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外交和中國主權外交走過了一百年，可分為五個時期。前兩個時期為中共外交時期。中共外交積累了以弱聯強正反兩個方面的豐富經驗，從共產國際的黨內關系和面對西方的半獨立外交成長為1949年的主權外交。新中國開辟了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道路，經歷了原則初創、發展成熟、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三個時期。中國外交首先是為國內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服務的，以中國的發展來改變世界。隨著中國崛起，新時代的和平外交開始積極引領中國經濟，趟水開路，朝著鏟除霸權主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奔去。

【關鍵詞】建黨百年 中共外交 中國外交

【中圖分類號】 D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1.006

【作者簡介】羅燕明，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外交史、一國兩制史。主要著作有《外交工作史》（《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第15冊，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史（1949-2019）》（待出）等。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中共外交是指中共建黨時與生俱來的政黨外交，中國外交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主權外交。一百年來，中國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因之改變，已顯式微。在這些變化中，中共外交和中國外交所起作用非同一般，一樁樁，一幕幕，跌宕起伏，波瀾壯闊。

中共外交和中國的主權外交是一首百年交響曲，分為序曲和四大樂章。革命時期的中共外交構成了序曲和第一樂章，第二樂章是新中國奠基時期的中國外交，第三樂章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外交，第四樂章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序曲：走俄國人的路（1921～1935）

新中國主權外交的前身是革命戰爭年代的中共外交。中共外交源于1920年4月共產國際指派維經斯基一行來華幫助中國先進分子建黨；脫胎于中國先進分子（以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革命先驅們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為救亡圖存，經過激烈的思想交鋒，最終選擇“走俄國人的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了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奉國際指示、國際路線為圭臬。共產國際掌控中共內外事務，國際代表、“欽差大臣”滿天飛。1928年，中共六大搬到莫斯科召開，斯大林為中共選擇了總書記。在教條主義的束縛下，中共的政治路線先右后左，左了再左，以至三左。

百年交響樂的序曲是“小資調”的，激烈亢奮，轟轟烈烈，屢敗屢戰，戰斗不已。

第一樂章：走自己的路（1935～1949）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紅軍長征，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轉向“走自己的路”。1935年1月，遵義會議恢復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在毛澤東的推動和領導下，中共從幼稚走向成熟，外交由序曲進入第一樂章。至抗戰時期，中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方針、政策、戰略。

中共外交堅定不移的方向是上升為中國人民的主權外交。這個轉變遵循了兩條路徑。

一條路徑是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黨內關系向中蘇平等關系的演變。中共中央在處理這一關系時學會了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把國際指示變通地用于中國具體實踐，把蘇聯的國家關切與中國抗戰、與革命的利益結合起來，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1950年1月，毛澤東同斯大林簽署的“新中蘇條約”體現了這一路徑的成果，它取代了1945年舊的中蘇不平等條約。

另一條路徑是面向國際社會，經歷了民間外交，“半獨立外交”，直到上升為主權外交。1935年，中共中央邀請斯諾訪問陜北，對西方民間人士敞開了邊區大門。1940年，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中共中央首次開展對西方國家的官方外交。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共的外交重點由對蘇關系轉向爭取美英。1944年，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中共中央提出發展“半獨立外交”，與美軍建立了短暫的、必要的合作關系。1945年5月，中共中央爭取到了羅斯福總統的支持，派董必武加入國民政府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創建大會。重慶談判后，蔣介石發動內戰，美國政府表面不放棄調停立場，實際采取援蔣反共的政策。中共將“聯美合作”“用美防美”的政策調整為“中立美國”，仍堅持區分美蔣，不給美國出兵中國的口實。1949年元旦，毛澤東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戰斗號令。1月19日，黨中央發布《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宣告了即將到來的主權外交。

中共外交促進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兩次勝利。第一次勝利對中國來說是不完全的，中國仍須服從雅爾塔協議的安排。直到第二次勝利，中國人民才實現了當家作主。這個勝利大幅修改了蘇美英劃定的遠東政治版圖。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中共領導人民軍隊、根據地人民從無到有、以弱勝強、發展壯大、直至勝利的過程，而伴隨相向的中共外交則是一段以弱聯強、堅持自主、追求獨立、最終實現與各國平等交往的歷史。

