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發展又到了一個重要戰略關口。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挑戰和機遇并存。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是一對有著普遍哲學方法論意義的范疇。任何事物，尤其人類社會事物的發展都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矛盾運動過程，人類的科學知識與實踐活動也是不斷把不確定性轉化為確定性文明成果的循環上升過程，世界大變局中充滿諸多變與不變的辯證法。縱觀世界發展態勢，“東升西降”和中美戰略博弈成為這場大變局最為主要的時代特征。中國有足夠的自信、智慧和能力順應時代變局，并將在變局中開辟具有更多發展機遇的新局。

【關鍵詞】世界變局 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中美戰略博弈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0.012

王永昌，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博導，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與當代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化進程。主要著作有《實踐觀念論》《實踐活動論》等。

李夢云，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研究。主要著作有《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想》（論文）等。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社會既充滿希望，又充滿挑戰。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但全球深層次矛盾迭出，世界發展格局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多。當前，中國發展進入了新時代，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從未像今天這樣廣泛而深刻；世界對中國的關注，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廣泛而深切。正確看待世界變局中的變與不變、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問題，對于我們更積極主動地順應世界變局潮流，在變局中開新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問題的提出

近幾年來，我國學界和業界出現了一些新的重要概念和表述，比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發展不確定性”等。這是人們對當今世界特點的一種理性把握和說明，也是人們對當今世界變局采取相應對策的重要依據。關于當今世界變局的基本特點，2020年10月29日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作了如下清晰而明確的判斷：“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同時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當今世界變局及其基本特點的總體判斷，并由此決定了我國正確處理國際問題的基本戰略及對外政策方針。

世界處于大變局之中，意味著世界局勢或走勢更多地處于不穩定、不確定性之中，也意味著世界進入了動蕩變革期。在這一時期，每個國家都面臨著更多的風險挑戰，也面臨著更多的發展機遇，是風險危局還是發展新局好局，取決于各國在當今國際關系及利益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也取決于各國領導者們的政治智慧及戰略謀劃。

世界大變局不常有。世界常態化運行是相對穩定的變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但指比較動蕩的世界局勢，涵蓋“百年”時間跨度，且“變局”又將處于一個比較長的時期。所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起碼是百年以上的時間。至于何時進入常態化變局新階段，這取決于世界力量、特別是世界主要大國力量之間的戰略博弈。

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普遍性

一般地講，不只當今世界時局具有不穩定、不確定性，宇宙空間特別是人類社會事物發展無不如此。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作為事物存在和發展的一種基本特征，具有廣泛的普遍性。

1927年，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根據實驗提出了不確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不確定性原理揭示了微觀粒子運動的基本規律，即從物理學角度看，一個事件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無窮多個擾動因素，而其中任一因素的異動都可能改變事物運行的軌跡。由于人們實際上不可能掌握事件發展過程中的全部擾動因素，所以就無法預先完全確定事物發展的軌跡。后來，“不確定性”就成了量子力學的一個基本原理。海森堡提出的不確定性原理告訴人們，微觀客體的運動軌跡客觀上都存在著不確定性變量，對這些不確定性變量人們不可能同時確定互為共扼的確定值。這表明，概率性、幾率性、隨機性、偶然性，是自然界客觀事物運動的普遍特性。

其實，自然界的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都是按其必然性、確定性和偶然性、不確定性的辯證統一規律運動的。人類獲得科學知識以及建構起來的各門科學知識體系，都是對自然界事物及運動狀況確定性單一層面的認識結果，或者是在對不確定性現象進行概率統計基礎上作出的判斷，從而使不確定概率達至相對確定性的認知（知識）。自然科學的功能就在于反映和說明自然界事物被人們所認識了的相對確定性的規律現象（包括常識）。系統自然觀或者自然哲學觀認為，自然界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隨機性）的辯證統一，而自然科學也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矛盾統一體。自然科學的確定性可以理解為普遍的必然性，這也是傳統知識論者所追求的，他們努力為知識的確定性辯護；而自然科學的不確定性，是指隨著科學研究的深入，自然科學的認識對象會更廣泛更復雜，已有科學知識的局限性也會日益凸顯，科學知識會不斷地得到更新和增加，把原來未知的、不確定性的因素轉化為已知的、確定性的知識，以此不斷推動科學知識的豐富和發展。這就是自然科學知識進步發展的一般規律。

在一定的時空情景下，自然界事物的不確定性現象，既是超出必然的確定性現象之外的狀況，也是超出不確定性概率之外情況下出現的狀況，從而使人們無法可靠地量化事物運行的某種后果可能出現的概率，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可預測性。事實上，任何科學都是建立在已有科學知識的基礎上，并合乎已知事實和邏輯推論的一種確定性認知，而任何科學知識和科學推論都有它既定的條件和適用的范圍，因此，范圍、條件變化了，科學認知也會不斷修正和更新。這就是科學知識中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也是人的主體性與事物的客體性相互作用的結果。雖然自然界的客觀事物是可以被人們認知的，但由于其具有無限性、變化性、復雜性，其中又包含著各種偶然性和隨機因素，加之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總是受科技、社會等條件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科學知識的局限性，使一切自然知識都有了歷史階段性與不確定性。反過來，這種不確定性又恰恰是科學發展和進步的根本原因。

