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黨報黨刊的百年發展，大致可分為建黨至土地革命時期的孕育探索、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時期的壯大發展和新中國時期的興盛繁榮三個階段，為完成黨在革命、建設、改革不同階段的中心任務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百年中國共產黨黨報黨刊的內容十分豐富，推動了黨的建立、發展和自我完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助推器，是中國革命道路探索的記錄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宣傳者，是國共關系發展的見證者。中國共產黨黨報黨刊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豐富的學術價值、重要的時代價值，能夠為深入研究中共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提供豐富的報刊資料，為開展“四史”教育提供鮮活的文本素材。
【關鍵詞】黨報黨刊 百年發展 “四史”教育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9.001
中國共產黨黨報黨刊（以下簡稱“中共黨報黨刊”）的發展歷程，與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密不可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不同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和偉大使命，中共黨報黨刊始終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從《新青年》、《共產黨》月刊、《向導》周報到《人民日報》《紅旗》《求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不同階段，創辦了多種中央及地方的黨報黨刊。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深入研究中共黨報黨刊的百年發展及其價值，為新時代黨報黨刊的發展提供歷史的借鑒和參考，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中國共產黨黨報黨刊的百年歷程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深刻認識到輿論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在革命、建設、改革的不同階段，從中央到地方創辦了許多黨報黨刊，具有突出的時代烙印，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大致來看，百年中共黨報黨刊經歷了孕育探索、壯大發展、興盛繁榮三個發展階段。
黨成立至土地革命時期的孕育探索。黨報黨刊的創辦，最早可以追溯至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國民的思想啟蒙和國民性改造。十月革命后，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由資產階級民主到無產階級民主的轉向，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逐漸由宣揚資產階級文化到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時，先進知識分子陸續創辦《每周評論》《湘江評論》《覺悟》等報刊，并以此為主要陣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盡管此時中國共產黨尚未創立，但這些報刊已經具有黨報黨刊的屬性并發揮了黨報黨刊的作用。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逐漸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使中國人民開始逐漸認識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并在中國大地上扎根、開花、結果奠定了最早的、重要的民意基礎，并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輿論陣地、思想基礎、理論準備和干部隊伍。因而，這些報刊為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0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際，《共產黨》月刊創立，學界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黨刊。《共產黨》月刊創刊就表明其承擔著建立布爾什維克政黨的使命，從思想上將國內成立的一些早期黨組織統一起來，為盡快建立全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作準備。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達成使命的《共產黨》月刊即停刊。此時，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黨報黨刊僅有《新青年》。1922年7月，《新青年》休刊后，為了宣傳工作的需要，黨的二大決定創辦黨中央機關刊物，以宣傳傳播黨的政治主張、為黨聯系工農群眾，《向導》周報應運而生，中共黨報黨刊的發展由此進入新階段。
《向導》周報創刊，正逢國民革命時期。《向導》周報以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為己任，自1922年8月創刊至1927年7月被迫停刊，歷時5年，共出版201期，是早期中共黨報黨刊中出刊時間最長的刊物。就共產黨的宣傳策略而言，盡管《向導》周報長期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工人運動，但同時期有《工人周刊》《勞動周刊》等刊物，《向導》周報無需承擔直接向工人宣傳的任務，只重點關注對知識青年的革命動員。
國民革命時期，中共黨報黨刊得到初步發展。1923年，中共中央創辦了機關刊物《前鋒》，結合中國實際系統闡述中國革命問題，但僅出版3期便停刊。同年底，以刊載黨內文件、報告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共產黨黨報》正式發刊，存續期也不長。至1926年，中共中央主辦黨內機密刊物《中央政治通訊》，為中央高級領導干部了解工作情形制定決策提供參考，八七會議后轉為黨內公開刊物，主要發布黨的政治決議及各地黨組織報告等，1928年底，變為不定期刊發中共中央文件匯編，1930年停刊。[1]國民革命時期的黨報黨刊，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前途、動力、領導權、任務和道路等基本問題進行了不懈探索，既宣傳了中國共產黨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成果，也提供了探討中國革命問題的輿論陣地。
