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努力探索一條能夠徹底改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的現代化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條從中國實際出發、解決中國問題、推動中國快速發展的現代化道路已然成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現代國家建設與治理、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與提升、國際社會共同進步推進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形成了使命型政黨領導、發展型政府組織、包容性制度保障、創新型政策推動等四條重要經驗。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中國現代化 使命型政黨 發展型政府 創新型政策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1.002

燕繼榮，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大學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中國政治發展、政府管理。主要著作有《國家治理及其改革》、《社會資本與國家治理》、《政治學十五講》、《中國治理：東方大國的復興之道》（合著）、《中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合著）等。

2021年，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作出了偉大貢獻。中共百年歷程有諸多啟示，其中一條根本啟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艱苦探索找到了一條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現代化道路，這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將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拉入現代國家的行列，實現了國家發展的偉大轉折和歷史性跨越。如何對中國的發展做出合理解釋？已有研究多是對于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現代化進程進行歷史性梳理，筆者則從更加宏觀的視角對黨領導的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經驗作出整體性回答。

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

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8世紀中葉英國開啟的工業革命。對于現代化的演進，經典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包含兩個基本過程：一是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的深刻變化；二是后發國家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進程。關于現代化的內涵，現代化理論的知名學者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從歷史解釋學的角度給出定義：就歷史的觀點而言，現代化是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向現代類型變遷的過程；就現代化開啟和擴散的具體過程來看，它從17世紀至19世紀形成于西歐和北美，而后擴及其他歐洲國家，并在19世紀和20世紀傳入南美、亞洲和非洲大陸。[1]簡言之，現代化是指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發展變遷過程。這種發展變遷的過程是一個“包羅宏富、多層次、多階段的歷史過程”。[2]同時，艾森斯塔特認為現代化是從不同類型的傳統社會發展而來的，這實際上提出了現代化模式的多樣化問題。

中國的現代化處于后發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過程當中，有著自身的條件和基礎。如果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算起，中國現代化進程已經走過180余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80年里，中國近代無數仁人志士、政治派別為改良、革新、“建國”而努力求索，先后醞釀和產生了洋務運動（1861～1894）、戊戌變法（1898）、清末新政（1901～1911）、辛亥革命（1911）等重大政治革新事件，其最終目標是要推動國家的現代化轉型。然而，因傳統守舊勢力強大、資產階級軟弱性，以及近代中國轉型始終沒有跳出學習和簡單移植西方經驗的窠臼，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政治派別及其精英最終未能找到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道路，進而也未能改變中國貧窮落后、被動挨打的局面。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并非憑空而起。新文化運動（1915～1923）啟迪了民智、五四運動（1919）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使無產階級登上中國歷史舞臺，并形成了一批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為建黨創造了思想條件和相當的組織條件。中國共產黨一經建立，就宣告了一種完全不同以往的推進國家現代化的方案的誕生。這種方案便是由無產階級政黨來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這是一種超越傳統、超越本國資產階級、超越西方的全新的現代化探索。這種探索逐漸抓住了中國最大的實際、找到了正確的方式，即從農民和工人等廣大勞苦大眾的立場出發來尋求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如果說在這之前的現代化探索是為病入膏肓的中國不斷尋找“良藥”的過程，那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則是要徹底砸爛一個舊社會，建造一個新中國，并為國家富強而長期奮斗。

首先，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了新民主主義國家，為民族自由解放、國家主權獨立作出了重大貢獻，為獨立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國共產黨是在與軍閥、列強的斗爭中建立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十年里，脆弱的中華民國仍然進行著帝制復辟的倒退行徑，軍閥割據、列強欺凌是常態，國家現代化進程舉步維艱；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國家現代化注入了強大動力，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國共合作以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加速了國家“組織化”統一的進程。然而，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叛變使得這一嶄新的政治進程又重新回到地方割據的狀態。一個個新軍閥取代了舊軍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仍舊沒有跳出“舊世界”的無序爭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進程也陷入低谷。中國共產黨被迫進行長征，并重新思考中國的出路問題。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高舉民族抗戰的大旗，堅持民族大義，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激發了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的整體意識前所未有的凸顯，民眾渴望國內和平、建立聯合政府的呼聲強烈。然而國民黨罔顧民意，悍然挑起內戰，國家統一的現代化進程再次被擱置。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黨領導的人民戰爭取得了最后勝利，一個嶄新的國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認同，推進國家現代化的努力獲得了近代以來最好的條件。

