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一百年的歷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干成了一件又一件大事，經受了一個又一個考驗，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書寫了輝煌的篇章。

開天辟地大事變

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一百年跋涉奮進的歷史起點，也是中國社會發生滄桑巨變的歷史起點。歷史發展的大邏輯，決定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

（一）近代中國的兩大矛盾提出了變革要求

中華民族創造了曾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的先進文明。但到了近代，封建君主專制的清王朝日益衰朽，使中國逐漸落后于時代潮流和先進文明。

從1840年開始，英國等西方列強用鴉片和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的兩大主要矛盾。在這兩大矛盾的運動過程中，中國的一批批仁人志士試圖以不同的方式解救和發展中國，但都一次次失敗。中國社會在震蕩中蘇醒、思考，在震蕩中探索、變遷。革命與改良，變革與保守，進步與倒退……種種思路、種種道路、種種思潮、種種力量，就像黃河初春開河時斷裂的冰凌，激烈地涌動，積蓄著能量。中國社會醞釀著一場新的更大的變革。

（二）新文化運動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啟蒙

以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為標志，新文化運動興起。李大釗也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先進分子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思想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向封建禮教發起全面挑戰，在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對社會的發展進步產生了廣泛和深刻的影響。

（三）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嶄新的歷史方向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使中國人看到了一個現實的工人階級的政權，社會主義已經不僅是學說，而是實際的存在。

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更為廣泛和深入的傳播。中國知識界興起了一股研究俄國經驗和社會主義的熱潮，新文化運動也迅速發展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李大釗先后發表多篇文章，全面介紹馬克思的學說，認為中國應當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對各種思潮進行比較分析和將蘇維埃俄國作為現實印證的基礎上，一批知識分子和熱血青年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

（四）五四運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出兵中國山東，強占膠濟鐵路和青島。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日本蠻橫地要求無條件接管德國在膠州灣租借地、膠濟鐵路以及在山東的一切其他權利。隨后，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運動，是近代中國人民偉大覺醒的標志。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準備，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五）早期黨組織為建立中國共產黨奠定了組織基礎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一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將建立新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開始探討建黨問題。1920年8月和10月，上海、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先后成立。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歐洲、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也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各共產黨早期組織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充分的準備。

（六）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幫助

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派遣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會見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商議成立中國共產黨事宜。共產國際在上海成立了東亞書記處，專事開展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與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會合。他們建議及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李達、李漢俊同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七）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在上述這些多方面相繼匯聚形成的歷史大趨勢、大背景、大呼喚中，中國共產黨如破繭的蠶蛹、新生的鳳凰，呼之欲出了。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開幕。從7月23日到30日，黨的一大一共開了6次會議。7月30日晚上的第六次會議原定通過各項文件并進行選舉，但在上海繼續開會出現了安全問題。經研究，代表們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租用的游船上召開了最后一天的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

黨的一大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

擎天撼地大勝利

隨著黨的一大的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征程也由此拉開帷幕。從1921年到1949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經過了建黨、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全民族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等階段。在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擎天撼地的偉大勝利。

（一）工農運動嶄露頭角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積極發動工農運動。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共產黨合法的公開的勞動運動”。以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罷工為終點，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人和其他群眾，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

這一時期的斗爭表明，中國的國情決定了目前階段主要應集中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且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帶著這些經驗，進入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時期。

（二）國共合作掀起大革命浪潮

黨的二大進一步認識中國國情，確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并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確定了建立聯合陣線的方針。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

國共合作實現后，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了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1925年1月召開的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同年5月爆發的五卅運動，掀起了全國范圍的大革命高潮。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北伐作戰中舍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北伐戰爭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基本消滅了北洋軍閥，為以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

在暴風雨來臨之際，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7年4月至5月在武漢舉行。大會沒能挽救大革命的失敗，但在黨的建設上有很大建樹，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將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中央委員會，新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會議，以“分共”名義，正式同共產黨決裂。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敗。

（三）土地革命戰爭波瀾壯闊

大革命失敗后，黨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總方針。黨隨后發動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許多地區的武裝起義。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地區秋收起義，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不久到井岡山會師。