相對于自然界而言，人類社會事物的變動性、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更為明顯。雖然人類社會發展也具有客觀必然性和確定性，比如，社會生產力及其生產方式的發展決定社會結構及其變化；工商文明生產方式必然會取代農耕文明生產方式等，這都是人類社會帶有必然性、規律性的發展現象。然而，社會領域事物的存在和運行雖有一定的趨向性，人類世界也有其共同利益的一致性，但因為人們處于不同國家、不同階層群體、不同利益關系之中，加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不同，因而常常導致人們受到不同主體主觀自由意志的影響，對社會事物產生不同的判斷和行動，這使得社會領域事物變化的不確定性概率要遠遠大于自然界的事物。各門社會科學也能揭示和描述社會發展的一些規律性和大致的概率性現象，但這些“規律”現象也只能更多以抽象性、原則性、模糊性來表現。人類社會發展從來都不是線性的單一和必然的唯一，總是充滿著多樣性、可變性和不確定性。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其所涉領域和事務愈加廣泛和繁多，不可控因素也會相應地增加。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知與未知同步增減，它們相互統一而無法分離。如果說，自然災害是因為正常自然進程的中斷或突如其來的外部干擾變化所致，那么，隨著現代社會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會進一步加劇，將使人類社會進入不確定性增多或者變動更快的階段。可以說，現代社會事物的多樣性、變化幾率及其不確定因素，呈現出幾何式增長的趨勢。

總的來看，小到微觀層面的量子，大到宏觀層面的宇宙，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一切事物都處在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張力之中，這是事物存在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事物都是以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方式存在和運動的。不只是客觀事物，人類的所有行為也都是以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方式存在的：按已知的確定性認知去判斷和鎖定行為，按不確定性原則探索未來的可能性，并將其轉化為確定性的行動結果。因此，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是一對同有與無、存在與虛無、此在與彼在、恒常與無常、變與不變、靜與動、可能性與現實性、必然性與偶然性等相近的哲學范疇，有著普遍的哲學方法論意義。

確定性和不確定性范疇的基本含義

既然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是自然界和社會事物運動的普遍特性，那么，我們就有理由將其上升為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的哲學范疇，從哲學層次探討它們的本體論及認識論內涵。

我們先來討論確定性與不確定性范疇的基本含義。從哲學層面上講，確定性就是事物存在和發展中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穩定不變的性質和形態，并能在一定時空范圍內保持或延續存在一個階段的現象。比方說，太陽、月亮、地球的存在和運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是基本穩定、確定不變的。一只牛、羊、馬的生存，在其一生中總是以牛、馬、羊的特質存在著的，它們不會突變為其他動物。人的生存和活動也同樣如此。但是，太陽、月亮、地球的具體存在和運行也會受到一些周圍環境因素的干擾，從而出現某些不確定的現象。比如，運行速度、軌跡的微妙變化。一只牛、羊、馬的生存和生命活動更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使其具體生存狀況出現明顯的不確定性。人們的生存、特別是行為活動，更是千變萬化的。無論是自然界還是社會領域，這個事物之所以成為這個事物的質的規定性是基本穩定的，因而才具有事物確定性的特點，除非受外界因素強烈干擾而突然中斷。但是，事物存在和運動的形態、功能、作用以及時續長短等，都具有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確定性是事物存在和運動的基本前提，不確定性是事物存在和運動的基本形態。

所謂不確定性，是指事物存在和發展中表現出來的漂移不定或突然產生的狀態，而這種狀況的產生、存在通常有隨機性、偶然性，即不確定性或難以預測性。顯然，任何事物都有區別于他物的獨特性，即單一性和統一性，同時又有具體形態和展開過程的多樣性及一定范圍內量的可變性。事物的特質通常是統一、唯一、單一（共同性）的，正如牛就是牛，牛的特有性質是單一的，而牛的大小、毛色、能量及生命長短等量的形態是多樣可變的。牛的不確定性是指牛的具體生存狀況的多樣性，而牛的確定性是指牛作為牛的基本特質的唯一性。每個事物自身都是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有統一性，但當它充分彌散出去、逐漸展開，就具有了多樣性，從而顯示出豐富性和不確定性。

