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的情況看，這次疫情沖擊下的經濟衰退是二戰后最深的一次——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八大問題

從全球的情況看，這次疫情沖擊下的經濟衰退是二戰后最深的一次，2020年增速為負3.3%。比較而言，發達國家受沖擊更大一點，增速是負4.7%；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是負2.2%。疫情導致經濟進入衰退后，世界各國幾乎都迅速推出了救市政策。各國政府為救市大概共推出了為數18萬億美元的擴張計劃。除了擴大政府支出以外，財政政策還包括減稅降費等其他方面的財政救市措施。貨幣政策也是如此。疫情暴發后，去年全球大大小小的央行降息總共200余次，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歐洲、日本這些主要經濟體。其三大央行在堅定維持超低利率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還強化了已有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并且形成了新的貨幣政策框架，其中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去年8月份，美聯儲宣布把政策目標調整為“尋求2%的平均通脹長期目標”，所加的“長期”這個定語，一詞之差卻和以前有了顯著的區別。現在全球經濟面臨的問題，大致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

非常規貨幣政策

最近一段時期，貨幣政策工具箱中被使用的工具均為“非常規”政策工具，具體講包括五類：一是量化寬松；二是控制收益率曲線；三是負利率或零利率；四是大銀行定向放款（這主要是指歐央行對大的商業銀行提供1.5萬億歐元利息為負1%的定向放款）；五是“直升機撒錢”，亦即政府向居民或企業直接派發現金。這些非常規貨幣政策是否需要回歸常態、何時回歸常態以及回歸常態的速度等問題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宏觀政策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今天主要經濟體央行所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基本上都是教科書沒有提到的。國外有學者提出，教科書或宏觀經濟學恐怕要重新寫了。

主要發達經濟體新貨幣政策框架實施效果

今年3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美聯儲、歐央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采取的貨幣政策作了一個評估，評估的焦點在于，央行如何應對持久性的低均衡利率帶來的挑戰。所提的基本問題：一是目前靈活的通脹目標設定戰略，在實現它的整個宏觀目標時發揮了作用嗎？二是現行的政策工具組合是否足夠應對高通脹和實現潛在的產出目標？IMF所做的這個評估結果還是比較積極的，認為發達經濟體央行新的政策框架整體上使得復蘇加快。當然，由于目前的政策框架是全新的，故需要不斷地調適以提高它的有效性。從3月份到現在的數據表明，盡管步調不一致，但發達經濟體復蘇趨勢還在繼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住了通脹預期。

關于美聯儲政策以及新的政策框架，這里主要談兩點批評。美聯儲原來的政策依據是比較清晰的、可預期的泰勒規則，今天它被主觀的、可調整的新規則取代。現在美聯儲對靈活的通脹目標的時間期限只說了“長期”，但既沒有說具體多長時間，也沒有說高到什么時候就一定會調整，因而增加了不透明性，不確定性。這是第一個批評。第二個批評是，美聯儲在大規模購債的同時努力維持低利率以使債務成本降低。這兩個目標要同時實現的話，美聯儲就會長期地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綁定在一起了。從長期看，貨幣當局的政策功能會受到基礎性損害。

通貨膨脹預期上升

關于通貨膨脹的未來走勢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巨大數量的流動性涌入經濟，再伴以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常識它們都會導致價格上漲。但持相反觀點者指出，流動性是多了，但流通速度放慢了。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發達經濟體央行限購實施了數量寬松政策，當時相當多的人認為隨之而來的一定是通貨膨脹。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10年的通貨緊縮。

總體來說，短期通貨膨脹的壓力是有的，而且壓力還有進一步加大的可能，但中長期看發達經濟體的價格仍處在中低水平穩定通道。根據彭博社數據，截至到上個月世界名義利率為負的債券有12萬億美元，占全球可投資債券的20%。雖說比去年底的規模減少了6萬億美元，表明市場預期出現一定的變化，但仍然占全球可投資債券的20%。人們愿意持有負利率負債券而且規模達12萬億美元，多少意味著持有者對未來抱有通貨緊縮的預期。發達經濟體內需求疲軟也是物價難以大幅快速上漲的抑制因素之一。關鍵的一點是，美聯儲工具箱里抑制通脹的工具要遠勝于對付通縮的工具。它可以縮減或停止購債，也可以“縮表”，即減持資產，還可以直接升息。

