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助馬克思主義的城鄉關系思想，可知在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以技術變革為代表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對城鄉關系演進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城鄉二元經濟的對立是第一次技術變革以來城鄉對立關系的延續和深化，由此形成的產業結構失衡、消費資料不足和過剩人口危機已經成為經濟現代化的阻礙。當前，我國利用技術變革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可以從以下四方面著手：一是利用數據技術變革降低農業與農村發展融資困難，二是加大對農村交通運輸和互聯網基礎設施投資，三是借助知識和技術擴散提高農業現代化程度和產業融合程度，四是利用互聯網平臺推動技術與知識下鄉。
【關鍵詞】 技術變革 城鄉關系 融合發展 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2.006
引言
以技術變革為主要內容的生產力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最終決定力量。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1]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抓住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關鍵戰略機遇期[2]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重要意義。
現有文獻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有關城鄉融合發展概念的科學內涵及其演化的理論闡述。比如韓文龍（2019）指出，城鄉融合發展的本質是農業農村的高質量和共享發展，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許彩玲、李建建（2019）從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的角度，闡述了城鄉融合發展中城鄉要素流通、產業融合、功能互補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內在邏輯。姚毓春等（2019）、張克俊等（2019）、陳丹等（2019）分析了我國城鄉關系演進的歷史進程，指出城鄉融合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在新時期城鄉關系中的高度體現。金成武（2019）在反思當代發展經濟學諸理論基礎上，認為城鄉融合發展思想突破了其理論局限性，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二是對城鄉融合發展路徑的思考。比如張來武（2015）提出，創新驅動是實現城鄉融合、共同發展的必由之路。黃祖輝等（2013）認為，城鄉從二元對立到融合發展必須堅持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雙輪驅動”。高波等（2019）的實證研究指出，經濟增長并不能主動服務于城市與鄉村的融合，因此政府必須通過制度設計引導城市鄉村在產業分布、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融合發展。
這些研究充分挖掘了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內涵及其與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適應性，但是缺少對推動城鄉關系發展因素的研究。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以技術變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塑造了城鄉關系賴以存續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在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對城鄉關系產生了深刻影響。因此，如何理解技術變革在城鄉關系演進進程中的推動作用，對把握當前新一輪技術變革推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首先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線索下，闡述技術變革對城鄉關系發展的推動作用，其次闡述當前城鄉二元對立關系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制約，最后分析如何抓住新一輪技術變革的契機推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技術變革推動城鄉關系演進的歷史邏輯
歷史地看，技術變革通過塑造一定階段城鄉關系賴以存續的分工體系和物質基礎，推動城鄉關系不斷演進。一般認為，城鄉關系經歷了混沌一體、鄉村居主導地位的城鄉初步分離、城市居主導地位的城鄉對立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出現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時期，第三個階段是資本主義社會城鄉關系的長期狀態。
從城鄉混沌到鄉村主導。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城鄉關系經歷了從“混沌一體”到“城鄉初步分離”的兩個階段。在原始社會時期，每個部落以家庭或氏族為單位，依靠狩獵、畜牧或務農為生。這一階段的社會生產力極不發達，生產分工僅限于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各個部落逐水草而居，分散在廣袤的平原與河流周圍，因而城市的形態尚未出現。隨著人口和需求的增長，各個部落對土地和資源的要求隨之增加，當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起來時，城市就產生了。這時的城市與農村仍然處于混沌不分的狀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聚居部落的經濟剩余不斷增加，私有制逐漸產生。財產的私人占有激勵著財產和奴隸的所有者改進生產過程，以占有更多的經濟剩余，由此帶來了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3]。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從原始社會到奴隸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城市和鄉村出現了社會生產過程的分工，使城市和鄉村首次處于對立狀態。馬克思指出，“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4]當然，這一時期的城鄉分離程度仍然較低，鄉村甚至居于主導地位，城市不過是“以土地財產和農業為基礎的”[5]。這是因為城市的數量較少、規模較小，只能從事生產水平較低的家庭手工業生產和小規模商業活動。
