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間社會輿論的生成與國家政策的實施以及國家地方治理的開展有關。在社會輿論生成的過程中，地方士人介入并進行價值引領，使社會輿論以各種文本的形式表達出來，擴大了社會輿論傳播的范圍、豐富了傳播的對象，傳播形式也趨于多樣化，為官民之間的輿論互動創造了條件。同時，在官方“允協輿情”的處理過程中，社會輿論產生的社會壓力得以緩解，從而起到減緩社會沖突，穩定社會的作用。
【關鍵詞】社會輿論 元代 官民互動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輿論，即公眾的言論，也就是公眾對特定的人或事件的看法。中國古代盡管不存在現代傳媒工具，但輿論的傳播仍然有固定的媒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會輿論導向，對各級政權起到政治引領、行政監督、價值判斷等重要社會作用。中國歷代王朝在社會治理過程中，都比較重視社會輿論，通過疏導社會輿論的壓力，來緩解社會矛盾，完善統治政策。因此，考察古代社會輿論的生成與表達以及官方與民間的輿論互動問題，對于認識歷代王朝國家治理的方式、特征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對于當代社會治理也可資借鑒。本文以元代為例，對中國古代社會輿論的生成和表達進行考察。
民情洶洶：元代民間社會輿論的生成
每個人對于其周圍的人和周圍發生的事件都有自己的觀點和態度，一旦某一觀點或態度在一定群體中間達成共識，經過特定形式的傳播和引導，社會輿論就會生成。從元代的史料來看，社會輿論的生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謠言產生社會輿論。至元三十年（1293）十二月，江南出現一件怪事，“村落間忽偽傳：‘官司不許養豬。’于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價極廉，不知何祥也。”（周密《癸辛雜識》）這一年元世祖尚在位，由于此前他重用回回政治家在江南理財，客觀上提高了伊斯蘭教在江南的社會影響，豬肉對于穆斯林來說比較敏感，因此，當“官司不許養豬”的謠言產生以后，很多百姓信以為真，紛紛通過殺豬來回應，百姓生活陷于混亂。后至元三年（1337）元朝又出現由更加離奇的謠言所引起的社會輿論。這一年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于巨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余日才息。”（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這則謠言影響的范圍從中原到江南，涵蓋中國大片地區，涉及的人群則包括漢人、南人以及蒙古、色目等族群，其后果導致大量“夫棄其妻”“妻憎其夫”以及“訟于官”“死于夭”的現象，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災難性的，時人感慨說：“從古未之聞也”。此類社會輿論由謠言而生成，事連元朝官方政策，內容具有強制性。由于當時官民溝通受阻，輿論產生以后，官方并未介入，因此造成災難性的結果。
其次，社會輿論受到政府決策影響。元朝統一之初，在江陰州，“柄國者議徙江南豪族于京師，官督屬郡起遣，輿情大震。侯故為遷延，未幾事寢。”（吳澄《吳文正集》）這里的侯是劉執中，字仲和，汴梁人，面對元朝中央決定將江南豪族遷到京城大都的政策，在社會輿情高漲的時候，他選擇了推延觀望，化解了這次輿論危機。大德元年（1297），紹興諸暨州有人向元政府妄言其地產水晶砂金，結果“使者旁午，調民丁采取之，闔境皆為騷動，公力陳其妄而止。”（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這則材料反映的是由于采金影響了當地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輿論騷動，地方官于某極力向上級辯解，元政府取消了當地采金命令，社會輿論被平息。以上兩例都是元朝錯誤政策導致的社會輿論危機，而即使不是錯誤政策，只要影響百姓生活，也會引起社會輿論的騷動。元末江浙行省征發吳縣百姓，“開白茅河，所在縣邑騷動。而君嚴立法程，俾貧者出其力，富者輸其財……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戴良《九靈山房集》）這是由于元政府開發水利工程造成的社會輿論騷動，通過吳縣縣丞楊某的耐心細致的規劃與保障，平息了地方輿論，治河工程順利進行。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出，一些關系到百姓日常生活的國家政策，是民間輿論生成的重要動因。一旦輿論生成，勢必對地方社會穩定產生不良影響，而官方順應百姓訴求的介入，則能平息社會輿論。
