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不斷探索增進中國人民的民生福祉。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時期增進民生福祉規律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化和不斷成熟的過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確定了新發展階段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把高質量發展同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緊密結合起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與時俱進、孜孜追求。

【關鍵詞】民生福祉  百年奮斗目標  共同富裕  歷史邏輯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2.005

一個世紀來，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探索增進中國人民的民生福祉，建設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夢寐以求的美好社會。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說道，“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1]，這句話深刻闡釋了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目標和奮斗歷程。

胸懷中華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

追求美好生活、建設美好社會是中華民族、也是全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讓百姓過上好日子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民生在勤，勤則不匱。”[2]這是“民生”概念在中國歷史上的最早表達。后來，不同時代的人們賦予其不同的時代內涵。孟子在回答梁惠王提問時曾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要求國家治理者把百姓生活擺在重要位置，使其衣食無憂，過上好日子。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不僅關注當下的民生，也對未來充滿向往，各種文學作品、繪畫、雕塑等藝術作品都對未來社會有美好的描述。孔子在《論語·子路》篇中講到：“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4]這里，孔子提出了自己的社會理想：庶、富、教。庶，要發展就必須有一定人口規模，傳統的農業社會，大量耕地開墾必須有足夠的人力。沒有足夠的人力，土地荒蕪，自然談不上發展。富，國家要使人民逐步富裕起來。教，教育是國家人力資本的基礎，所以孔子主張“有教無類”[5]。《詩經·大雅·民勞》有“民亦勞矣，訖可小康”[6]之說，這是中國文化中首次提出“小康”這一概念。“小康”在各個歷史時期承載的內容各異，成為中國文化中表達民生和美好社會的重要詞匯。近代革命先驅孫中山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7]，他把民主、民生、民權作為其革命理論的基本內容。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同貧困作斗爭的歷史。從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憧憬，再到孫中山‘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的夙愿，都反映了中華民族對擺脫貧困、豐衣足食的深深渴望。”[8]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人民在數千年歷史發展進程中追求美好生活、建設美好社會理想的高度概括。

改革開放后，人們常說“勞動致富”是對先人智慧的另外一種表述。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先生時首次用“小康”來表達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指出中國要實現自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鄧小平同志說道：“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紀末，“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9]

改革開放初期，人們關注溫飽和小康問題，達到小康水平之后就有精神領域的問題，民生永遠是進行時，是人們無法回避的話題，是制定政策的中心。鄧小平同志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立足中國實際，提出中國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首先解決貧困問題、溫飽問題，進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

近現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文化與國際交流，西方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福祉”（well-being）、“福利”（social welfare）、“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等概念相繼傳入中國，慢慢地與中國傳統文化碰撞、融合，交叉使用。從歷史上看，國際上沒有民生這一概念，只有福利、福祉[10]的說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福祉等外來理論逐步融入中國人民的民生福祉實踐。20世紀后期和21世紀初期，隨著我國一些地區開展改善生活品質、生活質量的探索，學界又引入、學習和研究一些國際組織、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提出的“生活質量”（或生活品質）問題，出現了客觀社會品質和主觀社會品質之說。客觀社會品質和主觀社會品質之說的提出實質上是在探索如何使人們獲得更多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同時，精神上也能夠得到滿足。中國共產黨不失時機提出在滿足人民群眾物質生活的同時，滿足人民對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斷改善人民精神生活品質。

肩負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

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和文明。近代以來，由于清王朝固步自封、閉關鎖國，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從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受到外來侵略勢力的凌辱和外國資本技術的洗劫，中華民族一度處于危難之中，民不聊生。“鴉片戰爭前，中國是清王朝統治下的一個獨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11]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列強開始瓜分中國，國家一度喪失獨立自主的地位，受到外來大工業產品傾銷的沖擊，以小農經濟與家庭手工業為主體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淪陷。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勞動人民的負擔更加沉重。地主、官僚、貴族也加劇了土地的兼并。地租剝削率很高。加以災荒連年，1846至1850年，黃河流域和長江領域各省都連續遭到嚴重的水旱災害，兩廣地區也是水、旱、蝗災不斷。人禍天災，使人民陷于失業、破產、饑餓、死亡的困境”。[12]這種境況也可以從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寫的《江村經濟》一書中看到：“當前經濟蕭條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業的衰落。經濟蕭條并非由于產品的質量低劣或數量下降。如果農民生產同等品質和同樣數量的蠶絲，他們卻不能從市場得到同過去等量的錢幣。蕭條的原因在于鄉村工業和世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13]費孝通先生還寫道：“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14]解決貧困問題，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

