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網絡時代或由互聯網等技術的運用所催生的信息時代，存在著各類習慣性懷疑。習慣性懷疑更容易借助網絡傳播機制被放大、被利用，并進而引發整個社會的信任危機，動搖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的共識、價值觀等。需要主動對網絡空間的習慣性懷疑予以消解，這既是社會發展所賴以依存的基本共識的建構和維系過程，也是主動回應新問題、新挑戰和尋找更加理想的新方案。

【關鍵詞】習慣性懷疑  網絡傳播  共識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在互聯網時代，習慣性懷疑更容易借助網絡傳播機制和網絡傳播所具有的特質，被放大、被利用并進而導致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引發整個社會的信任危機，破壞人與人之間和人與制度之間形成的有形或潛在的默契，動搖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的共識、價值觀等，嚴重的甚至破壞社會穩定，使現有的社會制度及解決糾紛的機制無法正常發揮作用，使社會陷于持續性動蕩。因此，在互聯網時代，破解習慣性懷疑所誘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更好地凝聚社會共識，是政府和社會各界需要共同面對的議題。

習慣性懷疑及其典型表現

習慣性懷疑是個組合詞，由“習慣性+懷疑”組合而成，既有這兩個術語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含義，也因為這兩個詞的組合，而產生了1+1大于2的效果。懷疑本身是個體認知過程的一種常態性伴隨狀態，個體基于知識體系、價值觀、立場等對認知對象持不信任態度、不確定狀態，是正常的心理活動。懷疑在個別情況下的外化，表現在自己行為當中，如果不對他人或社會產生實質性影響，通常會是一種無害狀態。但當懷疑變成習慣，變成下意識的反應，變成在頻度和程度方面發生了質的變化后的心理及外化性行為時，心理活動就可能外化為具有示范作用的行為，由個體行為變為具有傳導性的社會行為，成為挑戰社會共識、社會共同的價值觀的情緒性前導、病理性共振，引發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并進而增加社會交易過程中的信用成本、增加個體對于公共性制度的不信任，誘發反社會、反制度行為的發生。

從公共管理的角度來講，維護公共生活中所必需的基本的秩序，防止習慣性懷疑給公共生活、現有制度、秩序等帶來破壞性影響，就需要防止習慣性懷疑的外化和擴大化，防止習慣性懷疑所引發的公共情緒對現有秩序造成難以承受的沖擊。也就是充分利用現有的體制機制，既解決習慣性懷疑產生的社會問題，使習慣性懷疑變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又要利用各種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要利用好互聯網上各種各樣的思想陣地，在熟練掌握、運用信息傳播規律的情況下，對習慣性懷疑予以適當的干預。

要防止習慣性懷疑的消極影響，需要先全面認識把握習慣性懷疑的表現。習慣性懷疑的表現，重點在于其傳播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效果。因為只有引發嚴重后果的習慣性懷疑，才能向我們呈現完整的習慣性懷疑圖譜，才有助于我們有針對性地來解決習慣性懷疑所引發的后續的社會問題。我們采用大處著眼、類型化分析的方法，對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習慣性懷疑的類型及表現方式予以總結，大體上歸納為這幾大類型：

首先，從歷史和現實來看，最具破壞性的習慣性懷疑是對現有政治、法律等秩序或現有體制、機制等產生的懷疑，可稱之為政治類習慣性懷疑。這類習慣性懷疑最常見的方式，是通過謠言或其他不實信息等對特定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下的共同體成員進行滲透、誤導和煽動等，激發他們對現有政權或制度的不滿。當這種習慣性懷疑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再通過號召人們走向街頭、占領市政廳等游行示威行動，給當地的秩序產生沖擊，輕則使政權出現局部危險，社會治安出現混亂，重則甚至使本地區、本國長期陷入無政府狀態。