其次，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獨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獲得勝利之際，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對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展望。毛澤東同志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3]的目標，并闡述了以工業化帶動工業、農業等各領域現代化的發展思路。當時，受國際環境的限制，新中國成立初期實施“一邊倒”的外交政策。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按照蘇聯模式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并參照蘇聯的經驗和標準推進工業化，同時也得到蘇聯大規模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在這種背景下，“一五”計劃超額完成，新中國得以在“一窮二白”的“爛攤子”上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然而，蘇聯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弊端很快影響到我國政治生活，黨內出現了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特別是在中蘇兩黨關系破裂之后，黨對國內外形勢出現了誤判，并在思想上朝著“左”的方向發展，同時，因權力高度集中而使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曲折的探索階段。即便如此，中國共產黨也始終堅持“以我為主”“從我出發”的立場。從1954年6月毛澤東同志提出“現在我們能造什么”[4]之問，到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5]的現代化表述，皆體現了要從中國最迫切需要和國際環境實際出發的思想。在最困難的建設時期（20世紀60年代），中國共產黨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關系國家發展的重點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今天看來，中國在探索現代化道路上所走的一些彎路，與執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對現代化理論的認識和創新不足有很大關系，正是因為缺乏一套適合中國國情、能夠指導中國實踐的現代化建設理論，使得這個時期的現代化建設整體上處于不斷“試錯”的緩慢發展過程。

再次，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經歷了新中國頭30年的艱難探索，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更加深刻認識到后發國家推進現代化必須走自己的路。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6]他還強調，要一天也不耽擱，專心致志、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7]。之后，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都聚焦于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無一例外地圍繞“現代化”來闡述國家發展的目標。在這個階段，黨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與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緊密結合。從一定意義上講，改革開放是黨為中國現代化找到的正確路徑，它表明中國執政黨意識到過去的錯誤路線使中國與世界現代化先進國家的差距拉大，而今后必須向先進國家學習，學習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來發展自己，也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國家某些好的經驗，利用他們的資本和技術來加快自身發展。同時，鄧小平同志強調，“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8]，這就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方向，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突破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不斷開辟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新境界。其中，創新現代化理論，明確回答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論題，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快速推進掃清了思想障礙。經過40余年的努力，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一套解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理論體系，并創造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

最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創了治國理政的新局面，中國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已經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發展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并更加強調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和創新促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作出戰略安排，明確了中國現代化的遠景目標和路線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擘畫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當前，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進程更加凸顯中國特色。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與市場經濟、改革創新的互動釋放出巨大的發展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得到進一步發揮，中國的發展和治理越來越以問題為導向，解決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另一方面，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以其長期穩定、高速發展、人民認可等基本指標逐漸形成了穩定的“中國道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從近代以來的盲目照搬、缺乏經驗、“摸著石頭過河”發展到改革驅動、創新引領、“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新階段，實現了中國現代化建設質的突破。

中國現代化的成就

中國現代國家建設與治理的平穩推進，是中國現代化取得基礎性成就的重要保障，也是衡量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基本維度。國家的現代化實則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治理的結果。現代意義的國家治理意味著通過一系列的制度供給，以實現權力有限制、資本有節制、社會有規制、民主有法治的目標。

國家發展與國家治理是從國家角度分析國家現代化的兩個關鍵變量，這種考慮來自于國家運行的基本邏輯：發展是硬道理，治理是軟實力。國家治理是現代化理論的重大創新，它是對國家建設過程中存在問題的回應性闡釋，既包括發展觀念的轉換，也牽涉對國家發展的總體評價和規約。據此分析，國家的發展需要治理的規約，而國家的治理也要以國家的發展為目標。“無治理的發展”和“無發展的治理”都會遲滯現代化的步伐。中國現代化的整個進程實則是在發展與治理中尋求平衡的過程，或者說，中國的現代化既重發展，又重治理，并在發展與治理的動態平衡中保持穩定。

