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據“七人普”數據，我國平均家庭戶規模已跌破“三口之家”。回望過去的半個世紀，我國家庭戶規模一路下滑，從表層看，這是家庭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居住分離化和青年獨居化的表現；從深層看，則意味著在幾千年的社會發展中，中國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制度和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在家庭戶之變的背后，需尤其關注空巢青年和空巢老人兩類群體的增長，以及這可能帶來的危機和挑戰：中國已進入人口學意義的“高風險社會”。

【關鍵詞】家庭戶  單身社會 少子老齡化  空巢青年 獨居老人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人普”）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大陸地區，下同）平均家庭戶規模為2.62人，家庭戶規模繼續縮小，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了0.48人，已跌破“三口之家”的數量底線。從統計數據上看，舊中國家庭戶平均規模約為5.2-5.4人左右，1953年“一人普”時為4.30人，1964年“二人普”為4.29人，1973年為4.78人，1982年“三人普”為4.41人，1990年“四人普”為3.96人，2000年“五人普”為3.44人，2010年“六人普”為3.10人，2020年“七人普”時只有2.62人，一路下滑，家庭戶的繼續小型化恐怕是大勢所趨。

“家庭戶”是指在中國當前的戶口管理中，把以家庭立戶的，即以“具有血緣、婚姻或收養關系”立戶的稱為“家庭戶”，把以“無血緣關系而居住在一起的人員”立戶的稱為“集體戶”。無論城鄉，“祖孫三代共居之家”已越來越少，“兩代三口核心之家”是當前主流，老年空巢之家也比較常見。我國家庭的平均人口已經從此前經常談及的“3人家庭”，正向“2人家庭”過渡，這無疑是深刻的社會變遷。

在平均數值背后，是家庭類型的變革。在家庭規模小型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風險家庭、空巢家庭、獨居家庭和脆弱家庭。我們可以想見，在2.62人平均家庭戶規模背后隱伏著三人戶、二人戶、一人戶和多人戶幾種類型的家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存在著大量的單身家庭戶和獨居家庭戶，這些家庭戶離健全的家庭結構都有一定距離，都有較高的脆弱性、風險性和不完整性。譬如，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高風險家庭，風險性就在于其唯一性。單身家庭戶如獨居老人，遇到急難如突發疾病風險等并不罕見。“七人普”數據發出強烈信號：大國空巢化開啟，“單身社會”和“獨居時代”已經到來。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戶規模縮減是人口轉變與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其一，是因為家庭生育子女的數量減少，家庭出現了少子化趨勢。根據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TFR（總和生育率）從2000年以來就一直低于1.5，屬于超低生育率，“五人普”時為1.22，“六人普”時為1.18，“七人普”時為1.30。家庭結構核心化（即由夫妻與其未婚子女組成的家庭戶占總戶比重越來越大），是驅動家庭規模小型化的人口動力。中國獨生子女家庭估計在2億左右。其二是“單人戶”數量的增長，未婚單身青年是單人戶的主力軍，目前我國單身人口規模已經達到2億多。其三是受到了我國人口流動日趨頻繁、流動范圍擴大、流向流量多變的影響。其四是因為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代溝”擴大以及年輕人婚后獨立居住的訴求、年輕人更重視小家庭和兩代人分住偏好等因素的綜合影響，現在已經很難看見三代同堂、其樂融融的景象了，代際居住分離已然是社會的普遍現象。

空巢青年催生了單身社會、單身文化和單身經濟，引發了一場深刻的人口與社會變革

“空巢青年”（Empty-nest youths）這個詞由“空巢老人”演化而來，指的是生活在大城市，與父母及親人分居，單身且獨自租房的的年輕人。狹義的“空巢青年”特指年齡介于20到35歲、離開家鄉到大城市“單打獨斗”、遠離親人、獨自居住的單身年輕人。2017年以來，“空巢青年”一詞開始走紅，它是單身青年的自嘲。空巢青年的增加促成了單身社會的到來。空巢青年幾乎就是中國年輕一代流動人口的縮影，他們出于個人奮斗目的，告別親人、故鄉和“熟人社會”，涌入北上廣深等大城市，舉目無親，成為“生人社會”的一分子，開啟新城市人社會化的新進程。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城市以鄰為壑的生活割裂了人際關系，年輕人不得不適應孤島般的寂寞生活，這不利于空巢青年的身心健康和社會交往。