中共外交的全部經驗可歸結為以弱聯強獲得成功的經驗。

在政治舞臺上，進步力量往往是弱小的，為了戰勝強敵，必須聯合強友，以弱聯強是必然的選擇。在中共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關系中，蘇聯占有主要資源，擁有更多選擇，代表了國際統一戰線的整體利益和戰略方向。強友可以把弱者置于羽翼之下予以保護，亦可能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代表其局部利益的弱者。共產國際的各個支部除蘇共外，無不處于中共這樣的地位，但是鮮有政黨像中共那樣靠自身力量取得政權。這應歸功于中共中央堅持獨立自主和中國化的發展方向，正確處理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系。中共沒有消極追隨蘇聯，被其牽著鼻子走，而是從結盟中收獲了利好，包括長遠利益，最終使自己發展起來。

中共中央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

高舉抗日和民主兩面旗幟。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要求中共高舉抗日的旗幟，擔心中共向國民黨提出民主要求可能破壞國共合作，損害抗日。但中共中央不放棄民主旗幟，有力反制了國民黨的反共降日活動，用事實向蘇聯和共產國際說明，只有以斗爭求團結，才能維護國共合作的抗戰局面。

以武裝斗爭支持統戰和外交工作。中共中央大力發展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力量，廣泛開辟敵后根據地，用軍事實力和民主政權來支持強化中共的政治影響力，使其成為國際上不可忽略的力量。蘇聯政府把中共看作共產國際除蘇共外最重要的力量，美國政府一度愿意與八路軍、新四軍合作，就是因為中共擁有武裝力量和根據地。

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棄一切可能的外援。1936年，中共中央為接取蘇援組織了西路軍，遭受重大損失，由此確立了自力更生的原則。該原則在中共經營抗日根據地和維持武裝斗爭時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是爭取外援還是保衛蘇聯，都不能以損害黨的根本力量為代價。

區分不同盟友。中共反對國民黨所謂“敵人只有一個，其他皆是朋友”的政策。這種政策表面對日本以外的國家一律平等看待，實際上是親英親美。在區分盟友和敵人方面，毛澤東指出：“第一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區別，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區別，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國主義政府的區別，第四是英美政策在遠東慕尼黑時期和在目前時期的區別。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1]

堅持聯蘇支蘇。第一，中共中央把聯蘇支蘇視為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動搖的大局。蘇德條約、蘇日條約使蘇聯一度受到西方輿論和國民黨的指責。中共黨內也有類似的議論。抗日戰爭結束后，斯大林不支持中共七大路線，要求中共在民國體制下與國民黨“共商建國”。在這些不利場合，中共中央頂著政治風險，堅持了聯蘇和支蘇的立場。第二，在全局性的國際問題和國際戰略上，與蘇聯保持一致，服從蘇聯決策，不謀求蘇聯改變政策。從蘇維埃運動的世界革命戰略到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再到反對雙方帝國主義戰爭的中立避戰政策，最后回到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共中央都無條件地服從和支持了蘇聯。第三，必須充分考慮蘇聯合理的戰略關切。雅爾塔協定和舊中蘇條約對中國的民族利益和中共利益的損害極大，在公開場合，中共還是頌揚這兩個文件。蘇聯出兵東北后，中共中央決定進軍東北，對蘇軍在東北的行動，采取維護蘇聯外交責任的方針，強調對蘇軍堅持或反對之事，我軍必須照顧，不要使其在外交法律上為難。

在中國問題上，以中國革命利益為中心，堅持中國道路。對共產國際的不當主張趨利避害，為我所用，堅持走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經驗中國化的道路。中國革命具體怎么搞，是中共與蘇聯、共產國際產生意見分歧的主要領域，包括抗日民主、國共合作、對蔣斗爭、保衛蘇聯與配合作戰、半獨立外交、托派問題、整風運動、新疆問題等。這些問題怎么處理，對蘇聯的國際戰略沒有重大影響，但對中國革命卻生死攸關。正是在這些問題上，中共中央不僅堅持了自己的意見和自己的道路，并且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成功，有效地將中蘇分歧控制在最小范圍內。