具體來看，在現代國家發展方面，黨和國家完成了幾個過程：第一，黨和國家對中國歷史演變至近代的多樣復雜的“族類群體”進行識別，并確認了56個民族，同時以“民族”為單位確立了一整套保障少數民族權益的制度體系，實現了事實上的各民族平等，建立了各民族對黨和國家的認同。第二，黨和國家在全國領土范圍內設立政權機關，確立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權力在全國的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黨和國家對全國范圍內各要素的支配統治與全國范圍內以“民族”為單位統合起來的人口或國民結合在一起，使現代國家的領土、主權、政府、人口得以統一和確立，使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在全國范圍內得以實現。這標志著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基本完成，實現了國家現代化的“建國”目標。第三，黨的領導和執掌政權推動國家全面協調發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早期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后來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再后來堅持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在此過程中，國家意志深入推進，黨的全面領導的國家制度體系逐步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趨于成熟、民主法治意識明顯增強、民生領域的問題逐步改善、文化自信穩步提升、創新驅動取得重要成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得到響應，而這些建設成就逐步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來，成為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優勢。

從中國現代國家治理的角度看，改革開放40余年來的快速發展也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創造了資源和條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來描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進而確立了“治理變革”在中國現代國家建設或發展中的重要性。圍繞治理現代化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涉及15個領域的336項重大舉措，改革的范圍之廣、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被國際社會譽為當今世界“最具雄心的改革計劃”。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家治理的決定正引領中國實現更深層次的發展。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落實，依托于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優勢，中國現代國家的治理效能必將得到更大釋放。

百年來人民生活的全面改善是中國現代化取得的顯著成就，也是評估中國現代化的關鍵維度。人均GDP的增長是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指標。如表1所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人均GDP處于380～530元之間；最近5年，人均GDP已經達到54000～72000元，增長了140倍左右，并突破1萬美元大關，總體上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還有一些表明人民生活狀況的指標和數據，比如民生方面，我國建成了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統計公報，2019年我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7.3歲。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0年末，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10億人；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6億人；全國共有805萬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3621萬人享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447萬人享受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全年臨時救助1341萬人次；全國共有各類提供住宿的社會服務機構4.1萬個，其中養老機構3.8萬個，兒童服務機構735個；社會服務床位850.9萬張，其中養老服務床位823.8萬張，兒童服務床位9.8萬張。另外，城鎮化率不斷提高，2019年底，城鎮常住人口增加到8.48億，城鎮化率超過60%。城市新增就業人口穩步提升，城鎮登記失業率保持在較低水平；教育事業全面發展，2020年末，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為95.2%，高中階段毛入學率為91.2%；教育普及程度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2020年末全國私人汽車保有量24393萬輛，比上年末增加1758萬輛；移動電話普及率為113.9部／百人。[9]這些數據客觀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現代化給人民群眾生活帶來的巨變，特別是民生領域的保障舉措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的“人民性”立場。

為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提供借鑒是中國現代化取得的開拓性成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所形成的“中國模式”在21世紀引起了國際學界的特別關注。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識”的概念，認為中國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將為后發國家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引[10]。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動力引擎，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2010年，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2020年世界經濟嚴重衰退，而中國GDP仍增長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為全球經濟帶來積極溢出效應，對全球經濟企穩回升起到主要推動作用。也是在2020年，中國GDP總量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按照多家機構的預測，不超過10年，中國GDP總量將成為全球第一。值得關注的是，“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11]，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到2030年“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貧困”的減貧目標。中國貧困治理豐富了“發展型國家”的內涵，為后發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經驗。

在一次次危機和考驗面前，中國經濟始終保持強勁動力，中國的發展始終保持穩定。這使人們更加堅信“中國模式”必然有其內在邏輯。比如，疫情防控中進一步凸顯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貧困治理中形成的脫貧攻堅精神等，使更多的人看到“中國模式”已經超越了單一的經濟發展層面。實際上，中國的發展是牽涉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整體推進的結果。中國共產黨開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形成的“中國模式”已經具備了可描述、可界定的內容，已經具有了更加完整的內涵。從政治經濟體制來看，中國的發展得益于中國明顯的制度優勢，即主要資源國家所有和多種所有制下不同經濟主體市場化競爭的經濟制度、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的制度體系、單一制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這三項制度的綜合效應支持了中國高效快速的發展，也為中國治理優勢的展現提供了保障；[12]從文化層面看，社會主義先進理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外來文化實現了某種程度的融合，文化自信和統一的文化認同正在提升和加強；從社會層面看，社會保障、社會穩定、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實現和維護，社會活力得到釋放；從生態環境保護來看，可持續發展、新發展理念得到貫徹。目前，改革驅動的發展、創新驅動的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共識，相信這些共識的推進和落實，將為后發國家乃至世界各國提供借鑒。