隨著國民革命的失敗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黨組織在很多地方被迫轉入地下和秘密狀態。與此同時，中共黨報黨刊發展也遭遇困境，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陷入被動局面。為了繼續傳遞中共中央聲音，宣傳黨的革命理論以及開展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等主張，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創辦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先為周刊，后轉為半月刊、月刊，1932年7月被迫停刊，歷時約5年，共出版52期。
《布爾塞維克》幾乎是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發展困境的縮影。一方面，連續登載的大量悼文以及黨內革命路線和方向的爭論，各種黨內批判性的文章頻頻見報，凸顯黨內的路線斗爭日趨嚴重；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的查禁、施壓和新聞檢查，令其多次休刊，并一再延長刊期，反映了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壓迫的日趨加深。依據共產國際指示，為加強黨員群眾的理論教育工作，《布爾塞維克》刊登了大量的理論文章，導致其理論宣傳與中國的革命實際和社會實際聯系不夠緊密。此外，該報大量宣傳國際形勢和國際事務以反對世界大戰，擁護蘇聯。但《布爾塞維克》提出的中國可以建立蘇維埃政權；提出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思路，則為工農武裝割據指明了方向。
在此期間，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秘密創刊。出版126期后，受“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1930年8月，《紅旗》與中共中央宣傳部秘密印刷的《上海報》合并為《紅旗日報》并公開出版，完全暴露在國民黨當局面前。《紅旗日報》發刊詞表明要成為“廣大工農群眾之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的喉舌”，[2]毫無保留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高舉革命旗幟。但因為當時的黨中央錯誤判斷了革命形勢，過早由秘密發行轉為公開出版，導致大量發行人員被捕，發行量也大幅縮減，加之遭到國民黨多次查封，出版環境持續惡化。《紅旗時報》于1931年3月停刊，共出版182期；1931年3月，又改為《紅旗周報》；1933年8月，從59期復名《紅旗》，轉為半月刊，直至1934年3月停刊，共出版64期。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共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開始了局部執政的探索。12月，《紅色中華》在江西瑞金創刊。《紅色中華》初期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后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是這一時期發行量最大、影響最為廣泛的黨報黨刊。蘇維埃政權建設是中共執政理念形成的最早階段。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蘇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進行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紅色中華》作為蘇維埃政權建設的參與者和見證者，真實記錄了中共執政理念的探索和實踐。1934年，紅軍長征后不久，《紅色中華》休刊，至1935年底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在瓦窯堡復刊。與《紅色中華》同時創刊的還有《紅星》，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機關報。[3]長征途中，由于《紅色中華》休刊，《紅星》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唯一報紙，成為事實上的黨中央機關報，擔負著長征中的政治宣傳和信息發布等功能，1935年8月紅軍抵達陜北前，《紅星》停刊。
同為中央機關報的《斗爭》則有不同版本。一為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報，1932年1月，創辦于上海，1935年7月停刊，共出版79期，通稱“上海版”。二為臨時中央遷往江西瑞金后的蘇區中央局機關報，1933年2月創刊，1934年9月休刊，通稱蘇區版。紅軍抵達陜北后，《斗爭》作為中共西北局機關刊物延續蘇區版期號復刊，1936年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至1937年3月停刊，通稱“西北版”。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至土地革命時期，是中共黨報黨刊的孕育探索時期，創辦的黨報黨刊數量較多，但受到國內政治局勢影響，多數黨報黨刊的存續時間較短。
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時期的壯大發展。全面抗戰爆發后，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有效推進，為中國共產黨創造了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得以集中精力建設陜甘寧邊區政權及各根據地政權。這一時期，中共既要開展抗戰動員，也要為自身發展擴展群眾基礎。為此，充分運用黨報黨刊開展宣傳工作，就成為中共革命工作的重要一環。
為更好地發揮中共中央對蘇維埃的領導作用，繼續建立鞏固革命根據地，創造大規模紅軍并組織革命戰爭，1937年1月，《紅色中華》更名《新中華報》，同年9月成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1939年又成為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報，至1941年5月停刊，共出版1029期。《新中華報》集中刊發各類政府文告及重要領導人講話，以在邊區貫徹黨的方針政策，指導陜甘寧邊區政權建設。
1937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創刊發行，后改為半月刊，至1941年8月停刊，共出版134期。
1937年12月，《群眾》周刊在武漢創刊，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群眾》周刊成為國統區民眾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載體，讓國統區民眾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展現了中共領導下的軍民抗戰功績和根據地建設成就，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以外的影響，推動和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1946年6月，《群眾》周刊遷至上海，1947年3月，因被國民黨政府封閉而停刊。為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改變海外輿論宣傳的被動局面，1947年1月，中共毅然在香港創辦《群眾》周刊并發行至海外。鑒于香港所處的特殊位置，其宣傳影響波及范圍較廣，因而，《群眾》周刊香港版既成為中共爭取國際社會支持的重要輿論平臺，也成為贏取廣大中間勢力、維護黨的海外形象的重要途徑。新中國成立后，《群眾》周刊香港版圓滿完成所承擔的歷史任務，宣告終刊。