不容忽視，單身人口和社會的出現是一場深刻的人口與社會變革，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都已經進入了這一人口和社會形態。2013年，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艾里·克里南伯格在其《單身社會》著作中將“單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來越多并逐漸趕超核心家庭數量”的社會定義為“單身社會”。在1950年代，美國人口中只有22%的人過著單身生活，到2010年代初，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處于單身，其中3100萬人獨自生活，這差不多占到了美國成年人口的1/7。獨居戶數則占到了美國總戶數的28%，這一比例據稱已成為美國普遍的家庭戶形式，甚至超越了核心家庭。據北京青年報報道，2018年中國有超過7700萬獨居狀態的“空巢青年”，根據民政部的數據，預計2021年，“空巢青年”的數據會上升到9200萬人。日本的《無緣社會》一書也指出，人們可以輕易地獨居生活，可是一旦失去無以替代的關聯，事情將變得難以承受，獨居正在改變我們的世界。

人是文化的生物，新人口現象的出現也意味著文化的深層變革。空巢青年的不婚文化遇上丁克家庭的不育文化，將使中國當下的婚姻家庭危機更加復雜、積重難返。這是當今之世重大的社會變革，新生代人口不得不適應全新的單身生活方式。據人民智庫發布的數據顯示，絕大多數“空巢青年”是主動選擇獨居，其中“想有自己的隱私空間”而選擇獨居的占比47.5%。“無人問我粥可溫，無人與我立黃昏；無人陪我夜已深，無人與我把酒分”是空巢單身青年的真實寫照，寂寞無伴、孤獨無依的滋味躍然紙上。不婚不育的單身青年常常三餐率性、經常熬夜、黑白顛倒、生活不規律，導致個體的身心健康透支——例如，空巢青年猝死事件時有耳聞，更是進一步加劇了宏觀上人口生育率的持續低迷，并產生了 “獨居老人的后備軍”。

時代變了，婚姻-生育-家庭存在的價值開始被一些“先鋒派單身群體”所質疑。“結婚不過是一張紙”，這是很多人的共識，而紙里包裹的不一定是真情。一紙結婚證的意義早已不同過往，歷史上國人的婚姻還負載著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的核心需求，而對情感的需求和滿足是當代年輕人步入婚姻的關鍵指標。民政部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結婚登記數據為813.1萬對，這是繼2019年跌破1000萬對大關后，再次跌破900萬大關。同時，這也是2003年以來的新低，僅為最高峰2013年的60%。

巨大的單身人口催生了單身經濟。單身青年人口正成為未來中國消費經濟的重要風向標，而從消費特征來看，尋求便利、悅己、精神寄托和自我提升是這一群體的主要消費方向。旅游、化妝品、智能小家電、寵物、方便食品和餐飲外賣等行業蓬勃發展，游戲、電競和短視頻也成為了“單身貴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空巢青年”概念誕生之前，光棍節為單身社會代言了多年，市場敏銳的電商借機催生了“雙十一”購物節，演變為年度最大的網絡購物狂歡節。

空巢青年和單身人口的增加將通過不婚不育和晚婚晚育加劇低生育-少子化進程。生育的主力軍沒有“投入戰場”，而是被隔離在婚姻家庭的圍墻之外，中國人口危也。空巢青年的增長固然是社會大轉型的一個方面，有其客觀規律性，但我們也要意識到它給婚姻家庭制度、人心人性和生活方式以及人口安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挑戰。

無論獨居的生活方式有多么自由和精彩，“空巢青年”的未來并不令人樂觀，低收入、年齡上升以及婚配的緊迫性和生活的不穩定性都有可能成為空巢青年在獨居時代遇到的危機和問題。互聯網和電子商務讓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查詢到各種信息，可以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并且迅速買到想要的東西甚至可以在家辦公，這為不與外界直接聯系、“宅”在孤島一樣的家中提供了便捷的條件。絕大部分空巢青年的經濟條件、生活條件、生存環境并不好，他們的未來很不明朗、很不確定也非常迷茫。