在對美英外交方面，中共中央最重要的經驗有兩條：一是通過民間外交推動官方外交；二是把西方的政府與人民，以及政府中的開明進步分子與頑固敵對分子區別開，培養了一批對黨友好的人士。

第一樂章是黃河的怒吼，進軍的號角，是人民解放的勝利凱歌。

第二樂章：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1949～1978）

新中國開創了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道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是這條道路的奠基人。

新中國成立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等外交方針，制定了一個中國的建交入聯政策。在冷戰背景下，中國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與臺當局斷絕關系的友好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抗美援朝使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確立了大國地位、樹立了大國形象。但是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及安理會長期將中國排除在外。1960年中蘇分裂，既是一個悲劇，也是中國擺脫蘇聯束縛走向獨立自主的一次機遇。中國毅然放棄“一邊倒”，跳出美蘇主宰全球的格局，將外交重點轉向第三世界國家。1971年2月，毛澤東接待尼克松總統訪華；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驅逐臺灣代表，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1972年2月，中美發表“上海公報”，雙方就價值互認、“五項原則”、“一中原則”、反霸條款和經濟文化交流達成共識。

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奠定了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原則基礎。這些原則對當代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3年，周恩來接見印度代表團，就和平共處問題首次提出五項原則。1954年，中印、中緬分別發表聯合聲明，共倡五項原則。同年，毛澤東提出“把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1955年，亞非會議宣言基于五項原則提出了十項國際關系準則。亞非會議后，越來越多國家接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家關系的準則。1984年，鄧小平指出：“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2]

一個中國的原則。1956年6月，周恩來正式提出一個中國的原則，闡述了該原則的三個涵義：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唯一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的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3]“一中原則”將此前服務于攻臺戰役的短期的“一中政策”提升為一項普遍的國際原則，體現了國家統一的長期目標。從1956年起，中國政府將“一中原則”全面推向國際關系的各個領域，構建起一個中國的對外建交體系、一個中國的國際多邊體系和一個中國的中美關系，使這項中國主張成為國際共識和國際法的準則。

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強弱一律平等。1955年，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提出“國家不分大小強弱，在國際關系中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它們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而不應受到侵犯”。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作為聯合國及國際關系的普遍原則常常遭到霸權主義、強權國家的破壞。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在國際場合強調這一原則，秉持這一原則處理國際關系，贏得了很高的國際聲譽。

團結、支持、援助第三世界國家。1946年8月，毛澤東在冷戰中首次提出“中間地帶”概念。1954年，他再次強調美國反共首先是為了占據從日本到英國的這個中間地帶。1963～1964年，他進一步提出有兩個中間地帶，一個是亞、非、拉國家，一個是歐洲和日本發達國家。1974年2月，毛澤東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問題，指出美蘇是第一世界，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亞非拉國家是第三世界。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同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指出“中國政府希望會議將為加強發展中國家的團結、維護民族經濟權益，為促進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霸權主義的斗爭，作出積極的貢獻”。[4]

對外援助八項原則。1964年1月，周恩來訪問非洲十國，提出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承諾。第一，平等互利，不把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第二，尊重受援國主權，不要求特權，不附帶條件。第三，盡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第四，幫助受援國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第五，力求投資少、收效快，使受援國的政府增加收入。第六，提供中國最好的設備和物資，根據國際市場議價。第七，保證受援國充分掌握援助的技術。第八，中國專家同受援國專家享受同等待遇。從20世紀60年代起，中國在援越之外突出了對非洲國家援助，陸續派醫療隊深入非洲，并修建了坦贊鐵路。

和平的防御的核武器政策。為了打破核壟斷、核威脅，保衛世界和平，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對此，中國政府公開聲明，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和無核地區使用核武器，并建議擁有核武器和很快將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承擔這樣的義務。至今，中國仍然堅決奉行上述防御性核政策。

反對霸權主義。第一，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中國政府先后進行了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抗美斗爭。第二，大力支持戰后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提出“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第三，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起，中國采取反對一切霸權主義的立場，不僅反對美蘇兩霸，也反對某些國家搞地區霸權主義，堅持把反霸條款列入1972年“中美上海聯合公報”和1978年“中日友好條約”。