1938年1月，《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也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武漢淪陷后，《新華日報》在重慶繼續出版。1939年，中共中央公開說明《新華日報》是代表中國共產黨的“言論機關”。《新華日報》創刊正逢第二次國共合作之際，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宗旨，在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審查限制下，仍然全面報道抗戰動態，展示中共團結抗戰形象，廣泛介紹根據地建設動態，成為全面抗戰時期出版時間最長的全國性黨報。1946年5月，《新華日報》轉為中共四川省機關報，直至1947年2月因被國民黨政府查封而停刊。
1941年4月，中共中央將《新中華報》與《今日新聞》合并，創辦大型機關報《解放日報》。1942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該報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報。《解放日報》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宣傳黨的總路線，初期內容的重點是國際新聞兼有抗日動態及陜甘寧邊區建設成就，對黨的路線宣傳力度不足。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后以邊區新聞為主，輔以國內外重大新聞和其他根據地重要新聞，從而加強對黨的路線政策的宣傳。更重要的是，《解放日報》深度參與了整風運動的政治傳播，為延安時期黨內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1947年3月，《解放日報》停刊，共出版2130期。
1939年10月，《共產黨人》創刊于延安，是中共中央創辦的存續時間較短的內部理論刊物，1941年8月終刊，共出刊19期。毛澤東同志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專門的黨報”“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等命題，并提出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的三個主要法寶，[4]因此，該刊是專門研究黨的建設理論和實踐問題的重要刊物。1948年6月，由《晉察冀日報》改名而來的《人民日報》作為中共中央華北局機關報創刊，8月成為正式的中共中央機關報。
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逐漸走向成熟，中共黨報黨刊步入發展壯大時期。雖然國民黨政府仍對中共有所壓制，但前期因國共合作抗日，報刊管制略有放松；后期中國共產黨的實力已然壯大，加之中共辦報經驗日趨豐富，因而，這一時期黨報黨刊的刊行時間普遍較長。
新中國時期的興盛繁榮。新中國成立后，國內社會環境穩定，又經過多年辦報辦刊的探索，黨報黨刊步入繁榮興盛時期。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延續出版至今。1958年，為了適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加強黨的建設和黨對實際工作的理論指導，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創辦《紅旗》。中央級黨報黨刊“一報一刊”的出版格局就此形成。1958年6月，《紅旗》開始出版，初為半月刊，后改月刊，1980年又改半月刊。至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撤銷紅旗雜志社，改為由中央黨校主辦黨內理論刊物。[5]1988年6月《紅旗》停刊，7月《求是》創刊，仍為半月刊，延續出版至今。
1949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在解放戰爭中停刊的《解放日報》報名交給上海，同年5月《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報和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在上海創刊，即現在的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此后，地方層級的黨報黨刊陸續大量創辦，從不同角度、不同區域、不同層面關注地方社會主義和黨組織建設。據不完全統計，當前省級黨報黨刊有60余種，地市級黨報黨刊有400余種。地方黨報黨刊為提高全黨理論水平、闡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宣傳各地實際工作經驗，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黨報黨刊發展步入興盛繁榮時期。
中國共產黨黨報黨刊的豐富內容
縱觀中共黨報黨刊的百年發展，各黨報黨刊雖然刊發內容及側重各有不同，但基本都圍繞著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時期的不同歷史任務發揮了媒介宣傳、輿論引導、社會動員的作用，同時作為思想平臺也為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與完善作出了貢獻。雖然在特殊時期，黨報黨刊受政治形勢的影響，有過輿論宣傳偏差，但依然在宣傳報道、輿論引導、塑造形象、組織動員等各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績。應當說，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內容十分豐富，限于篇幅，僅擷取一些典型加以闡述。
推動黨的建立、發展和自我完善。中共黨報黨刊是在近代中國風云變幻中，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而壯大起來，在這一過程中，黨報黨刊既是思想平臺，也是輿論陣地，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和自我完善。一方面，十月革命之后，《新青年》《每周評論》《湘江評論》《覺悟》《共產黨》等通過發表文章，抨擊時政，反對軍閥統治，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北洋政府政治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這些黨報黨刊在理論宣傳中贏得了知識分子的學理認同和道德支持，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建構了一定的合法性。同時，黨報黨刊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基本理論，又以列寧的建黨學說為主，介紹聯共（布）的建黨原則、政黨活動及黨的建設等情況，圍繞“為什么建黨”“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進行宣傳，并刊登早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關于建黨探討和準備的文章，論述了共產黨的建黨原則及其基本綱領，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式和組織原則，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向導》周報結合中國實際宣傳黨的革命主張，通過輿論引導并推動中國共產黨人開展工農運動的革命實踐，黨在革命實踐中不斷累積經驗教訓，經過國民革命的錘煉，得到進一步發展。《向導》周報的誕生，意味著黨報黨刊從單純的理論宣傳轉向理論聯系實際，將黨的革命主張、政治路線、綱領等融入到時事宣傳中，能夠更加深入人心。[6]