基于血親基礎上的代際反哺和親情贍養正在家庭人口規模小型化的進程中逐步弱化

在人口少子化、老齡化以及家庭人口分離化的時代，空巢老人尤其是獨居老人增長是家庭戶進一步縮小現象背后的一個基本的人口學事實。根據《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成果》（2016年公布，5年開展一次）當年推測，2020年，我國的失能老年人已達到4200萬，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已達到2900萬，空巢和獨居老年人已達到1.18億。雖最新統計還未公布，但不難看出，老齡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和空巢失能化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深層挑戰。

根據經典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論，家庭從形成到解體可分為6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夫妻結婚、家庭形成；第二階段是生兒育女、家庭擴張；第三階段是子女開始離家、家庭萎縮；第四階段是子女全部離家、家庭“空巢”；第五階段是夫妻中一方去世，家庭開始解體；第六階段是夫妻中另一方也去世，家庭解體。現在隨著獨生子女成年離家（或上學，或婚嫁，或工作），很多家庭提前進入“中年空巢”，同時也誕生了越來越多的“空巢老人”和“獨居老人”。

不爭的事實是，當下的中國所見較多的除了三口之家核心家庭外，還有大量的空巢青年和獨居老人。對獨居老年人來說，老來無伴的風險是“急難無人知”和“空巢孤獨死”，未來他們極可能成為在家中“孤獨死”人口的一份子。隨著家庭結構的核心化和空心化以及家庭人口規模的小型化和個體化，家庭養老的功能已嚴重弱化甚至到功能全無、名存實亡的程度，家庭養老制度已經或者接近死亡。家庭養老已經演變為在家養老，而家庭養老的內在精神——基于血親基礎上的代際反哺和親情贍養卻在家庭結構核心化和家庭規模小型化的進程中逐步弱化。更何況過去孝道寫在心上，現在卻寫在紙上，徒嘆奈之何？！

自古至今，老有善終都是中國人的養老終極追求，養兒送終成為傳統家庭養老的最后一幕，臨終身邊無子女者怎么著也說不上是“善終”。無論職位高低、收入多少，任何人都難逃病苦、老苦和死苦，這時候能否有親人的情感、心理和精神的支持和安慰對老人的臨終安寧特別關鍵。但中國社會對此卻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只知生不知死，所以內心對無常充滿了恐懼。

日本人口老齡化現象非常突出，也是最早提出“孤獨死”概念的老齡化國家。據日本《新華僑報》報道，2011年起，東京都孤獨死的65歲以上老人呈增長趨勢，2015年即超過3000人。現在，僅東京都23區，每天就有8.5名老人孤獨死。日本一名清潔員每年要清掃370間以上孤獨死死者的房間，并整理其遺物。一個日本老人說：“總有一天，我會一個人靜悄悄死掉，悲傷而孤獨。我已經準備好了。”在中國，死后多日才被發現的獨居老人也頻見報端。死亡居然是值得期待的日子，72歲孤獨離世的湖北羅奶奶這么說：“沒什么事，我就先死了。”

財富、能力和地位都不能保證到了老年能有兒女照顧和老有所伴。在現代社會，老年人被邊緣化了，有兒女不在身邊似乎也沒用。曾經有一戶人家有三個兒子都很有出息，畢業于名校且事業成功，人稱“一門三杰狀元府”，但他們的老爸一樣孤苦無依。親人無親現象更值得關注，親子之間零交流，即使同居一屋，也沒有心靈上的交流，沒有精神上的慰藉，“非經濟的養老”常常被忽視。在農村，孤獨老人往往分散供養，有的委托村委會照看，有的委托親戚照看，有的只能委托近鄰。一些農村老年人自殺事件頻發與養老難關系密切。

