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但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變得不再重要。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一定時期內，中國既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也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盡管當前中國國民經濟復蘇態勢良好，但中國經濟復蘇仍然存在恢復不均衡和基礎不穩固的現象。對此，宏觀政策調控應實施三策合一，著重處理好穩增長和穩杠桿之間的關系，適度加大宏觀政策力度以幫助經濟恢復正常水平。

【關鍵詞】經濟增長  高質量發展  宏觀調控效率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當前經濟復蘇態勢良好

2021年中國經濟行至過半，在各項宏觀政策的作用之下，中國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效繼續顯現。7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顯示，國民經濟復蘇態勢良好，主要表現在如下六個方面：

生產持續增長。2021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5.9%，兩年平均增長7.0%，復蘇態勢較好。

投資與消費需求增長加快。就投資而言，民間投資同比增長15.4%，兩年平均增長3.8%。就消費而言，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11904億元，同比增長23.0%，兩年平均增長4.4%，比一季度加快0.2個百分點?？傮w來看，2021年一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7.8%，比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高出46.5個百分點。這說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出口需求繼續保持較快增速。出口是疫情沖擊以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2021年上半年，貨物出口總額98493億元，同比增長28.1%。

經濟新動能持續壯大。2021年上半年，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23.5%，兩年平均增長14.6%。新業態發展迅猛，持續帶動工業生產發展，平臺經濟、網上零售、在線教育持續活躍。

企業利潤增長較快，企業活力穩步提升。近年來，中國營商環境不斷改善，減稅降費效果開始顯現，企業盈利有所改善。2021年1—5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83.4%，比2019年同期增長48.0%，兩年平均增長21.7%。

就業保持穩定。在就業優先政策持續發力的支持下，全國就業整體保持穩定態勢。2021年6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已經基本降至疫情前的水平。

2021年中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但仍存在不利因素

盡管當前中國國民經濟復蘇態勢良好，但是也要看到，外部環境存在一系列不利因素。在此情況下，中國經濟復蘇仍然存在恢復不均衡和基礎不穩固的現象，預計2021年中國經濟將呈現“前高后低”走勢。

第一，從部分重要指標的環比來看，當前經濟有增長趨緩的跡象。受疫情沖擊的影響，2020年經濟增長較為低迷，2021年基數效應較為顯著，僅使用同比分析會導致信息失真較大。即使采用兩年平均的同比分析，也容易漏掉重要經濟變動信息。因此，在同比分析的同時，有必要進一步采用環比分析來進行綜合判斷。就工業生產而言，2021年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環比實際增速為0.52%，盡管與4月份持平，卻比3月份下降了0.8個百分點。就投資而言，2021年5月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環比增速為0.17%，較4月份下降了0.76個百分點。就出口而言，2021年5月份，中國出口總額（人民幣計）環比增速僅為0.2%，較4月份下滑了10個百分點，更是比3月份下降了16.6個百分點。從環比來看，雖然2021年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較4月份略有回升，但這主要是受節假日和電商促銷的正面影響所致，具有一定的臨時性。

第二，房地產投資高增長和居民消費低迷的不平衡發展現象還沒有得到有效扭轉。2021年1—6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72179億元，同比增長15.0%，比2019年同期增長17.2%，兩年平均增長8.2%。相比之下，消費增速則要低得多。2021年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平均增速為4.9%，扣除價格因素的實際增速僅為3.2%，遠低于房地產投資增速。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抑制居民消費的根本性因素在短期內難以得到有效改善，因此房地產投資高增長和居民消費低迷的發展不平衡現象還沒有得到有效扭轉。

第三，不同規模企業恢復不均衡，存在分化現象。2021年6月份，制造業大、中型企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分別為51.7%和50.8%，均位于50%臨界點以上。而相較于大、中型企業，小型企業議價能力較弱，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下，其盈利能力和接單意愿受到更為明顯的沖擊，小型企業持續增長的動力較弱。2021年6月份，制造業小型企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9.1%，低于50%的臨界點。生產指數也呈現分化現象，大型和中型企業的生產指數高于臨界點，分別為53.2%和51.4%；小型企業的生產指數低于臨界點，為49.7%。