美元走勢

短期看，影響美元走勢的直接因素是美國貨幣政策回歸調整的幅度與速度。其他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調整和復蘇態勢也會影響到其貨幣與美元的比價。最近IMF公布的對149個國家和地區的統計數或許能夠說明點問題：2020年底全球外匯儲備總額12.7萬億美元，其中以美元計的世界外匯儲備資產比例連續5年下降，跌至59%，創下25年來最低。中國2020年底持有美國國債1.07萬億美元，比7年前最高水平幾乎減少了20%；俄羅斯2020年9月美元資產儲備占20%，而2017年占50%。中長期來看，哈佛大學教授羅格夫最近寫的幾篇文章都直接間接地談到美元的國際地位，其中特別說到今天的美元與其他關鍵貨幣之間的關系有點像上世紀60年代美元和黃金的關系，即我們都知道的“特里芬難題”。最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崩潰了。今天的情況，一是美國產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在持續下降，二是美國政府債務占全球GDP在持續上升。在羅格夫看來，這兩個事情最終歸結為一點就是美元幣值的相對穩定不可持續。我把它稱之為“羅格夫難題”。

全球供應鏈

全球供應鏈最近討論得比較多，其中涉及“脫鉤”，而脫鉤又和地緣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去年8月份發布的報告中有一組數據值得關注，比如說在180種全球主要貿易品中，70%的生產集中在一個國家——中國。如此之高的集中度在有些人眼里就意味著高依賴度，涉及“國家安全”，事關大國博弈，故一些國家陸續出臺了或計劃出臺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給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勵制造業回流或使供應鏈多元化或更具有韌性。這次疫情沖擊更是讓企業意識到，徹底重新評估供應鏈、縮短供應鏈、投資更有韌性的供應鏈可能是有利可圖的。基于此，這份報告估計，全球企業可能在未來5年內將其全球產品的1/4轉移到新的國家，其中超過一半的制藥和服裝生產會轉移到新的國家，受影響的商品總價在2.9—4.6萬億美元之間，約為2018年全球商品出口的16%—26%。如果說供應鏈調整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那么至少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實際情況說明某些巨型發達經濟體的目標并未實現。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將來一直會如此。

資產價格

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導致的一個可能結果是，為了尋求盡可能高的回報率，許多投資者不得不鋌而走險購買大量風險資產。國際清算銀行去年底的基本判斷是，

盡管實體經濟復蘇和寬松貨幣政策將對資產價格形成一定支持，但風險資產價格同經濟前景和信貸質量惡化相脫節的現象依然存在。復蘇乏力與資產價格快速上漲并行，意味著全球資本市場在未來一年多出現巨幅波動不是小概率事件。主要經濟體資本市場大幅波動勢必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產生負面溢出效應，并由此激起負向反饋。房地產市場過度繁榮不僅給金融穩定帶來長期風險，也對勞動生產率增長帶來有害影響。國際清算銀行經濟學家塞巴斯蒂安·多爾論證，房地產價格上漲放松了房地產所有者面臨的資金約束從而鼓勵他們擴大生產，其后果是資本和勞動流向了低效率的企業，進而遲滯工業生產率乃至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

多邊和區域經貿合作障礙不可低估。現在世貿組織改革面臨的問題還是比較多，改革與完善仍處于僵持中，下半年美歐日進一步協調立場后，有可能聯合其伙伴國大力推動，不排除美國新政府組建聯盟進一步孤立中國的可能，措施包括限制中國在世貿組織中的合法權益，甚至將我國排除在世貿組織改革進程之外。如果世貿組織改革失敗，則經合組織有可能取而代之處理貿易問題，甚至成為“志同道合”者建立平行體系的抓手。區域合作的好消息來自越來越多的國家議會通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國會。中日兩國立法機構的認可，可以說標志著RCEP真正走上軌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計，到2030年RCEP將使全球收入每年增加1860億美元，為成員國經濟增長貢獻0.2個百分點。

大宗商品市場

總的看法是，去年大宗商品價格指數降了30%多，不少機構都預測今年會大幅反彈，將上漲40%多。目前，現在的價格漲幅大致符合預期，當然不同品種的商品漲幅會有所不同，進口國和出口國的損益情況也大相徑庭。可能性比較大的走勢是，下半年大宗商品會隨著經濟復蘇的速率放緩而在波動中下行。

關于走勢，大概率是2021年世界經濟會在坎坷中實現明顯且不均衡的復蘇，而這又與能否全面控制住第二波疫情直接相關。下半年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或疫情演化為普通流感應該有七成以上把握。從歷史上看，重大傳染病持續期大多為2年左右。IMF預測2021年全球增長6.5%，2022年4.2%，真心希望IMF的預測準確無誤。我們的分析是把今年全球增速從年初估計的4.5%上調至6%左右。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