其次，也有大量的習慣性懷疑產生破壞性作用的對象是各種各樣的行業或職業群體。一般來講，行業和職業群體在發展或提供正常服務的過程中，會面臨專業化、職業化服務不被人們充分信任的情況，如果這種懷疑被有意識反復挑起并變成普遍性的懷疑，就容易變成對某個行業或某些群體的習慣性懷疑。通常來講，與人們生命、健康等息息相關的行業，比如對醫生和醫療系統、食品和食品衛生系統等更容易產生習慣性懷疑?，F實中也存在大量沖突，起因都是群眾中存在的普遍的習慣性懷疑。平時這些懷疑未被注意及時消解，遇到突發性事件的時候，這種習慣性懷疑便容易釀成破壞力極強的群體性事件。

最后，第三類容易形成破壞性社會后果的情形，是對某類人或特定群體形成的習慣性懷疑。這類習慣性懷疑的發力對象，是不同群體、不同種族之間的信任。通過不斷挑起不同人種、不同種族和不同國家間人與人之間仇恨，來引發矛盾、制造沖突。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針對不同族群的習慣性懷疑時有發生，在國外生活的亞裔受到攻擊的機率增大，受到不明攻擊的案例經常出現。

互聯網傳播機制下的習慣性懷疑

習慣性懷疑對社會的危害，與習慣性懷疑的傳播速度、傳播范圍以及對他人的影響等密切相關。一般來講，習慣性懷疑越有條件進行廣泛的傳播，就越容易引發廣泛的社會反應，越容易激發現有體制、機制及信任體系的回應，也越容易對現有的體制、機制及社會正常運行的信用體系、價值觀體系帶來難以承受的挑戰，越容易對其造成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損耗。互聯網相關技術的不斷發展及完善而帶來的傳播機理、傳播能力的不斷變化，已經并且還將繼續促使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發生持續而深遠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互聯網的傳播機制對習慣性懷疑這種病理性情緒的傳播、放大，也在許多國家地區的社會變革過程中，發揮了對現有制度、秩序及公共信用機制的破壞性作用。

在網絡時代或由互聯網等技術的運用所催生的信息時代，探討并正確認識網絡環境下習慣性懷疑的傳播特征，有利于尋找習慣性懷疑所引發的不良情緒產生的社會根源，有利于從互聯網內容治理的角度，防止由習慣性懷疑引發的基礎信用體系沖擊所帶來的相應社會問題，從而為習慣性懷疑的干預提供有價值的建議。在互聯網作為人們最主要的認知、娛樂和與外部世界進行交流的工具的情況下，在社會正常運行、國家正常發展越來越離不開互聯網，并且政府將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化作為實現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最重要路徑的情況下，需要深入探討習慣性懷疑的傳播特點及其與現有制度、秩序及維系社會正常運行的基本價值觀、必要的共識等之間的關系。

習慣性懷疑在互聯網時代，尤其是社交媒體時代，會作為具有負面、破壞性的力量存在，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互聯網超強的信息傳播能力及其不斷增加的各類應用，為習慣性懷疑的傳播、為習慣性懷疑者所要表達的病理性訴求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互聯網在信息傳播方面的能力，毫無疑問是其他大眾傳播媒體無法比擬的。當下，互聯網還以更強的長尾效應和潛力更大的數據服務能力，為習慣性懷疑在全社會甚至全球的漫延，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動力。也正是因為互聯網的這種發展趨勢，借助互聯網得到更有效傳播條件的習慣性懷疑，在缺乏有效管理、控制的情況下，會相比借助其他大眾傳播方式，對社會的信用體系和社會制度產生更大的破壞作用。

第二，與其他類型的大眾傳播媒介相比，互聯網這種傳播媒介更偏向于信息的傳播而不是信息的控制。一方面，互聯網時代的基于共識的信息傳播，尤其是涉及突發性事件的對社會發展更容易產生共振作用的解讀等內容，往往會產生由于逐步失去把關人和原有的控制機制而失效的問題；另一方面，在互聯網上基于習慣性懷疑而傳播的分裂社會共識、制造社會動亂、瓦解現有體制之基礎等方面的信息，無法得到有效、及時的制止，傳播者也難以被繩之以法或承擔相應的代價，從而難以從根本上抑制這類信息的傳播。

