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大國競爭思維指導下，美國在防務規劃過程中越發重視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高端常規戰爭著眼于應對大國之間的高端沖突，競爭的強度大、領域廣，技術和資本密集度高。目前，美國優先分配資源，優化部隊結構編成，加速促進軍事技術和作戰理論創新，推動軍事力量朝著智能化、無人化和一體化聯合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美國軍事 高端常規戰爭 大國競爭 國際安全
【中圖分類號】E7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0.008
近年來，美國在防務規劃過程中更加強調“高端常規戰爭”（High-end conventional warfare）能力建設。在項目采購、軍事演習、作戰實驗和理論探索過程中，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被賦予了更大的政策優先性和資源傾斜度。美軍各軍種頻繁提出要著眼于高端常規戰爭設計未來部隊結構，加強技術和理論創新，以應對“大國戰略競爭”。
美國加強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的背景
隨著世界形勢的不斷變化，國際戰略力量對比朝著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戰略焦慮感日益上升。同時，高新技術快速迭代升級，前沿科技在軍事領域的應用方興未艾，醞釀催生新一輪的軍事革命。在此背景下，美國對未來安全環境和戰爭形態的認知發生重大變化，更加重視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
首先，應對“大國競爭”是美國加強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的政策出發點。隨著綜合實力相對下降，美國危機感日益增強，導致其戰略認知發生明顯轉向。2017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2018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都認為美國面臨的安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宣稱“美國繁榮與安全面臨的核心挑戰是修正主義大國的長期戰略競爭”。[1]這個表述隨后出現在美國國防部的一系列文件之中。在談及太空、海洋和導彈防御等具體問題時，美軍認為未來將進入“大國競爭時代”。這一判斷直接影響了具體防務政策的制定實施。拜登政府上臺后，盡管措辭上有所調整，但總體上沿襲了上述判斷。2021年3月，拜登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承認當前世界的權力分配已經發生變化，認為這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2]在大國競爭背景下，美國尤為關注自身優勢地位的護持，無論是在傳統軍事力量領域，還是新興的高科技戰爭領域，都試圖保持軍事領先地位。在此思想影響下，美國把同中國和俄羅斯的競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強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隨之成為其優先政策選項。
其次，威脅認知變化是美國加強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的直接促因。美國前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N. Mattis）直白地宣稱，與恐怖組織的活動相比，國家之間的“灰色行為”和高端戰爭帶來的混合威脅更大。他表示：“大國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關注焦點。”[3]基于這樣的認識，美國不斷渲染中國和俄羅斯帶來的“威脅”。美國認為俄羅斯試圖重新恢復大國地位，“俄羅斯的核武庫仍是美國面臨的最重大的生存威脅”。隨著形勢的發展，“歐亞大陸沖突的風險正在增加”。[4]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稱：“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已經實現了軍事現代化”，“美國必須對中國加以遏制”，“辦法之一就是建立一種可信的威懾”。[5]有觀點宣稱，面對中俄等大國安全威脅，美國的對手不再是分散的、小規模的安全挑戰，而是同等級別的大國。[6]美軍大幅調整以應對“反恐戰爭”為中心的軍事力量建設思路，強調針對大國高端沖突做好準備，這顯然是威脅認知變化的結果所致。
