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當前，國家經濟正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路徑演化，必須扭轉制造業報酬遞減趨勢，遏制經濟虛擬化傾向和產業空心化傾向，破除實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更好發揮其在創新引領、資源要素配置、人力資本積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和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實體經濟 高質量發展 體制機制 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財富創造的根本源泉，是國家強盛的重要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實體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中的根基地位。
工業是實體經濟的核心，它不僅是創新資源集聚、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中樞環節，而且也是培育中等收入群體的基礎性產業，更是連接國內與國際市場的重要載體。當前我國正處于新發展階段，國家經濟正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路徑演化，全面優化實體經濟結構、提升實體經濟創新能力，是扭轉當前制造業報酬遞減趨勢、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
我國實體經濟面臨兩大挑戰：經濟虛擬化和產業空心化
實體經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基，其中的工業特別是制造業在創新引領、資源要素配置、人力資本積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和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迅猛發展，規模不斷擴大，依靠勞動力比較優勢和資本深化，我國建立并穩住了制造業大國的地位。但近些年在傳統比較優勢逐漸削弱的情況下，工業發展開始面臨諸多挑戰，主要表現為經濟虛擬化傾向和產業空心化傾向。
經濟虛擬化傾向
一般認為實體經濟是物質產品與服務等經濟活動的生產部門，主要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虛擬經濟則是以資本化定價為基礎的經濟，主要包括帶有投資和投機性質的金融行業以及與之深度相關聯的房地產行業。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看，經濟脫實向虛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源于實體經濟利潤率下降而導致過剩資本流入金融領域尋求出路；另一方面則源于資本逐利本性所形成的內在沖動，使其通過自我強化特性逐漸遠離價值增殖的物質基礎，而現代金融的發展又為其發揮自主性提供了極大便利。
就我國而言，經濟的虛擬化傾向主要表現為房地產的長期泡沫化，即社會資金的過度房地產偏好，加之較為低效的金融服務和不合理的金融結構，導致資金在金融內空轉，擠壓房地產外的實體經濟發展。
資金過剩率（流動性過剩）可以用來衡量我國整體的資金偏好和資金偏好房地產的程度，就某個行業而講，資金剩余率高就是社會資金對其產生了較強的偏好，資金熱衷于流入這個行業，導致這一行業出現泡沫化。房地產歷來是我國的強勢產業，一般而言，房地產資金過剩率在20%左右可視為正常，高出正常部分便會被認定為泡沫化。如表1所示，自2003年以來，我國的社會資金開始出現過度的房地產偏好。資金過剩率連年提高，通常都在30%以上，在房價漲幅明顯加快的年份則超過了40%，如2007年、2009年、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其中在強刺激政策作用時期（2009—2010年間），房地產資金過剩率更是超過了50%。
房地產的過度發展，特別是其長期泡沫化傾向，不僅使得自身及金融領域潛伏巨大的風險，而且導致居民財富差距顯著擴大，抑制中等收入家庭的成長，扭曲正常的居民消費行為，更為嚴重的是，它對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形成了越來越明顯的“擠出效應”，成為實體產業出現過早過快“空心化”的重要誘因。
產業空心化傾向
產業空心化是以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的形成為條件，以跨國公司為主要載體，使資本實現跨行業流動、產業跨區域轉移的去工業化的結果，制造業利潤率下滑和資本逐利是其直接驅動力。實體經濟產業空心化的主要表現便是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加工制造環節出現報酬遞減趨勢，一些制造業或制造業的加工制造部分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從而導致制造業比重逐漸下降。這里的下降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較高工業化階段中產業結構升級的自然結果，另一種是過早的“去工業化”。至于“去工業化”是一種自然結果還是過早型，可以通過人均GDP水平、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化特征作出初步判斷。具體來說，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同步變化，就是標準性的去工業化，具有經濟發展的合理性，發達國家多如此；而相反，過早去工業化的國家，實質上是一種“發展病”，正是這種?。üI化發展不充分、出現過早的退化）才導致很多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即使這些國家的人均GDP處于中等收入水平，但農業比重仍較高，工業升級與資本深化過程嚴重受阻，新舊動能轉換失敗，制造業比重迅速下降），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