事物的確定性通常是在事物不確定性的隨機變化中呈現出來的穩定性和規律性，而事物的不確定性是事物在確定性運行中出現的隨機性、偶發性。一切事物在其存在和運動中總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矛盾特性。客觀事物變化本身的不確定性，加上人們認識和活動上的不確定性，導致社會領域事物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社會領域事物的不確定性實際上是客觀事物的不確定性和主體人行為不確定性的辯證統一。一般來說，運用概率性的數學方法可以認識事物在量的變化上不確定性的統計本質與統計規律，而運用辯證性的哲學方法則可以認識事物在質的變化上不確定性的抽象本質與抽象規律。

從上述分析可知，確定性與不確定性范疇和哲學中的必然性與偶然性范疇，其含義是十分相近的，但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它們有相同之處也有差異點。通常，必然要出現的事物及狀況具有確定性，而偶發性現象則具有不確定性。這是事物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和事物的必然性與偶然性范疇相同或相近的含義。但是，必然性與偶然性范疇側重揭示事物發展中各種狀況產生的原因。這對范疇告訴我們，一切事物的產生都是按照該事物特性的必然性及其與周圍環境偶發的互動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描述了事物發展變化的本體論特點。

如果說必然性與偶然性主要描述事物產生的兩種特性狀態的話，那么，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這對范疇則進一步描述了事物存在和運動的兩種形態，即不只描述了“產生”的存在狀況，而且還揭示了“產生”之后的運動狀況。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這對范疇既反映了事物發展變化有必然性與偶然性的一面，又揭示了這種必然性與偶然性現象對人的主體性意義——事物生成及運行對人的主體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意義。當人們說某個事物未來具有可變性、不確定性時，就已經遠遠超出了“偶然性”產生的原因，而涉及了主體對事物的認知、態度和選擇，其中還包括對不確定的多種可能性的預判。因此，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既有事物存在和發展本身具有的本體含義，又有與事物客體相對的人的主體性和認識論意義，而必然性與偶然性更多反映的是客觀事物的本體意義。

由此可見，從偶然性與必然性意義上理解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這對范疇，其具有事物自身客觀變化的本體論意義；而從人類認識事物的可能性與現實性意義上去理解，確定性與不確定性范疇就有了人的主體性和認識論意義。這就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這對范疇獨立存在的哲學價值。

確定性、不確定性原理與人類行為特點

自然界事物的確定性表現為自然界系統及生物世界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而自然界事物的不確定性決定了自然界系統的開放性和可變性，使得生物世界具有多樣性和可塑性。社會領域事物的確定性，表現為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和趨向性，但更多地表現為不確定性和多樣性，這是由人類主體的多元性和自由意志決定的。可以說，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更適合于揭示人類社會事物的發展特點。

從社會學角度講，社會主體具有多元化特征，且充滿博弈性。社會中每一個個體的行為變化都可能引起眾多個體行為的變化，一個社會組織和一個國家的行為則會引起更大范圍、更多主體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單一的、線性的、穩定的，而是好比求解由億萬個方程組成的方程組，繁復無比、難以窮盡。正因如此，人類歷史上因一個偶發小事件、一個小人物的行為而導致改變人類社會進程的案例并不少見。正如“蝴蝶效應”所揭示的原理，蝴蝶翅膀的拍動會引發一場巨大的風暴。

一切事物發展都有連續的時序性和過程性，這保證了事物的確定性和可認識性。盡管人類社會具有更多的隨機性和可變性，但社會主體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進而有一定的共識和行動。事物發展的確定性保證了事物發展的連續性和可認識性，使人們的行為可以有預見性和安全性；而事物發展的不確定性保證了事物發展的開放性和可變性，使人們的行為有選擇性和變革的主動性。從一定意義上講，面對不確定性的事物、環境和未來，人類從本性上看就是追求、創設自己所需要的確定性世界的群體。人的能動的聰明才智及本質力量，就在于能認知、選擇不確定的可能并通過自己的實踐創造將不確定性的世界轉化為確定性的世界。離開確定性，人就無所依歸；沒有不確定性，人就無所作為。

人類無論個體還是群體，包括政黨、國家，一切活動的依歸或發生的必要性、可能性，都在于一切事物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兩個方面，人的認知、實踐活動實質上就是對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之間張力的一種選擇。人們用已知的確定性去推測不確定性和選擇其中一個或若干個不確定的可能性并轉化為自己所需要的確定性，通過認識這種不確定性去設定、創造新的確定性。如果事物只有確定性或者只有不確定性，那么人類的選擇性和自由性也就喪失了，人的活動也就不是有意識的能動的實踐活動了。人是自由能動的、有認知意識和選擇能力的活動主體。事實上，人作為實踐活動的能動主體，每時每刻都在對各類不確定的未來現象作出分析判斷，進而選擇自己的意志行為。正因為世界充滿不確定性、多樣性，才使得人們有選擇的可能和機會，對未來充滿期待，通過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抓住并創造新的發展機會。世界的創新發展和多樣性也由此而來。