到封建社會，城鄉對立進一步加劇。生產工具的變革使城市在社會生產分工中越來越傾向于發展手工業和商業，農村則更集中于發展農業生產。農村為城市工商業發展和國王、領主等貴族的消費提供足夠的農業剩余，這是城市擴張和工商業發展的重要基礎。這一時期的城鄉關系主要表現為農村向城市輸送大量的農業剩余，財富逐漸向城市聚集。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而在鄉村里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散。”[6]但由于城市生產力水平較低，農業剩余仍然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因此農村在城鄉關系中并未完全成為城市的附庸，反而在一定時期居于相對主導地位。
技術變革與城市戰勝鄉村。真正使城市“戰勝”農村并在城鄉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以自然力為動力系統的工場手工業的長足發展，即第一次技術革命。[7]
隨著城市數量和彼此交往的增加，城市之間出現分工，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直接引起工場手工業的產生。由于工場手工業完全依賴貿易的擴張或收縮，因此在英國戰勝荷蘭成為新的世界貿易霸主后，英國成為最大的工場手工業聚集地。超過生產力的商品需求擴張引起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的首次技術變革——“利用自然力來為工業服務，采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8]大工業生產“建立了現代化大工業城市來代替從前自然成長起來的城市。凡是它所滲入的地方，它就破壞了手工業和工業的一切舊階段。它使商業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9]
這種“城市對鄉村的超越”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或稱第二次技術革命后進一步深化。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城市越來越超越鄉村成為商品生產和銷售的中心。動力系統的變革推動了交通運輸技術的發展，又使得工業和農業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不再受原產地的局限，將原材料的獲取和產品的銷售從國內拓展到更大的海外市場。隨著蒸汽機、火車和航海技術的發展，技術變革使生產可以脫離農村的自然動力，向市場更加繁榮的城市聚集。蒸汽機的發明使工業生產所需的動力系統不再依賴于分散在廣袤農村的自然力，它可以移動。“這種原動機是在城市使用的，不象水車那樣是在農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產集中在城市，不象水車那樣使生產分散在農村”，[10]生產過程和交換過程由此擺脫了對農村的地域依賴，得以轉向人口更加集中、財富更加聚集的城市。
二是工業部門的經濟剩余創造能力越來越超越農業部門。機器化生產極大地加快了固定資本的周轉速度，提高了資本和原材料向產品的價值轉移，特別是提升了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結合的能力，使工業生產創造的剩余價值大大超過農業。
三是勞動力進一步由農村向城市聚集。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地主和資本家階級以欺騙和暴力的方式掠奪土地，“使以前只是有節度地進行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11]加快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剝離，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成為“自由勞動者”，成為工業生產所需的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蓄水池。農民和部分工業剩余勞動力組成了龐大的產業后備軍，使資本能夠盡可能地壓低工資價格。
兩次技術革命帶來的技術變革極大地深化了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和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對立。城鄉關系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農業部門成為工業部門的附屬，農民成為工業生產和城市擴張的附屬。其后果就是“人口不斷地流往城市，農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變成牧場、采用機器等原因而不斷地‘變得過剩’，農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斷地被驅逐”。[12]
此后的技術變革基本延續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加大城鄉對立深化的邏輯。首先，動力技術的變革和交通運輸的發展使工業生產進一步擺脫對鄉村的依賴向城市集中，金融等服務業部門也逐漸向城市工業中心靠攏，鄉村僅保留農業為主導的單一產業結構。其次，技術擴散和農業部門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助力生產出更多的農業剩余人口，這些剩余人口向城市流動，與城市工人階級匯集成為更加龐大的產業后備軍群體，造成了嚴重的潛在失業危機和福利支出的財政壓力。最后，對原材料的無限開采嚴重破壞了鄉村的生態環境。這些都加劇了城鄉關系的對立。
但是與此前相比，新的技術變革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后的變革對城鄉關系產生新的影響。一方面，由于工業和金融業不斷向城市聚集，導致城市土地價格不斷上升，因此將部分工業制造業企業“擠出”到城市邊緣的鄉村地帶，帶動了鄉村產業結構的多元化和就業人口的回流。另一方面，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斷通過全球化生產將本國城鄉對立的矛盾轉移到欠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的全球化使得高污染、高能耗的工業生產逐漸向資源富集的外圍國家轉移，廉價的原材料使母國掠取了大量剩余價值，并以其中的一部分補償和發展本國現代農業，為農業過剩人口提供基本生活補助，以緩和日益激化的城鄉矛盾和治理惡化的生態環境。