當前，我國制造業比重下降，呈現出一定的“過早型”特征，要努力防范過早“去工業化”的風險。1997年是制造業比重的最高點，到2012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比首次超過工業，開始出現三產化趨勢。至2019年，我國三次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7.1%、38.6%和54.3%，而三次產業中就業人數占比分別為25.1%、27.5%和47.4%，人均GDP為10276美元。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均GDP水平還未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產業結構方面農業占比仍處于較高水平（日本2018年為1.24%，德國2019年為0.72%），服務業比重有待提升（發達國家占比在70%左右）。同時，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演變并不同步，就業結構變化滯后于產業結構變化。這些特征都表明我國的工業或制造業發展并不充分，特別是大部分中西部地區工業化水平仍處于中期階段，還有繼續工業化的空間。
在我國還未達到“去工業化”的真正“拐點”的階段，特別要防止人為地從結構優化角度“去工業化”，即在制造業未充分發展時卻熱衷于發展資本強度高的服務業（如房地產業、金融創新等）。鑒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多方面經驗，對我國近幾年出現的產業空心化現象，要引起高度重視。實體經濟可以說是經濟發展的命脈，振興實體經濟也是增加就業、提高國民收入和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手段，如何增強制造業的內生動力，建立高水平制造業優勢，是當前振興實體經濟最重要的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警惕制造業比重下降可能導致產業空心化問題的同時，也應正視其下降的合理性。參照日本和德國產業演進規律，“去工業化”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常規”路徑，屬于部門間的“非平衡增長”，也就是說率先發生技術創新的部門其規模會相對收縮，但隨著生產率的提高，創新帶來的高回報率會超過規模經濟的紅利。這說明，制造業比重下降的同時，可以為現代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帶來新的發展機會。而鑒于生產性服務業多半是從制造業內部分離出來的，是制造業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來生產性服務業的加速發展又將進一步提升制造業的質量和效益。
近階段我國實體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近階段我國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動力不足及體制機制不暢通等。
產業、產品結構不合理
提高供給質量就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盡管我們擁有全球門類最為齊全的工業體系和配套網絡，但中低端產品依然占據市場的主體，高端產品則相對缺乏。這一方面使我們在分享全球產業鏈分工所形成的利潤“蛋糕”中處于弱勢地位，另一方面則使我們在核心技術上受制于人，從而加大了產業鏈在貿易爭端或者全球突發事件中斷鏈的風險。造成供給質量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要素質量不高，難以滿足高質量生產的需要。一方面是要素市場化改革遠未完成，導致要素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偏低，特別是整體資源利用率偏低。另一方面，高端人才資本相對不足、生產要素質量不高。如盡管我們的高等院校數量和規模非常龐大，但世界級的學校數量和質量還遠遠落后于美國，基礎研究的軟實力也相對較弱。另外，我國原材料制造工業大而不強，不少高端原料依賴進口。特別是新材料方面的研發一直滯后于裝備制造，使得重大裝備、重大工程面臨明顯的瓶頸約束和風險，制約了高端制造工業的發展。
二是創新能力不足、產出效率低下。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創新能力不強是我國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盡管從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來看，近些年在我國的持續追趕下，多項指標處于領先地位，但同美國相比，我們存在高質量創新成果較少的問題。如在含金量最高的三個指標：知識產權收入占貿易比重、軟件支出占GDP比重、論文引用數量上，與美國有明顯差距。創新能力不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創新要素質量不高的原因，也有創新制度、創新環境不健全、不完善等問題，其中創新回報率長期偏低是創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特別是投機回報率的嚴重偏高極大擠壓了創新的回報空間，使得創新的原始驅動力大量喪失。
三是制造業、服務業內部結構升級緩慢，導致制造業整體質量偏低。我國制造業在總體上表現為大而不強，部分中低端產業長期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高技術產業和消費升級相關制造業的增長基礎不穩固，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供給能力不足；而服務業在總體上表現為發展不充分和層次低，生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高端部分占比不高，同時，公共服務供給質量不高問題也相當突出。
創新動力不足
