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外政治舞臺上，生命周期超過一百年的政黨并不是很多。從1921年至2021年，中國共產黨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光輝歷程，今天依舊充滿強勁的生機與活力。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具有強大生命力，最關鍵的原因就是黨為人民而生，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因而始終得到人民的擁護與信賴。中國共產黨要做到長期執政，就必須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同人民群眾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服務人民 群眾路線 嚴格紀律 【中圖分類號】D239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一百年的奮斗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史。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能建立并鞏固，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成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有強大生命力，關鍵就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與人民結合起來。沒有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支持，僅靠少數共產黨員的奮斗，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要取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同人民風雨同舟、血脈相通、生死與共，是中國共產黨戰勝一切困難和艱險的根本保證。
我們黨從最初起，就是為了服務于人民而建立的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而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為了人民的解放與幸福所創立的理論。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接受和信仰馬克思主義，意識到唯有運用馬克思主義，才能徹底改造中國社會，并開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建，在1921年7月正式建立了中國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很顯然，中國共產黨從創建時起就是致力于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這種為國家與人民服務的特質，從其早期成員出身就不難得到驗證。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其成員必須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信仰馬克思主義離不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這就決定了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人們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貧寒子弟鮮有上學讀書成為知識分子的機會，因而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成員包括領導人，大多出身比較富裕的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的還從事比較好的社會職業。李大釗和陳獨秀可以說是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他們都有留學經歷，而且都曾擔任北京大學的教授。在那個年代，大學教授有著相對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但他們選擇革命這個極其危險的事業，這即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的最好詮釋。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斗爭中，有不少為革命而犧牲的烈士出身于官宦富裕之家。例如，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彭湃，就出生于廣東海豐縣一個大地主家庭，家里有“鴉飛不過的田產”。他在《海豐農民運動》一書中曾記述自己家庭“我的家庭在海豐縣可以算做個大地主，每年收入約千余石租，被統轄的農民老幼共計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曾寫下著名《就義詩》的夏明翰，出身湖南衡陽著名的大戶人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晚清進士，祖父官至二品。1930年8月在作戰中犧牲、曾任紅二十軍軍長和紅二十一軍軍長的胡少海，其父胡泮藻是湖南宜章縣的首富，勢力龐大。但他們都為自己所選擇的信仰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在他們看來，人生的價值不在于生命的長短，只要是為了國家和人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其主要成員包括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他們中出身貧寒者為朱德、陳云。然而，朱德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曾任過滇軍旅長、云南陸軍憲兵司令、云南省警務處長兼昆明警察廳長等職。同在舊軍隊擔任過高級軍官的葉劍英后來說：“那時，師長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萬元收入。二三萬元不少了，10個月就是二三十萬，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師長就是個百萬富翁。”舊軍隊中旅長的收入自然沒有師長高，但也相當可觀。陳云是老一輩革命家中為數不多的工人出身的黨員，出身甚苦，他2歲喪父，4歲喪母，由外祖母撫養，6歲時外祖母病故，隨同舅父生活，14歲就進了商務印書館當了學徒，1925年入黨時為商務印書館的店員，月收入9元左右。月收入9元雖然不多，但據著名社會學家陶孟和20世紀20年代的調查，北平工人家庭中，每家人口3至8人不等，絕大多數家庭為4至6人，所調查的48戶工人中，家庭年收入在70元以下者3戶，70元至100元者38戶，100元至150元者14戶，150元至190元者3戶。盡管作為店員的陳云收入不高，但畢竟也有固定的收入，因而除了個人生活所需外，他還經常接濟養育過自己的舅父母和生活困難的工友，有時還拉著朋友去聽評彈。至少可以這樣說，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終身信仰，絕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民族大義。
早期共產黨人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就在于他們堅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使積貧積弱的中國走向富強，才能使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實現翻身解放和得到幸福。這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要組建中國共產黨的目的所在。1921年3月，李大釗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中寫道：“既入民國以來的政黨，都是趁火打劫，植黨營私，呼朋嘯侶，招搖撞騙，捧大老之粗腿，謀自己的飯碗，既無政黨之精神，亦無團體的組織，指望由他們做出些改革事業為人民謀福利，只和盼望日頭由西邊出來一樣。”因此，有必要組織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
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議會行動的決案》強調：“中國共產黨為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及貧苦農人群眾的利益而奮斗的先鋒軍。”代表人民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人的職責。黨成立之后，立即投身于火熱的革命斗爭之中，不論是組織工人運動，還是大革命中開展“打倒軍閥，除列強”的斗爭；不論是土地革命中的“打土豪，分田地”，還是全民族抗戰中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黨的一切工作，黨的所有的努力與奮斗，都是為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正如劉少奇所指出的：“我們黨從最初起，就是為了服務于人民而建立的，我們一切黨員的一切犧牲、努力和斗爭，都是為了人民群眾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為了別的。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最大的光榮和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
1944年7月14日，毛澤東同中外記者西北考察團談話，英國記者斯坦因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問題，說他在重慶的時候，一些中國朋友知道他要來延安，希望他到延安觀察一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至上”還是“共產黨至上”，要求毛澤東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毛澤東回答，“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你還不如這樣提問題，是先有孩子還是先有父母？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這就像在國民黨區域人們向你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一樣，問我們是在為我們的黨工作，還是為人民工作？去問我們的人民吧，去哪兒問都行。他們很清楚，中國共產黨是為他們服務的，他們有在最艱難的時期同我們共患難的經驗”，對黨和人民的關系作了十分精辟的說明。
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是中國人民的一分子，但由于黨的“先鋒隊”性質，又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員與普通民眾有不同之處，這就是其成員應是中國人民中的先進分子。1943年7月2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紀念抗戰六周年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著何事，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擁護與支持，就在于她植根于人民，并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都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政治理念。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一再強調：“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并指出：“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黨的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