承諾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擴張、不做超級大國。1972年12月，毛澤東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中國代表團在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和1974年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向世界莊嚴承諾：“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

第二樂章在“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國際風云中奏出了時代最強音。

第三樂章：改革開放的中國外交（1978～2012）

毛澤東、周恩來奠定了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各項基本原則，卻沒來得及實現他們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改革開放的目的是推動中國現代化，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提高綜合國力，使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改革開放對中國外交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要求中國向一切國家開放，引進外資外企，擴大外貿，促進國際交流合作，學習西方科技和管理經驗，反對霸權強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推動國家統一，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和平、安全、友好的國際環境。

1979年，中美建交拉開了中國與西方交流的大門。由于美國炮制“與臺灣關系法”，堅持對臺軍售，中國被迫再次推遲統一。1983年，中國放棄一條線戰略和結盟外交，這是繼1949年和1960年之后，中國第三次走向獨立自主，同時也結束了中共成立以來以弱聯強的歷史。1984年，中英發表香港問題聯合聲明。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局勢復雜多變。1989年5月，中蘇實現關系正常化。6月，中國政府迅速平息動亂，受到西方無理制裁。1990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一超獨大，對中國實行遏制加接觸的政策。在此背景下，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根據這一方針，中國政府不扛旗、不當頭、不對抗，不惹事，也不怕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一心謀發展，加快對外開放，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廣交朋友，推動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在中美關系上，中國政府根據江澤民提出的“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5]的16字方針，努力管控兩國分歧，緩和沖突，在1993年“銀河號事件”、1999年“使館被炸事件”和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等不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忍辱負重，采取不擴大事態和低調處理的態度；同時在臺灣、香港、新疆、西藏、南沙等問題上設定底線，堅持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統一利益。1997年和1999年，中國先后收回了香港、澳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08年，中國成功舉辦第29屆奧運會。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改革開放之后的30年是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發展成熟時期，也是中國外交政策大量創新的時期，主要成果如下。

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1985年，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國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他還指出，“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6]美國逆世界潮流而動，冷戰結束后對第三世界國家發動了十來次戰爭，造成了自身國力的衰敗，證明了鄧小平的論斷。

支持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1974年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提出的目標。1988年，中國政府提出還需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結束霸權主義，徹底實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90年，鄧小平指出，“我們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堅持同所有國家都來往，對蘇聯對美國都要加強來往”。[7]

確立兄弟黨關系準則。1980年5月，鄧小平向黨內指出，“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8]根據這一指示，中共和中國政府迅速調整了與各國黨的關系，推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進一步落實和發展。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1984年，鄧小平指出，“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9]1988年4月，他會見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夫人時進一步指出，“我經過多年考慮，認為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可在承認中國主權條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隊，共同開發。”[10]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在金邊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確認中國與東盟致力于加強睦鄰互信伙伴關系。“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含義是：主權屬我；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先不談主權歸屬，把爭議擱置起來；對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歸屬問題創造了條件。

不結盟，要結伴，廣交友。結盟外交的弊端是，凡同盟總要有一個頭兒，盟國之間不可能實現平等。1984年，中國政府徹底放棄結盟外交。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政府轉向伙伴外交，與各國建立各種類型的伙伴關系。伙伴外交政策不具有排他性和結盟性，消除了支配和被支配的不平等關系，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平等國家在相互關心的問題上進行合作與配合，具有開放性、和平性、超意識形態性。目前，中國已同80多個國家建立了伙伴關系。

積極推動國際軍控與裁軍。中國自1980年起正式參加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的工作，積極促進各項裁軍談判和達成有關公約。1994年，中國正式向美、俄、英、法等國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條約》草案，建議五核國家盡早在北京就此進行首輪磋商，1995年又支持無限期延長《不擴散核武器條約》。1994年，中國還提出了亞太安全的三個基本目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促進世界和平，主動裁減軍隊員額400余萬。