再次，軍事技術環境變化是美國加強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的外部促因。新一輪科技革命快速發展，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前沿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這不僅引發大國在科技領域的競爭，也促使新興技術與軍事應用日益緊密結合。現代戰爭中，武器裝備可能起到的作用更加明顯，武器裝備的飛躍往往能帶來軍事領域的顛覆性革命。加強高科技體系建設，研制開發新的、具有顛覆性效果的武器成為世界各國軍事力量發展的潮流。美國認識到，為保持自身在全球關鍵技術上的控制力，為有效應對未來的沖突威脅，需要實現關鍵能力的現代化，在太空、網絡、核力量、導彈防御、先進的自主系統以及富有彈性的后勤系統方面加強力量建設。如若不然，可能在未來的戰場上發現自己以前的技術優勢被新的、顛覆性的技術所超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發布《聯合作戰環境2035》報告稱，美國極為關注未來戰場環境可能發生的變化，技術的擴散使美國的軍事優勢面臨不確定性，美軍應加強對軍事技術和裝備發展的投資。[7]在大國間形成相互核威懾的背景下，在常規軍事力量競爭更加激烈、更加復雜的戰場環境中，美國試圖不斷通過防務創新，推動戰略建設重點轉型，積極塑造未來戰爭形態，維護其戰略優勢。
美國國內對高端常規戰爭的內涵認知
2021年4月，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發表名為《重新強調大國競爭：對于防務的影響》的研究報告，對高端常規戰爭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報告提出：高端常規戰爭是指針對具有類似先進軍事能力的對手進行大規模、高強度、技術先進的常規戰爭。[8]綜合來看，美國國內認為高端常規戰爭的內涵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針對的戰爭場景是高端沖突（high-end conflict）。美國蘭德公司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2030年前后美國可能面臨四種作戰場景：反恐作戰、“灰色地帶作戰”、非對稱作戰和高端沖突。相對于其他三種場景，高端沖突主要發生在大國之間，其規模、強度和力量運用方式都有所不同。[9]一旦發生戰爭，可能造成大量的彈藥和物資消耗，同時需要調動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加以支持。當然，由于大國間力量相互制衡，特別是在相互確保摧毀的核威懾背景下，大國開展長期性、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并不高，大國戰略競爭可能在常規領域以更加高強度、綜合性的方式來進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強調要重視高端沖突，但美國也承認其他三種沖突場景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會同時存在。
第二，競爭的領域涉及面更廣。與反恐作戰、“灰色地帶作戰”和非對稱作戰不同，高端沖突的領域不僅僅停留在單一的作戰場域之中，除了陸地、海洋、空中等傳統領域，還涉及太空和網絡等新空間。美國國內有觀點提出：跟以前任何的設定場景不同，大國競爭者能夠在多個場域中同時進行高端作戰。盡管目前看起來不太可能，但在2030年發生高端沖突（high-end conflict）的可能性將增加。通過對常規武器的現代化改進，投資網絡、太空、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降低對核武器的使用門檻，10年后中俄可能在高端沖突中占據更好的位置。[10]
第三，戰爭的技術資本含量高、成本昂貴。目前，隨著商業技術的不斷發展，無人機等新技術裝備引起外界關注，因其價格低廉、獲取方便、容易復制擴散等特點受到青睞。然而，2035年前后，世界可能出現許多投資額高、價值昂貴的技術，擁有者將據此獲得巨大的軍事優勢。要掌握這些新技術，必須有國家財力、科技資源、工業和制造業基礎的支撐。顯然，只有大國才能具備上述條件。因此，美國《聯合作戰環境2035》提出：在青睞小型低成本技術的同時，也要重視資本密集度高的武器和工業技術，確保美國取得大國戰略競爭優勢。[11]
第四，比拼的是大國之間的軍事創新。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強調技術先進，因此美國將軍事創新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這里的創新不僅包括軍事技術，還包括組織結構和作戰理論等多個方面。美國國內有觀點提出，美國在2030年面臨的沖突類型在某種程度上跟冷戰期間有些類似。美國武裝部隊必須適應現代戰爭，從聚焦于非對稱戰爭轉變為高強度沖突。美國需要修正自己的戰略戰術，推動軍事現代化，擴充軍火庫來應對這個挑戰。[12]
美國高端常規戰爭能力的建設路徑
為加強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美國采取多重手段加以推進。以大國競爭戰略為指引，調整軍種任務編成，規劃部隊未來改革；結合軍事技術創新，探索新型作戰理論，不斷進行應用驗證；針對中俄調整區域軍事部署，加強地區干涉能力，提前進行戰略布局。