中國現代化的經驗

政黨是現代政治的產物，也是實現國家現代轉型的重要力量。政黨作為“連接民眾與政府的橋梁”，直觀的作用在于組建政府，執掌國家政權，實施國家政策；深層探究，政黨作為現代國家政治的標志，被認為是形成社會“利益聚集”、完成國家“政治整合”和實現大眾“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渠道。中國共產黨作為探索救亡圖存、國家統一、民族復興之道的中國人民的先鋒隊組織，走過了以黨建軍、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歷程，更加集中地體現了政黨推動國家轉型的功能。不同于早期現代化國家所產生的議會型政黨，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傳統中國深陷內憂外患困局的危難之時，是國家轉型過程中具有救亡圖存意識的仁人志士中最有組織性和戰斗力的“團隊”。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被認為是一個使命型政黨[13]，是探索和開辟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領導核心。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有“政黨主導、使命驅動”[14]的鮮明特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首先就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這正說明，要了解中國的現代化經驗，首先需要認識和了解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推進中國現代化與其組織使命和責任密切相關。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15]，以實現全人類解放為最終使命，以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原則，為實現共產主義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長期努力。同時，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中國共產黨所要實現的最終使命首先從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開始，從改造中國社會認知、爭取民族獨立、建立國家認同、推動經濟發展的現代化任務開始。中國共產黨也自覺肩負這一使命，以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為宗旨。

使命型政黨的特質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經驗。使命意識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高度強調“使命呼喚擔當，使命引領未來”，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型特質首先表現為堅持理想信念。不同于西方政黨爭取選民、贏得選舉的現實性和功利性，中國共產黨把自己肩負的責任使命放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去考量，充分認識到完成自身使命的崇高性和長期性。中國共產黨自覺肩負起推進中國現代化的責任使命，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而不懈努力。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實現全人類自由解放作為一種目標追求和價值信仰，為實現共產主義而矢志不渝。

其次，中國共產黨成立于國家危難之時，在國家發展和國際競爭中始終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執掌國家政權以后，承擔著長期執政的責任，形成強烈的發展意識、風險意識、競爭意識。正是這樣的危機意識和競爭意識，成為它不懈努力的原動力，進而轉化為中國國家現代化的推動力。[16]

再次，中國共產黨具有嚴密的組織體系。政黨作為聯結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橋梁，是現代國家政治的核心力量。中國現代化探索的艱難歷程昭示，一個超大規模的發展中國家，需要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政黨來組織和引領。為了更好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整合不同利益群體，推動國家與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共產黨特別強調組織、動員、宣傳和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動員、思想宣傳、統一戰線等工作，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縱向層級上，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自中央到基層的黨組織體系；在橫向層面上，黨組織嵌入到人大、政府、政協、群團組織、社會組織等各個系統。黨的組織體系支撐起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黨組織能夠快速高效地覆蓋全國上下各系統、各領域，繼而對社會各系統和人民進行政治動員、政治吸納，向社會宣傳黨的主張，能夠最廣泛地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

最后，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完善的領導制度。第一，中國共產黨強調思想領導，思想建黨。百年來，黨的指導思想隨著中國現代化的實踐而不斷豐富和發展；第二，中國共產黨依托于各級黨組織，建立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的領導制度；第三，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全面領導制度，能夠迅速把各方面因素調動起來，集中力量辦大事；第四，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政制度，以服務人民為宗旨，為人民執政，依靠人民執政；第五，中國共產黨重視改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把改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與人民參與結合起來，強調黨的各級組織要傾聽人民的呼聲，善于學習和創新，勇于自我革命；第六，中國共產黨注重黨內監督，要求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把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

