實例，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微生物將會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更多益處。

微生物威脅：“傳統”抑或是“非傳統”

“非傳統”是一個與“傳統”相對的概念，非傳統安全表示全球化時代軍事安全、政治安全以外的安全領域的凸顯，如經濟安全（含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石油安全等）、文化安全、社會安全（含人口安全、糧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當然在全球化時代，傳統安全也在不斷“非傳統化”，如軍隊應對非戰爭威脅、認同危機消解政權合法性等，同時在人的安全普遍受到重視的今天，核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海洋安全、極地安全等越來越具有了非傳統安全的內容。雖然微生物對人類的危害自古有之，在時間維度上也可以說是一種“傳統的安全威脅”，但在全球化時代，微生物威脅與傳統安全中的軍事戰爭相區別，又與全球性安全威脅相關聯，因而在性質上則被歸入“非傳統安全威脅”。

通常，傳統安全關注的是直接威脅主權與政權的“高政治安全”，因而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較多的被視為傳統安全領域。從軍事安全來看，“微生物戰爭”才是涉及高政治的高級別安全威脅。微生物一旦與生物戰、基因武器相關聯，微生物安全則是一種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的“交織安全”。因此，從國家安全維護來看，生物安全尤其是微生物安全更多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的安全領域。

“宏觀安全化”是國際安全研究學者巴里·布贊在《國際安全研究的演化》一書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含義是國際安全議題的形成，即某一個國際性重大安全事件發生后，這一大于國家的安全議題被眾多國家所認可且形成了國際性決議或協議并共同采取行動的過程，就是一個宏觀安全化的過程。巴里·布贊認為，全球環境治理、全球氣候變暖應對、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治理等都是積極正面的宏觀安全化，而以往的美蘇冷戰、以美國劃界的全球反恐等則是消極負面的宏觀安全化，特別是“國際安全研究共同體”的分裂，導致的“國際安全研究或許會轉向‘國家化’模式，每一個國際安全研究共同體更多地出于它們自己國家政體的政策關注而非公共議題開展研究”令人存憂。

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相應，微生物威脅經過WHO等國際組織的“宏觀安全化”，上升為全球優先性的安全議題，是由于其具有生物安全威脅共有的非傳統安全特征：威脅傳播的跨國性、難以防控的擴散性、威脅影響的潛伏性、與相關安全因素的交叉性等。微生物安全威脅作為生物安全威脅的主要內容，不僅具有不確定性、不可預見性，而且還具有危害暴發性與不易控性。微生物安全威脅之所以被迅速“宏觀安全化”，是因為它給人類帶來的是“生物安全災難”，如傳染性疾病引發的“非常態危機”，生物實驗中的“非常態風險”，生物變異帶來的“非常態災難”，生物戰運用的“非傳統戰爭”，生物入侵中的“非常規災害”，生物恐怖導致的“社會性恐慌”等。

微生物與人類緊張關系的實質是“非傳統占爭”。《孫子兵法》中孫子提出的“止戈為武”可以作兩重含義的解釋：其一是執戈而不用，執戈是一種能力與威懾；其二是去戈而行之，無戈是指非戰爭形態的競爭與競合。人類與微生物之間的關系，大多是第二種的“止戈為武”即“占爭”（occupation but no war）狀態，即通過生存資源的不斷“占有”以最大可能地“爭得”其生長繁衍與進化。

人與微生物之間共存、共生的實質是人與自然的共同進化。面對“非傳統占爭”，“人類的最佳選擇是與非人類物種的和合共生，努力讓微生物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朋友’。如在工業領域，利用微生物特性可實現發酵、合成單細胞蛋白；在農業領域，微生物作為生物農藥與生物肥料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維持生態平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用于廢污水處理的生物學途徑充分表現出其經濟性、有效性。可見，和合共生能夠有效消除人類對于‘非傳統占爭’的恐懼”。微生物對人體健康帶來積極影響，事實上除了人類，微生物如病毒等與動物、植物均有著漫長的共同進化史。

微生物安全：“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

人類在數百萬年的演化中與微生物相伴相隨，但人類在很長時間內并不知道微生物的存在，直到人類發明了顯微技術以后，才具備識別微生物的能力。人類與微生物從最初的相互沖突對抗到后來的相互融合互利，創造了既彼此“占爭”又相互“和合”的歷史性史詩。人類歷史曾經有過的巨大災難性瘟疫，造成了人對微生物因某種歷史記憶而存有的“恐懼”，麻風、天花、肺結核、鼠疫、流感、霍亂……這些瘟疫給人類文明造成了嚴重損失，以至于瑞典病理學家福克·韓森（Folke Henschen）這樣描述道：“人類的歷史即是疾病的歷史”。