以“應對大國沖突”為重點，規劃部隊未來建設方向。其一，美國陸軍提出建設“全域作戰力量”。2021年3月23日，美國陸軍發布了參謀長一號文件《陸軍多域轉變：做好在競爭和沖突中勝利的準備》。文件提出，要有能力打擊戰役甚至戰略范圍內的全域目標，做到地理上分散部署、網絡上互聯互通，從而更難以被對手探測和打擊。美國陸軍必須在沖突首戰中取勝，能夠運用短距、中距和遠距精準火力消滅敵方縱深的陸空海目標，成為聯合作戰指揮官的“區域內力量”；能夠通過提供射程深度和打擊速度的能力集來實現前沿部署，通過“動態力量部署”戰略將指定部隊和機動部隊結合起來，實現“不可預測性”和“敏捷性”。[13]
其二，美國海軍強調構建“一體化全域海上軍事力量”。2017年發布《未來海軍》白皮書，正式將海軍戰略從“由海向陸”調整為“回歸制海”。2021年1月11日，美國海軍發布《海軍作戰部長指導計劃》代替2.0版《維持海上優勢的設計》，進一步明確海軍應對大國競爭的戰略。新計劃將海上控制和力量投送視為核心使命，部署“海軍作戰體系架構”（NOA）、反C5ISR能力、遠程高速武器、可對抗反艦巡航導彈的定向能武器，提升全域軟硬殺傷能力，構建“一體化全域海上軍事力量”。[14]美國海軍陸戰隊認為，以往基于大規模兩棲強行進入作戰區域的部隊設計思路不足以應對未來威脅，因此先后發布《部隊設計2030》和《2021財年美國軍事力量：海軍陸戰隊》兩份文件來推動轉型。文件提出，海軍陸戰隊將大幅削減坦克、火炮和飛機中隊等傳統力量，增強三種未來能力：具備分布式作戰能力的近戰部隊；擁有偵察和打擊能力的長續航力無人機系統；陸基遠程精確打擊火力。[15]其目的是根據美國國防戰略確立的總基調，將海軍陸戰隊轉變為能“應對大國沖突”的部隊。
其三，美國空軍圍繞高端常規戰爭設計未來能力。2018年9月起，空軍啟動遠期作戰力量規劃項目，改組兵力結構框架，將組織機構框架劃分為軍種支援與保障、敏捷戰斗支援和戰斗核心三大層級，以中隊為其戰斗核心，大力擴編長期處于一線的作戰和保障中隊。美國空軍強調要實現“敏捷性作戰”，旨在強化全球打擊能力、特種作戰能力、空中優勢能力和態勢感知能力，以具備在大國競爭中所必須強化的殺傷力、戰備性和任務彈性。為增強組織機構的敏捷性和靈活性，空軍強調在加快建設反饋回路、啟用緊急專家網絡、革新組織流程和創建包容性文化等四個方面加大力度。
此外，為進一步強化美軍在網絡、太空等新興領域的常規軍事能力，美軍于2017年8月著手將網絡司令部升級為一級聯合作戰司令部，并于2018年5月正式完成升級。太空司令部也于2019年8月正式成立，并于《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正式授權組建太空部隊。上述機構的設立有助于美軍在網絡、太空等新興領域加速探索下一代武器裝備與作戰概念。
著眼未來戰爭形態演變，推動高端常規作戰理論創新。軍事作戰理論是軍隊建設與作戰的重要牽引，既能夠立足作戰需求，也強調具備前瞻性以更好應對未來戰爭。為了服務高端常規戰爭準備，美軍結合軍事系統復雜性、戰爭形態演變、自身實力地位和戰略威脅判斷等因素，創造出一系列新興的作戰理論和相關概念。
美陸軍提出“多域戰”概念。其目標主要是針對2025年至2040年美軍在“陸、海、空、太空和網絡”等五大作戰域面臨的軍事挑戰。為應對中、俄兩國在上述領域造成“多域分層拒止”威脅，美國陸軍提出將“校準力量態勢、運用多域編隊、達成多域聚合”等三方面內容作為“多域戰”的核心原則，試圖通過“聚合”（convergence）和“系統集成”（integration of systems）這兩個突破口來解決“跨域協同”這一根本問題，以形成全域作戰能力。
美海軍提出“分布式殺傷”概念。其著眼于設想2030年前后同具備“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的潛在對手的沖突。根據未來海軍力量建設需求，美軍將構建更加“分布式”的海上力量。2020年12月17日，美國海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衛隊發布戰略文件《海上優勢：以一體化全域海軍力量為主導》，將中國視為對美國及其盟友的最大威脅。該文件為海上部隊在未來十年的日常競爭、危機和沖突中如何取勝提供了戰略指導，要求海軍采用敏捷和積極的方法來推動現代化進程，未來的海上艦隊將結合傳統資產與體積更小的新型艦艇、輕型兩棲艦艇、現代化飛機、后勤部隊、彈性太空能力以及無人平臺。[16]
美空軍提出“敏捷性作戰”概念。該概念將戰場情況設定在2035年前后，核心目標是發展航天、航空和網絡等領域的一體化作戰能力，采用敏捷的多領域解決方案來偵察、監視、威懾和擊敗對手。據此，美國空軍計劃將五大核心任務調整為多域指揮控制、自適應作戰域控制、全球一體化情報監視與偵察、快速全球機動和全球精確打擊，以主導未來的高端常規戰爭。[17]可見，美軍在作戰理論探索創新的過程中，強調基于中長期的戰略判斷，基于主要的威脅挑戰設計作戰理論，以確保適應未來戰爭形態的演變。
