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力市場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點。這一轉折不僅帶來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推進了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也成為促進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的重要動力。新技術變革是未來勞動生產率提升的保證，也為鄉村地區加速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提供了可能。與此同時，需要考慮新技術變革對于勞動力市場產生的負面沖擊，及由此對城鄉融合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加大農村地區新基建投資、以新技術改造農村傳統產業、深化勞動力市場改革、促進城鄉一體化等措施，將有助于在新技術變革時代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關鍵詞】劉易斯轉折 城鄉融合發展 新技術變革 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2.004
都陽，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主要著作有《中國貧困地區農戶勞動供給研究》、《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轉型與發育》（合著）、《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合著）等。
城市化是現代經濟發展具有規律性的現象。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歷程，本質上是重新塑造城鄉關系的一個過程。無論是發達國家的早期工業化歷史，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以及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教訓，都表明了這一規律性的現象：經濟發展處于較低階段的時候，所對應的城市化水平也較低；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進程也會加快推進。在經濟發展起飛前及城市化的初級階段，城市往往從農村汲取生產要素、獲得低成本產品供給，以實現工業化積累。因此，在這一發展階段，農村與城市的資源流動關系是單向而非雙向的。由于兩者不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平等交換，也就沒有工業對農業的支持以及城市對農村的反哺。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完善，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穩步發展，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發展戰略的方向看，更加注重城鄉關系的統籌兼顧；從政策措施的實踐看，更加注重城鄉關系的一體化發展。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強調，要“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一方面，以勞動力市場城鄉一體化為標志的要素市場發育推動城市化進程不斷演進；另一方面，新一輪技術變革方興未艾，對勞動力市場和城鄉關系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有鑒于此，在城鄉融合發展進入新階段之際，本文將重點分析勞動力市場轉變對中國城鄉關系變化的影響，以及正在發生的新技術變革對城鄉融合發展形成的機遇和挑戰，并在此基礎上討論未來促進城鄉關系進一步融合發展的政策舉措。
城鄉關系進入融合發展的新階段
城鄉融合發展是城鄉關系的新發展階段。這一變化的產生是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發展戰略持續作用的結果。
首先，城鄉融合發展只有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城市化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才具備相應的條件。經濟發展史表明，雖然各個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盡相同，但在城市化初期都或多或少存在著城市偏向。只有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階段，城市化達到一定水平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才成為可能，城鄉之間才能夠實現融合發展。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也體現了這一規律。
世界銀行提供的世界發展數據庫（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WDI）有關資料顯示，從新中國成立至1990年，中國人均GDP一直處于低收入國家的水平，直到1998年才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0年，中國首次成為中上收入國家，此后隨著人均收入的不斷上升，在中上收入國家中的排名不斷前移。表1列出了不同時期、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城鎮化水平以及與中國的對比，該表的最后一列顯示了中國與當時所對應的收入組城鎮化平均水平的差異。對比結果表明，雖然在1990年之前，中國一直處于低收入國家的行列，但在1950～1970年間，中國城鎮化水平均高于同期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970～1980年間，中國城鎮化水平與收入水平接近國家的平均城鎮化水平大致相當。此后，直至2010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均高于相應收入組國家的平均城鎮化水平。
該表還呈現了一個現象，即雖然同屬中等收入組，但是中下收入國家和中上收入國家在城鎮化水平上的分化越來越明顯。換言之，從世界范圍看，自1950年以來，中上收入國家的城鎮化逐步加快，與中下收入國家的城鎮化水平差距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1950年至2015年的55年時間里，中下收入國家的平均城鎮化水平提升了22個百分點，而同期中上收入國家提高了44個百分點，高收入國家則提高了22.4個百分點。因此，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往往也是城鎮化進程加速發展的階段。
截至2019年年末，中國以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GDP水平為10276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收入劃分標準，邁入中上收入水平國家，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同期的城鎮化水平達到60.6%。因此，無論是從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城市化水平看，我國都已經具備了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