維護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的權威。聯合國經歷了排斥中國的不公正時期、因中國返聯釋放活力而有所起色的時期。冷戰結束后，聯合國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在多個領域開始發揮更加實際和積極的作用，成為美國追求“單極世界”和霸權主義的制約因素。美國對聯合國的態度從利用轉向背離。1999年，在科索沃事件中，出現了削弱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地位和作用，并將個別國家和地區組織凌駕于聯合國之上的傾向。中國政府譴責這一行為，聲明任何國家、國家集團或地區組織，在涉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問題上繞過聯合國安理會、自行其是的做法，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中國主張加強聯合國的作用，維護安理會的權威以及以安理會為核心的國際集體安全體制。中國堅決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以及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主張按照《聯合國憲章》改革聯合國組織，興利除弊，調整任務，使之更好適應國際形勢變化。

倡導新安全觀，構建和諧世界。1999年3月，江澤民提出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主張“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協商和談判，是解決爭端、維護和平的正確途徑”。[11]2005年9月，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講話，提出四點意見。[12]2009年9月，胡錦濤在第64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指出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并進，秉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包容理念，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不懈努力”。[13]

第三樂章的曲調深沉有力，堅韌不拔，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

第四樂章：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2012～2021）

中國共產黨從50多名成員的小黨發展起來，新中國從一窮二白起步。這樣的黨，這樣的國家，是如何影響和改變國際秩序的呢？

中國共產黨的選擇是以中國革命為中心，以外交戰略服從和服務于國內革命，通過改變中國的政治面貌來改變世界。新中國政府仍然奉行外交工作服從和服務于國內建設的政策，以自己的發展來推動世界格局的變化。

現在，這一點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14]

“中國最好發展時期”是指中共十八大以來和未來一段時間，包括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指一戰結束至今的世界舞臺，一直由美國唱主角，現在這個主角唱不下去了，它的霸權主義和超級大國地位發生了動搖，這是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的形勢更證實了中國最好時期與世界百年變局的同步與交織。

中國僅靠自身的發展變化來影響世界的道路已顯露盡頭，正在過渡到以外交工作的大有作為引領中國經濟的新階段。

新時代翻開了中國外交的第四樂章，它展示了與以往既有聯系、又有不同的特征。隨著經濟地位和國家實力的提升，中國韜光養晦的策略已難以為繼，中國的國際責任明顯提高。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2013年，習近平主席發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倡議，為世界貢獻了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中國智慧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新時代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正在朝著鏟除霸權主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發展。道路依然曲折多舛，但是光明的前景已經展現。這是因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具有充分的實現條件。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綜合國力有力推動了全球經濟發展和安全保障。中國的發展成就是通過融入世界經濟取得的。中國主張改革現有國際秩序，不贊同破壞、推翻現有國際秩序。中國量力而行，力所能及地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

中國還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經驗。1987年，鄧小平預言，中國將通過“三步走”戰略在21世紀中葉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不但是給占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15]

中國外交的第四樂章已經奏響，不僅為中國人民“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鳴，也是為各國人民而鳴。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5頁。

[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頁。

[3]《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關于目前國際形勢、我國外交政策和解放臺灣問題的發言》，《人民日報》，1956年6月29日，第1版。

[4]《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74年4月11日，第1版。

[5]《江澤民思想年編（1989—2008）》，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12頁。

[6][7][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05、353、49頁。

[8]《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9頁。

[1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27頁。

[11]《江澤民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頁。

[12]《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首腦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05年9月16日，第1版。

[13]《胡錦濤在第六十四屆聯大一般性辯論時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09年9月25日，第1版。

[14]《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 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央視網，http://news.cctv.com/2018/06/23/ARTIopR3vbheOETcntZDd1fP180623.shtml，2018年6月23日更新。

[1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5頁。

The CPC and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Chinese Diplomacy: A Brilliant Symphony

Luo Yanming

Abstract: The CPC's diplomacy and China's sovereignty diplomacy have gone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The first two periods are the diplomatic periods of the CPC. The CPC’s diplomacy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opposing the strong powers with other weak forces, and has shifted from the inner-Party re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semi-independent diplomacy when dealing with the West towards the sovereignty diplomacy in 1949. New China has opened up the road of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diplomacy, which has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the inception of principles, the ma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great-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hina's diplomacy serves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opening-up first, and changes the world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With the rise of China, peaceful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has begun to actively lead China's economy, blaze new trails, and advance in the direction of eradicating hegemonism and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destiny.

Keywords: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the CPC, CPC’s diplomacy, Chinese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