土地革命時期，按照中共中央確定的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中國共產黨陸續在各地建立革命根據地、工農革命武裝，開展土地革命，創建蘇維埃政權。為此，《布爾塞維克》《紅色中華》等黨報黨刊服務于黨的政治路線，在宣傳黨的革命理論以及開展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等主張與實踐之外，配合黨內開展理論學習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國民革命后期及土地革命時期，黨內分歧一度加劇，出現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影響了黨報黨刊的內容和傾向，思想爭論、觀點交鋒頻頻發生。對此，黨內及時認識到問題所在并予以糾正，從而使黨在挫折和困境中得到進一步成長。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如何處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黨的組織獨立性，成為黨的組織建設的焦點問題。中共黨報黨刊先后刊登一系列指示、決議、社論，強調必須堅決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強化黨的紀律教育，提高全黨的組織紀律性。在陜甘寧邊區政權建設過程中，黨報黨刊參與并推動了黨在政治、思想、組織和作風等方面的建設，尤其是深度參與并推動延安整風運動，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無論是整風運動還是“三反”“五反”運動，中共黨報黨刊仍然持續推動學習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對黨員干部加強理論教育，為強化無產階級意識和政治覺悟提供理論滋養。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共黨報黨刊率先打破“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重新確立新聞報道與理論宣傳的實踐標準，堅持黨性原則，恢復黨報黨刊的政治方向，推動了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運動，黨的領導不斷加強和改善。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助推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信息傳播渠道極為有限，中共黨報黨刊是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要的渠道和載體。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為一項長期任務，而黨報黨刊自始至終都很好地承擔了這一任務。黨報黨刊介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闡釋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宣傳十月革命及蘇聯建設成就，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在此基礎上，中共黨報黨刊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向導》周報最早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口號，引導工人參加國民革命，并將馬克思主義傳播與工農運動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工人運動，從而使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成為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探索和理論成果的重要載體。
土地革命時期，《紅色中華》結合蘇區和民眾的實際，有效地運用歌謠或歌曲、詩歌、戲劇或活報劇、標語等喜聞樂見的方式，淺顯易懂的語言，活潑直觀的手法，鏗鏘有力的話語，不斷地向蘇區軍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宣傳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傳播形式，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傳播渠道，創造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新形式。[7]
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時期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階段。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8]此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中國共產黨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在這一過程中，黨報黨刊通過刊載系列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闡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梳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展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推動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并促進了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和詮釋。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探索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提出這一命題，之后發表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理論成果，中共八大分析了我國主要矛盾的變化并在此基礎上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以來，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最大國情，中國共產黨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黨報黨刊依然擔負起思想平臺和宣傳引導作用，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的傳播。