其次，城鄉居民收入關系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一直以來，除城市化水平尚未達到一定規模以外，阻礙城鄉融合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較大。改革開放之初，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值為2.57，此后，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一度達到2010年3.22的峰值。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顯然不利于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因此，盡管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我國鄉村發展一度出現凋敝的傾向。近年來，隨著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的不斷推進和針對鄉村中低收入、困難群體專項計劃的實施，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縮小。2019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值已回落至2.64。農村居民絕對收入的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升，為新時期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最后，一系列針對農村地區和落后地區發展戰略的實施，使城鄉融合發展成為可能。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實現區域協同發展是以經濟增長的趨同理論為基礎的。根據該理論，欠發達地區（或鄉村）由于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資本積累不足，使得人均資本存量較低；相反，發達地區（或城市）的人均資本存量較高。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人均資本存量豐富的地區，新的投資所帶來的邊際回報率呈遞減趨勢，經濟增長的速度較慢。因此，較之發達經濟體，欠發達地區有可能會具有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一旦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在較長時期內得以維持，欠發達地區就有望實現與發達地區發展水平的趨同。然而，僅僅依靠經濟增長趨同的自發機制，難以確保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在指定期限內如期完成。要在尊重市場機制的基礎上，輔之以專項的區域發展戰略，促進欠發達地區的加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持續深入實施開放式扶貧攻堅計劃和精準扶貧戰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勝利。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施這一戰略與推進新型城鎮化既不是對立的關系，也并非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而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部署。這一戰略的實施旨在避免一些地區單一注重城鎮化而忽視鄉村發展，導致農業萎縮、農村凋敝和農民生活改善滯后于經濟發展的不利后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輔相成。”“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淡漠農村。”這也是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要義所在。
劉易斯轉折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開始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指出要“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要加強城鄉之間要素的雙向、合理流動。只有推進城鄉要素市場一體化，才能確保城鄉融合發展的可持續性。勞動力市場是要素市場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一體化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動力。在二元經濟時代，城鄉之間的勞動力市場處于分割狀態，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集聚在農村，勞動生產率處于較低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城鄉融合發展并不具備客觀條件。
中國勞動力市場達到劉易斯轉折點既是二元經濟走向終結的重要標志，也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開始。經過改革開放以來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非農產業和城市經濟實現了迅速擴張，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就業崗位，為大規模吸納農村勞動力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勞動力市場跨越劉易斯轉折點的重要標志是普通勞動力的稀缺性開始顯現，勞動力不再處于無限供給的狀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而非制度工資）對工資產生了更為明顯的影響（蔡昉，2010）。在勞動力市場跨越劉易斯轉折點后，普通工人的工資開始迅速上漲。以農民工的工資為例，2003年至2018年，農民工實際工資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了8.8%。在農民工工資增長最快的時期，其年均增長速度甚至高于同期經濟增長速度。隨著農民工工資水平的上漲，外出農民工的工資與農村中農業雇工的工資逐漸趨同，城鄉融合、協同發展的局面也開始顯現。
勞動力市場跨越劉易斯轉折點，不僅標志著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進一步推進以城帶鄉的城鄉融合發展。農民工工資的快速上揚，推動了城市到鄉村資金流動的加劇，有利于緩解農村地區由于資金不足帶來的投資和消費不足。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促進了信息和技術從城市向農村流動，成為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必不可少的因素。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部門就業不僅是積累收入的過程，也是積累人力資本的過程。他們在成長為技能人才以后返鄉創業，會助推農村地區就業規模的擴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成為農村地區人才培養的重要來源。
