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并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歷史性飛躍，產生新的理論成果，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系統梳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基本經驗，使我們再一次深刻地認識到任何科學理論和制度，必須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和基礎是有一個堅強的黨的領導核心和卓越領導人來獨立自主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重要途徑是對中國國情進行深入調查研究，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特殊國情緊密結合；實踐基礎是在實踐過程中及時總結經驗修正錯誤；指導原則是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主要歷史特點是反對教條主義；最高境界是走自己的路。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中國共產黨 中國國情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2.004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諦在于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與中國實際進行創造性的結合，根據中國實際來運用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產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用以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中國共產黨人十分重視將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早在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并且突出強調：“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1]關注和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課題，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矢”射中國現實之“的”，才使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取得了成功。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理論創新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會不斷產生歷史性飛躍，誕生新的理論成果，用以指導和推進新的偉大實踐。馬克思主義深刻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誕生了毛澤東思想，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全黨形成共識。系統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形成的基本經驗，對于在新時代堅持和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歷史性飛躍，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中國的原創性貢獻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在一個堅強領導核心的主導、引領下獨立自主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和基礎

近代以后中國社會加速新陳代謝，應對這一劇烈運動和激烈斗爭，首先要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先進政黨。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從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發展過程，其重要標志就是擁有堅強的黨的領導核心。有了堅強的黨的領導核心，才能夠保證全黨形成思想和行動高度統一的整體，才能夠有力地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才能夠更好地凝聚黨和人民的力量，推進偉大事業，取得偉大勝利。這個堅強的黨的領導核心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要有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二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中國實際，獨立自主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

這個堅強的黨的領導核心是在偉大斗爭中形成的，斗爭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結合中國實際獨立自主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偉大斗爭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這方面，毛澤東堪稱典范。毛澤東一經信仰馬克思主義后，便結合中國革命的需要，深入地學習和鉆研馬列主義，理論結合實際，學以致用，用以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學習和鉆研馬列主義是堅持馬列主義的前提，但是不止于此，還要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創造出中國的主義。毛澤東認為：“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出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1905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1908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應對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列寧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寫出《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樣的著作，來對付反對派，保衛列寧主義。”[2]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就多次表達過，中國的革命實踐這么豐富，一定會出理論家，中國不但要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還要有自己的主義。在這方面，他是身體力行的。他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斗爭實踐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基礎，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及其基本原理，從中國特殊國情和中國革命實際出發，總結中國革命獨創性經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國革命的理論體系，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完成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的飛躍。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集中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把它稱作毛澤東思想，既不是否定領導集體的作用，也不是忽略人民創造歷史的作用，而是因為毛澤東本人在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是人民歷史觀，但也不否認領袖的歷史作用。正如鄧小平在評價毛澤東時所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不知道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鄧小平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對中國國情進行深入調查研究，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特殊國情緊密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途徑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義，而是方法。恩格斯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這表明“方法”問題對于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要性。調查研究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思考、確定重大戰略舉措，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調查研究不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且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義到中國來，基本原理不變，但個別結論可以改變。改變的根據就是中國的特殊國情。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一方面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只懂前者而不懂后者就會成為下車伊始嘰哩呱啦的欽差大臣，只懂后者而不懂前者就會成為沒有方向到處亂撞的無頭蒼蠅。只有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夠既解決實際問題，又明確旗幟方向。這個問題在建黨時期就為一些黨的領導者和理論工作者認識到了，大家都在思考和探尋“一個適合國情，而又合于共產主義的方針”，[3]就像過河需要搭橋一樣，兩者的結合也要找到一個合適的途徑，這個重要途徑就是調查研究。

毛澤東關于中國國情的許多正確認識，無一不是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的。毛澤東多次論述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說：“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4]只有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掌握各種必要材料，弄清問題的來龍去脈，方能取得正確的認識，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措施和辦法。在《關于農村調查》一文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方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查。”“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我們的調查工作要面向下層，而不是幻想。同時，我們又相信事物是運動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事物，獲得新的知識。”[5]