優化武器裝備采購流程，推動高端軍事技術創新。為了縮短新武器技術向實戰系統過渡所需的時間，美國國防部發布“適應性采辦框架”，旨在大幅加快國防部開發新武器的進程。為加快創新步伐，美國國防部已將開發武器系統的決策權下放給各軍種。圍繞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美軍主要在如下幾個方面加強創新：一是隨著戰場感知能力成為決定現代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感知裝備向立體化、全譜化、實時化方向發展；二是主戰平臺仍然是武器裝備發展的重點，尤其突出平臺的隱身化與無人化發展；三是精確制導武器成為主要毀傷手段，重點向高精度和高速化方向發展；四是信息攻防將貫穿信息化作戰的始終，信息對抗裝備向多能化和綜合智能化方向發展；五是太空武器和新概念武器成為戰斗力新的增長點，將逐漸步入實戰領域。[18]
目前，美軍針對高端常規戰爭的武器采購計劃主要包括如下內容：F-35聯合打擊戰斗機和下一代遠程轟炸機等先進飛機、弗吉尼亞級攻擊潛艇和DDG-51級宙斯盾驅逐艦等高水平戰艦、彈道導彈防御系統、遠程對地攻擊和反艦武器、激光／軌道炮和超高速射炮等新型武器、新式情監偵系統、軍事太空能力、電子戰能力、軍事網絡能力、高超音速武器、機器人技術和無人駕駛汽車、軍事化的量子技術和人工智能。[19]
以“大國競爭”思想為指導，強化地區威懾能力。在大西洋方向，美國對俄羅斯的軍事壓力有所提升。2014年，美國國防部首次提出“歐洲威懾倡議”，試圖提升駐歐美軍的戰備和反應能力。2015財年，美國在該項目投入9.85億美元，2019財年達到65億美元的頂峰，2020和2021財年分別減少至59億和45億美元。[20]2018年8月24日，美國海軍恢復了7年前撤銷的第二艦隊建制。時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約翰·理查森稱，美國重建第二艦隊目的是在北大西洋地區遏制俄羅斯。該艦隊的活動區域將覆蓋北極圈到巴倫支海，逼近俄羅斯北方艦隊的潛艇基地。第二艦隊“復活”與“歐洲威懾倡議”相互呼應，意在強化美國與北約盟國的軍事合作，壓縮俄羅斯的地緣空間，增加對俄羅斯的戰略威懾力。
在太平洋方向，美國對華戰略威懾圍堵態勢加強。2020年7月，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的“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首次提出“太平洋威懾倡議”。宣稱要強化“印太”軍事存在，提高太平洋地區聯合部隊殺傷力，進而從軍事上遏制中國。[21]2020年12月2日，美國海軍部長肯尼思·布雷斯韋特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正式確認，將在西太平洋和東印度洋區域重建第一艦隊，由“印太”司令部的太平洋艦隊負責管轄，與第七艦隊共同組成戰區核心作戰力量。此外，美國還派遣戰略轟炸機在“印太”地區活動，派遣多批次偵察機在南海上空偵察，并拉攏域外國家展示武力，試圖加強前沿軍事力量存在，提高對華海上軍事制衡力度。
美國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的發展趨勢
隨著戰略指導原則的轉變，加上防務資源的不斷投入，美軍在作戰理念、結構編成、裝備建設和技術創新等方面越來越突出“大國競爭”指向，呈現如下發展趨勢。
作戰概念不斷迭代升級，高端常規作戰理論朝全域聯合的方向發展。當前，美軍的作戰理念不斷推陳出新，馬賽克戰、智能化戰爭、全域聯合作戰以及混合戰爭等一系列新的作戰理念相繼被提出，作戰領域從傳統的陸、海、空傳統作戰領域擴展到太空、網絡、電磁頻譜等新領域。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人們開始意識到戰爭的最終和最高目的是影響戰爭主體。人的認知和思維空間也將成為作戰空間，從而催生出“認知戰”這種全新的智能化戰爭樣式。未來戰爭可能同時發生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認知域之間，將影響人們對未來戰爭形式的認知，推動國家安全戰略的轉型。
在此背景下，美軍作戰理論探索朝著全域聯合的方向發展。無論是美國陸軍提出的“多域戰”概念，還是空軍提出的“敏捷性”作戰思想，抑或是海軍陸戰隊運用的“聯合機動戰”概念，聯合作戰已經成為美軍各軍種作戰理論概念的核心要素。在大國競爭日益激烈、新興科技不斷涌現、多維作戰領域相互滲透的現實背景下，如將各軍種限制在傳統的作戰領域，不允許進入其他領域，終將難以適應未來形勢。據此，從“多域戰斗”到“多域作戰”再到“聯合全域作戰”，美軍的作戰概念不斷迭代升級，就是為了打造高度融合的聯合作戰新模式。2020年1月29日，美國參聯會副主席約翰·海頓表示，聯合參謀部正在開發一種新的聯合作戰概念以定義美國新的戰爭方式，即“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該概念充分吸收了分布式殺傷與作戰云概念中的廣域殺傷、系統支撐理念，以及多域作戰中的大范圍戰場空間框架概念，整合了“馬賽克”戰中智能化支撐、以決策為中心的作戰模式。[22]可以看出，全域聯合已經由軍種層面的作戰理論上升至美軍戰略層面的指導思想，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也將突出這一指向。