從人類活動的原理和機制層面分析，人們通常從已知事物和已知結論去推測判斷未知的不確定性事物，將已有的確定性認知作為判斷的基本依據，然后根據綜合知識、利害關系和主客觀條件，分析判斷多種可能出現的狀況，最后基于一種或若干種最為有利的可能狀況確定自己追求的實踐目標。

這告訴我們，人類行為機制最深層的依據就是事物的確定性原則：從已有的確定性認識，推導和選擇未來不確定性狀況的最大可能性，然后將這種不確定的可能性作為自己要達到的確定性結果并積極創造條件去實現它。也就是說，從確定性出發，認知和選擇不確定中的可能性作為實踐目標，最后達到新的確定性成果。人類的認知和實踐活動，本質上就是一個如此不斷將不確定性的東西轉化為確定性文明成果，又以確定性文明成果去駕馭不確定事物的歷史過程。人類建構起來的各類學科、各門知識、包括人文社會科學，以及社會倫理道德、社會準則制度、社會組織秩序和社會精神文化等，都是幾千年來逐步積累起來的已知的確定性認知成果（原則原理，文明成果等）。當然，對人類社會的這些確定性認知成果，人們通常很難完全形成普遍共識和共同準則，因而其充滿著不確定性和可變性。但總的來說，正因為人類社會發展確定性與不確定性辯證轉化的螺旋式循環遞進，才使得人類的文明進步不斷得到積累和提升。

人類社會事物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矛盾運動，既表現為時序上的無窮發展過程，也表現在空間上的無窮拓展過程。換句話說，人類社會不會因為積累更多已知的確定性成果而減少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相反，掌握知識越多、活動范圍越廣，造成的不確定性風險也更大。事實上，人類的多數知識、學科和理論，差不多都是對不同對象不同層面的事物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解讀，以幫助人類揭示、鎖定、解釋、建構起思考和行動的確定性依據。但與此同時，它們敲開了新的未知領域、創造了新的不確定性，使人類面臨更多新的困惑和風險。有一些現代學者認為，人類生活在自己創造的風險社會里，人創風險比自然風險更多更大，氣候變暖等全球性問題便是證明。正因如此，自上世紀中葉以來，出現了一批研究當代全球危機和人類發展困境的國際研究組織和專家學者。比如，羅馬俱樂部前主席奧爾利歐·佩奇撰寫的《世界的未來——關于未來問題一百頁》（1985）、美國學者梅薩羅維克和德國學者佩斯特爾撰寫的《人類處于轉折點——給羅馬俱樂部的第二個報告》（1987）、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爾撰寫的《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2018）、英國學者拉里·埃里奧特和丹·阿特金森合著的《不安全的時代》（2001）、美國學者沃勒斯坦撰寫的《知識的不確定性》（2006）等著作，都從不同視角探討了這樣一種辯證的觀點：“人陷入被他的非凡的能力和成就所設置的陷阱之中，正如他陷入流沙一樣——他越是利用他的力量，他就越需要力量，如果他不知道如何利用這種力量，他只能成為這種力量的俘虜。”[1]他們認為，人類知識水平和活動能力的提高，同時也可能意味著將引發更多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正如烏爾里希·貝爾語所述，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一個“被自由的有創造力的不確定性所取代”的時代。

當然，我們對歷史和現實都不應采取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態度，人類社會發展客觀上就是如此：人類文明進步越多，面臨的可能性風險也越大；反之，克服了這些不確定性的可能性風險，人類又會獲得更多的文明成果和新的發展機會。雖然人類將永遠面對不確定性甚至是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但是，無論人類的認識和活動水平怎樣提高，都無法也沒必要徹底消除這種不確定性。正是未來的不確定性給人類提供了探索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選擇和希望。這種不確定性，讓風險與機會共存。

世界大變局的主導力量

當我們說今天的人類社會是一個極不確定的時代時，并不意味這之前或之后的世界發展就是基本確定的。事實上，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不定性）、穩定性與不穩定性都是相對存在的。但是，在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強度”是不完全相同的，有時平緩，有時則會劇烈變動。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前者通常表現為改良式進化或和平發展時期，而后者則表現為革命或戰爭的狀態。不確定性的變動既可以是量變現象，也可以是質變現象。社會形態或國際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或處于相當規模的戰爭狀態時，就是動搖或打破原有確定性狀態而進入不確定性狀態的動蕩階段。

當今人類世界進入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當今世界之變不是小變、中變，而是大變。世界大變局指世界處于極不確定性的發展狀況，世界格局將發生重大的改變。變化越大，不確定性也就越多、越大。只有動搖、打破、放棄原有的一些確定性，才能產生大的不確定性，才會有大的變局。不確定性越大，變數和風險也越大。

總之，所謂“大變局時代”就是世界面臨重大變化的時代，也可以說是將會發生格局性變化的時代。這個時代具有極高的不確定性、風險性，但可以確定的是舊有局面將得到改變，而新的格局又處于尚不確定的階段。

