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濟增長的源泉來自供給側，但在注重供給側長期增長因素的同時，也必須注意需求側的波動情況。改革開放四十余年，我國經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了巨大的飛躍。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從生產要素粗放驅動的階段，邁入了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階段和創新驅動階段。現階段我國應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為主線，以創新驅動發展，同時兼顧好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充分釋放制度紅利，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
【關鍵詞】經濟增長 創新驅動 要素配置效率 要素確權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6.002
【作者簡介】袁志剛，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教授、博導，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就業理論、社會保障和養老保險、中國居民消費。主要著作有《非瓦爾拉均衡理論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應用》、《均衡與非均衡：中國宏觀經濟與轉軌經濟問題探索》、《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深層矛盾和基本走勢——從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新視角》（論文）等。
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與調控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2020年12月中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和明年的經濟決策做出了重要的判斷和指示，提出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對于我們理解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具有重要啟示，其中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同時，這也說明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新的格局，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需要尋找新的增長動力。如圖1所示，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分析框架可以分為供給側與需求側，分別對應經濟的長期增長和短期波動。
經濟增長的源泉來自供給側，取決于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勞動要素數量和質量、資本形成水平、技術進步、制度改革與結構調整，當人均資本配備處于長期動態均衡時，人均經濟增長主要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的（TFP）提高。經濟增長由供給側因素決定，需求側改革和擴張本身不可能是經濟增長的源泉，這是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但是，在注重供給側長期增長因素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時時注意需求側的波動情況，深入分析外需、投資和消費背后的決定因素。就當前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與全球經濟增長、全球產業鏈變化、匯率變動左右我國凈出口的變動。我們的貨幣政策、融資結構及其環境的變化、利率變動則對投資需求具有決定性意義。最后，消費需求取決于居民的收入增長、公共產品的發展與分享以及未來房地產價格的走勢。在三大需求中，消費需求在以內循環為主的增長格局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現代市場經濟中，供給側和需求側必須實現很好的配合，供給側改革只有同時打開需求側的擴張空間才能維持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了巨大的飛躍。縱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發展歷程，經濟全球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條件，而我們在每一個關鍵時期，都能抓住機遇，實現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對接經濟全球化的大潮流，最大程度地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促進生產要素的不斷優化配置，從而推動經濟的進一步向前發展。
回顧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中國經濟走過了不同的發展時期。首先是改革開放伊始至20世紀90年代上半葉，這一階段中國對內改革的重點是農業與農村，對外開放的重點是吸引外資。一方面，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釋放了中國廣大農村億萬剩余勞動力，同時興辦鄉鎮企業吸納剩余勞動力，開啟本土工業化新道路；另一方面，又不失時機地對外開放，招商引資，使得近3億勞動力從農村和中西部轉移到接受外資最多的東部地區，全國5.5億勞動力參與全球分工，成為全球產業鏈的重要一環。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有為政府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統一且安定的社會環境，這一優良投資環境是發展中國家里少見的。這一時期的增長主要得益于勞動力比較優勢下中國制造業的發展。