再次，司法冤案生成社會輿論。司法關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一些司法冤案非常容易激起民憤，生成強烈的社會輿論。延祐初年，“南城縣緣偽鈔縱首惡妄指，株連州（南豐州）民至數十，尉領卒逾境，會巡檢掩捕，若劇盜然。田里洶洶，公奮曰：‘良民也，吾知之，宜急救，不救，即數十人死，數十家破矣。’累移檄駁止，民獲全。”（劉壎《水云村稿》）這里的“公”為王著，字善章，時為南豐州知州。南城縣偽鈔案中，南豐州百姓幾十家被誣告，南城縣縣尉親自到南豐州，會合當地巡檢抓捕百姓，造成輿論洶洶。王著果斷制止，平息了社會輿論。元朝中期許原為慶元路定海縣縣丞，勤政愛民，深受愛戴。許原受到誣告，“臺檄下憲府，追君甚急，老幼聞者咸錯愕。比上道，號泣而送者殆千人，且慮乏行資，無一人不懷金以至。”（戴良《九靈山房集》）許原被逮捕，引起社會輿論的轟動。
最后，社會輿論的生成與地方官的在職表現也有關系。一些表現較好的地方官往往受到地方社會輿論的贊美，而一些貪婪、兇暴的地方官會受到社會輿論的批評甚至聲討。當然，就地方官個人來說，背后操縱社會輿論的大有人在，需要具體分析。類似的材料較多，據元人李孝光記載，在岳成縣的丁公埭，鄉之富者出錢讓人在上游修建水壩，百姓失去灌溉水源。泰定二年縣尹靳某來縣任職，當地富人畏懼靳某的權威，讓人撤毀水壩，老百姓得到灌溉水源，歡慶相告。不久，富人將靳某告到上級機關，老百姓擔心水源重新被剝奪，群情激昂，登門挽留靳某。（李孝光《五峰集》）這里，縣尹靳某制止富人侵吞公共水源，得到社會輿論稱贊。靳某被富人誣陷，百姓激憤，形成社會輿論。元末長興州知州韓某也在離任時得到百姓挽留，元人楊維楨記載：“今秩滿去，吾民有什百為群，相與涕泣，遮馬首于東門，不聽去。”（楊維楨《東維子集》）
總之，元代地方社會輿論的生成，與地方民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密切，而國家的統治政策、法律以及地方官在任內的表現，都與地方民眾利益有關，是社會輿論生成的主要動因。另外，既然社會輿論與國家地方社會治理關系最密切，官方對于社會輿論的介入，就成為平息輿論、安定社會的重要手段。
公論自儒者出：元代民間輿論的表達
地方社會輿論生成，既有共同利益的原因，同時還要符合多數人共同的價值觀念。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價值觀念就是儒學理論體系，因此，社會輿論的表達，多數是通過地方文化精英——士人的價值引領，才能產生明顯的影響。另外，士人對于地方輿論的書面表達，更容易引起官方重視與介入。而上面談到的謠言，大多通過口口相傳流傳于民眾之間，沒有士人的書面加工與價值引領，很難在官和民之間進行正常交流，也很難造成影響。因此，元人劉鶚認為：“公論自吾儒者出。”①
元代士人對于社會輿論非常重視，元人楊維楨寫道：“天下公論不在公府而恒在閭巷之民，若甚愚，而是非之心則甚白也。邦大夫之政，其失者議于市，謗于道；而其善者，亦嘖嘖不容口。故欲稽守令善惡，不察守令而察閭巷之言，得之矣。”②這里，楊維楨對于閭巷之民的社會輿論表示支持，認為這種輿論才是判斷地方官治績的標準。對于社會輿論中涉及的是非問題，元人黃溍寫道：“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于朝廷則為公道，發于士君子則為公論。公道廢而后公論興，公論息則天理滅矣。”（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