從時代變局的性質和內容來講，今天這個大變局時代是否已經發生了質變呢？現在要作出判斷為時尚早。實際上，我們很難說當今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因為，世界格局或者說時代基本特性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質變。但另一方面，如今的世界格局與過去的世界格局相比，已經在很多方面發生或正在發生部分的質變，而且未來的變局將會更加快速、更加廣泛深刻，大變局正在加快向縱深演變。

那么，引發世界大變局的原因或者說主要動力、主導因素和主導力量是什么呢？一般地講，主導世界格局或引發世界變局的力量，主要有自然、經濟、科技、軍事、文化、制度以及全球主要國家領導者們的整合力量等方面。

第一，自然化力量（自然力）。其主要包括：一個國家的國土面積（自界資源稟賦）、人口規模（勞動力、消費力、市場力）和歷史縱深（歷史文化財富可看作是一種既定資源，故列入自然化力量）。雖然這些不是絕對的、決定性的力量，但一個國家要成為世界大國和強國，沒有自然稟賦力量是很難持久的。世界全球化水平越高，這類自然化力量的作用通常也越重要。

第二，硬性化力量（硬實力）。這在現實世界中起主導作用，主要包括：國家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科技實力。這些是決定國家綜合競爭力最為根本性的關鍵力量。

第三，軟性化力量（軟實力）。其主要包括：一國的文化影響力（包括價值觀、文化、話語傳播等）、制度影響力和領導統合力（政治領袖對國內國際力量的統籌謀劃、綜合運用的智慧和能力）。文化軟實力也是一種廣泛持久的力量。

毫無疑問，引發和主導世界大變局是世界各國和國際上各種力量綜合互動的結果。然而，在全球化時代，世界上各主要大國綜合實力的起落變化仍是關鍵所在，而構成各國綜合競爭力的基礎力量，則無疑是經濟、科技和軍事等硬核力。

世界大變局主要之變

當今世界發生了哪些“格局性”的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七個方面。

第一，網絡技術、數字技術等催生的科技大變革。當前，建立在現代通信技術基礎上的以5G為先導的信息技術在世界范圍的發展突飛猛進。智能化技術帶來的不僅是科技的變革，也成為推動產業升級和社會生活進步的新動力。人類四次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即原始生存狀態的漁獵采集活動、農業生產活動、工業生產方式和信息化，是四次重要的歷史性變革。人類工業化也經歷了四次革命性變革，即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智能化。今天的智能化，將成為引發世界變局的最廣泛特久的力量。智能化是當今世界各個領域發展進步的強勁動力。數字賦能將是各國推動下一輪發展的根本性選擇。“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2]而智能化科技變革是推動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第二，全球化進程中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現象。全球化進程開啟于15~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新大陸的發現大大拓展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新航路的開辟使人類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陸和海洋的全球性聯系。此后，人類的各種生產要素以及各類資源在全球層面得以廣泛流動、有效配置，從而帶來了生產規模、能力、效率、效益的大幅度提升，全球財富得到廣泛有效的增長。然而，不可忽視的是，二戰前的全球化是血與火的全球化，伴隨著軍事侵略和殖民化，是充滿痛苦的全球化。二戰后，國際社會形成的一些全球化規則，推動了相對比較成熟、文明的全球化進程。但是，經濟要素全球化必然伴隨制度規則、思想文化、軍事、外交等內容的“次全球化現象”，也就是經濟全球化伴生的各個領域的全球化現象，由此必然會帶來全球化進程中的更多糾紛和矛盾。

世界的復雜性就在于，單純的經濟全球化是難以完全實現的，由于種種原因，全球化并非是各國同時受益的。這樣一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現象總是相伴相生。近幾年來，世界上出現了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強權政治等現象，以及“美國優先”等極端化思潮。這些暗流形成了一種反全球化的現象。

當然，人類歷史總是不斷向前發展，全球化也必定會向前推進，只是在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世界局勢將局部暗流洶涌，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清醒認識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是在較量中演進的客觀規律。

第三，“東升西降”趨勢。“東升西降”是當前世界大變局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和特征，也是大變局的一個實質之變。當今世界國際力量對比正處于深刻調整之中，其主要內容和基本標志就是“東升西降”。眾所周知，人類自工業化、“大航海”以來，世界經濟發展中心就一直在西方。但在今天，世界經濟重心以及全球影響力中心，正出現向東方亞太地區轉移的趨向。“東升西降”的主要變化有：

首先，“非西方化”國家力量在上升。以東西方國家的工業制造品產量為例，1980年西方國家提供的工業制造品占90%，非西方國家占10%；2010年西方國家提供的工業制造品占60%，非西方國家占40%；據預測，2050年西方國家提供的工業制造品占40%，非西方國家將占60%。[3]