到20世紀90年代后半葉，經過近20年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出現了諸如大量輕工業產品產能過剩與企業三角債導致銀行壞賬積累等一系列問題，這一階段對內改革的重點是國有企業改革，而對外開放的重點則是加入WTO。同時也展開了非常重要的需求側改革：城市居民住房制度的改革打開了住房需求的空間。具體來看，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改革，為中國民營企業在競爭性領域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空間；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一方面助推中國城市居民的消費升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得以增加，推動房地產和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企業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與土地金融基礎上推動的大規模城市化建設以及與此相關的重化工業發展成為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標志著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我們的外循環逐漸受阻，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順差、美國逆差的“中美利堅”格局難以為繼。中國的儲蓄大量通過投資美國國債等安全資產的方式流入美國，進一步推動美國房地產與金融市場的投資需求。中國成為了制造大國，而美國的制造業日益空心化，因此，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張制造業回歸。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全球貿易爭端上升，多邊貿易協議難以推進。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除中國經濟增長由負轉正之外，全球經濟增長以及由此決定的外需增長前景不明。與此同時，國內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房地產業和城市化建設的推進導致制造業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和稅收成本上升。此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內生出對環境改善的要求，環境治理成本也大幅上升。所有這些變化都在說明，中國制造業需要轉型，以低成本推動的“世界工廠”不可持續。中國制造業需要“騰籠換鳥”，換言之就是從產業鏈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實現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與此同時，中國在許多領域諸如5G和移動支付上實現了“彎道超車”，數字經濟發展迅速，創新驅動已然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
對經濟增長三個階段的分析
中國的經濟能實現持續增長的重點在于對內做好激勵，促進生產要素的釋放與流動；同時對外開放，大力引進外資，不斷開拓市場，促進資本、勞動力與市場的有機結合，實現要素配置的不斷優化。仔細分析，我們可以將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生產要素粗放驅動的階段。由于對生產要素的利用嚴重不足，短缺與失業并存，制度和結構性改革可以促使大規模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第二階段是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階段。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要素投入增量逐漸消失，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而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關鍵是要素市場的發育和健全。第三階段是創新驅動的階段。隨著要素市場的改革和完善，要素配置效率得以保證，這時，戰略性科技突破將成為新增長動力的核心。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階段顯然已經結束。隨著本國經濟的發展和壯大，中國面臨的全球競爭空前激烈，加之地緣政治與全球治理結構的變化，可能沒有時間讓我們依次經歷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而必須是熔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于一爐，即同時進入要素配置效率提高階段和創新驅動階段。中國經濟由第一階段能否成功過渡到第二、第三階段，體現了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經濟增長能否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并成功突破來自霸權國家的貿易、科技、金融等方面的抑制，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階段，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要素粗放投入階段。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輪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生產要素投入，尤其是勞動力要素的粗放投入，由此實現充分就業。我國在改革開放前由于資本短缺，并沒有實現充分就業。改革開放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大規模地引進外資。第一波是改革開放初期以深圳等經濟特區建立為標志的引進華僑資本；第二波是以1990年上海浦東開放為標志，大規模引入以全球500強企業為代表的歐美日資本，同時在世界第五次并購浪潮的影響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起步階段；第三波則是加入WTO，中國經濟全面融入全球化。與此同時，勞動力要素的粗放投入也促進了從農業到工業的結構轉換。