我國的人口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漸弱化，但目前仍未建立起基于創新優勢的新比較優勢，新舊動能轉換還存在不少障礙。阻礙新舊動能轉換的根本原因也是投機回報率偏高而創新回報率偏低。通過計算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長率與同期銷售收入增長的比值變化，可以清晰看出企業報酬遞增或遞減的趨勢（見表2）。2002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2002—2011年和2012—2018年。第一階段，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速與銷售收入增速之比的總平均值為1.19，總體上表現出高增長時期的速度效益型特征。2012年后則出現較明顯的報酬遞減特征，7年來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速與銷售收入增速之比總平均值降至0.35，僅有兩年超過1，其他年份在1以下甚至出現負值。
扭轉報酬遞減趨勢，關鍵在于大幅提高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收益率，加快培育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引導社會資源投入高端制造業，全面提高工業企業的整體創新能力和創新回報率，以完全抵消傳統產業報酬遞減帶來的壓力。雖然我國越發重視創新和技術進步在實體經濟發展中的戰略作用，但目前新產業、新業態占比仍較低，帶來的報酬遞增效應也相對較小，形成主要依靠創新驅動的報酬遞增的進程仍需要一定的時間。為此，要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除各種體制機制性障礙，讓創新成為第一增長動力。
實體經濟發展存在不少體制機制性堵點
我國經濟出現一定程度“脫實向虛”的原因，除房地產利潤率顯著高于實體經濟外，一些政策性和體制機制性問題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重化工業階段，存在一定的產業政策偏差，很多地方長期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培育支柱產業，簡單來說，就是根據比較優勢變化或結構升級的需要，培育未來將發揮主導作用的產業，其特征是對技術進步起重要作用的產業。而房地產業作為現實的強勢產業，明顯不具備這一特征，但由于它對經濟增長具有強帶動作用，許多地方都把它作為支柱來刺激，因而形成產業政策的偏差。同時，前期我國住房政策的設計也存在缺陷，即安置了動力巨大的“發動機”卻忘記安置“剎車裝置”——稅收調節機制，這使得宏觀政策對房地產調控既不夠有力更不夠有效。二是僅有壟斷性土地一級市場，缺乏有效的土地二級市場，使得高地價高房價成為一種單邊趨勢，從而吸引過多的社會資本涌入，追逐高回報率。三是利率雙軌制和金融結構不合理，導致資金嚴重“脫實向虛”。一方面，利率雙軌制導致大量資金空轉，影子銀行快速發展，通過大量中間炒作尋租套利，顯著抬高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削弱了實體經濟的生存和盈利能力。另一方面，金融結構不合理，主要是直接融資發展滯后，占比嚴重偏低，制約了社會資金發揮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導致一些成長性好、創新意識強的中小企業缺乏低廉的社會資本支持。
另外，實體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體制機制性堵點就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過高，突出表現為稅制結構的不合理。企業發展特別是其創新能力的提升與稅收制度有很大關系。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一些要素成本（勞動力成本、資源價格、商務成本等）的上升是必然趨勢，企業只有通過產業升級、發展方式轉變進而提高產出效率，才能克服成本上漲帶來的不利影響。但一些外在性成本（制度性成本）卻可能阻礙企業的創新轉型發展。
目前，我國企業面臨多重高成本難題，既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的壓力，也有融資成本高、稅負重的難題。從國際競爭和創新發展的角度來看，稅負過高可能是企業現階段面臨的最大的發展瓶頸。企業稅負過重的根本原因是稅制結構不合理，在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下，大部分稅收隨著商品勞務的流轉而產生，且以商品勞務的增值額或銷售額為計稅依據。在實際的市場交易中，由于最終交易價格包含了稅收，必然使得征稅下的均衡價格高于不征稅的均衡價格，這不僅會降低企業產品競爭力，還會帶來“超額負擔”。此外，房地產稅的缺失又加劇了資金的房地產偏好和經濟虛擬化的趨勢，從而使得實體經濟主體——制造業的各種企業面臨融資成本過高的困境。
當前促進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的建議
當前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正處于由中端向高端轉變的關口，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著力深化改革，疏解制約實體經濟發展的關鍵堵點，避免產業發展泡沫化和空心化，推動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良性互動，切實降低制度性成本，從而全面振興實體經濟、提高產業現代化水平。
將創新擺在實體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提升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益
一方面，要從產業層面入手，全面提高創新投入強度，加快科技強國和制造強國建設步伐。大力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引導資金流入高端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同時，加快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進程，全面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在重要領域，將現代新科技與現代金融有機結合，全面參與打造“以我為主”的新的全球產業鏈。另一方面，要從產品層面發力，完善產品創新與品牌創新的機制，走高度開放下自立自強的新路。要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引進精細化的先進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產品技術標準體系，打造自主品牌和國際一流品牌。特別是要培育崇尚創新、包容失敗的社會風尚和企業文化，引導一大批富有冒險精神和創造熱情的骨干企業家投身實體經濟。