其次，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發展實力上升。宏觀經濟數據顯示，2020年左右，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按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已占全球近50%，按實際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根預測，到本世紀中葉，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將占世界的65%以上。

最后，中國實力快速增長，出現“中升美降”趨向。從中美兩國國內生產總值發展及趨勢看，1999年，美國GDP占全世界的29.6%，中國GDP占全世界的3.4%；2019年，美國GDP（21.37萬億美元）占全世界的24.4%，中國GDP（14.34萬億美元）占全世界的16.4%。2007年，美國是13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是7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2017年，中國是135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美國是7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2018年，中國占全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達到15.2%，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30%。現在的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二大消費國、全球第二大利用外資國，是全球第一大制造國、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全球第一外匯儲備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相關機構預測，2030年左右，中國經濟總量將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趕超時間還可能提前兩年。當然，這里講的是GDP的總量，而不是人均GDP。當前我國人均GDP距離發達國家還有相當的差距，但總體講，“東升西降”正日益成為不可遏制的趨勢。與此同時，2020年11月簽署的亞太地區“新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將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世界經濟軸心的東移趨向。

第四，美國“一超”主導世界的時代漸趨褪色。在古代，人類“世界”尚未連為一體，只存在地區性強國，而無全球性世界強國。二戰前支撐全球化格局的治理規則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奠定的世界性規則體系，拿破侖戰爭后出現的維也納體系，一戰后形成的凡爾賽體系，以及二戰結束后形成的雅爾塔體系。在延續至今的雅爾塔體系中，聯合國、現代國際金融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牙買加貨幣體系）、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規則，大致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國際多邊秩序。但是，近二十年來，國際力量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受“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等影響，綜合實力有所下降，但仍幻想憑借其所謂超強的軍事實力和領先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以及西方文化軟實力，構建完全由美國主導的單極化世界。這與世界發展大勢相悖，自然難以如愿。特朗普推行“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使“讓美國再次偉大”成為空談；而中國和平崛起的強勁勢頭不可阻擋，國際組織（G20、金磚五國等）、世界區域性組織（上合組織、東盟等）大量涌現，成為塑造國際關系的重要多邊力量。世界力量對比出現的“東升西降”日益顯著，形成了無法阻擋的發展趨勢。

第五，原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正步入弱化和變革期。當今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體系正處于弱化和亟待變革的時期。二戰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日益暴露出諸多弊病，日顯乏力，深陷全球治理“赤字”。全球治理有賴于一定的治理規則、組織體系和秩序，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全球治理體系處于應變而難變之境，各類紛爭此起彼伏。總的來看，現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必然要推進的，人類也許將又一次步入多事之秋時代。

第六，人類文明范式更趨多樣化。人類文明發展從來都是多元的，但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卻總想用西方價值、西方制度、西方文明范式去“統一”世界。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歷史觀來看，中國在5~15世紀的1000余年間，曾有過隋唐時期幾百年的輝煌，走在了世界文明前列。大約在公元15世紀，以工業崛起為基本標志，人類現代文明軸心才開始進入西方世界。世界文明的軸心從來就不只有單一的文明范式，世界文化也從來不缺多樣性。人類文明范式的多樣化主要是由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傳統、民族宗教感情、語言文字民俗、社會制度差異等決定的。美國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2019）認為，“中美之間不是一場國家間的較量，是一場有關文明的較量”。一種文明在復興，另一種文明感受到了挑戰。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文化、中國價值、中國精神、中國治理的逐步成熟，無疑是對世界文明范式的貢獻。目前，部分西方國家還沒有客觀認識到中國的貢獻及其對于世界的意義。

第七，中美力量對比發生轉折，兩國進入艱難的戰略博弈期。中國秉持合作共贏的理念，致力于同世界各國共謀發展，但同時也敢于直面競爭與挑戰。美國為維持其“美國優先”“領導世界”的地位，動輒用行政手段制衡別國，有違時代要求和世界發展大勢。中國無意也不想跟美國對抗，但兩國之間的戰略博弈是難以避免的。究其根由，從國際地緣政治和歷史發展來看，是新興大國的崛起遭遇了現存強國的阻力。多年來，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每年6000多億美元的貿易額，占美國貿易總額的近20%。2020年，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07萬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這讓美國的部分政客認為美國受到了來自東方大國和另一種文明的挑戰。縱觀世界發展格局，人類發展又到了一個重要選擇關口。“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只有順時而變而為，方能“直掛云帆濟滄海”。

世界大變局中的未變

當今世界大變局之“變”是廣泛而深刻的，但同時又處于“變與未變”的過程中。一方面，世界之“變”表現為上述七個方面，說明世界從科技、經濟、政治、文化、區域發展、全球治理、國際組織和世界主要大國力量對比等方面，的確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尤其以中美為軸心的“東升西降”的變化，給世界變局注入了新的變數。另一方面，世界大變局的序幕才剛剛拉開，當今世界正處于“變與未變”的演化之中。世界格局的“變與未變”，正是百年未有之變局的一個基本特征。在以下的七個方面，當今世界尚未發生重大變化或處于變與未變之中。