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結構效應，工業部門勞動力的人均產出可能是農業部門的十倍甚至更多。所以中國經濟增長背后的動力既來源于勞動力充分就業，也有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帶來的結構效應。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近三十年間，工業化水平相比解放前有了很大進步，但還存在大量的隱性失業。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最初動力來自向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拓展，而大量的隱性失業則意味著我們的產出水平沒有達到生產可能性邊界，也就沒有達到潛在產出水平。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釋放，從農業部門轉向工業部門，生產可能性邊界得到迅速擴展。此外，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推進，先進的技術、管理模式，以及國外市場都隨著資本的引入而被一同帶入中國，形成了“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局面。簡而言之，要素的粗放投入使得產出水平不斷往生產可能性邊界拓展，而干中學則進一步拓展了生產可能性邊界，從而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因此，生產要素投入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勞動力充分就業；另一方面是勞動力的結構性轉變，從農業到工業，使得億萬勞動力參與全球分工體系，進入全球產業鏈。中國在這一階段的發展模式具有必然性。中國當時大量勞動力的隱性失業決定了中國有實現充分就業的基礎，同時這一模式又具有特殊性，原因在于我們正好對接了1980年代全球跨國公司在全球產業鏈的布局，這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難得的機遇。但第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要素的粗放投入，包括勞動力、土地以及環境等。首先，盡管勞動力融入全球產業鏈，但仍處于低端，附加值較低，進而導致收入較低；其次是土地的低成本使用和環境污染問題，也是要素粗放投入的表現。中國整個宏觀經濟中要素報酬低價的結果，是經濟增長的動力非常依賴外需的增長，兩頭在外的循環模式也是必然的。總之，這一階段盡管也有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結構轉變所帶來的效率提高，但總體上看，仍以要素的粗放利用和充分就業為主要特征。由于中國擁有近9億的勞動力數量規模，[1]因此，經濟的高速增長效應也極其明顯。
另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家庭隨著收入的上升，儲蓄不斷上升，國民儲蓄率幾乎接近50%，但是充裕的儲蓄資源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配置，資本回報率往往低于經濟增長率，即宏觀經濟處于動態無效狀態。這一現象說明，中國的資本配置效率并不理想。在國內總需求低于國內總供給的情況下，中國將大量的外匯儲備投資于低回報的外國資產。近幾年房地產領域的泡沫化發展又吸收了大量的儲蓄投資，并且擠出了實體經濟的投資。地方政府大肆舉債，資產與負債過度擴張導致金融風險上升。凡此種種，都表明中國的資本要素配置效率有待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國已經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和知識產權也成為了重要的生產要素，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截至目前，數據資源還是處于一種粗放利用的狀態，主要體現在互聯網平臺和互聯網金融的野蠻生長及對個人數據隱私的濫用等方面。究其根本，是因為數據確權沒有實現，個人隱私沒有得到完全的重視和保護，產生了很多安全隱患，同時，數據企業對數據的壟斷也導致競爭生態被破壞。這些都可以歸納為要素的粗放投入。
目前，我國已經邁入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第二階段。首先是勞動力要素的增長趨于下降，人口紅利消失，獨生子女一代成為勞動力主流，勞動力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轉變是必經之路。與此相對應，我國制造業要從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向中高端邁進。土地資源和環境資源也是如此，對生態環境的要求也被納入個人和政府的目標效用函數之中，并被賦予越來越高的權重。同時，數據要素與知識產權要素的粗放使用導致其前景也并不樂觀。從中國已經走過的改革開放四十余年歷程看，商品市場的改革比較成功，但是要素市場的改革和完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素市場，既包括傳統的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金融市場、土地市場，也包括未來十分重要的數據市場、知識產權市場等，要素的確權、要素產權的保護及其配置效率都有待提高，改革的任務極其艱巨。這將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既涉及政治、社會、法律和經濟等非常廣泛的制度性安排，也涉及眾多利益群體的利益重新分配。
同時，由于逆全球化勢力的興起與全球治理的缺失，中國在全球先進產業、核心科技等領域面臨的競爭空前激烈，脫鉤風險隨時存在，迫使我們必須進入創新驅動的階段。一個國家要實現持續不斷的經濟增長，就需要大量的知識創新。日本在20世紀的泡沫階段風頭無兩，人均GDP一度超過美國，但早在泡沫之初，就有部分經濟學家預感到日本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破滅只是時間問題。因為經濟不斷增長的動力來自創新驅動，創新的動力來源于知識與人才，而當時世界頂尖的高校與科研機構都集中在美國，這些機構為美國經濟的創新驅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破滅之后，日本經濟就一蹶不振，“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儼然成為日本經濟的代名詞。
