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來講，經濟發展的歷史就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歷史。縱觀不同的國家，從農業經濟到工業經濟到后工業經濟，都會看到這種經濟結構的演變。因為工業技術的進步潛力最大，所以在工業化快速推進的時候，往往伴隨著快速升級和經濟高速增長。今天，中國經濟進入了工業化的中后期，呈現出很多結構性的新特征。對此，我談幾點看法。

要準確判斷和牢牢把握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戰略機遇

當前中國經濟結構升級和中國經濟發展其實面臨著很多新的戰略機遇，其中有三個最突出。

第一個機遇是以新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回顧歷史可以看到，每一輪技術革命以及它所帶來的產業革命都驅動了世界經濟發展，抓住這些機遇的國家，都推動了本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結構快速升級。當前我們面臨著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國人將其形象表達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我們已經看到“數字產業化”，就是數字技術進步帶來大量新的數字經濟活動，成為所謂的新經濟。這些新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并且對中國經濟結構產生影響。而“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賦能傳統產業，通過新技術來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對產業結構產生了深刻影響。當前數字化的進程還在不斷深化，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為標志的新一輪技術進步，這些數字化的進展，還會繼續催生新的數字經濟產業活動，進一步改造傳統產業，從而促進中國經濟結構進一步升級。

數字技術革命和以前經歷過的技術革命，比如電力革命、化學革命相比，很大的區別在于，傳統工業技術的突破和產業革命帶來的是一種外延式的快速發展，推動經濟快速增長。而數字技術應用，更多地體現為效率的提升，所以有一個矛盾的現象，雖然新技術革命突飛猛進，但是全球經濟處在一個低速增長的階段。究其原因，有人說這是經濟的長周期處于下行期，有人說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還沒有消除，毫無疑問這是存在的，但也有可能是數字經濟本身的效應主要體現在結構升級、效率提升上，而不是數量上的擴張，因此數字經濟發展對帶動全球經濟快速增長的效應，可能和以前會有所不同，需要我們去深入研究。

第二個機遇是綠色轉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綠色發展從過去的減少排污治理污染，進入了低碳清潔發展的新階段。中國宣布了力爭在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全球占相當高比重的經濟體都宣布了碳達峰的時間目標，這會大大推進全球低碳、綠色轉型發展的進程。

綠色轉型將會是一場全面系統深刻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其中既有很大的挑戰，也有很多新機遇。綠色轉型會帶動很多綠色產業的發展，比如說新能源汽車的快速發展。有人估計，在未來十年，綠色轉型將會帶來幾十萬億美元的綠色轉型額外需求。任何國家都要主動去適應和把握綠色轉型的機遇而不是被動應對，否則綠色轉型就會變成一個巨大的挑戰。

第三個機遇是中國超大規模市場需求結構升級。過去40多年，中國經歷了吃穿住用行的消費需求引領的供給結構升級。上世紀80年代中期解決吃的問題，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解決穿和用的問題，90年代后期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后，重點解決住、行的問題。每一輪消費結構的升級都帶來了供給側的相應擴張，所以今天中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有了世界上最長的高速公路里程，這又帶動了城市化以及其他基礎設施建設。

展望未來，中國正在進入消費需求質量導向型升級的新階段。在新階段下，有一個與以往不同的特點。過去每一輪消費結構升級，都是數量擴張型的，這種排浪式消費需求的釋放帶來了產業供給側的快速跟進和蓬勃發展。未來，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依然還會增長，但它更多地會體現為質量導向型的消費升級。也就是說，老百姓需要質量更好的商品和服務。這種質量導向型的需求升級，就會引領供給側從數量擴張轉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從全球來看，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及市場結構的快速升級，也變成了中國吸引全球生產要素向中國匯聚的新的重大優勢。

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面臨三個重大挑戰

第一，大國博弈加劇。美國等西方國家圍堵打壓中國發展，導致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面臨著挑戰。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實力的差距正在快速縮小，對美國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美國為了維持它的超級大國霸權地位，朝野已經形成了遏制中國發展的共識。美國有兩手，一手是遏制中國，讓中國在經濟增長速度，技術、產業結構升級等方面放慢速度，拉大中美差距。另一方面，美國還有更重要的一手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政策手段，包括美國不承認的所謂的產業政策，來促進技術研發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在圍堵和遏制中國方面，美國多方施策，比如說在一些重大技術上提出了脫鉤或者“小院高墻”的戰略，在一些核心零部件上，采取了針對中國頭部企業的“卡脖子”打壓行為，使得中國頭部企業在技術進步、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運行方面都面臨風險。在規則上，美國會拉攏盟友，進一步推進對美有利的規則，通過推進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試圖把中國邊緣化。所以在國際環境上，中國面臨著新的風險與挑戰。

第二，中國比較優勢的轉換，導致中國在國際市場上面臨著兩頭受擠壓的挑戰。中國過去依靠豐富的低成本勞動力迅速崛起，成為了國際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大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新興經濟體，同樣走上了出口導向型發展道路，他們用更低成本的勞動力來擠占中國的國際市場份額，國內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外轉移。按照過去追趕型經濟體轉型升級的路徑，中國不可避免需要在資本和技術密集的制造業服務業上，形成新的競爭力，而在這一頭中國面臨現有發達經濟體企業的打壓。

第三，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這是一個中長期的重大調整。中國過去在人口上有數量紅利、成本紅利，而當前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勞動總人口已經跨過峰值，以及勞動力成本的上漲，人口結構的變化使得未來中國可能只能依靠質量紅利。人口老齡化會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產生深遠影響。

推進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落實“三新一高”要求，明確政策重點

中央已經提出要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這是引領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總指南。在這個總要求下，有幾個方面要特別重視。

第一個方面，政策重點是適應人口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轉換的進程，重視增強中國創新能力，實現技術自立自強，推動中國經濟結構加速實現數字化轉型和綠色轉型。第二個方面，中國要堅持對外開放，形成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新優勢。在擴大開放中，除了要形成新競爭優勢，中國還要努力地去塑造良好的國際發展環境。第三個方面，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暢通國內經濟的循環。有兩件事特別值得高度重視，一個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另一個就是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健康。第四個方面，全面深化改革，關鍵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最后一個方面，就是要處理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從更廣義來說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和安全的關系，防范經濟發展和結構升級中的重大風險，特別要防范金融風險，產業鏈穩定運行面臨的風險，資源能源供給的安全風險，糧食安全風險和信息安全風險等。

總之，在新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結構進一步轉型升級，我們需要把握好機遇，應對風險，抓住重點，切實推進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