“發展型政府”所開辟的“中國模式”[17]與所取得的發展進步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保持穩定。“發展型政府”的概念衍生于發展型國家，展示二戰以后新興經濟體“有效政府、優秀官僚、優先發展經濟、制定產業政策、公私合作”等特性，尤其注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發展型政府”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于1982年提出。他從政府策略性扶植產業、制定產業政策的角度來解釋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強調通商產業省在日本奇跡中所發揮的作用，提出了日本發展的“政府+市場”模式，以區別于蘇聯的“計劃”模式和美國的“自由市場”模式。[18]之后，諸多學者引用約翰遜的理論進一步分析韓國、中國臺灣地區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現象，并形成了“發展型政府”的最早理論范式。20世紀80年代的“發展型政府”理論因為過分強調“國家自主性”“適度干預市場”等要素，忽視了社會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受到批評，于是，很快形成了“國家鑲嵌于社會之中”的第二代“發展型政府理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快速推進，“發展型政府”理論自身的諸多局限性（過于簡約或難以整體性描述）日益暴露，特別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發展型政府”理論受到更大挑戰，各國紛紛進行經濟調適與轉型，“超越發展型政府”“后發展型政府”等成為熱門話題。

“發展型政府”的早期觀點在解釋“中國模式”的過程中出現了爭論。比如，“中國模式”的萌芽階段（改革開放初期）主要采取引入市場機制的辦法來激勵生產，即表現為“社會主義+市場”的特點；而在“中國模式”的最新的“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則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可以認為，相比“東亞模式”在市場基礎上強調政府介入的必要性，“中國模式”則是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不斷引入市場機制，同時強調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政府職能轉變。雖然二者在強調政府介入或主導的結果上有相似性，但在時序上則有所不同。一些反對者還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違反了‘發展型政府’理論的假設與預期，特別是政府并沒有系統性地將資金配置到最具有生產力的經濟部門，使得這些部門需要依賴非正式的融資來源，這不符合‘發展型政府’的理論精神，因此該理論無法有效解釋‘中國模式’”[19]。“發展型國家”理論的晚近觀點（國家—社會關系與政策網絡）主要適用于解釋中國的地方經濟發展，缺乏對全國性政策網絡的描述[20]。另外一些學者則主張采取寬泛或折衷的立場認識“發展型政府”理論與“中國模式”之間的關系。比如，有人提出，“只要一國的政府將經濟發展作為最高的政策目標，并采取相應的制度和政策來達成此目標，就可視為是‘發展型政府’”[21]，據此而論，中國的發展過程符合“發展型政府”的界定。還有人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在采取的政策上與東亞模式確有相似之處，但中國模式的發展歷程有自己的特殊性，而整體上看，“發展型政府”與中國模式有契合性[22]。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現代化及其開創的“中國模式”具有明顯的“發展”取向。“發展是第一要務”“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經濟就是最大的政治”等話語能夠反映出中國作為“發展型政府”的鮮明特征。事實上，任何一個追求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需要發展，也都謀求發展，而現代化本身就是一種“發展變遷”（帕森斯）。《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強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指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就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從發展經濟與實現現代化的關系以及政府的作用來看，中國實際上提供了“發展型政府”的加強版或創新版。

首先，中國領導人認為，貧窮落后是中國的根本問題，而經濟欠發展是中國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因此，中國“發展型政府”特別重視通過經濟發展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領導人不僅把發展作為治國理政的目標，而且把發展績效視為增強執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事實上，中國形成了一種“發展型治理”模式——發展中求治理，治理中謀發展。[23]中國治理在發展中展開并在發展中得以實現，因此，發展是前提，也是目標。40多年來，中國形成了一個以發展為導向、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龐大政府體系，推動中國的全面發展升級。中國政府不僅制定明確的產業政策以引導經濟發展，而且各級政府紛紛打造產業園區，專門成立政府部門實施招商引資，把招商引資的成果作為政府部門和官員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政府不僅制定經濟發展目標和實施方案，而且還與時俱進、適時制定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全面發展的計劃。

其次，中國的“發展型政府”高度重視“政府規劃”。這或許也是中國計劃體制改革創新的產物。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進行階段性規劃，比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使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對“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分解，使黨在每一個階段和時期的奮斗目標更加具體、更加可期。另一方面，黨的最高決策層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領導制定國家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規劃綱要，并對外公布實施。這差不多成為每屆政府的例行責任和考核依據，也成為中國政治的重要內容。每一個“五年規劃”過程都集思廣益，最終形成的“規劃方案”規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下一個五年”的目標和任務。2021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更是與基本實現現代化（2035年遠景目標）結合在一起，凸顯了“五年規劃”實施對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