對中國的國情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這是對中國革命負責任的表現，是與主觀主義者粗枝大葉，滿足于一知半解的做法截然不同的。毛澤東召號全黨“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6]國情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對國情的調查也就不可能有終結。毛澤東指出：“任何過程，不論是屬于自然界的和屬于社會的，由于內部的矛盾和斗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著推移和發展。”[7]正是因為有了調查研究，才有了對中國特殊國情的基本把握，進而根據這些特殊的實際情況對中國革命道路作出了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獨特設計。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就是在堅持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對斗爭方式、斗爭道路的中國式解讀和設計。

在實踐過程中及時總結經驗、修正錯誤，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基礎

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特性之一是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一切理論觀點都以事實為最后依據。所以，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黨的經驗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書本上抄來的，而是由實踐得來的認識。新鮮經驗是在艱辛探索中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飽含著成敗和得失，凝結著鮮血和汗水，充滿著智慧和勇毅。在此過程中不能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而是要勇于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不斷地總結經驗提高本領。

毛澤東高度重視及時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時期犯了一些錯誤，如何看待這些錯誤呢？毛澤東認為：“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面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8]這就是對待錯誤的正確態度，即把錯誤看成是“好教員”用來教育黨員和人民大眾。“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教員，蔣介石是我們的教員，犯錯誤的同志也是我們的教員。沒有他們，我們就學不會辦事。”[9]實際上，中國革命經歷了失敗、勝利、再失敗、再勝利的艱難曲折，正是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重大歷史性轉折，正反兩方面沉痛的歷史經驗，深刻地喚醒和教育了廣大黨員和領導干部。

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是最寶貴的，特別是那些錯誤，充分地暴露了個別“超級理論家”和“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本本”的嚴重危害。三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共同特點是對待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照抄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照抄是很危險的，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國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個國家如果不同本國的情況相結合而一模一樣地照抄就會導致失敗。照抄別國的經驗是要吃虧的，照抄一定會上當的。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10]照抄照搬的最大問題是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和精髓之所在，沒有看到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不在于它得出了什么結論，而在它分析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只有掌握了這些才找到了打開中國革命問題的鑰匙。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誠不是表現在對個別詞句的堅守，而是對基本原理的堅持和靈活運用。

對待黨內同志所犯錯誤必須全面地、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找到錯誤產生的主客觀原因，根據實際情況開展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極力去防止和克服錯誤以不同形式再次發生。要把對待黨內犯錯誤同志和對待敵人的方式區別開來，不能在黨內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搞打擊、懲辦、戴帽子那一套，更不能大開殺戒，從肉體上徹底消滅。“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著重于政治上、思想上對錯誤進行批判和改正。不要把錯誤原因全部歸結于某個人，單純追求個人責任，以對個人的批判掩蓋錯誤的實質。在反右時，要注意防“左”；反“左”時又要注意防右。把糾正錯誤的過程與真正從政治上、思想上吸取教訓緊密結合，只有這樣，才能使黨不斷走向成熟。正如列寧所說的：“無論過去和現在，我們的力量就在于我們對慘重的失敗也能給以十分冷靜的估計，從失敗的經驗中學習應該改變我們的活動方式。因而就應當直言不諱。這一點，不僅從理論的真理來看，而且從實踐方面來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經驗教訓沒有使我們看到舊方法的不正確，那末我們今天就決不能學會用新方法來解決自己的任務。”[11]