勞動力市場的轉變是新技術變革的重要誘因。隨著普通工人工資的不斷上漲，在生產要素的配置過程中，資本、技術和勞動的相對價格關系也隨之發生變化。勞動力的稀缺通過工資上漲不斷得到反映，企業則會更傾向于使用勞動節約型技術。資本化技術對勞動的逐漸替代，也會不斷推進技術的變革。此外，勞動力市場轉變帶來的普通勞動力收入的迅速增長，成為促進農村地區居民收入增長的主要途徑。從新技術的擴散看，收入的增長是擴大新技術需求的重要條件，只有收入持續增長，新的技術（特別是與消費者相關的技術）才能在農村地區得到普及。
新技術變革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新技術變革不僅成為引領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動力。近年來，新技術在社會經濟各個領域、各個部門的應用呈現爆發式增長。例如，制造業的自動化程度大幅提升，工業機器人密度大幅增加；互聯網技術與第三產業的多個行業深度融合，推動了現金支付業務、平臺經濟、現代物流業等爆發式增長，成為新增就業的重要來源和城鄉經濟融合發展的重要力量；得益于算法、算力的大幅提升、大數據的迅速普及以及無線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工智能可能在未來與城鄉經濟實現深度融合。新技術變革給城鄉融合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要根據新一輪技術變革的屬性，使其成為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推動力，并積極應對新技術應用對城鄉融合發展可能帶來的挑戰。
新一輪技術革命具有較強的勞動替代屬性。從這一輪新技術革命的特點看，其對勞動的替代性要強于互補性，產生的就業拉動效應不容忽視。從經濟發展的歷程看，技術進步的不斷演進是一個連續變量，近年來勞動替代性技術的加速發展是資本和勞動兩種生產要素相對價格不斷變化的結果。在勞動力市場跨越劉易斯轉折點后，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且增長速度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居于前列。在這種情況下，制造業要在全球化競爭中保持優勢，就必然要以勞動節約型技術替代勞動投入，節約生產成本、提升經濟效率。以制造業為例，圖1展示了使用工業機器人在部分制造業行業產生的就業效應。該圖的橫軸是2013年工業機器人的密度（對數），縱軸是2013年～2018年就業情況（對數）的變化，圖中的每一點代表了一個行業。如圖所示，在初始階段使用工業機器人程度更高的行業，隨后就業的下滑也更為顯著。由于目前制造業機器人的密度較之2013年已有了大幅提升，所涉及的行業也更加普遍，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技術替代勞動的模式在未來仍將延續，并在更大程度上發揮作用。
新一輪技術變革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新技術創新在部分行業達到一定規模后，其邊際成本急劇下降，漸趨于零。軟件業、互聯網平臺等都具有這樣的特點：應用軟件增加新的用戶，以及平臺上增加新的零售企業，對于提供軟件或平臺的企業而言其邊際成本微乎其微。由于邊際成本的低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看，先行進入的企業較易形成自然壟斷。從城鄉融合發展的角度看，其將觸角延伸至鄉村的成本較之傳統行業也更低，有利于推動城鄉的融合發展。
新技術變革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新的機遇。從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演進的歷史看，技術變革歷來是推動城市化進程和改變城鄉關系的重要動力。正是由于以技術進步為特征的工業革命，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開啟了快速的城市化進程（Frey, 2019）。同樣，新一輪技術變革也從以下幾個方面拓展了中國城鄉關系融合發展的可能性邊界。
首先，新技術變革是城鄉進一步融合發展的物質基礎來源。當前，城鄉融合發展的重點仍是以城帶鄉、以工補農。隨著勞動力市場轉型的逐步完成以及城市化進程進入尾聲，城鄉勞動力流動也將逐步放緩。以往從農村向城市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過程將趨于平穩，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可能出現縮小趨勢。這也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在新的發展階段需要以其他方式加以替代。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前提是城市經濟和非農部門相對農村地區和農業部門具有明顯的生產率優勢。然而，隨著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城鄉間勞動生產率和工資趨同的趨勢日益明顯，這意味著通過勞動力流動促進生產效率提升的空間越來越小。要保持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只能借助新一輪技術變革帶來的優勢。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新技術變革不僅是生產率增長的原始動力，也是重塑城鄉經濟關系的重要原因（Gordon, 2017）。因此，新技術變革推動的生產率增長將成為中國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動力。
其次，新技術變革為農村地區的迅速發展和縮小城鄉差距提供了新的可能。城鄉融合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是城鄉之間在產業發展上實現協同。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地區的非農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但農業始終是農村地區穩定發展最重要的支柱。從產業發展規律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往往非常困難。在新技術革命的背景下，通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提升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將成為一條可行之路。當前，農業產業的數字化已經成為推動鄉村加速發展，實現城鄉融合的重要手段。