中國革命道路探索的記錄者。中共領導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公開言論，包括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任務，以及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等，最初都是發表于黨報黨刊。尤其是中國革命的道路探索，在經歷了城市中心論的危害和失敗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發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提出到農村去，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從理論上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全面抗戰時期，中共黨報黨刊在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宣傳和平建國的主張之外，中共持久戰的抗戰路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成立聯合政府的抗戰主張也均由黨報黨刊向全中國加以宣傳。僅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單行本，《新華日報》就為其刊登37次廣告，擴大了其在國統區的影響。
在理論探索之余，中國共產黨開展了中國革命實踐探索。蘇維埃政權建設，是中共執政理念形成的最早階段。在這一過程中，《紅色中華》通過宣傳土地革命、選舉動員，推動以實現政治綱領為目的的政治建設試驗；通過發起節省運動、查田運動、公債發行、經濟動員等群眾運動，推動以滿足革命需要為中心的經濟建設實踐；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黨的思想路線及革命實踐的結合、傳統藝術表現形式與文化創新的結合，進行了文化啟蒙和掃盲運動，推動了頗具規模的文化建設，為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作出貢獻。中共黨報黨刊關于蘇區政權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方面的具體內容，展現了中共政權主導下進行的蘇區社會結構重構、社會組織建立、社會事業興辦、社會風俗變革有序推動等社會治理場景，反映了中共執政理念由上至下的實施與貫徹的途徑和效果，為中國共產黨的局部執政贏得了較為廣泛的群眾支持。抗戰時期，《新中華報》對于“三三制”政權建設的內涵、進展的介紹，對其實際做法及經驗教訓的總結，促進了“三三制”政權建設的推廣和發展，其社會影響范圍甚至擴大至國統區。同樣，《新中華報》對陜甘寧邊區政權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建設多有論及，成為邊區政權建設重要的輿論平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宣傳者。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黨報黨刊宣傳了國民經濟恢復的方針政策，報道了和平解放西藏、肅清黑惡勢力、進行土地改革、支持抗美援朝、推進“三反”“五反”、開展整風整黨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等相關內容；宣傳中國共產黨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舉措，引導社會各界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動員群眾力量支持新生政權，推進社會主義改造。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共黨報黨刊宣傳經濟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文化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方針政策，宣傳由沿海地區向內地梯次展開的對外開放格局，宣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與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引導社會各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積極參與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積極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和維護世界和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權威的輿論支持。
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共黨報黨刊宣傳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宣傳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基本內容，與此同時，宣傳了“一國兩制”思想，引導社會各界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積極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時代的黨報黨刊，發揮了在國內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和提供中國方案的重要作用，書寫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的光輝記錄，為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貢獻了媒體力量。
兩次國共合作的見證者。中共黨報黨刊積極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年，中共三大決定開展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至1924年國民黨一大，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建立，自此國民革命運動轟轟烈烈發展起來。中共黨報黨刊見證和書寫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發生、發展和破裂的全過程。國共合作尚未實現時，中共黨報黨刊發表文章，闡述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和探索，宣傳孫中山先生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曉以利害，促成國共合作。國共合作之際，中共黨報黨刊宣傳國共合作成就，推動國民革命有效開展，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隨著孫中山先生的逝世，國民黨右派逐漸叛變革命，致使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共黨報黨刊抨擊反動勢力，同時爭取國民黨左派繼續留在革命的陣營，為挽回國共合作作出努力。