互聯網時代，具有煽動仇恨、制造不合與分裂的大量謠言、不實信息，是習慣性懷疑者們常用的傳播工具。從全球范圍來看，目前都難以有效控制這類信息，難以防止其廣泛傳播進而產生危害性社會后果。國家與國家之間因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不同和訴求差異較大而存在的分歧，導致國際社會不僅在這些問題上難以形成合力，而且給話語權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提供新的輿論宣傳陣地，比如占據話語權的國家傳播對其他國家有害的習慣性懷疑論調，給敵對國制造種族和階層分裂的輿論環境。不少國家和地區在面對習慣性懷疑在網絡空間傳播并導致的社會管理問題時，也在努力通過強調網絡主權、加強立法、執法等國內法治建設的方法，來建構有效的監管機制。但不斷更新的信息傳播內容、迅速發展的處理和推薦技術以及網絡環境下越來越復雜的信息傳播機制，又往往導致大多數國家的努力難以在實踐的層面產生實效，只能長時間處于追趕或被動應對的狀態。

第三，互聯網作為信息傳播媒介，尤其是進入到社交媒體時代之后，其信息傳播的機制，在許多方面都更加有利于習慣性懷疑傳播、放大，進而產生更加廣泛的社會影響。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之后，能夠上網的移動終端設備越來越多，用戶越來越可以沒有門檻地在互聯網上以文字、圖片、音視頻等多種方式發聲，互聯網用戶也越來越依賴于少數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提供的互聯網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互聯網的長尾效應可以將大量散居在全球各地而具有同樣訴求或愛好的用戶聚集起來，互聯網服務平臺和其他組織，包括商業和政治組織等，也可以利用算法等技術對用戶進行精準識別、進行信息的精準“投喂”。互聯網用戶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互聯網上有海量信息源的情況下，生活在他人或自己精心織就的“信息繭房”當中，逐步失去比較的能力、批判的能力。而這種環境下成長的網民，又最容易被習慣性懷疑所俘獲，成為習慣性懷疑的組成部分。

第四，互聯網時代，個體在使用大量互聯網服務的過程中，不知不覺中也將自己的數據，交給了互聯網服務平臺和大量商業組織，個體在網絡空間越來越像一個裸奔者。個體對自我的掌控能力、個體的自主性，也在隨著互聯網對自己的滲透率的提升而降低。這種情況也容易使個體成為習慣性懷疑的俘獲者，也容易使個體將習慣性懷疑外化為對社會有破壞作用的實踐者。在互聯網時代，無論作為監管方的政府還是獨立而清醒的學者，都有義務通過自己的努力，幫助廣大互聯網用戶保持自主性、獨立性，并以此保證個體有自我判斷、自我識別和能力，防止個體成為習慣性懷疑的俘獲者。

建構和維系社會發展所賴以依存的基本共識

在互聯網時代，網絡傳播技術越發達，個體在網絡空間借助互聯網服務商和其他商業組織提供的服務越容易在網絡空間展現自己的所思、所想，越容易在網絡空間找到共鳴。在這種情況下，也就越需要從各個層面、通過各種措施，對網絡空間的習慣性懷疑予以干預。社會或任何有機體的正常存在及運轉，不可能也不需要徹底消除習慣性懷疑，而是用現有的體系、機制及信用體系等消解或破除大范圍、大規模的習慣性懷疑，尤其是具有制度及文化破壞性的習慣性懷疑。這既是社會發展所賴以依存的基本共識的建構和維系過程，也是社會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主動回應新問題、新挑戰和尋找更加理想的新方案的要求，是找準共同的目標使社會生活正常進行下去并在實踐中不斷向前發展的基礎。

要消解習慣性懷疑，建構和維系社會發展所賴以依存的基本共識，首先，需要從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角度，思考相關問題并設計相關問題解決的方案。網絡時代的習慣性懷疑，能夠借助互聯網得到更大范圍內的傳播，能夠像病毒的傳播那樣迅速產生巨大的殺傷力，并借助一些人對政府、對體制方面存在的不信任因素，對現有秩序產生影響和破壞作用。所以，互聯網時代更要對習慣性懷疑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有足夠的重視，從國家安全、主權利益的角度，從社會長治久安的角度，從如何全面提升和完善社會治理能力的角度，綜合考慮，綜合施策，認真應對。