第四，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走勢出現分化，尤其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加大了下游企業生產經營壓力。2021年6月份，PPI同比上漲8.8%，自年初以來持續處于高位。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3.1%，也處于歷史較高水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21年以來CPI持續處于較低水平，6月份CPI同比上漲1.1%，核心CPI同比漲幅更低，僅為0.4%。兩大價格指數走勢分化的現象表明，在面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所導致的生產成本增加的情況下，市場競爭較為激烈的下游企業不能貿然提高產品價格，只能通過壓縮利潤空間予以應對，凸顯出當前下游企業生產經營壓力較大。

在高質量發展框架下保持較高經濟增速在短中長期內都很重要

早在2017年12月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已經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因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蛾P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進一步指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這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仍然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中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但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變得不重要了。更準確地說，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一定時期內，中國既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也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而言，《說明》中明確提出“到‘十四五’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的要求?！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指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是要“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增長潛力充分發揮，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度視情提出，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值得關注的是，“十四五”規劃沒有如同以往的五年規劃給出具體的GDP增速目標，主要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響深遠，未來一段時期外部環境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不適合制定具體的經濟增速目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不再重要。2020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穩居1萬美元臺階之上，距離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只有不到20%的差距。然而，近年來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在不斷放寬。高收入國家人均收入平均值與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之比已經從1988年的2.8上升至2018年的3.7。因此，中國需要在未來五年繼續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才能到“十四五”時期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而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就未來十五年的經濟發展而言，需要每年達到4.8%的較高的經濟增速。學者劉偉和筆者根據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2035年經濟發展設想與要求，通過系統論證后發現，中國經濟要完成“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翻一番”的增長目標，這就要求在未來十五年內年均經濟增速要達到4.8%。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指的是中等發達程度或現代化水平與美日英等高度現代化國家還有一定距離的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2019年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水平約為2.5萬美元，這也表明“到2035年人均實際GDP水平翻一番”大致能夠對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標。因此從中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長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

就未來三十年的經濟發展而言，中國發展仍然需要較高經濟增速作為支撐。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因此可以把“到2050年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作為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目標。2019年，剔除經濟體量過?。ㄒ訥DP規模在全球前30位為標準）的發達經濟體，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平均水平為4.7萬美元。按此標準測算，到2050年中國人均實際GDP水平需要較2020年翻兩番，才能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由此可見，未來較長的一段時期內都需要一定的經濟增速。

建議2021年宏觀經濟政策應加大力度并且處理好穩增長和穩杠桿之間的關系

一是宏觀政策應處理好穩增長和穩杠桿之間的關系。當前中國宏觀杠桿率攀升至高位。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數據，2020年三季度，中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高達285%，5年之內上升了45個百分點。受疫情的沖擊，2020年名義GDP增速下滑幅度較大，前三季度為1.4%，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6.5個百分點。由于宏觀杠桿率為債務總額與名義GDP之比，因此名義GDP增速的下滑就會從“分母端”推高宏觀杠桿率?？陀^上看，2020年宏觀杠桿率的上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從金融風險的角度來看，伴隨著宏觀杠桿率的上升，中國的高債務風險愈加嚴峻，對此需要加以防范，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需要重點防范。

在宏觀杠桿率高企的情況下，2021年宏觀政策調控比之前要更為關注防范高債務風險，而有所淡化“穩增長”。然而，根據筆者團隊《宏觀經濟政策評價報告2021》的研究，過度關注穩杠桿的宏觀政策可能會帶來兩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方面，在疫情影響尚未全面消除的情況下，如果宏觀政策為了去杠桿而過早收緊，將導致實際利率升高，不僅會加劇債務者的償債負擔，從“分子端”推高杠桿率，而且會抑制消費和投資需求，不利于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有效需求不足，而房地產市場卻逆勢而上，這根源于實體經濟增長乏力。僅靠收緊宏觀政策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流向房地產市場的資金，從而有助于實現金融穩定的目標，但是不利于實現“穩增長”的目標。因此，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宏觀政策要處理好穩增長和穩杠桿的關系，從而同時實現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則應分別主要錨定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并加強結構改革以從根本上化解杠桿上升問題。