1928年黨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革命綱領。1928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全國范圍內形成了革命熱潮。黨領導創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根據地，開始局部執政的嘗試。土地革命作為民主革命最重要的任務，在各根據地轟轟烈烈展開。黨制定土地革命的路線，實行“耕者有其田”，給根據地面貌帶來了重大變化。

由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從1934年10月起，中央紅軍等四路紅軍被迫相繼實行戰略轉移。1935年1月前后，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系列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隨后又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四路紅軍先后完成長征，會師陜北，中國革命的戰略重心轉移到北方。留在南方的紅軍部隊，堅持了3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

到達陜北后，黨中央分析了日本入侵中國后社會階級狀況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推動了時局的轉換。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開展第二次合作。土地革命戰爭結束，中國共產黨進入抗日戰爭的歷史時期。

（四）抗日戰爭挽救民族危亡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人民自發建立起各種抗日武裝。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建立了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英勇頑強、艱苦卓絕的斗爭。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黨推動實現了與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軍部隊及游擊隊分別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波瀾壯闊的全民族抗戰中，中華兒女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同仇敵愾，共赴國難。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到處燃起抗日的烽火。

中國共產黨是引導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旗幟。在中國共產黨倡導下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動員廣大人民投入抗戰洪流，成為全民族抗戰最有效的組織形式，成為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決定因素。中國共產黨制定全面抗戰路線，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堅持持久戰和實行人民戰爭，緊密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堅持進步的中流砥柱。

黨在抗戰期間加強黨的建設，實施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尤其是開展延安整風，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至6月，黨的七大在延安舉行，提出了黨在新形勢下的政治路線，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概括形成了三大作風。

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成為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徹底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國奠定了重要基礎，也對世界各國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爭取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產生了巨大影響。

（五）人民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

抗日戰爭勝利后，黨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爭取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前往重慶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但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向解放區展開大規模進攻，發動了全面內戰。中共中央發出《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隨后，決定用“打倒蔣介石”作為最后解決國內問題的方針。

1947年，國民黨軍在全面進攻失敗后，改為向陜北、山東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1947年6月30日，劉伯承、鄧小平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12萬余人強渡黃河，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戰略進攻的序幕。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先后取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延續22年的國民黨統治宣告覆滅。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西柏坡舉行。全會著重強調黨的工作重心將從農村向城市轉移，要求堅持“兩個務必”。3月23日，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于25日進入北平。中國共產黨由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大“考場”，開始了全國執政的大“考試”。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會議圓滿完成了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榮使命。10月1日，30萬軍民齊集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20世紀震撼世界的巨大事件之一，它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結束，中華民族開啟了新的歷史紀元。黨的歷史也揭開了新的篇章。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作出了第一個偉大歷史貢獻，就是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于，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改天換地大建設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召開，是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奮斗中探索，在探索中奮斗。

（一）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

隨著新中國的誕生，中國共產黨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轉變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規定在政務院成立黨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成立聯合黨組。

為了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加強中共中央對地方的領導，到1949年年底，組建了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6個中共中央局，山東、新疆、內蒙古、華南4個中共中央分局，24個省委和17個區黨委，134個市委（內有6個中共中央直屬市委），218個地（盟）委，2142個縣（旗）委，15494個區委，約20萬個支部。各級黨委在本級行政區中是最高領導機關，統一領導地方的各項工作。

實行黨管干部的原則。除軍隊干部實行單獨管理外，其余所有干部都統一由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組織部門管理。政府人事部門是黨管理干部的一種組織形式，受同級黨委組織部門的指導。

（二）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從1949年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1949年，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主張，共同展開新中國的籌建工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正式確立。這項制度成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這標志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正式確立，成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1953年，黨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1953年至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并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也正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實施

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是中國共產黨人努力奮斗的目標。新中國成立后，開始制定和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

“一五”計劃描畫了新中國發展的第一張藍圖，集中反映了中國人民對新政權的期待和對國家發展的美好愿望。到1957年年底，“一五”計劃的各項指標大都超額完成，填補了重工業建設的很多空白，開始形成了工業布局的新框架。