目前所討論的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及發揮我國14億人的市場規模優勢、促進消費等措施，其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而增長源泉就是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知識生產與創新活動的展開，這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從經濟增長的本質來看，前文已經提到，需求規模本身并不是增長的源泉。改革開放前，我國同樣也有大規模人口優勢，但是勞動生產率不高就意味著人均收入很低，人口規模的優勢不可能成為市場優勢。增長的唯一源泉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是在人口優勢基礎上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市場可以培育出具有規模效應的企業，尤其是具有規模和網絡效應的數字經濟企業，其全要素生產率上升速度將會很快。例如，華為能在5G技術上取得突破和領先，不僅是因為企業本身在技術研發上進行了巨大的投入，同時也得益于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在兼具非競爭性和“贏者通吃”特征的數字經濟時代，14億人口的消費規模成為了中國經濟新的比較優勢。中國消費市場規模巨大，如果我們能在基礎研究與科技創新方面有所準備，就有可能在某些領域實現彎道超車，培育出高效率企業，實現規模經濟，帶來全要素生產效率的提高。由此可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起步于人口規模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但是經過一段高速經濟增長之后，其比較優勢已經轉到人口規模帶來的超大市場規模優勢上來。與此同時，當前人類社會與世界經濟正好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即以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為標志的時代，簡單勞動在生產中或被替代、或被賦能，技術進步可能更加依賴于消費規模和網絡效應。面對這樣的新變局，經濟的內循環就變得愈發重要，需求側改革也變得愈發重要。同時，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素市場改革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既是供給側改革，也是需求側改革。就勞動力要素而言，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和完善，就是要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在不同空間、不同產業間的徹底流動，通過流動提高配置效率，這是供給側改革；同時，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著要素收入的增加，這是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關鍵，也是內循環得以完成的關鍵。其他資本市場、土地市場等要素市場的情況也莫不如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前城鄉之間、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比收入差距更為嚴重的是財富差距及由此帶來的財富收入的差距。因此，要素市場改革是我們這個時代必須完成的任務。同時，只有在進一步改革與開放的基礎上，戰略性科技力量的培育與壯大才有可能。這些任務的完成，既是高質量經濟增長的前提，也是經濟增長新的動力所在。
要素權利的界定和要素市場的完善是高質量增長的前提條件
現階段我國要實現經濟的新一輪增長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是促進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二是大力推動創新驅動發展。這也是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進而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兩大發力點。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有效方式是促進要素的進一步流動。我國目前要促進國內大循環，推動國內市場向縱深化發展，促進城鄉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深度融合，都需要促進要素實現無阻礙地流動。
首先是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從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來看，農村還存在低效的剩余勞動力，農業勞動力相對農業產出的比重還是太高。我國的城市化率和發達國家相比還處在較低水平，促進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有利于打開農村農業建設的新局面，加快農業的機械化、規模化和現代化，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而促使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升級。回顧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階段，主要就是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了東部沿海城市，從農業轉移到了制造業。那么當下，中國如何改革戶籍制度，提高城市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完善城鄉居民公共產品的均等化，從而充分釋放農村低效勞動力，讓農民工進城再就業，同時大幅提高中國的城市化率，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依舊落在制度建設和政府激勵問題上。制度是內生的，只有在制度設計時強化激勵，才能培育出良好制度，進而形成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公共產品的供給和制度建設對勞動力的進一步流動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農民手中的三塊地，尤其是宅基地如何確權、流轉，如何與城市先進生產要素如資本、技術、文化乃至金融創新相結合，產生更高的土地要素收入，成為農民進城的原始稟賦，也具有重要意義，這就引申出了土地要素的確權與流動問題。