二是宏觀政策力度要適度加大以幫助經濟恢復正常水平。2021年宏觀調控逐步回歸常態化。就貨幣政策而言，從數量型指標來看，2021年以來M2增速有所回落，6月份同比增速為8.6%，較2020年同期下降了2.5個百分點；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速為11%，較2020年同期下降了1.8%。從價格型指標來看，2021年6月份，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和質押式回購加權平均利率分別為2.13%和2.17%，均高于5月份和2020年同期的水平。就財政政策而言，從財政赤字來看，2021年財政赤字率目標為3.2%，比2020年降低了0.4個百分點，并且2021年還減少了1萬億的特別國債。從財政支出增速來看，2021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5萬億，增速1.8%，低于2020年2.8%的水平，這主要是調入資金及使用結轉結余大幅減少所致。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13.1萬億元，增速11.2%，顯著低于2020年28.8%的水平，這主要是因為收入端預算降低和專項債規模下降。在疫情沖擊影響還未完全結束以及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的情況下，當前宏觀政策力度略顯不足。

未來要進一步加大宏觀政策力度，以幫助經濟盡快恢復正常水平，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全年經濟形勢的主要矛盾在于經濟復蘇，而不是通貨膨脹。2021年以來，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PPI呈現出快速上漲的趨勢，表面上出現了一定的通脹跡象。然而，與PPI相比，核心CPI由于剔除了容易受到季節性與隨機性因素沖擊的食品和能源價格，趨勢更加穩定，能更好地從價格總水平方面反映經濟運行狀況。2021年1—6月份，核心CPI的同比漲幅僅為0.4%，比2020年同期降低了0.8個百分點，處于歷史較低水平。從核心CPI的走勢來看，經濟不僅不存在較大的通脹風險，反而下行壓力還有所加大。因此，宏觀政策應該進一步加大力度，遏制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

另一方面，既有宏觀調控理論主要是關注短期的產出缺口與通脹缺口，忽視了長期的潛在增速缺口。潛在增速缺口指的是潛在增速對其長期合理水平的偏離幅度。潛在增速合理水平是指當經濟結構可以靈活調整時，一個經濟體所具備的最優潛在增速。筆者和陳偉澤的研究指出，宏觀政策既要關注產出缺口，也要關注潛在增速缺口。近年來，中國潛在增速缺口一直為負?！逗暧^經濟政策評價報告2021》測算結果顯示，“十二五”時期潛在增速缺口為-0.2%，“十三五”時期進一步擴大0.2個百分點至-0.4%。2021年，預計潛在增速缺口會在-0.2%左右。因此，宏觀政策應該進一步加大力度，扭轉潛在增速缺口持續為負的局面。

三是宏觀政策實施的關鍵在于提高調控效率。近年來，中國宏觀政策調控效率需要進一步改善。就貨幣政策而言，在潛在增速持續放緩和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發力進一步加劇了資金“脫實向虛”傾向，并未很好地實現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就財政政策而言，雖然近年來財政政策一直采取積極的定位，但是從實際效果來看，積極財政政策對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較為有限。

事實上，中國對宏觀政策傳導效率的重視程度在持續加強。就貨幣政策而言，自2013年四季度到2021年一季度的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都提及要疏通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或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也頻頻出現類似表述。就財政政策而言，2016—202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分別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增效”“更加積極有效”“聚力增效”“加力提效”“大力提質增效”“提質增效、更可持續”。

當前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機制障礙，如果不消除相關障礙，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控就難以有效提振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宏觀政策調控效率也難以實質性提高。解決這一困境的根本辦法在于創新與完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統籌穩定政策、增長政策與結構政策，實現“宏觀政策三策合一”。在這一新調控框架下，增長政策與結構政策協調配合，能夠扭轉中國長期以來依靠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并且從根本上解決持續存在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打通穩定政策向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傳導機制，切實提高政策傳導效率，從而幫助中國經濟更好地實現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的雙穩定目標。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經濟學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執行主任、經濟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應急管理項目“國內經濟政策環境與金融風險防范”（項目編號：7185000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②劉偉、陳彥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之間的經濟發展：任務、挑戰與應對方略》，《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

③劉偉、陳彥斌：《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

④陳彥斌、陳偉澤：《潛在增速缺口與宏觀政策目標重構——兼以中國實踐評西方主流宏觀理論的缺陷》，《經濟研究》，2021年第3期。

責編/賈娜    美編/宋揚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