其次，消解習慣性懷疑，要從根源上做文章，從解決產生習慣性懷疑并有可能對社會產生破壞性作用的社會問題入手。既重視習慣性懷疑在網絡空間作為輿論、作為民間表達和作為政治、經濟及文化等方面的訴求，同時又要通過現象看本質，分析研究習慣性懷疑產生的社會根源，了解其背后深刻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動因，雙管齊下，兩手要結合著抓。

本文之所以強調要主動應對習慣性懷疑，實際上是基于對習慣性懷疑作為一種情緒、作為一種行為方式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的考察。越是最終釀成巨大社會動蕩或社會破壞力的習慣性懷疑，越可能具有深厚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根源。在重視這類習慣性懷疑并防止其產生破壞作用的時候，要分析其產生的根源，從本源的角度來解決問題。只有鏟除具有巨大破壞力的習慣性懷疑產生的土壤，減弱甚至消除其產生的社會根源，才能從根本上避免習慣性懷疑給社會的正常發展產生重大的破壞作用，才能防止不明真相的群眾卷入習慣性懷疑的社會情緒當中，充當習慣性懷疑的火山口和踐行者。

最后，對于互聯網信息、互聯網新聞和其他文化類產品的監管機關來說，要從研究并掌握新技術、新應用的傳播規律、與線下行為的互動模式或對現實生活中人們認知方式的影響等角度，通過平時扎實落實日常管理工作，將互聯網信息、新聞和其他具有意識形態屬性的網絡產品及服務變成自己得心應手的工具。

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各類機關的宣傳等部門，在信息傳播技術不斷增速、不斷迭代的情況下，在信息傳播技術和信息加工處理技術對社會正常生活的進程、對社會各項管理工作的正常開展起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要有主動占領網絡陣地的意識，同時也要掌握主動通過新媒體提供的信息生產、信息發布及傳播平臺做好引導工作的能力，積極主動應對化解習慣性懷疑，推進社會基本共識的建構和維系。

加拿大著名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曾經提出“媒介及訊息”的命題，認為信息傳播的方式對信息傳播的效果具有決定性影響。進入到移動互聯網時代之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信息傳播技術對信息傳播規律發揮作用的場景、條件等予以定義的能力越來越強，影響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各級領導部門，尤其是負責宣傳工作的領導干部需要對信息技術推動甚至決定的信息傳播效果、信息傳播規律進行了解和把握，這樣才能更有效地做好黨的事業的宣傳工作，做好在關鍵問題、重要事件上應對和化解習慣性懷疑，更好地引導網絡輿論、凝聚社會共識。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主動適應信息化要求、強化互聯網思維，不斷提高對互聯網規律的把握能力、對網絡輿論的引導能力、對信息化發展的駕馭能力、對網絡安全的保障能力。黨政領導干部熟悉信息傳播規律，能夠主動使用新媒體平臺做好平時的信息發布工作、在關鍵問題上與網民的交流溝通工作，是新時代領導干部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必須具備的素質。準確、權威的信息不及時傳播，虛假、歪曲的信息就會搞亂人心；積極、正確的思想輿論不發展壯大，消極、錯誤的言論觀點就會肆虐泛濫。關鍵崗位的黨政領導干部、宣傳機構是否具備利用網絡陣地降低、化解危機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平時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積累。因此，只有平時堅持不懈地抓互聯網陣地建設，注重在日常工作中不斷提高相應能力、創新工作方法，才能在關鍵的時候、在突發事件發生時，把握好時度效，更好地凝聚社會共識。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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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袁毓林：《“懷疑”的意義引申機制和語義識解策略》，《語言研究》，2014年第3期。

④顏東：《領導干部應具備什么樣的互聯網思維》，《人民論壇》，2017年第27期。

⑤[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責編/李丹妮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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