如今“微生物與人類安全”已成為人類生物安全史的重要內容。隨著人類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微生物世界的一體化”趨勢不斷加強，微生物抗藥性也在奇跡般地加強，這使得人類出現了“無藥可用”的窘境。面對微生物安全威脅的挑戰，當今時代公共衛生安全越來越成為全球非傳統安全的優先議題，并且與全球安全治理的關系日益緊密。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大衛·費德勒（David P. Fidler）為了分析國際政治和病毒微生物挑戰之間的互動過程，專門創造了一個新詞——“微生物政治學”（microbialpolitik），并認為傳染病造成的嚴重問題是：基于病原體能消滅核心人口基數而對一國經濟與政治穩定性造成威脅，因而理解傳染病控制的國際政治或“微生物緣政治”變得十分重要。為此，大衛·費德勒指出：“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埃博拉病毒、SARS、H1N1以及新型冠狀病毒等傳染病隨著便利的交通迅速向世界各地傳播，微生物不需要攜帶護照也無需跨越主權國家的地緣政治邊界便足以削弱單個主權國家對公共衛生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一國內部的個人和公共衛生事務越來越成為全球的公共性事務，加劇了國際社會在生物安全方面存有的共同脆弱性。基于世界各國在衛生安全領域的相互依賴性，國際社會越來越認識到全球衛生治理問題已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需要共同政治承諾的合作議題”。再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為標志的微生物對人類的侵害為例，微生物對人類的侵害及因其不可預知與不易控制帶來的惡性影響，使得人類對微生物威脅的極端恐懼有所加劇，甚至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惡化而在全球蔓延。人們發現，生物世界的異在性不容人類小覷，生物攻擊的不確定性也凸顯著人類生存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充滿復雜性、危險性和不易控性。

生物安全立法與全球安全治理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使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生物安全”的維護，重視微生物安全的研究。我國于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其中對“病原微生物”“微生物耐藥”“生物武器”“生物恐怖”等作了清晰界定與闡釋，并有針對性地把“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專門列為一章，內含有十一個專項條款，除了把“評估抗微生物藥物殘留對人體健康、環境的危害，建立抗微生物藥物污染物指標評價體系”等列入法律之中，還專門設有多項違反本法規定的不同程度責任追究以及刑事責任追究條款。

微生物安全作為一種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的安全領域，與生物安全一樣呈現出重要的場景性與緊迫性。“從低政治到高政治的序列進行生物安全的場域類型劃分，可將其劃分為六大類型：生物疫情、生物實驗、生物資源、生物入侵、生物戰、生物恐怖。與生物疫情安全相關的主要內容有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等；與生物實驗安全相關的主要內容有生物技術的研究、開發、應用，實驗室生物安全的管理等；與生物資源安全相關的主要內容有：人類遺傳資源與生物資源安全管理等；與生物入侵相關的主要內容有：防范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應對微生物耐藥性等；與生物恐怖相關的主要內容有：防控防范各種類型的生物恐怖襲擊等；與生物戰相關的主要安全內容有：防御生物武器威脅，防止任何形式的生物戰爭等。”在生物安全的場域類型中，微生物安全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將微生物武器用于“看不見的戰爭”已經開始成為一種現實威脅。由此，生物國防、生物疆域、生物威脅、生物恐怖、生物戰爭、生物安全防備、生物安全戰略等概念相繼被提出和使用，微生物安全越來越成為全球安全治理的優先內容。

安全，是人類在意識覺醒之后，對自身在宇宙中的存在的深層思考。從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看，就人類與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來說，“安全”一直與人類的生存演進相纏繞，并且伴隨人類命運始終。人類的發展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類安全史”，為此，人類學家丹尼爾·戈德斯坦（Daniel M. Goldstein）說過：人類學史本身可以按“安全史”進行重寫。微生物在生物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與人類的安全緊密相關，微生物資源的開發與應用，“必將有助于解決人類目前面臨的糧食危機、能源短缺、資源耗竭、生態惡化等問題”。微生物與地球生態共命運，并且與全球安全治理具有空間上的普遍性與時間上的緊迫性，因而是當今人類生物安全維護的重要方面，也是非傳統安全研究的時代性議題。以非傳統安全的理論視角，對微生物與人類安全關系進行反思，有利于微生物安全的研究與生物安全的多方位維護，也有利于加強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建構，即使人類在未來開展太空探索，“太空微生物”（Space-Microorganism）的“前景化安全”（Foregrounding security）仍將是非傳統安全理論研究需要關注的前沿性安全議題。

（作者為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余瀟楓：《論生物安全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20期。

②余瀟楓：《非傳統戰爭抑或“非傳統占爭”——非傳統安全理念3.0解析》，《國際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

③[英]巴里·布贊、[丹麥]琳娜·漢森著，余瀟楓譯：《國際安全研究的演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④張杰：《微生物資源開發及利用》，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年。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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