高端常規戰爭組織形態朝著專管化和一體化的方向發展。武裝力量的結構編成與組織形態必須與軍事作戰理論與武器裝備相適應，以保證戰斗力的充分發揮。美國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勢必將促使美軍對部隊結構編成與組織形態進行調整。具體來看，可能設立專管部門推動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以滿足未來戰爭的需求。為強化美陸軍的現代化建設與適應未來戰爭的能力，2018年7月成立的美陸軍未來司令部位于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的最前沿，為新型武器裝備建設、新式作戰概念探索等提供統一、高效的領導。該司令部經過多年建設已成為由構想司令部、戰斗發展司令部、戰斗系統司令部3個二級司令部組成的，吸收整合了8個跨職能團隊的體系化組織機構。該機構的成立可能有效推動軍事科技創新的應用與高端常規戰爭能力的建設。[23]
美海軍也在不斷加強部隊一體化建設改革。“分布式殺傷”概念要求對現有海軍作戰編制進行優化，通過將打擊力量分散在大量的海上平臺并要求所有艦艇具備打擊能力，從而避免因航母等關鍵力量遭襲而導致整體作戰能力的喪失。各軍種在推動自身改革以適應高端常規戰爭的同時，美軍尤其強調軍種間的合作與整合以實現多域作戰。前太平洋空軍司令部司令、空軍上將特倫斯·奧肖內西（Terrance J. O' Shaughnessy）總結了聯合響應機制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的原因：“如果你走進我們的空天作戰中心，你看到的不只是空軍。你可以看到空軍、陸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每天都在一起工作。”[24]
軍事技術創新朝著智能化、無人化和資本密集化的方向發展。美國加強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將推動軍事技術的發展創新。隨著大量前沿技術與科技革命不斷應用于軍事領域，可能催生顛覆性技術。2018年版美國《國防戰略》提出：“新興技術的出現改變了當前戰爭的性質，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自主技術、機器人、定向能、高超聲速和生物等技術已成為確保美軍打贏未來戰爭的關鍵。”[25]人工智能、自主技術與機器人技術加速了智能化與無人化作戰理論的發展，定向能技術、高超聲速技術推動了精確打擊方式的變革，太空、網絡空間等領域技術強化了戰爭空間的全維化拓展，這可能催生大量新型武器裝備，推動軍事作戰理論的發展轉型，甚至改變未來的戰爭形態。
美國《聯合作戰環境2035》提出，要重視如下三類高端資本密集型軍事技術：一是能量超過100千瓦的激光武器，二是突破性的能源技術，三是高超聲速技術。高度精密的多發激光武器能夠在較遠距離外隱身采取行動，達到攻擊效果所需的時間能夠大大縮短。先進的能源和激光系統能夠為基于低地軌道、平流層航空器以及陸／海平臺的空戰和傳感器控制提供廣泛的優勢。高超音速系統可提高進行全球打擊的射程、精度和殺傷力，破壞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以及導彈防御系統。天空和太空領域可能是受高端技術發展影響最直接而顯著的領域，空天領域交戰速度可能大幅提高，將給未來戰爭形態帶來重大影響。[26]
結語
美國高端常規戰爭將傳統大國視為威脅對手，帶有濃厚的地緣政治競爭色彩。這既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防務政策調整的結果，也受各軍種爭奪利益等因素所驅動，將對美國防務政策的走向和大國戰略穩定產生復雜而深遠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在加強高端常規戰爭力量建設的同時，依然不得不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同時應對反恐作戰等其他類型的沖突挑戰。考慮到資源分配限制和國內政治等因素影響，需要進一步深入考察美國高端常規戰爭能力建設的走勢。
注釋
[1][25]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19,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2]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3]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N. Mattis, "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on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19, 2018,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1420042/remarks-by-secretary-mattis-on-the-national-defense-strategy/.