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傳統農業的技術融合，可以促進種植業、畜牧業、漁業等農業各領域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通過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的增加值，提升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推動勞動生產率提升，同樣是新發展階段農村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最后，技術變革對推動鄉村發展和實現城鄉融合起到了積極的助推作用。在新一輪技術變革中，信息技術發揮了主導作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對于彌合農村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數字鴻溝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如果說道路、電力等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的話，那么，“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對于未來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得益于政府對農村地區信息化基礎設施的投資，農村互聯網應用快速發展，2020年全國行政村通寬帶比例達到98%，農村寬帶接入用戶數達到1.39億戶，比上年末凈增488萬戶，且保持著同比8%的高速增長。“信息高速公路”建設為現代物流業在農村地區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截至2020年上半年，全國鄉鎮快遞網點覆蓋率已超過97%，設有郵政電商服務站點的建制村達到24.5萬個，覆蓋率為44.8%。新技術變革推動了農村地區互聯網零售業的快速發展，2015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為0.4萬億元，2019年達到1.7萬億元（中央網信辦信息化發展局、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2020）。新技術變革為落后的鄉村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高速通道和便捷渠道，使鄉村真正實現了“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結合。得益于信息高速公路，偏遠落后的鄉村地區亦能夠將農產品銷往全國乃至全球。
積極應對新技術變革對城鄉融合發展帶來的挑戰。新技術變革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對于城鄉融合發展也是如此。要充分利用新技術變革的積極因素，規避其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從目前的情況看，新技術變革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可能面臨的挑戰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新技術變革有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沖擊，農民工群體最有可能受到影響。新一輪技術變革對勞動力市場帶來的沖擊在不同群體之間產生的影響具有差異性，從事不同類型工作的勞動者受到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影響也不盡相同。通常情況下，按照既定設計方案執行的程序化例行任務，較易被自動化的機器所替代；反之，具有不確定性、需要即時提出方案或處理決策的非常規型任務，被替代的可能性則較小。簡言之，自動化、人工智能等勞動替代型技術進步首先沖擊的是從事重復、規律性勞動的勞動者。
發達國家相關經驗表明，自動化對從事常規性勞動的替代集中于中等收入群體，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增長呈現兩極化的態勢：提供面對面服務的生活性服務業崗位和從事創造性勞動的崗位在不斷增加，但處于中間收入水平的崗位將不斷減少（Autor, et.al, 2003）。盡管我國勞動替代技術的廣泛應用較之發達國家有所滯后，但就當前發展趨勢推演可知，未來一段時期將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對勞動力市場產生沖擊效應集中顯現的時期。
當然，新技術在經濟領域的廣泛應用也會產生新的就業崗位。例如，電商和現代物流業的發展推動了快遞業務的迅速增長，為眾多農民工提供了就業機會；平臺經濟催生了網絡主播及其附屬的一系列新職業。技術變革時期，新增就業的主要來源往往是新興職業，年輕、受教育程度高且能夠迅速適應技術變化的勞動者將成為受益者，而被新技術所替代的、傳統就業崗位的失業者往往與此無緣。因此，新技術變革期雖并不必然導致就業崗位總量的減少，卻一定會導致結構性失業的增加。從目前情況看，農民工群體就業的崗位特征與機器可替代性的任務有更高的重合性，很有可能成為勞動力市場受到沖擊的利益受害者，而這一群體就業情況的波動將給城鄉融合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其次，新技術變革有可能造成地區發展差距的擴大，不利于城鄉融合發展。如前所述，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變革，往往具有邊際成本驟減的特征，這與新古典經濟學所描繪的傳統技術應用有著顯著的不同。近年來，區域經濟增長的分流在一些國家又重新開始出現，意味著新技術革命對于區域經濟關系的影響有別于傳統技術（Moretti, 2012）。發達國家區域經濟的分化是伴隨新技術革命的演進出現的，這一現象對于行將邁入高收入階段的國家具有警示意義。同時，伴隨著技術的加速發展，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極化（Polarization）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如前所述，不斷減少的“中間”崗位大多具有較強的替代性，尤其是在自動化技術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將很可能被機器所替代。勞動力市場的極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互為因果，產業空心化和“鐵銹地帶”在一些工業化國家出現，與此不無關聯。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盡量避免新技術發展帶來的新的區域發展分化，尤其是城鄉之間發展差距的擴大；另一方面要盡量避免勞動力市場極化對城鄉經濟協同發展產生的不利影響。
在新形勢下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新技術變革方興未艾，既是經濟發展規律使然，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體現。在新的發展階段，要充分擁抱新技術革命，規避其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政策、著力推進。