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向我們展示了技術變革對城鄉關系發展的推動作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技術變革將不斷加劇城鄉關系的割裂與對立，這種對立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的必然結果，因為隨著技術的繼續變革，被剝奪生產資料的農業剩余人口同樣也將被農業部門淘汰，失去土地的他們也無法真正分享農業現代化的紅利。
城鄉融合發展是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如前所述，技術變革對城鄉關系的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但如果僅僅將二者的關系視為單向的，則將陷入技術決定論的理論誤區。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13]可以說，一定階段的城鄉關系既是適應包含技術變革在內的社會生產力長期發展的結果，又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后對下一階段的生產力發展形成制約，并由此發生新的演進。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以跨越式發展的姿態走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近兩百年的工業化進程，城鄉關系經歷了深刻變革，農業與農村也取得長足發展。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同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鎮化相比，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步伐還跟不上，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沒有根本突破。這對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形成了一定的制約。
農業部門現代化程度較低導致的經濟結構失衡。當前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突出表現是農業生產現代化程度遠遠落后于城市工業部門。這種產業結構的失衡將給我國的經濟穩定和繁榮造成潛在威脅。以下采用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簡單再生產模型對此進行闡述。
在封閉的二元經濟結構中，第一部類作為生產資料再生產部門可以簡化為工業部門，第二部類作為消費資料生產部門簡化為農業部門。各部類資本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分別計為和，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余價值和年產品總價值分別記為c、v、m和p。上角標i={1,2}，其中取值為1表示未發生技術變革，取值為2時表示已發生技術變革，下角標表示第一和第二部類。
因為工業部門的資本密集度更高、生產技術更為先進，更容易發生技術進步，為方便計算，我們假定工業部門將率先發生技術變革，并且技術沒有擴散到農業部門。假設技術變革的發生和普及導致本部類的平均資本有機構成提高α倍，剩余價值率提高β倍，工業部門的預付總資本不變，因此，有預算約束方程如下：
整理上述公式，可分別求得技術變革前后農業部門再生產投入的不變資本數額：
只有
，即
時，發生在工業部門的技術變革才不會導致農業部門生產規模的萎縮。我們將分子分母同時除以
，將
記為n，則上述公式可進一步簡化為
。
可見，相對于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這一約束條件對工業部門技術變革中的剩余價值創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趙峰等（2017）對全國及省級兩部類資本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的核算證明，我國工業部門技術構成上漲在大部分時間和地區都未能滿足上述約束條件，我國現代化在兩大部類存在嚴重的失衡。[14]
因此，可以推論，當技術變革僅發生在工業部門或工業部門的技術變革領先于農業部門時，農業部門的生產將受到擠壓，社會消費資料總產出將出現缺口。這源于工業部門的技術變革提高了再生產過程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比重，而產業工人的剩余價值率提高也不能填補這一缺口。
剩余人口與城鄉收入和福利水平差距擴大。城鄉二元分割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城市與鄉村收入差距和福利水平的巨大差異。一方面，技術變革降低了農產品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降低了糧食、原材料等農村主要產品的價值。另一方面，由于工業和商業多集中在城市，因此農村經濟長期以農業、原材料開采和農產品初加工為主，產業結構相對單一。這使得農民的收入嚴重為農副產品價格所左右，維持在較低水平。此外，相對剩余人口規模的擴張也拉大了城鄉收入分配差距。伴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導致工業和農業部門相對剩余人口增加，加劇了產業后備軍的競爭，降低了農業剩余人口在勞動力市場的議價能力，使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表1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差距的變化。
長期以來，我國解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主要依靠國家對工業剩余進行轉移支付，但是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原因在于，有限的財政資源僅能維持較低水平的鄉村社會保障給付，更為嚴峻的是長期依賴財政補貼將透支農業與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無助于改變鄉村對城市、農業對工業的依附。長此以往，必將帶來龐大的財政負擔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透支經濟發展的長期動力。