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世界強國，必須發展經濟、擴大貿易，推動科技進步和開展國際交流。面對外敵入侵，中國人民陷入深重災難，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地高舉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十月革命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中國的先進分子受到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從十月革命的勝利看到了中國的新出路。”[15]1919年的五四運動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標志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只要我們深入了解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國革命史，就不難發現，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16]習近平總書記還說：“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17]一部近現代史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奮斗的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明確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勾畫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黨的八大正式把現代化寫入黨章，成為全國人民為之奮斗的目標。之后的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懈探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和與之相適應的制度。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堅定不移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義。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發展生產力，創造豐富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18]民生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內容，是馬克思的重大發現。1883年，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指出，“正像達爾文發現了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的相反。”[19]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中國共產黨人及其社會政策研究者把發展作為社會政策立足點和出發點，統籌考慮在發展中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保障改善民生問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及其社會政策研究的理論指南。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地把增進民生福祉擺在重要位置。即便是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同志也不忘記發展經濟，毛澤東同志在1933年召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20]同時他要求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21]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團結帶領廣大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幫助窮苦人翻身得解放，贏得了最廣大人民廣泛支持和擁護，奪取了中國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為擺脫貧困創造了根本政治條件。”[22]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把經濟建設作為取得軍事斗爭勝利的重要條件和任務。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要求，“必須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即合理負擔和保護商業”。[23]中國共產黨人在戰爭年代就深刻認識到：發展經濟和保障民生是贏得革命勝利的基礎性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把民生福祉擺在重要位置。1959年，毛澤東同志在廬山會議上指出，“要把衣、食、住、用、行這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24]1959年，鄧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工業情況匯報時指出，“我看解決了人民生活問題，飯吃飽，有油、菜、肉，生產起來勁頭就大了”。[25]這句話非常質樸，但說明了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人們必須解決好生計問題，才能有生產活動的能力和自身再生產的能力。2021年，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全國“兩會”青海代表團審議政府報告時針對新發展階段的新形勢指出，“要著力補齊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難題，兜牢民生底線，辦好就業、教育、社保、醫療、養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實事，提高公共服務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習近平同志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民生的意義：民生是社會秩序的基礎，是社會治理的基礎；民生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要更加關注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發展中不斷補齊民生短板，不斷增進民生福祉。民生問題事關民心向背，事關社會秩序，是社會發展與穩定的基礎。黨的領袖們深刻闡述了民生的社會意義、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把民生擺上重要議事議程，梳理出非常清晰的經濟和民生的關系：只有解決好生活問題，人民群眾才能有精力、體力從事生產活動，社會才能穩定，才會有秩序和活力，才能穩步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形勢，艱難復雜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扭住經濟建設和保障改善民生這一中心不動搖，努力踐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26]的莊嚴承諾，領導國家穩步前進，實現了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特別是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時，波瀾不驚，謹慎從容，高質量就業穩步推進，利益格局逐步調整，公共服務體系基本建成，社會保障體系基本成型，高質量教育逐步落實，全民健康狀況明顯改善，應對老齡化取得新進展，互聯網使居民享受公共服務更加便捷。2019年11月在上海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要求：“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扭住突出民生難題，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辦，一年接著一年干，爭取早見成效，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7]習近平總書記在這里闡述了民生的客觀性質和主觀品質，是對馬克主義唯物史觀的重大發展，也給新發展階段增進民生福祉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準確把握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時期增進民生福祉規律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化和不斷成熟的過程。黨的八大報告對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作了明確的規定，即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一五”和“二五”時期，主要是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和進行工業化建設，重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后，進行經濟調整，“三五”計劃開始強調要重視解決吃穿用問題；“四五”和“五五”計劃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以加強“大三線”建設、加強戰備為主。前五個五年計劃的指導思想雖有所差別，但總體上看，對人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認識主要著眼于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和提高。“六五”計劃體現了改革開放后經濟建設指導方針的轉變，提出在研究和安排計劃順序時，首先考慮人民生活改善；“七五”和“八五”計劃將人民生活和社會保障，發展教育，建設精神文明，加強環境保護等有關人的發展的任務和目標列入發展計劃。在總結了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更加注重社會發展，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任務和目標更深刻、更全面、更成熟，愈加重視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人類發展與環境資源之間的關系協調，強調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戰略，把保護和改善人的發展環境、提高人的自身素質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1956年，黨的八大在分析國內外形勢基礎上，提出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把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界定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突出了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的重要性。不同歷史時期，黨和政府需要考慮工作重點，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81元人民幣，整個國家的近10億人口中，有兩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是當時確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據。在這樣的條件下，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分三步走的戰略。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8]這里的“好”就是指生活品質，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基本原理在中國的具體運用。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富裕。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共同富裕則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方向和目標，是發展生產力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有機統一。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內容，也是社會主義社會中人的全面發展的主要標志。鄧小平同志認為,人民群眾的利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集中體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個有利于”，即“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9]。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更加深刻理解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的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這一思想。