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

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也不能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理論聯系實際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馬克思主義的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結合實際來運用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所一貫強調的。1872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12]恩格斯在寫于1894年1月26日的《未來的意大利革命和社會黨》一文中，提醒意大利勞動社會黨領導人，盡管《共產黨宣言》中制定的一般策略原則是正確的，“但是說到怎樣把它運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狀況，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須因地制宜地作出決定，而且必須由處于事變中的人來作出決定”。[13]中國共產黨人也十分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的互相聯系，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內曾經一度嚴重缺乏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作風。基于對此種情況的強烈反感，1930年初，毛澤東率先吹響了“反對本本主義”的號角，同“左”傾教條主義展開了斗爭。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唯書”“唯上”的思想，首次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教條主義的界限，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14]他還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富有哲理的兩句話：“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15]、“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6]這一精辟論斷是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覺醒。但這種個人的抗爭是無濟于事的，在四年“左”傾路線期間，毛澤東“成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經常打擊的對象，被他們罵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絲毫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的‘庸俗的保守主義者’，并在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和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被排擠出中央蘇區和紅軍的領導崗位”，[17]成了黨內的“少數”。

延安整風運動集中開展了對主觀主義的批判，在黨內樹立了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并使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學風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少數人的行為發展成為多數人的自覺行動。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那種對國內國際各方面情況不作系統周密調查研究，“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夸夸其談的主觀主義作風，明確提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歷史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18]這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就是箭和靶的關系。有些同志卻在那里‘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愿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19]毛澤東把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作為提高馬列主義水平、關系革命成敗的關鍵而加以強調，從而引起全黨高度重視。那種輕視實踐的教條主義則遭到眾多人的反對，被人們所唾棄。從此，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風尚。

反對教條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歷史特點

教條主義者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看似更“有理論”性，實則只是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沒有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只是了解了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卻沒有掌握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由于沒有把握住精髓，沒能抓住根本，自然既不能深刻理解更不能結合中國實際來運用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者看不到在中國這個特殊國度里，革命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動力不僅有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而且還有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不是城市武裝起義，而是農村包圍城市；主要斗爭形式不是議會斗爭而是武裝斗爭。所有這些特殊而復雜問題的解決，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是“一個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所沒有遇到過的任務”，是“無論在哪一部共產主義書本里都找不到的”“困難而特殊的任務”。[20]也就是說，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國度里進行革命，僅靠馬列主義一般原理是不行的，機械地照搬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也是行不通的，不把一般規律和具體情況結合起來是辦不成事的。

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是“由于我們黨在創立以前沒有足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上的準備，在創立以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轟轟烈烈的實際革命斗爭中，沒有很多時間來進行理論宣傳工作，因而使我們黨在很長時期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建設不夠”。[21]在建黨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基層的黨員并不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諦是什么，這就使得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本本”滾瓜爛熟，而迷惑了很多人。但恰恰是王明這些奉共產國際、聯共（布）指示為圭臬的所謂“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不是著力于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而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詞句，把“本本”視為圣經來指導革命。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建設上，主要的不是要不要用馬列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總結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原則和新的結論的問題；面臨的主要任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思潮和修正主義，而是反對那種脫離中國實際專門迷信“本本”的教條主義。

這種情況下，敢不敢同黨內的教條主義作斗爭，能不能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科學地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提出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理論原則，就成為關系中國革命能否克服逆境，打開新局面的關鍵。毛澤東指出：“我們說馬克思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22]在反教條主義過程中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實事求是就是要有的放矢，用馬列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這是與把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分離的教條主義針鋒相對的；群眾路線要求尊重群眾的革命實踐和集體智慧，這是與教條主義的個人崇拜和迷信“本本”的思想禁錮針鋒相對的；獨立自主就是要求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主要依靠本國的力量，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是與教條主義整天高喊著國際主義至上、武裝保衛蘇聯，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遙遠的國際針鋒相對的。歷史的實踐反復證明，凡是教條主義盛行的時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就受到阻礙；凡是中國共產黨貫徹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路線時，就會極大地推動和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