可以看出，當前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發展的二元結構性失衡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社會的長期健康持續發展。優先發展農業農村，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實現鄉村振興和農業現代化，是黨和國家站在戰略和全局高度，為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做出的歷史選擇。
技術變革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作用機制
以新型信息通信技術為核心、以新能源技術為動力支撐、以新型制造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技術創新集群必將深刻地塑造社會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廣泛和深遠的影響。[15]為全面分析如何利用當前技術變革服務于城鄉融合發展，本文采用資本循環的理論框架進行分析。馬克思的資本循環圖示由下式給出：G表示從事生產活動需預付的貨幣資本，即為生產所做的融資過程；W表示使用貨幣資本購買的產業資本，包括生產資料Pm和勞動力A，可以視為生產要素的流通；P表示生產過程；W'表示產生品，G'表示商品銷售后獲得的帶有增量的貨幣，從W'到G'表示產品的銷售和流通過程。下文將基于這四個過程逐一展開分析。
G—W=Pm+A…P…W'—G'
降低農業與農民的融資難度。信用制度的發展是影響資本循環的重要因素。馬克思在考察社會總資本再生產中的貨幣流通時指出，完成生產所需投入的貨幣資本與預付資本中購買勞動力的資本高度相關。由于工業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普遍高于農業部門，因此在連續不斷的社會再生產中，工業部門在每一輪循環中所需的融資總量小于農業部門。并且，由于農業生產依賴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具有天然的高不確定性，因此農業生產和農民融資風險一般較高。這兩方面因素的疊加造成了農業部門和農村經濟的融資難題。
新一輪技術變革為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以大數據技術和云計算為依托的信息技術變革，能夠依托互聯網平臺收集資金流水、農戶基本信息和財政代發信息、農村社保參保等海量數據，通過先進的算法更加準確地估計氣候和環境等不確定性外生沖擊發生的概率，擬合農民的消費水平和償還能力，評估公司的盈利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由此精準鎖定農民和農村企業的信貸需求（吳正昌，2019）。在此基礎上，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等農村金融部門可以精準地設計金融產品，在提高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和降低違約風險的同時，為農業發展、農村企業經營和農民消費提供有力的融資支持，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充足的金融保障。
打破要素流通壁壘，加快城鄉要素流通和資本循環。技術變革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第二方面意義在于通過新的交通運輸和信息通信技術，打破資本、勞動力、技術、數據等生產要素的流通壁壘，加速資本周轉和流通速度。
歷史地看，交通運輸技術的滯后是阻礙城鄉融合的主要障礙。“以具有家庭副業的小農業和城市手工業為‘樞紐’的社會所擁有的交通運輸工具，完全不能再滿足擁有擴大的社會分工、集中的勞動資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場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生產需要。”[16]相比于城市交通和通信的發達，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長期以來相對薄弱，軌道運輸、高質量公路運輸和互聯網硬件設施建設不夠完善，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城鄉之間、鄉村之間的商品流通，而上一階段的產出品同時又可能是下一階段產業資本循環的投入品，因此造成農村產業資本循環速度低下，降低了其剩余價值的獲取水平。馬克思論述了交通運輸技術的發展對加快物質生產要素流通的重要意義：“一個過程的產品能夠以什么樣的速度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另一個過程，取決于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運費的低廉有很大的作用。”[17]鐵路軌道運輸的快速發展、物聯網的廣泛輻射覆蓋和新能源動力的使用，大大縮短了城鄉之間生產資料轉運的時間，降低了交通運輸成本，加快了農村產業資本的循環速度，提高了單位時間內的剩余價值創造能力。
同時，數據和信息也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基于工業互聯網的通信技術的變革極大促進了信息的傳遞與整合，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產業資本錯配，提高了資本的生產效率。信息傳播技術變革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在于提高了信息的流通速度，打破了由信息不對稱產生的資源錯配。互聯網時代，人們獲取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渠道大幅拓寬，速度大幅加快，農民和農村企業經營者得以打破信息壟斷，公平參與到產業鏈各個環節的市場競爭中。
技術和知識擴散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奠定鄉村振興的強大物質基礎。實現農業現代化是新時期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技術變革和知識變革向農業部門的擴散是農業現代化的首要因素。馬克思指出，技術的壟斷使掌握先進技術的資本家以低于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的成本生產商品，從而憑借價格優勢壟斷市場獲取超額利潤。[18]以農產品深加工制造業為例，產業資本可以憑借技術優勢獲取產品定價權，壓低農產品和原材料價格，獲得超額利潤。而農民和農村企業受限于技術壁壘，被迫停留在低附加值產業，接受利潤侵蝕。