[4]The White Hous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18,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5]Brittany De Lea," Biden defense chief dubs China the 'pacing threat' amid ascendancy", Fox Business, January 19, 2021, https://www.foxbusiness.com/politics/biden-defense-chief-china-pacing-amid-ascendancy.
[6][7][11][26]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Force in a Contested and Disordered World", December 28, 2017, https://www.jcs.mil/Portals/36/Documents/Doctrine/concepts/joe_2035_july16.pdf?ver=2017-12-28-162059-917.
[8]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newe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mplications for Defense—Issues for Congress", March 4, 2021,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3838.
[9][10]Raphael S. Cohen, Nathan Chandler, Shira Efron, Bryan Frederick, Eugeniu Han, Kurt Klein, Forrest E. Morgan, Ashley L. Rhoades, Howard J. Shatz, and Yuliya Shokh, The Future of Warfare in 2030: Project Overview and Conclusions，published by the RAND Corporation, 2020, pp. 53-54.
[12]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eserving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Personnel and Readiness Strategy for 2030, October 2020, p. 3.
[13]U.S. Army, "Army Multi-Domain Transformation", March 23, 2021, https://api.army.mil/e2/c/downloads/2021/03/23/eeac3d01/20210319-csa-paper-1-signed-print-version.pdf.
[14]U.S. Navy, "CNO NAVPLAN", January 11, 2021, https://media.defense.gov/2021/Jan/11/2002562551/-1/-1/1/CNO%20NAVPLAN%202021%20-%20FINAL.pdf.
[15]U.S.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Force Design 2030", March 26, 2020, https://www.hqmc.marines.mil/Portals/142/Docs/CMC38%20Force%20Design%202030%20Report%20Phase%20I%20and%20II.pdf?ver=2020-03-26-121328-460.
[16]U.S. Marine Corps and U.S. Navy, "Advantage at Sea: 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December 17, 2020,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Dec/17/2002553481/-1/-1/0/TRISERVICESTRATEGY.PDF/TRISERVICESTRATEGY.PDF.
[17]郝雅楠、陳杰、關曉紅：《美空軍敏捷作戰概念研究及其影響分析》，《戰術導彈技術》，2018年第1期，第22～29頁。
[18]趙輝：《世界武器裝備發展趨勢》，《國防科技》，2018年第6期，第40～43頁。
[19]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newe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mplications for Defense—Issues for Congress", March 4, 2021,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3838.
[20]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 A Budgetary Overview", June 16,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0946.
[21]U.S. Congres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1", July 202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6395/text?r=12&s=1.
[22]Colin Clark, "Gen. Hyten On The New American Way of War: All-Domain Operations", The Breaking Defense, February 18, 2020,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20/02/gen-hyten-on-the-new-american-way-of-war-all-domain-operations.
[23]《美陸軍未來司令部確立“三梁八柱”》，人民網，2018年11月22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8/1122/c1011-30415449.html。
[24]Jonathan C. Stafford, "Multidomain Ready: How Integrated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Is Leading the Way", Joint Force Quarterly 100, https://ndupre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jfq/jfq-100/jfq-100_101-106_Stafford.pdf?ver=z8bjo6_oDKuxrGYSsEG1dA%3d%3d.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d Conventional War Capability in the U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Power Competition
Xu Wansheng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inking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the US attach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d conventional war cap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defense planning. The high-end conventional war focuses on dealing with high-end conflict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with the competition growing strong, involving wide areas and being highly technology-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At present, the US has given priority to allocating resources and optimizing military structure, accelerated the innovat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ies and combating theories, and guide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forces to be intelligent, unmanned and integrated.
Keywords: US military, high-end conventional war,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徐萬勝，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大國政治、國際關系、地區安全。主要著作有《日本政治與對外關系》《冷戰后的日美同盟與中國周邊安全》《秩序構建與日本的戰略應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