第一，世界格局的主體單元即主權國家未變。近現代以民族、宗教為基礎的民族國家發展而來的主權國家，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且國家民族主義還會有所抬頭。主權國家的實體和理念是近現代人類社會處理國際關系、國際秩序的基石和準則。世界格局的主體單元即主權國家格局基本不變的事實，決定了當今世界變局仍將延續國際社會的一些最基本的準則。

第二，自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運動興起并在一些重要國家取得政權以來，世界范圍形成的“東西方陣營”格局也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雖然“東方陣營”力量對比有變，“西方陣營”內部也多有矛盾變數，但兩大陣營客觀上仍將持續存在并在新的變局中展開新的競爭。這將是世界大變局中一個長期基本不變的態勢。中國反對“東西方陣營”的“冷戰思維”，主張各國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然而，也要看到，東西方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社會形態、不同發展道路、不同價值理念的紛爭將是長期客觀存在的。重要的是，“東西方兩大陣營”在長期共存或競爭中，如何實現平等互利，推動全球合理有序治理及其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第三，先發國家發展勢頭有所弱化，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占據發展優勢的地位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經濟一直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曾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0%以上。而今發展中國家經濟力量有了大幅提升，已占全球總量近50%。據預測，到本世紀中葉此占比將增至60%以上，這一變化趨向是客觀存在的。但是，發展中國家的數量多，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因此，僅憑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在全球占比的提高，就簡單斷定發達國家經濟已走向衰退，其論據并不充分，未來變數的不確定性也很大。因此，先發國家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中占據發展領先優勢地位的狀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發生顛覆性的改變。

第四，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改變。當今世界只有一個世界規則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世界步入全球化時代后，基于主權國家的基礎和國際戰爭沖突的沉痛教訓，經歷了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社會建立了包括世界貿易、金融貨幣、國際司法等領域的聯合國組織和規則體系，以維護和調處國際糾紛。近百年來，聯合國機制為全球治理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其功能和作用有所弱化，亟待深化改革，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并未出現可以替代它的新的全球治理體系。

第五，以美元為世界基本結算貨幣、儲存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難以根本改變。金融貨幣是現代經濟的血脈，也是現代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和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世界結算貨幣、儲存貨幣及貨幣價格體系有了新的重大變化，既而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大幅提升。不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世界貨幣以美元為主導的“籃子”格局，尚難根本動搖。目前，這個“籃子”里的“雞蛋”種類和數量雖有新變化，可是“籃子”里的“天鵝蛋”仍將是美元。世界貨幣結構的變與未變，也大體反映了當今世界的變局特點。

第六，美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處于超強優勢的地位不會輕易改變。當前，“東西方”區域發展格局已經出現了“東升西降”“中升美降”趨向，以中國為主導引擎的東方經濟實力在上升，中美經濟總量比例也有了較大變化。現在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已經可以“平視”世界和美國，但并不能由此簡單地作出“東強西弱”“中強美弱”的判斷。“升與降”是一個程度性、趨勢性的變化過程，而“強與弱”則是變化的結果，兩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西方發達國家和美國仍將處于“強勢”地位，國際格局仍將處于“一超多強”的格局。

第七，和平與發展的歷史主題、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共同利益以及彼此合作交流的全球化趨勢是不會改變的。人類文明在發展過程中盡管會有各種沖突、紛爭甚至戰爭，各國之間也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利害矛盾，但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大方向是確定的。“人間正道是滄桑”，我們要堅定信心，始終站在歷史發展正確的一邊，把握和順應世界發展大勢，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不斷邁進。

簡單的結論

第一，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是普遍常理。宇宙間的事物和人類社會發展都有一定的規律，有著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可變性與不變性、恒常與無常的特點。人類的認知和行為在于認識和把握世間事物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而且人本身就是最為高級精致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相融相通的生命主體。確定性與不確定性范疇具有普遍的哲學方法論意義。

第二，世界大變局是一個變與不變（未變）的過程。由于各國特別是大國間發展實力的變化，當今人類正步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的發展內容和形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變局中也有不變的諸多方面。前文分析的當今世界七大變化和七大未變現象充分說明，世界充滿著變與不變的歷史辯證法。“不變中有變，變中有不變。只看到變的一面，看不到不變的一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看到不變的一面，看不到變的一面，也不是馬克思主義。”[4]

第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具有時代特點的歷史性變化。人類歷史發展本來就是確定性與不確定性、變與不變的過程，這是常態化的變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急劇變革的時局、非常態化的變化，也就是大激蕩、大變動、大改組、大調整、大競爭、大變革的時代，這是當今世界變局的時代特點在變化規模、程度上的表現。其中最重要、最深刻的時代特點，則是世界科技創新的突飛猛進、中國經濟發展快速崛起以及世界經歷蘇聯解體和美國“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所引發的國際力量重組這三大變化。