在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勵精圖治，千方百計處理當時的主要問題與民生福祉的關系。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人均水平還有很大提升空間，綜合國力有待進一步提升，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和各地的社會政策首先要把發展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和基礎，作為制定社會政策的出發點，堅持在發展中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21世紀初，面對“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等一系列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了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戰略思想，并將其轉化為五年重點專項規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服務體系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現代公共服務體系發展步入快車道。“十二五”以來，我國初步建立起覆蓋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基本公共服務設施進一步改善，基本公共服務項目豐富多彩，基本公共服務標準扎實落實，保障能力和群眾獲得感明顯提升。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穩步推進，國民受教育機會顯著增多，公共就業創業服務和職業培訓不斷加強，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健全，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和農村危房改造進展順利，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日趨完善。新發展階段，要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基礎上，鼓勵和支持非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發展和完善，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多樣化需求，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品質。2021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聯合教育部、民政部等20個部門印發《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標準（2021年版）》，明確了現階段國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項目的基礎標準，以標準化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把人民群眾的需求提升到了經濟生活基礎上的社會生活領域。從基本民生到品質民生的轉變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而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短短40多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在世界排名第11位，上升到第2位。國家綜合實力大幅加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國際地位明顯提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兩會期間所說的，“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30]。

2020年，面對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有效控制疫情，使我國成為世界范圍內唯一經濟呈正增長態勢的大國，經濟邁上了新的臺階。面對疫情給世界帶來的沖擊，中國政府妥善應對，穩步推進經濟建設，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推動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形成了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的協調發展，逐步形成新發展格局。

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經過70多年的發展，我國在2021年擺脫絕對貧困，實現了中華民族幾千年追求美好生活、建設美好社會的夢想。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確定了新發展階段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確定了社會政策制定、社會政策研究的基本價值取向：緊緊圍繞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一目標設計社會政策。

1955年，毛澤東同志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第一次明確表達了共同富裕的思想。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充滿智慧的大黨，21世紀初期，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及時把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提上議事議程，把社會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布局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從滿足人民的新期待出發，提出了不斷滿足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思想，作出了相應的戰略決策。2021年，“十三五”規劃收官，“十四五”規劃開啟，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新階段，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始終把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堅定不移增進民生福祉，把高質量發展同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推動堅持生態優先、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有機結合、相得益彰。”[31]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32]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要求“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富裕”[33]，勾畫了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宏偉藍圖。

把高質量發展與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是我們黨矢志不渝的追求，從鄧小平同志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戰略，到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思想，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新時代新發展階段“把高質量發展同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緊密結合起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與時俱進、孜孜追求，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著實回應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一莊嚴承諾。

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十四五規劃建議”所作的說明中指出：“建議稿在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中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突出強調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舉措。”[34]習近平總書記在闡述中把“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作為“十四五”時期和2035年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社會建設目標，并將其作為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的重要內容，這為新發展階段增進民生福祉的社會政策研究、制定和實施指明了目標和方向：新發展階段的社會政策研究要立足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通過不斷改善全體人民生活品質，在評估人民群眾客觀獲得和主觀感受上下功夫，積極探索實現客觀標準和主觀要求的有機統一，不斷把共同富裕推向新水平。

注釋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頁。

[2]《四書五經》第四卷，《宣公十二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616頁。

[3]《四書五經》第一卷，《孟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55頁。

[4][5]《論語》，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第113頁。

[6]《四書五經》第二卷，《詩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900頁。

[7]《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2頁.

[8]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2月26日。

[9]《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頁。

[10]李小寧：《民生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2頁。

[11]李侃等：《中國近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頁。

[12]李侃等：《中國近代史》，第45頁。

[13]《費孝通全集》第二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4頁。

[14]《費孝通全集》第二卷，第264頁。

[15]李侃等：《中國近代史》，第496頁。

[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頁。

[1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9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頁。

[20]《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頁。

[2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6～137頁。

[22]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2月26日。

[2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5頁。

[24]《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頁。

[25]《鄧小平文選（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頁。

[2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頁。

[2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第346頁。

[2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頁。

[2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2頁。

[30]《建黨百年，習近平兩會“下團組”特別談到這件大事》，《人民日報》，2021年3月9日。

[31]《堅定不移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堅定不移增進民生福祉》，《人民日報》，2021年3月8日。

[32][34]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新華社，2020年11月3日。

[3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20年11月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毛澤東選集》第一、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鄧小平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Deeply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Ding Yuanzhu

Abstract: The CPC has combine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China's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taken th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as its goal, and constantly explored ways to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governing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in the socialist period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gradual deepening and constant maturit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the people, determined the basic go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closely integrat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meeting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reflecting the CPC's industrious pursuit while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Keyword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Centennial Goals, common prosperity, historical logic

丁元竹，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督學、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為社會發展政策、公共政策、發展戰略。主要著作有《社區的基本理論與方法》《中國社會建設戰略思路與基本對策》《美好社會的世紀求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