最后，中國“發展型政府”強調國家布局與區域定位的協調一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道路形成了“兩大布局”，即著眼于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統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兩大布局”為中國現代化的深入推進找到了戰略路徑、明確了戰略任務。同時，中國“發展型政府”強調各地（或區域）在國家整體發展進程中的產業布局和功能定位。既強調局部發展在發展全局中的重要性，又有效避免趨同化發展及產能過剩的問題，并為各地的優勢互補創造機制。現代化進程中的“對口支援”“區域協同”等政策手段和政策工具應該是中國“發展型政府”的重要經驗。

可以肯定的是，盡管“發展型政府”理論在解釋“中國模式”的過程中存在適用性的爭論，但中國共產黨領導形成的“中國模式”卻能夠為“發展型政府”理論的升級換代提供中國經驗和智慧。進一步講，中國現代化及“中國模式”對“后發展型政府”理論的演進將產生更加突出的作用；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中國的“發展型政府”將成為正在建構的“發展型政府”理論升級版的重要取材對象。

“包容性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現代化不斷進步的重要保障。制度是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這一論點不斷得到制度主義學派的重申。2012年，美國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在對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觀點，并從包容性（inclusive）與汲取性（extractive）兩個維度對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進行了二分，形成了包容性經濟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與汲取性經濟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兩組概念。從根本上說，“包容性制度”意味著經濟、政治、社會秩序讓絕大多數人的權利受到尊重和保護，讓社會成員普遍享受利益，它的一般性制度倫理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得到堅持，同時也在不同國家的實踐中形成了各自的制度邏輯。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和需要的制度生成邏輯和制度運行模式。首先，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開放性、學習型政黨制度，保證了黨能夠始終立于時代潮頭，引領人民前進。開放性政黨主要體現在組織層面成員吸納的廣泛性和持續性、思想層面觀念更新的及時性和交替性、政治層面決策的協同性和協商性。先鋒隊式的開放性政黨以及先鋒隊政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具有獨特的政治優勢：（1）有利于抑制政黨組織的過度利益化；（2）有助于化解政黨政治的分歧，克服無原則的黨爭傾向，避免代表少數人或集團利益的黨派左右政局或政策；（3）有利于收集意見、匯集思想，形成國家統一意志，進而將社會行動納入國家發展的總目標。學習型政黨制度的建立則依托于黨的各級組織以及各級黨校系統，包括黨委集中學習制度和領導干部定期培訓輪訓制度，這些制度保障黨員干部與時俱進，領會中央政策，并把全黨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集中統一起來，為實現國家現代化統一思想和行動。

其次，中國建立和實行廣泛協商的立法和決策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人民政治協商制度集中體現了中國立法和決策的制度邏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事項須由協商達成共識，“兩會”討論便是具體的實現過程。行政部門被要求認真辦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的批評、建議和意見（或提案）。這樣一套立法和決策的制度安排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實施，為不同層級的民意的聚合提供了通道。

最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中國制度體系為不同時期主政者自上而下推行革新新政和修訂政策提供了較大的機會和便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推出政府改革，從精簡機構，到大部制，再到轉變政府職能、法治政府建設、放管服改革，幾乎每隔5年就會推出一輪政府改革。在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共產黨實施發展政策也在不斷修訂完善，從早期突出經濟發展，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到關注社會發展，強調“科學發展”，再到今天推出“五大發展理念”，針對不同時期顯現的問題而制定的發展政策不斷豐富。以五年為期的“五年規劃”制度和黨政主官的任職期限，既保證了政策的穩定持續，又為當政者與時俱進修訂完善政策創造了機會。

階段性“創新型政策”的推出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化與時俱進、常進常新。自從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12年提出“創新理論”[24]以來，“創新”便被廣泛運用于管理、組織、政策、文化等不同領域。20世紀80年代，在以政府改革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中，人們又提出了“政府創新”概念[25]。時至今日，“創新”的主體和領域已經十分廣泛。從廣義的政策層面來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政策主體主要是黨和政府，前者是政策的建議者，后者則是政策的執行者。正是憑借黨和政府的政策創新及創新型政策，中國的現代化能夠始終保持活力，不斷找到新增長極或增長點。