第四，中美戰略博弈將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角。一般而言，世界變局取決于大國實力的變化。從目前世界主要大國力量對比及發展態勢來看，中美戰略博弈是當今世界變局的軸心。美國是大變局的存量，中國是大變局的增量，兩者博弈相交是世界的變量。中美力量的“一升一降”，將給世界帶來廣泛深刻的新變數。當前，美國有兩個大局：重組彌合國內力量和重新領導國際社會。中國當前也有兩個大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蓬勃發展；在世界大變局中開新局，努力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總的來看，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相對艱難的戰略博弈期，這是當今世界大變局的聚焦點、中心點、風暴點，也是風景點。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將存在于一個長期的、復雜的、曲折的時期，但發展趨向和時間優勢更傾向于有獨特戰略智慧和戰略定力的中國方面。

第五，世界大變局中的領導者才智將發揮重大作用。經濟、科技和軍事硬實力在世界變局中起著基礎性、根本性作用，但世界領袖和大國領袖們的智慧謀略則起著重要的引領作用。變局中必然的、確定的趨向在客觀上起主導作用，但如何認識、把握和引導不確定因素向著有利于本國、有利于人類共同利益的方向發展，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領導者的智慧和才能。人類發展是在不確定性中來確定和把握歷史軌跡的，或者說是在確定性中去尋找不確定性（可能性）的。人類行為本身也是在選擇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張力中進行判斷、取舍的。不確定性意味著風險、挑戰、磨難，也意味著變化、機遇、創造。正如古人所述，時勢造英雄。世界大變局給杰出領袖提供了大有作為的機遇和舞臺。化危為機、化變局為新局、化不利變局為積極有利之局，需要國家實力，也需要領導者的智慧和魄力。大變局時代也許是多事之秋時代，但只要謀劃得當、運籌得體，就能科學識局，主動引領變局，在變局中布新局，并創造出更好的新局。

第六，新科技變革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突破口。當前世界變局中非常確定的一個重要變局，就是新一輪的科技創新。從中長期看，決定未來世界變局的重要因素，就是以智能化為中心的科技革命，即“第四次科技革命”。智能化、數字化科技革命不但開啟了經濟發展的新變局，而且將改變整個社會結構和人類生產生活思維方式，并將進一步引發世界格局的時代性變化。誰抓住了智能化科技革命機遇并搶占了制高點，誰就在這場歷史性變局中抓住了重大突破口，從而搶占發展先機和競爭優勢。

第七，世界文明范式的中心論及其多樣化趨勢。人類文明發展是多元而非單一的。歷史上的古中國、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等文明古國，以及當今世界各國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同時，人類歷史上的確存在著輻射周邊的文明中心。就其影響力大小而論，有的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區性的。一般而言，在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之前，人類社會還不是一個緊密互連的世界，那時候只存在地區性大國強國（帝國），尚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發展文明中心。但即便是進入全球化時代后出現的世界文明中心，也并不存在獨霸全球的一個強國，也不存在獨一無二的世界文明中心。事實上，世界上存在文明中心并不等于文明中心是唯一的，更不等于文明是單一的，人類文明從來都是豐富多樣的。隨著中國快速和平崛起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積極探索和發展，世界現代化發展道路呈現出更多的民族性和時代性特點，從而使世界文明范式的多樣性日益成為令人矚目的大話題、大趨勢。

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有著自己深邃的歷史辯證法智慧，致力于積極主動應對變與不變的世界變局。雖然世界大變局已拉開了歷史序幕，舊局尚未根本動搖、新局尚處于雛形，但中國已做好了在變局中開新局的準備，并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引領時代變局。如果說世界未來大變局將有更多不確定性的話，那么，崛起中的中國將會擁有更多向好的確定性。

注釋

[1]王永昌：《論人化世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60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0頁。

[3]張蘊嶺、楊光斌等：《如何認識和理解百年大變局》，《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9年第2期。

[4]王偉光：《大的歷史時代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1頁。

責 編／張 貝

The Certainties and Uncertain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World’s Great Changes

Wang Yongchang  Li Mengyun

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ever been seen over the past centu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has reached an important strategic level.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uncertainties and instability increase significantly,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facing an adverse trend, and the world enters a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change, wi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existing.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are two categories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universal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anything, especially that of human society, is a contradictory movement process of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Huma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re also a spiral-lik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uncertainties into certain civilizational achievements. There are many dialectics of change and invariance in the world. Throughout the world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 "rising East and falling West" and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his great change. China has enough confidence, wisdom and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times and will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with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changing situation.

Keywords: world changes, uncertainty and certainty, Sino-US strategic g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