中共黨報黨刊見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隨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劇，中國共產黨提出要團結全國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共黨報黨刊揭露日軍暴行、動員人民力量參與抗戰、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爭取全社會各方力量支持，并大力抨擊南京國民政府的妥協政策以迫使國民黨積極投入抗戰。在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汪精衛等公開投降日本，蔣介石等實行抗日反共的兩面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臨破裂危險之時，中共黨報黨刊公開申明中共堅持國共合作的決心和誠心，以“七七”抗戰紀念特輯的形式，刊登中共有關“七七”紀念的宣言、中共領導人撰寫的紀念文章，呼吁團結抗戰到底，爭取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對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黨報黨刊的重大價值
中共黨報黨刊是黨的喉舌，中共黨報黨刊見證了百年中國共產黨由幼年到成熟、由革命到執政、由部分執政到全面執政、長期執政的不平凡歷程。因此，百年中共黨報黨刊自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豐富的學術價值和重要的時代價值。
獨特的歷史價值。第一，中共黨報黨刊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的忠實書寫者。黨報黨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辦和發展起來的，作為黨的喉舌，黨報黨刊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光輝歷程，是中國革命的“指向標”，是國共關系的“晴雨表”，是時代脈搏的“感受器”。中國共產黨黨報黨刊的百年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偉大歷史的書寫者、參與者。
第二，中共黨報黨刊是了解和學習中共黨史的生動素材。透過百年中共黨報黨刊，有利于增進廣大人民群眾對于中共黨史的認知，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新中國建立、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地位與作用；了解中國共產黨從弱小到強大、從幼稚到成熟的發展歷程；見證新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明晰中國從邁開歷史性的腳步到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的深刻變化；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人類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獨特地位，更加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研究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能夠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對于百年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革命、建設和改革形成更加全面的社會認知，從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凝聚社會共識，匯聚磅礴力量。
第三，中共黨報黨刊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鮮活文本。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下發展壯大的歷史，內含著豐富的精神資源，這種精神力量鼓舞著中國人民不斷開拓進取。百年中共黨報黨刊是紅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黨報黨刊有大量漫畫、活報劇、歌謠民謠等通俗化大眾化的傳播內容和方式。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學術成果的發表和出版，通過各種形式轉化為普及讀物和公眾活動，直接服務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引導廣大青少年和社會各界正確認識百年中共黨報黨刊，注重閱讀新時代中共黨報黨刊，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
豐富的學術價值。首先，豐富中國近現代報刊史、新聞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是中國近現代報刊史、新聞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系統梳理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有利于彌補中共黨報黨刊整體性研究的不足，構建更加完整的中共黨報黨刊史學術研究體系，充分體現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突出的歷史地位和巨大作用。因此，系統、深入研究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能夠在相當程度上豐富和深化中國近現代報刊史、新聞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其次，深化中共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研究并提供豐富的報刊材料。百年中共黨報黨刊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由幼年到成熟、由革命到執政、由部分執政到全面執政、長期執政；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成長、發展；見證了改革開放由開始到全面深化的巨大變化；見證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現代化的偉大成就，為深入研究和闡發“四史”提供了鮮活豐富的黨報黨刊資料。系統、深入探尋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有利于進一步厘清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和重要內容，借助中共黨報黨刊的豐富資料，能夠深化對中共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研究及其若干歷史問題的認識。