但是先進生產技術的壟斷不是永久的。一般而言，市場競爭和對超額剩余價值的追求將導致技術在行業內部和產業間擴散。因此，馬克思指出：“通常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19]但是這種技術擴散更容易發生在工業部門，“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會分工而孤立起來以致各自生產獨立的商品、但又作為總過程的階段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工業部門”，[20]而向農業和農村的技術擴散則需要更長的時間和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是要通過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引導城市工業部門的先進生產技術向農業部門轉移和擴散，破除二元經濟結構的生產力差距，為鄉村振興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此外，農業的現代化除了農業產業的技術現代化外，還要求農民和農業勞動力的現代化。依托于互聯網的技術變革降低了知識的獲取成本，有助于農業部門的勞動者普遍提高勞動生產率，與生產技術的現代化相得益彰。
傳統的城鄉關系將鄉村視為工業部門勞動力的蓄水池，通過壓低農業產品的價格降低工業生產成本，以剪刀差的形式將農業剩余轉移至工業部門，待城市工業部門極大發展后，再以補貼、幫扶和濟貧等轉移支付的形式將少部分經濟剩余補償給農村，造成農業依附于工業、鄉村依附于城市的現象。城鄉融合從根本上改變了上述城鄉關系的依附和被依附思維。首先，城鄉融合緊扣農業現代化總目標，強調通過促進、鼓勵和引導城市工業部門向農村轉移以及先進技術向農業部門擴散，使機械化生產、智能農機和數字技術廣泛應用到農業生產全過程，提高農業部門生產中物化勞動的比重，打破制約農業產業發展的技術瓶頸，全面提高農業部門的生產效率。其次，在技術擴散的基礎上，城鄉融合突破了農業與工業兩部門的產業邊界，轉而尋求以農業為基本依托，通過產業聯動、產業集聚、技術滲透、體制創新等方式，將資本、技術以及資源要素進行跨界集約化配置，從而將農業、工業與服務業有機整合起來，實現“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系”的產業融合局面（馬曉河，2015；蘇毅清，2016）。
技術變革拓寬商品流通渠道，提高剩余價值實現能力。技術變革對農業產品的流通同樣具有積極作用。長期以來，受限于自然環境、交通基礎設施的薄弱、儲存技術的落后和信息的閉塞，以農作物為代表的農村商品的銷售始終面臨較大困難，成為阻礙農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隨著互聯網銷售平臺的興起和普及，淘寶、直播帶貨、平臺銷售等形式為農產品的銷售提供了更加寬泛和直接的渠道，農產品的產銷一體化程度大幅提高，減少了流通過程中非生產性成本的支出，同時推動了剩余價值的實現。
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馬克思主義的城鄉關系思想，分析了以技術變革為代表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對城鄉關系演進的推動作用，指出城鄉二元經濟的對立是第一次技術變革以來鄉村對城市依附關系的延續和深化，由此形成的產業結構失衡、消費資料不足和過剩人口危機已經成為經濟現代化的阻礙。雖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通過全球化將本國城鄉對立矛盾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但這樣以鄰為壑的辦法是不可持續的。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實現農業現代化，推動鄉村振興，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
在政策建議方面，本文認為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推動技術變革服務于城鄉融合發展。一是利用以大數據和云計算為依托的技術變革，精準鎖定農業與農村居民的信貸需求，提供精準、安全、有效的信貸支持，解決農業與農村發展面臨的融資難問題。二是加大對農村交通運輸和互聯網基礎設施投資，打破城鄉要素、信息和商品流通壁壘。三是提高農業現代化程度，提高產業融合程度，改善落后的農業生產和單一的經營結構。四是推動技術與知識下鄉，提高農業與農村人口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精神”專項立項課題“新時代中國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VSJ048；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季雷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這一論述，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12月28～29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的。
[2]新一輪技術變革和產業革命是戰略機遇期的重要內涵。關于新一輪技術革命與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的論述，參見人民日報評論員：《正確認識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人民日報》，2018年12月25日，第1版。
[3][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04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80頁。
[6][8][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7、67、68頁。
[7]有關資本主義經濟長波的研究普遍認可了資本主義歷史上出現的“四次技術革命”伴隨的經濟長周期波動。將自然力作為動力系統應用于工場手工業生產被稱為“第一次技術革命”或“第一次長波”。參見［英］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盧桑：《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沈宏亮主譯，沈宏亮、沈由佳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5～146頁。
[10][11][12][16][18][19][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4、791、758、421、347~354、421、421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頁。