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風雨，經歷了無數的驚濤駭浪，由一個只有幾十個人的小黨，發展到今天擁有九千五百多萬黨員的大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消滅一切剝削制度，開展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極大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增強社會發展活力，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獲得偉大的成就，又在于堅持地實行了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原則，使我們黨成為建立在人民群眾中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而且有嚴格紀律的黨”。離開人民，黨的一切斗爭和理想不但都會落空，而且都會變得毫無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堅信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
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
衡量一名共產黨員、一名領導干部是否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就要看他能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能否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意識，踐行黨的群眾路線，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系，自覺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檢驗一名共產黨員是否講黨性的重要標準。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也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其實，在中外歷史上，沒有哪個政黨不強調“愛民”的重要。1943年8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曾講：“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由此可見，剝削階級的所謂“愛民”，目的是從人民手中獲取利益；中國共產黨的愛民，則是實實在在地為人民謀利益。
為人民群眾謀利益是具體而不是抽象的。黨內著名的農民問題專家鄧子恢曾說過：“要想與群眾建立血肉不可分的關系，必須給群眾以看得見的好處，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誰能領導群眾造福，誰便能領導群眾走向勝利。”鄧小平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也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
這也是為黨的歷史所充分證明的事實。1930年10月，毛澤東做了著名的興國調查，詳細了解了八戶農民家庭的土地、財產、收入、支出、人口、勞動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對革命的態度等。這八戶農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土地，欠的債也不用還了，而且物價都便宜了，因此他們總是“叨紅軍的恩典”。中農和貧農占了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黨在農村進行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在土地革命中，中農參加革命很勇敢，他們“和貧農一樣‘出發’（謂編在自衛軍中，有時要出發作戰），一樣放哨，一樣開會”。之所以如此，因為中農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主要表現為：平分土地后他們的土地不但不受損失，而且多數還分進了部分土地；過去娶親要花很多錢，幾乎等于中農的全部財產，土地革命后，婚姻自由，娶親不要錢；過去辦喪事要花很多錢，有些中農由此負債破產，土地革命后破除了迷信，這個錢也不用花了。更重要的是，過去中農在地主富農的統治之下，沒有“說話權”，事事聽人處置，土地革命后，他們與貧雇農一起有了“說話權”。毫無疑問，貧農在土地革命中表現更勇敢，因為他們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最大”的階層，他們分了田（這是根本利益）、分了山；革命初起時，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農的谷子；過去討老婆非錢不行，因此許多貧農討老婆不到，現在婚姻自由，完全沒有這個困難了；最根本的是取得了政權，他們成為農村政權的主干和指導階級。
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將人民利益的標準具體化、形象化，提出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江澤民強調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以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為最高價值標準。胡錦濤一再重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工作必須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再強調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強調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只有自覺維護群眾利益，給人民群眾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和切實感受到的政治權益，人民群眾才真正認可共產黨是為其謀利益的，才會認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真心實意地跟黨走。
政策與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
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覺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是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什么是黨的群眾路線？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作了精練的概括，指出：“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98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在此基礎上，加了一句“把黨的正確主張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形成了對群眾路線的完整表述。
一切為了群眾，是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所決定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的黨，必須自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依靠群眾，就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身的根基，作為安身立命之本。同時，要引導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發展自己。共產黨人“應該到處是、也只能是人民群眾的引導者和向導，而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眾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
毛澤東1944年7月接見英國記者斯坦因時說：“我們的黨員在中國人口中當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當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并為他們的利益而工作時，黨和人民之間的關系才是健康的。”從黨的歷史看，人民群眾是否有參加革命、建設、改革的“自覺與自動”，與黨能否制定一套切實代表和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以此去調動群眾參加革命、建設與改革的積極性息息相關。
1960年9月30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總理阿巴斯談話時，曾這樣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我們打了二十二年，曾經吃過大敗仗，三十萬軍隊剩下了二萬多，后來轉變了，這主要是個政策問題，與其說我們打的是軍事戰，還不如說打的是政治戰。因而，注意政策問題很必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固然與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有關，更重要的還是當時中共臨時中央執行“左”傾教條主義路線，推行了一系列實際損害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方針政策。進入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實現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歷史性轉變，就在于能夠從實際出發決定工作方針，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方針政策。
正因為如此，黨的領導人一再強調政策與策略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指出：“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并且表現于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鄧小平也指出：“我們常常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如果沒有政策和策略，黨的路線就是空的。正確的路線一定要用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來保證。全黨同志都要學好黨的政策和策略，這樣，我們才會無比的強大，誰也不能戰勝我們。”
中國共產黨要做到長期執政，就必須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同人民群眾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黨的事業發展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而人民群眾對黨的事業的支持度，又與黨能否制定并執行正確的方針政策直接關聯。因此，對于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來說，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就是制定并貫徹好切實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方針政策。為此，制定正確的政策，必須遵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根本工作方法，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謀利益，就必須知民情曉民意。堅持黨的群眾路線，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不斷加強調查研究，從調查中了解群眾的愿望與要求，集中群眾的智慧，進而制定符合實際、切實代表群眾利益的方針政策。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群眾的認同、擁護與支持。
（作者為黨史學習教育中央宣講團成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李大釗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④陶孟和：《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⑤《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⑦《鄧子恢淮北文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責編/孫垚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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