最后，充實國共關系史的研究。縱觀中國近現代史，可以得出一條基本結論，國共兩黨合則兩利，斗則俱傷。一定程度來說，中共黨報黨刊史和國共關系史密切相關，是觀察國共關系的“晴雨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黨報黨刊的發展與國共關系能否良性發展密不可分，也記載了國共關系發展的相關史實。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黨報黨刊依然是促進國共關系、兩岸關系朝良性發展和促進祖國統一的有力武器。系統、深入探索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有助于推動國共關系史的研究，與此同時，中共黨報黨刊能夠為國共關系史研究提供相關的報刊資料和檔案、日記及其他報刊等文獻相互印證。
重要的時代價值。第一，為新時代黨報黨刊發揮媒體的喉舌作用，在國內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和提供中國方案等方面提供鏡鑒。中共黨報黨刊的百年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不乏失敗的教訓，更有在國內外復雜的社會背景下艱難求索、完成黨的任務的成功經驗。無論經驗還是教訓，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都是重要的寶貴財富。新形勢下，世情、國情、黨情依然復雜，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入研究和總結中共黨報黨刊的百年發展，無疑能為復雜環境下黨報黨刊的發展和發揮作用提供鏡鑒，尤其是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方面，中共黨報黨刊大有可為，也必須大膽作為，這離不開從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中汲取營養與智慧、總結經驗與啟示。
第二，廣泛借鑒百年中共黨報黨刊的傳播經驗，深化兩岸文化交流，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陸和臺灣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國家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國家統一離不開國共兩黨開展有實質意義的溝通和協商。研究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有利于充分認識到歷史上兩次國共合作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廣泛借鑒百年中共黨報黨刊的傳播經驗，深化兩岸文化交流，改進和完善對臺輿論宣傳，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排除障礙，為推動新時代臺海和平穩定、解決臺灣問題提供文化支撐和輿論引導。
第三，為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推動反腐倡廉建設提供教材。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籠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筑，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并鞏固發展”。[9]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推動反腐倡廉建設依然任重道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10]媒體監督具有廣泛性，中共黨報黨刊在反腐倡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要通過對百年中共黨報黨刊的研究，為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推動反腐倡廉建設提供生動的鮮活的教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11]中共黨報黨刊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主陣地，長期以來為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提供輿論支持和思想引領。無論時代如何變化，黨報黨刊的輿論引導作用、思想引領作用不會改變。新時代黨報黨刊仍然是黨的思想方針政策傳播的主要平臺，仍然是凝聚人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武器。人類社會早已進入信息時代，傳播方式不斷發生變化，中共黨報黨刊需結合黨的宣傳工作需要、人民需求和新媒體特點，講好中國故事，增強自身吸引力，繼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提供精神動力和輿論支持。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多卷本］”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20&ZD325）
注釋
[1]邢永福、趙云云：《〈中央政治通訊〉簡介》，《黨的文獻》，1989年第6期。
[2]向忠發：《〈紅旗日報〉發刊詞——我們的任務》，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22頁。
[3]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后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故《紅星》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
[4]毛澤東：《發刊詞》，《共產黨人》，1939年第1期。
[5]蘇星：《〈紅旗〉停刊與〈求是〉創刊》，《百年潮》，2002年第8期。
[6]張朋：《競爭輿論與“向導”青年：中共早期黨報宣傳策略的轉折》，《新聞大學》，2017年第1期。
[7]林緒武：《〈紅色中華〉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8]毛澤東：《論新階段》，《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51頁。
[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6～7頁。
[10]習近平：《在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七十七周年儀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7月8日。
[1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1頁。
責 編／肖晗題
林緒武，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基地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報黨刊史、中國近現代政治史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主要著作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恩格斯的紀念及其歷史價值》（論文）、《新時代加強中國共產黨黨報黨刊史研究的省思》（論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