[14]參見趙峰、趙翌辰、李幫喜：《馬克思兩大部類模型與中國經濟的宏觀結構：一個經驗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趙峰、李彬：《馬克思兩部類模型視角下的中國省域經濟結構分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4期。這兩篇文獻提供了有關我國省級和全國基本有機構成、剩余價值的詳實數據。
[15]有關新一輪技術變革的判定與實質，本文采用了王亞玄（2016）的研究結論，該文匯總了有關技術變革的各類權威綜述。參見王亞玄：《論新技術革命的實質：基于新熊彼特和馬克思理論的綜合》，《政治經濟學評論》，2016年第4期。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0頁。
參考文獻
韓文龍，2019，《以城鄉融合發展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紅旗文稿》，第1期。
許彩玲、李建建，2019，《城鄉融合發展的科學內涵與實現路徑：基于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的思考》，《經濟學家》，第1期。
姚毓春、梁夢宇，2019，《城鄉融合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邏輯——以新中國70年的發展為考察》，《求是學刊》，第5期。
張克俊、杜嬋，2019，《從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到城鄉融合發展：繼承與升華》，《農村經濟》，第11期。
陳丹、張越，2019，《鄉村振興戰略下城鄉融合的邏輯：關鍵與路徑》，《宏觀經濟管理》，第11期。
金成武，2019，《中國城鄉融合發展與理論融合——兼談當代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批判借鑒》，《經濟研究》，第8期。
張來武，2015，《創新驅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理論思考與實踐探索》，《中國軟科學》，第4期。
黃祖輝、邵峰、朋文歡，2013，《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中國農村經濟》，第1期。
高波、孔令池，2019，《中國城鄉融合發展的經濟增長效應分析》，《農業技術經濟》，第8期。
王夢菲、張昕蔚，2020，《數字經濟時代技術變革對生產過程的影響機制研究》，《經濟學家》，第1期。
吳正昌，2019，《金融科技推動線上線下一體化的新型普惠制農村信貸服務體系建設》，《農村經濟與科技》，第8期。
馬曉河，2015，《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發展》，《中國合作經濟》，第2期。
蘇毅清，2016，《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理論探討、現狀分析與對策建議》，《中國軟科學》，第8期。
Promoting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Change
Ding Kai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Marxist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we can see that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represented by technological chang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e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ual economy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ince the first technological change. As a result, the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lack of consumer goods, and the crisis of overpopulation have become obstacles to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China may make us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o promot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First, China can use data technology change to reduce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ffect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second, China may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rural transportation and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third, China can improve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ith the help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pread; fourth, China may provide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ountryside via Internet platforms.
Keywords: technological chang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丁凱，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繼續教育學院院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與世界經濟、宏觀經濟、經濟體制改革。主要著作有《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發展格局的不確定性》（合著）、《小康之后》（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