（四）戰天斗地開展重大工程建設

20世紀50—60年代，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中，我國建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工程項目。1952年建成的成渝鐵路，是新中國第一條自主建設的鐵路。1957年建成的武漢長江大橋，是中國在長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鐵路、公路兩用橋。1959年，歷時1年建設的北京十大建筑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在能源方面，先后建成了大慶油田、山東勝利油田、天津大港油田；貴州六盤水，四川寶鼎山、芙蓉山，山東兗州等大型煤礦；甘肅劉家峽，湖北丹江口、葛洲壩，貴州烏江等大中型水電站。在冶金、機械方面，有四川攀枝花鋼鐵廠、甘肅酒泉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四川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陜西富平壓延廠、湖北第二汽車制造廠、四川汽車廠。在鐵路交通方面，成昆鐵路、湘黔鐵路、焦枝鐵路、貴昆鐵路、京原鐵路、漢丹鐵路、寧銅鐵路、通讓鐵路等先后建成。河南林縣人民在縣委領導下，用10年時間建成了長達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紅旗渠，創造了新中國農民改天換地的歷史傳奇。

（五）向科學技術進軍

20世紀50年代，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向科學技術進軍”的口號。1956年，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提出13個方面、57項國家重要的科學技術任務，并確定了12個帶有關鍵意義的重點項目或課題。到1962年，《規劃》提前完成。1963年又制定了我國第二個科學技術發展長期規劃《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盡管遇到很多困難，但在廣大科技人員的努力下，仍然取得了許多成果，我國無線電、半導體、電子計算機、原子能、宇航等新興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其中，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國防尖端科學技術成果最為顯著。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盡管中國共產黨也犯過“左”的錯誤，甚至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但這些都是我們黨在領導全國人民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確道路的過程中遇到的挫折、走過的彎路。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作出了第二個偉大歷史貢獻，即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消滅一切剝削制度，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于，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

翻天覆地大跨越

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黨和國家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中國社會發生歷史性變化，實現了翻天覆地的大跨越。

（一）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

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推動撥亂反正的進程，進而把改革開放的任務提上了日程。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沖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標志著黨和國家開始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成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開始的標志。

（二）改革開放的大潮興起

新時期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1978年，安徽省委面對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果斷放寬政策限制，農民自發采取“大包干”的生產形式。四川、甘肅、云南、廣東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到1982年6月，全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生產隊達到80%以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主要形式。

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鑒和有利條件。黨的十二大后，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展開。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決定》精神指導下，重點擴大了企業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同時，在計劃、財政、稅收、價格、金融、商業、勞動工資等方面，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政治體制也開始進行調整和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機構進行了調整。1980年8月，鄧小平就政治體制改革發表的重要講話，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三）打開長期封閉半封閉的大門

在改革的同時，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從一定意義上說，開放也是改革。對外開放的主要形式有吸引和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對外貿易、創辦經濟特區等多種。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國務院就開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并利用外資。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采取國際上通用的各種合理的形式吸收國外資金”的重要政策。從此，吸引外資的工作全面展開。

創建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的一項戰略措施。1979年，深圳蛇口工業區首先建立。1980年8月，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1983年，中央又決定對海南島實行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1984年5月，開放沿海14個大中港口城市。1985年2月，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區劃為沿海經濟開發區。1988年4月，中央正式決定在海南建省，并將海南島設立為經濟特區。

（四）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就是不斷引進、發揮、強化和擴大市場機制作用的過程。

早在1979年11月，鄧小平就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92年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從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場與計劃對立起來、看作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思想束縛。同年6月，江澤民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命題。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從“建立”到“完善”，集中濃縮了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

黨和國家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線，全面推進農村、國有企業、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外匯、投資、價格、流通等各方面體制的改革，大力培育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健全和完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加強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建設，實現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跨越。

（五）“三步走”戰略和小康社會建設

1987年4月，鄧小平明確提出“三步走”的戰略構想。黨的十三大正式確定了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發展戰略。“三步走”戰略第二步的目標就是進入小康。到20世紀末，“三步走”戰略的前兩步目標勝利實現，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本世紀頭20年的戰略任務，就是“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2012年，黨的十八大又進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直按照“三步走”戰略穩步扎實地向前推進，并根據實施的成效、條件和新的要求，適時豐富、發展、細化，向前延伸和推進，統籌指導各方面的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六）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1982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按照這樣的思路和方向，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力實行改革開放，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而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黨不斷充實、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容，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七）中國國力實現大跨越