養老資源不足是中國養老難的最大短板，應不斷促進養老的經濟資源、社會保障、孝道文化、國家福利、適老型社會環境建立等方面的資源整合

單身青年和獨居老人存在著內在的關聯，青年獨居的風險和老年獨居的風險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只不過可能單身青年自理能力、活動能力強一點，所以抵御風險的能力更強；相較之下，獨居女性、獨居老人的潛在風險可能更大。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5月31日召開會議，聽取“十四五”時期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大政策舉措匯報，審議《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提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其中配套措施包括了要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意味著要改變不婚不育、晚婚少育的趨勢，提高結婚率，降低離婚率，提高婚姻家庭的穩固性和婚內生育率。

孝道文化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時也是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極其重要的文化資源，中國要打造尊老家庭、敬老社會和愛老國家。要千方百計創造條件促使孝道的回歸和重建，打造新時期的孝道即仁道的大文化。敬老孝老大環境的建立，一方面，需要繼續弘揚傳統孝道文化的正能量，在年輕人中提倡“父母老，不遠游”“常回家看看”等孝養責任。另一方面，還需要老年群體的社會形象的塑造，不容置疑，一些老年人的道德水準比較差——例如，某些老人的“碰瓷”行為就導致整個社會對老年人群產生不信任之感，年輕人遇到老年人在街上摔倒時不敢伸出援手，這是典型的“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湯”的事例。所以，越是到老年，越是要重視老年人的道德修養，重視“老有所學”和“老有所教”的相得益彰。所謂“仁者壽”，講的其實是道德與壽命的關系。2000多年前的孔子說得好：老年“戒之在得”，老年人要學會“放下”，不要在得與失的計較中自尋煩惱。

中國不是缺乏解決養老問題的好思路，而終究因為缺乏養老資源而使得最好的理論設計也不得不淪為“紙上談兵”，上演一出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悲劇。養老資源不足是中國養老難的最大短板，包括個人的、家庭的和社會的養老資源。養老資源是一個大概念，包括了養老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社會資源、政治資源和環境資源的整合。

經濟資源是指老年有沒有有效的經濟保障，這方面中國最大的危機是養老金儲備不足以及低收入人群特別是老年貧困人口規模太大。文化資源是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親敬老文化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承，不難理解為什么在福利性養老社會保障制度嚴重缺位的情況下，人們養兒防老、養兒送終的觀念會那么堅固，表現在生育行為上就是有強烈的性別偏好。社會資源包括了養老機構、養老設施的建設滯后于養老需求，所以說，“未備先老”說明的正是社會養老資源的匱乏。政治資源是指國家對國民養老有什么樣的責任和擔當，是否將養老視為國民的基本民生和權利予以重視，是否有勇氣提出更先進的 “福利國家、老年共享”作為有效應對老齡化的社會目標。環境資源的重點在于能否打造“適老型社會環境”和養老住宅，并打造綠色長壽、頤養天年的生態環境。

綜上所述，家庭戶規模跌破“三口之家”的數量底線意味深長，我們必須看到家庭戶類型的演變方向和分化程度。在可預見的未來，家庭萎縮趨勢仍將繼續，不可阻擋。坦率說，在中國社會大變革浪潮中出現的人口結構個體化、社會結構撕裂化、家庭結構空巢化之變革趨勢可謂一言難盡，與其說是利好的機遇，不如說是可怕的危機，需要國人高度敬畏和警覺。因為人口結構是社會結構的基礎，家庭結構決定家庭關系和功能。從表層看，這是家庭少子化、老年空巢化、居住分離化和青年獨居化的表現；從深層看，則意味著在幾千年的社會發展中，中國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制度和結構正在逐步改變。

風起于青萍之末，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至少在人口學意義上，可以斷言中國社會已步入“高風險社會”。家國同構，自古皆然。婚姻家庭制度趨向瓦解似乎在警示我們：中國社會的根基在動搖，“一老一少”問題（即，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問題以及少子化背后的低生育問題）將長期困擾中國，歸屬于脆弱家庭戶類別的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和獨居家庭抵御社會風險的各種能力可能會逐步衰減，國人的安全感、歸屬感和幸福感以及生存質量、生活質量和生命質量恐怕也會因此而大打折扣。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

責編/谷漩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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