土地要素流動不僅局限于農村土地的流轉，還在于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農村土地的流轉需要根據經濟發展出現的新需求來對鄉村進行功能定位，進而進行制度設計，如何通過市場化的方式盤活農村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最為重要的在于土地確權、流轉、市場化交易等一系列制度和法律的改革；在城市用地方面，要在都市區空間一體化基礎上做好產業和房地產布局，積極探索并完善用地政策，加快對舊城空間的二次開發，創新土地使用方式，推動不同產業用地類型的合理轉換，探索增加用地供給。同時在確保耕地面積的基礎上，推動城鄉建設用地的融合統一，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在深化城市化過程中，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盤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如國有企業的存量用地。通過土地市場體系的發育和完善，最大程度地釋放制度紅利，短期看可以提高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長期看可以起到抑制城市房地產價格過快上升的作用。
實現要素自由流動的前提是對要素進行確權，這不僅是針對勞動力要素而言，還有土地及數據等要素。在這一問題上，我們需要重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進行分析。西方經濟學中所謂克拉克定理，即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決定要素價格的理論在實際中是不適用的，因為克拉克定理的前提是對生產要素的權利的界定，其背后體現的是生產關系。不僅對勞動力要素如此，對于數據要素、土地要素、知識產權要素等也莫不如此。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市場化強調的是要素邊際生產率決定其價格，這也是古典經濟學中的經典理論，是西方經濟學分配理論的基礎。但是如果沒有對要素進行確權，合理而公正的分配也就無從談起，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到的資本對于勞動力剩余價值的剝削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收入分配永遠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命題，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由技術決定的問題。當然，要實現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市場經濟中邊際生產率決定要素價格的機制仍然適用，但前提是對生產要素的各種權利進行法律界定。
勞動力要素確權的關鍵在于對勞動力權利的保護。自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勞動力權利的界定一直是關鍵問題。無視勞動力權利，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實是無法進行下去的，20世紀30年代西方的大危機就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就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對勞動力權利的認可與保護，這種努力的結果是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得以延續。當然，對勞動力權利的過度保障也會導致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失業率的上升、經濟發展的停滯，歐洲很多經濟體就面臨這樣的困局。因此，勞動力權利的保護需要把握一個合適的度，并且這個度要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相適應。對于當前中國而言，最主要的勞動力權利保護，是對廣大進城民工充分就業權利、失業社會保障權利、分享公共產品權利的保護，問題的核心涉及戶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如果不給這些工人以合理的權利保護，既不平等，也會使他們對未來沒有一個穩定的預期，預防性儲蓄過度將抑制他們的消費，進而影響內循環的推進。縱觀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影響，中國在生產和投資上快速復蘇，但是國內消費的復蘇卻滯后于生產和投資。因此在特殊情況下要提振經濟，實現國內大循環的新格局，就必須不失時機地推進對于勞動力權利的有效保護。
其次，對于土地要素的確權進而加快流動和提高配置效率也非常重要。1998年的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房地產的大發展和建立在房地產發展基礎上的土地財政對經濟增長曾經起到了積極的“擠入”作用。但是目前房價高企，地方政府債臺高筑，嚴重“擠出”了實體經濟。如果我們對于房地產業，對于建立在房地產及其價格上升基礎上的資產與負債擴張沒有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那么在可預見的未來，一旦房地產價格上升中斷，地方財政將難以為繼，這必然危及中國實體經濟的增長，甚至還會危及社會穩定。中國經濟要想實現新一輪增長就必須把土地再次“盤活”，其中處理好農村土地與農業、農村土地與農民經營性收入和財富性收入的關系是關鍵，也是農民基本權利問題的重要部分。農民手中的三塊土地——耕地、集體用地和宅基地，如何確權與提高它們的配置效率，既是土地要素使用效率的問題，也是解決農民經營性、財富性收入增長從而加快勞動力流動、加快城市化率的重要舉措，更是中國經濟區域一體化推進的重中之重。其中宅基地對于農民而言，其確權和交易更具有實質性意義。因為長期的歷史傳統形成了農民的權利觀念，盡管宅基地不是私有土地，但在農民的觀念中，宅基地的權利是最穩定的，可以說宅基地是農民的立身之本。因此，要積極探索落實宅基地集體所有權、保障宅基地農戶資格權和農民房屋財產權、放活宅基地的交易權和金融抵押權，是實現農民房屋使用權的具體路徑。而且在宅基地這一生產要素進行變革的過程中，不能再單一地將之只視為生活資料，而是要對其賦予一個可交易的財產權利。