改革開放實現了中國國力的大跨越。從我國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來看：1980年，為3015億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八。經過30年的發展，到2010年，為58786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種變化清楚地說明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生機和活力、成就和貢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作出了第三個偉大歷史貢獻，就是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極大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極大增強社會發展活力，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顯著提高。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于，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趕上了時代。

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用三個“偉大飛躍”概括了在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礎上改革開放的歷史意義和偉大成就：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中國人民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正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

驚天動地大復興

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并深刻闡述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明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開創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局面，使黨和國家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直是中國人民的美好夢想。

2012年11月29日，剛剛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率領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第一次提出“中國夢”的概念。中國夢概括起來，就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夢是國家之夢、民族之夢，也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夢，歸根到底是中國人民的夢。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

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黨和人民的共同任務，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必須有統一謀劃、整體部署，也就是要有戰略上的布局。

黨的十八大明確宣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布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規劃，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同時，又針對新形勢下的機遇、挑戰和歷史任務，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黨的十九大將“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確立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治國方略的重要內容，并且寫入黨章。

“四個全面”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開創新局面，提供了頂層設計和戰略指引，對于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強調加強黨的全面領導。201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個內容，是明確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號召全黨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2017年，黨的十九大要求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明確提出“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在修改后的黨章總綱中，寫進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在黨章的具體條文中，明確和充分體現了黨領導一切的思想。黨的十九大明確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強調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黨的十九大后，黨在一切工作中的全面領導進一步加強。

（四）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黨的十八大在原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從“建設”到“建成”，一字之改，目標更加明確，任務更加具體，時間更加緊迫。黨的十九大報告標題的第一句，就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使用“決勝”一詞，表明已經到了最后階段和最關鍵的時刻。

黨的十九大之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打響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戰。按照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各項要求，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堅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到2020年，如期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五）全面深化改革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強調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出1600多項改革方案，著力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黨的十九大把“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第三條，并對各方面改革作出了進一步部署，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2018年12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到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依法治國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外事體制改革、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生態環境督察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檢監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實推進，各項便民、惠民、利民舉措持續實施，使改革開放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征、最壯麗的氣象。

（六）全面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黨的十八大要求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2014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相互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日益完善，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

（七）全面從嚴治黨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推動管黨治黨更加“嚴緊硬”，使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發生了格局性和根本性的變化。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全黨按照規定的精神，嚴厲查處各類作風問題。黨的十八大之后，嚴格管理各級干部和所有黨員，壓緊壓實各種規矩和責任。嚴肅開展大規模巡視工作，嚴格搜尋發現一切可能存在的問題。嚴格用制度管人管事，把紀律挺在前面，強力推動黨的建設制度落實。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全面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政治建設放在各項建設的首位，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

全面從嚴治黨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老虎”“蒼蠅”一起打，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到黨的十九大，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并得到鞏固。黨的十九大之后，反腐敗斗爭繼續推進。

（八）打贏脫貧攻堅戰

貧困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消除貧困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改革開放之后，黨和國家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針對大量貧困人口，又特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實施了扶貧開發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扶貧開發提升到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高度，打響了一場新的脫貧攻堅戰，其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全黨全國，從上到下，建立健全了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動員和凝聚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推動構建了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

到2020年年底，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如期完成。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保證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勝利實現。

（九）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2019年底，湖北省武漢市等多個地區發生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部署，將疫情防控作為頭等大事來抓。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召開一系列會議，研究部署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重要工作。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全國各地各部門堅決貫徹中央決策部署，嚴格高效落實各項防控措施，形成了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疫情防控局面，打響了抗擊疫情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了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充分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優勢。

　（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首次向國際社會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發表演講，進一步豐富發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內涵豐富，超越種族、文化、國家與意識形態的界限，為思考人類未來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為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給出了一個理性可行的行動方案。作為一份思考人類未來的中國方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認可與贊揚。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進展和成果。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新布局，成功為中國發展營造了比較良好的外部條件，也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中國貢獻。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披荊斬棘、攻堅克難，科學把握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深刻復雜變化，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有效化解了經濟、科技、社會、網絡、外交等領域的風險挑戰，創造了非同尋常的成就。

新時代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些變化，深刻影響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迎來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作者系黨史學習教育中央宣講團成員、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