深化稅收結構改革，加快促進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向“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轉變，降低實體經濟的制度性成本
一是要增加直接稅份額，加大力度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指明的“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的稅制改革任務，不斷深化征稅體制改革，增加個人所得稅在總體稅收中的比重，同時降低企業稅負。
二是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實施，抑制房地產泡沫化和經濟虛擬化傾向。我國房地產稅制度設計，應將房地產稅的主要功能定位放在培育地方稅主體稅種、調節收入和財富差距兩個方面。可率先在一線城市實施房地產稅法，并建議將只鼓勵一戶一套住房政策納入相關立法。
三是要繼續推進間接稅改革。繼續完善和改革增值稅制度，創造條件促進增值稅轉型。深化消費稅改革，發揮好消費稅引導健康消費、綠色消費和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同時，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使資源稅從當前主要調節資源級差收入轉變為促進綠色發展的生態型資源稅。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土地二級市場，從源頭供給上降成本穩房價，抑制經濟虛擬化趨勢
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具有優化城市空間結構與提高土地存量綜合使用效率、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引導產業高效轉型、暢通市場體系和供求循環等重要作用。在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建議分類設計，穩妥推進：
一是推動原有土地開發權放開，開放土地二級市場，形成多主體參與城市更新改造的新機制。存量土地資源再開發的核心是利益的再分配，即對原居民所獲除原有住房的同值補償外的收益征收統一的資產所得稅，稅收收益僅歸地方政府。
二是探索建立土地農轉非和宅基地流動新機制，通過特殊的稅制安排，實現城鄉土地的全流通。例如，可征收“特別資產所得稅”，對其總增值收益的分配可遵循中央財政得大頭、當地政府與居民得小頭的原則。
三是打破城市土地用途轉換的機制障礙，推動實現現有城市多功能土地市場一體化。其核心仍然是對土地用途轉換的收益進行合理分配。對此，可同樣采取征收特別資產所得稅的辦法，但稅率設計應有別于私人土地與住房占有再開發的統一資產所得稅與土地農轉非的特別資產所得稅，如可以對稅率高于土地再開發的征收一般資產所得稅，低于土地農轉非的征收特別資產所得稅。另外，對小產權房，也不能一禁了之，要做好頂層制度設計，逐步加以解決。
加快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虛擬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一方面，要加快破除利率雙軌制，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最后一公里”。破除“雙軌制”有三個條件：一是銀行業準入管制需要大幅放開，形成較為充分的市場競爭環境；二是推動形成有效的利率形成機制；三是嚴重的債務風險得到有效控制。目前主要的限制是在債務風險控制上，需要對此作出恰當評估，制定利率市場化改革“最后一公里”的路線圖，創造條件，等條件基本成熟，盡快推進。
另一方面，要健全資本市場的基本制度，促進資本市場規范化發展。首先，也是最關鍵的，是設計和實施一套有效的準入制度，特別是要消除我國一次市場發行制度的積弊，下決心全面實行“注冊制”。其次，加快完善市場交易制度，主要是提高事中監管水平，注重過程監管，健全市場信息披露機制，對于不充分披露相關信息的企業給予嚴重處罰，依法、依規查處市場主體的違法、違規行為。第三，完善退市機制，形成可進可出的良性市場循環。第四，建立風險平衡基金，確保資本市場體系的穩定安全。
大幅放寬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盡可能發揮其對振興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
一方面，要加快打破服務業的各種行政性壟斷，加大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力度。對內開放的核心就是要打破“行政壟斷”，切實貫徹“非禁即入”的政策，取消對非國有資本或者非本地要素的不平等做法。最重要的是要促進金融、科技服務業和信息服務業等高端服務業的開放，通過對外開放，倒逼服務業體制機制的改革。
另一方面，要依靠創新、融合和集聚等方式，全面提高生產性服務業質量與專業化水平。發展服務業要依靠創新驅動，主要包括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兩個方面。制度創新方面，當務之急是要消除長期以來服務業在要素利用上的歧視政策，同時要加快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市場化改革要求的服務業價格分類管理制度；技術創新方面，對服務業的技術研發活動予以重點激勵。促進服務業發展，還要在產業融合上下功夫，既要加強現代服務業與現代制造業、現代農業的融合發展，又要加快傳統服務業與現代服務業有機結合的步伐，形成更加完善的現代服務經濟體系。
【本文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研究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張晏瑋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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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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