再次，資本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同樣十分重要。金融體系改革與金融市場的完善，阻止金融要素脫實向虛，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始終是中國高質量增長的關鍵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外需疲軟，而內需又不足，中國過剩的產能無法消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制造業投資開始下滑，為了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我國于2009年啟動約4萬億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配合大幅增加銀行信貸擴張等金融寬松政策，通過提高房地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增速來彌補制造業投資增速的下滑。
金融助推下的房地產發展使得房地產泡沫化越來越嚴重，同時房地產由于價格不斷上漲，成為了良好的金融抵押物，進一步成為信貸擴張和金融衍生品創造的基礎。這時，房地產和地方基礎設施建設部門成為高收益的部門，炙手可熱。由此，金融資源被各類企業和機構越來越多地配置到了投機領域，甚至許多傳統的工業企業也將虛擬經濟作為自身利潤的增長點。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則紛紛脫離主業，減少實體經濟的商業貸款，轉而向房產、基建等部門不斷提供融資，金融自由化帶來的影子銀行發展則為這一趨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造成了企業融資成本的大幅上升。而中小企業對利率極其敏感，融資成本的大幅上升無疑嚴重制約了這些企業的正常融資行為，惡化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嚴重擠出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如何降低金融要素的空轉，提高金融資本的配置效率，使其最大限度服務于實體經濟、服務于中國的高質量發展，癥結依舊落在金融體系與體制的改革、市場的完善與激勵機制的設計上。
最后，在數字經濟時代，對數據要素的確權具有重要意義。數字經濟是指以數據為生產要素、以信息載體升級（由硬件設施及軟件技術共同驅動的現代信息網絡）為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手段，廣泛參與到生產、交換、分配及消費等過程中，從而重構商品與服務價值，促進實體經濟效率提升與結構優化的新型經濟生態。數字經濟具備三個特征。第一，非競爭性。經濟主體對數據的使用不會提高使用該數據的邊際成本。空間和時間上均有非競爭性，同一時空可有多人使用同一數據。第二，數字產品生產的邊際成本很低甚至趨于零，數字經濟擁有巨大的規模效應。傳統制造業的規模效應有限，當產能得到充分利用后，增加產量需要新的投資，導致邊際成本上升。第三，正外部性。數據的邊際價值隨著數據使用量的擴大而提高，并不斷自我強化。對應數字經濟中的平臺經濟，使用社交平臺、電商平臺的消費者越多，那么平臺本身的價值也會越大，更容易吸引新消費者的加入。
因此，數字經濟具有自然壟斷的天性：一家經營的效率大大高于多家經營，先進入者具有后進入者無法超越的優勢地位。但壟斷將抑制和消滅競爭，長期可能抑制創新，降低全要素生產率，對宏觀經濟增長帶來危害。環顧全球經濟，近年導致發達經濟體處于停滯增長（Secular Stagnation）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數字經濟企業所形成的巨無霸式壟斷，抑制小企業的生長，不得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更有甚者，數字經濟中的單一平臺利用數據的多元性和正外部性走向混合平臺，吞食金融等傳統產業，破壞金融規則，引發金融監管難題。
數據產權兼具公共性與私有性，所涉及問題是多元的，既有數據的所有權、最終控制權、使用權以及商業交易權限如何界定的問題，也有個人隱私保護、國家安全、政治穩定、經濟效率等不同價值判斷的平衡問題。因此，如果我們要在數字經濟上走得更快更好，首先，我們就要在數據要素的確權方面做出努力。數據產權是一個復合產權，其權利束（A Bundle of Rights）包含使用權、收益權、占有權與處分權，甚至還包含可攜帶權與被遺忘權等。而數據產權主體既可能包含個人用戶、數據收集企業、平臺企業，也可能包含政府機構與數據中介等組織。根據產權理論，應通過構建法律使私人之間由于協調失敗所造成的損失最小化。數據的收集、挖掘、開發、利用、共享與交易等環節都繞不開對數據產權的認定。目前，數據產權確權的條件也趨于成熟，用產權來分析數據權屬更具有現實意義，但直接套用現有的物權制度或知識產權制度去界定數據產權的歸屬是不可行的，因為數據與實物資產具有完全不同的屬性，與知識產權也不盡相同。相比之下，數據具有如下特性：（1）很多數據往往由不同主體經過了幾輪生產與處理，因此無法進行明確分割；（2）對于如何使用數據，在最初形成數據的時候通常不明確，而后期往往還會進行更深層次的挖掘，因此數據的價值難以標準量化；（3）數據可以同時存在于不同的介質中；（4）數據的稀缺性體現在獲取及控制使用上，而不是數據本身，單個數據不具有直接的經濟價值；（5）數據往往是生產或消費行為的副產品，通常不具有獨創性或創造性；（6）能夠識別特定個體的數據往往具有隱私性，這也是數據產權較為敏感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對于個人數據的隱私問題，完全信息從理論上有助于提高市場效率，但無法避免信息被濫用、消費者權益受損的問題，因此需要公權力介入數據監管和隱私保護。基于上述特征，數據產權的全面確權需要綜合考慮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平衡。[2]
在提高要素市場配置效率的基礎上，實現創新驅動。以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為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已經到來，創新驅動需要立足基礎研究。在美國的優勢領域中，中國主要是在電氣工程與儀器領域中對美國存在顯著的技術替代；但中國在計算機領域仍有很大的趕超空間。而且目前中國的專利仍未脫下“拿來主義”的外衣，跨國專利（尤其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專利）確實帶來了技術的引入，提升了中國的趕超能力，具體表現在對中國專利數量和質量的雙重促進上,但同時需要警惕，中國對美國核心領域的趕超更有可能招致美國的反制，美國很有可能針對其比較優勢領域，例如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進出口管制。因此，我國要維持追趕的后勁，基礎研究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要實現創新驅動就必須加強基礎研究，要對知識產權進行確權和保護，在此基礎上進行激勵機制的設計，促進產學研的深度融合。