首先，彌合數字鴻溝，將“新基建”延伸至農村地區。在信息時代，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效應，低廉、便捷、迅速的互聯網接入服務，可以讓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跨越數字鴻溝，分享新技術變革的成果。然而，由于新基建前期的收益率低、投資規模巨大，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解決。因此，在農村地區的信息化建設過程中，政府要發揮主導作用。當前，中國農村地區信息高速公路建設已經取得了跨越式發展，和其他與中國發展階段接近的經濟體相比處于領先的水平。但也要看到，當前農村地區的信息基礎設施水平與發達國家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英國所有的農場均有互聯網接入；加拿大農村地區的居民都能夠享受廉價的寬帶網絡無線服務；日本持續推進農村地區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2019年農村計算機網絡化普及率達到91%等。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要持續推進新基建投資向農村地區延伸，讓農村居民參與并受益于數字經濟，為新時代的城鄉融合發展創造基礎條件。
其次，以技術創新推進產業升級，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鄉村工業化和農村地區非農產業的發展曾是推動農村地區發展的重要力量，農業不僅是國民經濟穩定的重要基礎，也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石。在新技術革命來臨之際，無論是農村非農產業，還是農業各部門都要經歷新技術變革的改造。只有將數字經濟等新技術與農村的非農產業充分結合，才能使其繼續保持競爭力。其中，農業產業的數字化將是人口老齡化時代保持農業生產力持續增長的重要路徑。
最后，繼續加大改革力度，推進勞動力市場城鄉一體化。新技術變革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具有不確定性，結構性失業者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分布可能并不均衡。在這種情況下，要通過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減緩就業波動對農村地區發展帶來的影響。相比于農村地區，城市由于具有產業分布集中、規模效應明顯、勞動力市場信息流動充分的優勢，在就業創造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城市經濟發展不僅能夠吸引新的產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其人口規模增加本身就會產生崗位、創造效應，因而抵御失業風險的能力也更強。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要摒棄以往城鄉分割的做法，把農村和農業作為失業勞動力的蓄水池。同時，進一步深化改革，消除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真正實現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博士后張翕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Autor, D. H.; Levy, F. and Murnane, R. J., 2003,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4), pp. 1279–1333.
Frey, B. C., 2019, The Technology Trap: Capital, Labor,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J. R., 2017,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retti, E., 2012, 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蔡昉，2010，《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經濟研究》，第4期。
蔡昉、都陽、楊開忠等，2019，《新中國城鎮化發展七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央網信辦信息化發展局、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2020，《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2020）》，http://www.moa.gov.cn/xw/zwdt/202011/P020201129305930462590.pdf.
責 編／張 貝
Labor Market Transition,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u Ya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labor market has cross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This transition not only brought about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stimulated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ut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labor-sav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future lab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and also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rural areas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and narrow the urban-rural gap.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resulting adverse influence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new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rural areas,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rural industries with new technologies, deepening labor market reform,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ill help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era of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
Keywords: Lewis turning point,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 urba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