黨和政府的創新型政策至少具有三個特性。一是政策的大眾導向性。黨和政府的政策創新在理論上秉持“人民性”的本質規定性，政策的制定堅持以人民需求為導向，堅持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標，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回應性。二是政策的適應性。黨和政府的政策創新比較重視政策準備階段的試點工作，強調由“點”到“面”的推廣實施，能夠避免政策失誤和偏差可能造成的普遍影響。三是政策的穩定性。政策創新能夠依據可調式的評估和試驗做出，政策的調整也會考慮到政策慣性而設置一定的過渡期，而政策一經調整則會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充分釋放政策紅利。

中國政府的“創新型政策”保持了持續穩定和與時俱進的統一，避免了有些國家因為政黨輪替而造成的“推倒重來”的政治現實，保證了政策的迭代更新。僅就農村社會政策而言，從20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20世紀90年代新農村建設，再到21世紀脫貧攻堅和美麗鄉村建設以及最近的鄉村振興戰略，這個過程很好地反映了農村政策創新升級的過程。

結語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國家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推動者和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可以從兩個層面或兩個階段來予以說明和理解：在國家危亡階段，中國共產黨扮演了革命主力軍和國家締造者的角色，以黨建軍、以黨建國；在國家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扮演著國家建設者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者的角色，承擔著制度創設、組織保障、決策供給的任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步入全面現代化建設軌道，憑借使命型政黨領導、發展型政府推動、包容性制度保障、創新型政策支持，贏得了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成功；新時代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制定了“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規劃、2049年現代化強國建設戰略。基于百年奮斗歷史和70多年的執政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終將實現這一目標。

注釋

[1]參見［以］S.N.艾森斯塔特：《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2頁。

[2]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7頁。

[3]《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頁。

[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204～206頁。

[5]《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3頁。

[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29頁。

[7][8]《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1、168頁。

[9]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官網，2021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10]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11]《（受權發布）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1年2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2/25/c_1127140240.htm。

[12]燕繼榮：《制度、政策與效能：國家治理探源——兼論中國制度優勢及效能轉化》，《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2期。

[13]唐亞林：《從黨建國體制到黨治國體制再到黨興國體制：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新型體制的建構》，《行政論壇》，2017年第5期。

[14]李海青：《使命型政黨開啟現代化新征程》，《學習時報》，2020年12月14日，第2版。

[15]李海青：《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的使命型政黨》，《江西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

[16]中國人常說“知恥而后勇”，正是對“落后”的認知，激發了“趕超”的行動。因此，黨的幾代領導集體都始終把實現國家現代化作為中國實施“趕超戰略”的目標表述。

[17]“中國模式”狹義上指經濟發展模式，也涉及同政治、社會的關聯。

[18]［美］查默斯·約翰遜：《通產省與日本奇跡》，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

[19]Kellee S.Tsai, "Off Balance: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Fiscal Feder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9, No.2, 2004, p. 1.

[20]黃宗昊：《中國模式與發展型國家理論》，《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6年第4期。

[21]John Knight, "China as a Developmental State", World Economy, Vol.37, No.10, 2014, p. 1335.

[22]張漢：《在變動中尋求國家、市場與社會的結構性契合與協同——對發展型國家理論及中國模式的比較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年第3期。

[23]治理與發展的關系呈現多種形態，兩種極端的形態是“無治理的發展”和“無發展的治理”。中國政府經常強調“兩手硬”，即既要發展，也要治理，這種追求在不同時期的語境下有不同的表述。

[24]［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25]王玉華：《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創新實踐及啟示》，《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10月28日。

責 編／張 曉

China's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Exploration,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Yan Jirong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riginal mission of national prosperity,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people's happiness, the CPC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explore a modernization road that can completely eliminate China's poverty and backwardn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 road of modernization has taken shape, which proceeds from China's reality, and aims to solve China's problems and promote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help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China as a modern country,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common pro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result, four pieces of important experience have been gained: the leadership of "a mission-oriented party", the organization by "a development-oriented government", the inclusiv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the stimulation due to "innovation-oriented policies".

Keywords: CPC, China's modernization, mission-oriented party, development-oriented government, innovation-oriented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