最后，政府在收入再次分配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各類生產要素確權的目的是做對激勵，效率為上，但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時也要分好蛋糕，公平為上。分配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決好分配問題有利于我國提振內需，從而促進國內大循環的良性健康發展，同時有利于“橄欖型社會”的形成，真正做到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在上一輪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的加入使得全世界經濟發展的蛋糕越做越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享受到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紅利，但西方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收入分配環節出現了問題，絕大部分利益被跨國公司獲取，而其國內的藍領工人以及大部分白領并沒有享受到全球化帶來的紅利，換言之，全球化并沒有給所有國家、所有地區、所有人群都帶來收益，反而出現了階層分化和民粹主義的抬頭，導致反全球化勢力的出現。[3]因此，解決好分配問題不僅是實現經濟新一輪增長的必由之路，也是發揮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巨大優越性的內在要求。
總而言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每一個關鍵時間點，抓住機遇，實現了經濟增長動能的切換，從而推動了經濟的進一步向前發展。在當下全球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加的情況下，我們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為主線，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同時兼顧好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做好分配，釋放制度紅利，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71933001）
注釋
[1]此處為2019年數據。參見國家統計局：《人口總量平穩增長 人口素質顯著提升》，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22_1692898.html，2019年8月22日更新。
[2]參見袁志剛：《東西方文明下數字經濟的壟斷共性與分殊》，《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2期。
[3]參見袁志剛：《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深層矛盾和基本走勢——從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新視角》，《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7期。
The New Growth Impetus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alysis Framework of Long-Term Growth and Short-Term Fluctuations Based on the Macro Economy
Yuan Zhigang
Abstract: The economic growth has gained impetus from the supply side, but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upply-side factors that drive long-term growth, we must also note the fluctuation of the demand side.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achieve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has improved enormously. At presen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del has shifted from the stage driven by extensive input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toward the stage driven by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by innovation. We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adhere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ike a proper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and reap more benefits of our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a new round of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innovation-driven, alloc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factors regi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