走自己的路，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高境界

走什么道路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問題，也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問題。這個問題貫穿于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整個歷史過程。“城市中心”論曾長期地影響了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就曾形象地表述了他的“城市中心”思想，他認為：“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頭腦與心腹，單只斬斷了他的四肢，而沒有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致他的最后的死命”，而“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的殘酷的斗爭，主要是靠工人階級最后的激烈斗爭——武裝暴動。所以忽視組織工人的斗爭，忽視準備工人階級的武裝暴動，不只是策略上的嚴重錯誤，而且會成為不可饒恕的罪過。”[23]在那些犯了“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人看來，既然要走俄國革命的路，自然就要先占城市后取農村，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正路。他們認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一度將毛澤東在實際革命斗爭過程中探索形成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視為錯誤的道路加以批評。

早在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面臨著中國社會向何處去的抉擇問題。當時有兩條路擺在共產黨面前，一條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道路，一條是俄式革命的道路。1921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發言，明確表示自己贊成仿效俄國革命，“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道路”。[24]后來毛澤東在論及這段歷史時說，鴉片戰爭后的先進中國人總是想學西方國家走現代化道路，但總是行不通，十月革命后，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可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25]建黨初期開始的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一直持續地進行著，直到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找到了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之后才得到了完滿的解決。毛澤東找到了一條既不走資產階級共和國道路又非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道路，而是經過民主主義革命，在農村建立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建立各革命階級聯合的人民民主共和國，然后再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嶄新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毛澤東從深入社會腳踏實地進行調查研究考察中國國情做起，不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詞句，堅持實事求是，使之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并且在實踐中逐步地在各個領域里自如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走出了一條新路。毛澤東創立了把以貧苦農民為主要構成的中國工農紅軍建設成新型的人民軍隊，把以貧苦農民為主要成分的且基層組織長期生活在農村環境里的黨建設成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馬克思主義建軍原則和建黨原則；高度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策略思想，創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及其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又團結又斗爭的策略；靈活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創立了一系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把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總結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深刻地論述了三者的關系。特別是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新創造的集大成——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問世，使近代無數志士仁人苦苦求索而始終不得其解的問題迎刃而解，也使他們救國救民的夙愿成為現實。

鄧小平在對毛澤東探索“走自己的道路”理論完整準確認識基礎上，繼承并發展了這一思想。他指出：“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26]“過去的成功”就是指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探索出來的新民主主義道路。這道路既包括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取得全國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也包括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道路。對于“過去的錯誤”，鄧小平也是從總結歷史經驗的高度來認識的。他說，錯誤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這些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27]正是因為有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科學總結，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與實踐。改革開放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條道路的正確性，也正是有了這條正確的道路，才使我們黨既沒有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沒有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注釋

[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頁。

[2]《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頁。

[3]《惲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8頁。

[4][5]《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頁。

[6][18][19]《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頁。

[7][14][15][16][22]《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4、111～112、109、115、111頁。

[8][9][10]《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6、65、64頁。

[11]《列寧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08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6頁。

[17]《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4頁。

[20]《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頁。

[21]《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頁。

[23]李立三：《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紅旗》，第88期，1930年3月29日。

[24]《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頁。

[25]《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

[26][27]《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2～3，271、272頁。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Historical Leap-Forward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ang Zhanren

Abstract: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PC has established Marxism-Leninism as its guiding thought, persistently combined Marxism-Leninism with China's reality, achieved a historical leap-forward, produced new theoretical results, and constantly opened up new realms of Marxis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historical leap-forward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nables us to recognize once again that any scientific theory and system must be localized before they can truly have an effect in a foreign land.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s that there should be a strong party leadership and an outstanding leader in charge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Marxism independently; the important way is to conduct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losely appl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o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basis of practice is reviewing experience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the guiding principle is carrying forward the Marxist style of study of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 main historical feature is opposing dogmatism; and the highest ideal is taking our own path.

Key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irst historical leap-forward, CPC,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作者簡介】王占仁，東北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東北師范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著作有《毛澤東思想縱橫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縱橫觀》《中共黨史若干問題縱橫觀》《共產國際、聯共（布）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