從上面士人關于社會輿論的議論可以看出，士人將社會輿論轉變成書面文本，并以傳統文化的價值觀進行引領，為社會輿論的表達賦予了合理的內核，為各級政府接受輿論訴求，開展官民互動創造了條件。元朝統一不久，出現了一個江南士人私闖宮殿上書的案例，該士人在元朝統一戰爭中被擄掠，賣做奴婢，他贖身以后回到江南，感受到江南大量被擄人口要求變為良民的社會輿論，于是不顧生命危險，寫好“陳言文字”，向元世祖忽必烈表達江南這一社會輿論的訴求。③再以士人吳澄為例，元仁宗時期在江西進行整理土地和賦稅的延祐經理，由于措施不當，造成江西社會輿論騷動，此后，虛增之稅并未得到免除，加上又增包銀，江西百姓民間輿論反對的聲浪可想而知。吳澄利用在京師任職的機會，數次將江西民間輿論向元朝執政者表達，虛增的稅額相繼被廢除。（虞集《道園學古錄》）
元代社會輿論傳播媒介較多，如口口相傳、書信、粉壁、榜文、詩文、戲劇、繪畫、碑文、奏章等都是社會輿論的傳播途徑，但通常還是通過口口相傳和文本相傳兩種途徑傳播。前者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形成社會輿論；后者通過士人的介入和價值引領，轉變成文本的表達方式，這種方式不僅傳播形式多樣化，傳播的范圍更廣，傳播對象更加豐富，也更容易引起官民互動，從而消弭民間不滿，滿足社會輿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訴求。
允協輿情：官民之間的輿論互動
社會輿論的生成與表達對于中國古代的社會治理具有明顯的影響，作為國家各級官員，即各級社會治理者，允協輿情，即正確對待社會輿論從而因勢利導，是其政治素質的基本要求。元人柳貫在一篇文章中談到：“謂民情之有善也，何以挾瓦石而伺出；謂民情之有惡也，何以撫嘉樹而興思？予以是知理之著在人心者，千載而有同，持之以誠，一之以法者，昭灼而可恃。”④柳貫這里認為民間社會輿論沒有善惡之分，官員需要“持之以誠，一之以法”，坦誠對待社會輿論。元人李世瞻在給外地做官的朋友普某的信中則提出：“其是非黑白，當一切付之公論。”⑤強調了重視社會輿論的重要性。
重視社會輿論是為了更好地處理社會輿論的問題，元人用“允協輿情”稱贊善于處理社會輿論的官員。元大德年間，“東平杜樸巡邏于皐塘，因民情欲立祠于上……檄諸州府官可其請，遂建祠以修祀事。”（沈貞《茶山老人遺集》）這里的官員杜某順應社會輿論的訴求，是允協輿情的表現。元休寧縣尹唐棣的做法更有意思：至正五年（1345），他赴任以后，了解到賦役不均問題在休寧縣比較嚴重，引起社會輿論的不滿，于是，他“乃聽民自推擇廉而干實者委之……戒以毋私、毋擾、毋欺”，讓這些百姓代表修訂賦役的賬冊，“民情大悅，歌詠載道。”（危素《危學士全集》）這里，唐棣的做法滿足了社會輿論要求平均賦役的訴求，可謂是允協輿情的典型例子。
中國古代的民間社會輿論直接或間接反映了地方社會的利益訴求，其生成與國家政策的實施以及國家地方治理的開展有關。民間社會輿論有很強的目的性，在社會輿論生成的過程中，地方士人介入并進行價值引領，將社會輿論以各種文本的形式表達出來。這種表達方式擴大了社會輿論的傳播范圍、豐富了傳播對象，為官民之間的輿論互動創造了條件。在官方“允協輿情”的處理過程中，社會輿論引發的社會壓力得以緩解，從而起到緩解社會沖突、穩定社會的作用。
（作者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注釋】
①劉鶚：《惟實集》卷三《廣東僉憲張公生祠記》，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6冊，第312頁。
②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四《送海鹽知州賈公秩滿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1冊，第411頁。
③《至正條格·斷例》卷一《衛禁·闌入宮殿》，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校注本，第166-167頁。
④柳貫：《待制集》卷九《東陽縣禿滿長官去思頌并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0冊，第328頁。
⑤李世瞻：《經濟文集》卷三《與普大夫書》，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4冊，第468頁。
責編/李丹妮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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