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直隸樂亭（今屬河北）人。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志一生的奮斗歷程，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緊密相連，同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歷史緊密相連，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歷史緊密相連。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在新的征程上，我們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同志，他的歷史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步探索，即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方面的探索和貢獻，尤其值得關注。

全面、系統、科學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李大釗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李大釗在中國最早全面、系統、科學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創建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前提條件，并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起義爆發后不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有關活動和各種新聞消息，作為西方的新知識、新思潮和新動態之一，就已經開始通過多種渠道和多種方式斷斷續續地傳到國內各地。在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持續的論戰中，1905年-1907年、1911年-1913年國內先后掀起傳播“社會主義思潮”即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兩次高潮。李大釗在天津北洋法政學堂學習期間，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第二次傳播高潮的影響，1912年他通過無政府主義者的鼓吹和宣傳，開始接觸到空想社會主義的學說，初步認識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對立的社會制度。1914年初，李大釗赴日本留學，在早稻田大學通過空想社會主義者安部磯雄教授又進一步接觸到基督教社會主義等學說。

在民國初年的中西文化論戰中，在反對“二十一條”和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等一系列斗爭中，李大釗一方面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認真反思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另一方面痛徹心扉地反思為什么會一再出現復辟帝制的現象，先后撰寫《民彝與政治》、《孔子與憲法》等文章，堅決反對并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同時，李大釗又逐漸肅清了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徹底摒棄了對有名無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幻想。在進化論、天賦人權學說和三權分立學說先后破產之際，苦苦尋覓救國救民道路的李大釗，恰好在這時迎來了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在此前對俄國二月革命、第二國際及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李大釗迅速地接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熱潮中，李大釗先后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新紀元》、《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著名文章，陸續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等社團組織，和一大批進步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前后迅速地掀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高潮，并促使新文化運動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李大釗最早在中國系統全面科學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創建中國共產黨，并不斷發展壯大黨的組織，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

我們并不否認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歷史作用和影響，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國外曾經有一些學者不顧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區別，否認李大釗是中國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第一人的歷史功績。我們認為，知識分子和有志之士在探索中國出路的過程中，支離破碎地介紹空想社會主義的只言片語，雖然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其歷史作用和深遠影響，根本無法和李大釗全面、系統、科學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辟道路同日而語。

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可貴探索，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萌芽

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做了大量工作。通過認真、深入的學術研究和理論探討，他先后撰寫并發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一系列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著名文章。與此同時，李大釗還到處發表演講，特別是在北京大學等高校的課堂上開設《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專題課程，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不僅全面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而且還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科學真理。李大釗指出：“資本主義趨于自滅，也是自然之勢”，不可避免；“社會主義的社會必然的到來”，“是歷史的命令”，“乃如夜之繼日，地球繞日之一樣確實”。我們要“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并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要“與時俱化”，社會主義“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李大釗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真理，是“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主義”和“導星”。不僅闡明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而“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而且還為中國社會發展初步指明了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李大釗運用初步掌握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并分析中國革命斗爭的現狀和形勢，認為中國將來只有實行社會主義才能興盛起來，而要實現社會主義，就要發動“勞工階級，促他們聯合起來，推倒資本主義”，“聯合一個‘民主的聯合陣線’”，“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建設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李大釗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上，積極探索，身體力行，不斷研究新問題。他繼承并超越了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的思想，他認為要“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一方面號召并親自帶領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深入到農村、工礦去，深入到工農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建立黨團組織，開展工農運動和國民革命運動等；另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為指導，深入細致地研究探討亟須解決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比如如何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如何建立國共統一戰線、如何改造農民武裝、如何在馮玉祥國民軍中發展壯大黨的組織并進一步發動馮玉祥國民軍策應北伐戰爭等。這為中國共產黨人在大革命失敗后，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特別是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李大釗通過知行合一等多條途徑，將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融會貫通起來，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是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杰出代表。他們深受儒家學說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熏陶，面對國家沉淪和民族危亡，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家國情懷出發，以天下為己任，奮不顧身地投身救國救民的偉業，進而選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以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的愛國主義精神為之奮斗終生。李大釗為什么能夠率先在中國選擇并傳播馬克思主義，說到底這是李大釗自幼長期接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必然結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了中國人的生存體驗、生命情感和人生態度，中華兒女只能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安心立命，開創未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終極目標是建立小康社會和大同世界。這一思想和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理想，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契合，因而容易被國人接受和傳播。當然，更關鍵的還是李大釗經過多年的艱難探索，充分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真理，是救國救民的銳利思想武器。在從“家天下”到以“天下為公”的歷史巨變中，李大釗率先選擇的馬克思主義是惟一能夠代替儒家治國理政學說的科學指南。

縱觀李大釗光輝而又短暫的一生，他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原理幾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李大釗素所秉承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傳統文化價值理念，在崇高的革命事業中終于有所附麗。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通過不屈不撓的革命斗爭，李大釗用青春、鮮血和生命，探索出了一條“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嶄新道路，并逐漸深入地將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合在一起。他不僅為中華兒女“立德”，而且還為國家和民族、為黨和人民“立功”、“立言”。章士釗認為李大釗“才不如識，識不如德”，庶幾就是說李大釗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后的一位“圣人”；而在新文化中，他又是承前啟后的引路人，“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正是在李大釗的率領下，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不斷地努力探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路，終于取得革命勝利。事實證明，理論一旦掌握了群眾,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李大釗不僅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而且善于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作者為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