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是一部解放思想的歷史，也是一部反對錯誤傾向、同錯誤思想進行堅決斗爭的歷史。在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的過程中，要力戒“空談”“蠻干”“分散”“過線”“怠惰”五種錯誤傾向，更加解放思想，更加實事求是，不斷開創新發展階段的嶄新局面。
【關鍵詞】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D261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的光輝歷史，同時也是反對錯誤傾向、同錯誤思想進行堅決斗爭的歷史。無論是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還是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當下，在系統總結、挖掘、學習我們黨解放思想正確經驗的同時，我們還應汲取過往的深刻教訓。
解放思想要力戒“空談”
認識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指導實踐，而非在思想認識里打圈圈，更不應該是只說不做的空談論道。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中，解放思想同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豐功偉績緊密相連，同黨的理論創新緊密相連。解放思想、理論創新需要人們去思考、去探索、去實踐，就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而言，它需要黨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和建設理論，用以指導中國實踐。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是一部解放思想的歷史，也是一部實實在在的創業史、奮斗史。黨成立后不久，就制定了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并馬上付諸行動，大力開展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為掀起全國規模的大革命準備了一定條件。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黨作為執政黨，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面對市場經濟等外部環境的沖擊，個別黨員干部的信念發生了動搖、革命意志衰退，雖然沒有做違法犯罪的事情，但其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早已淡化，甚至拋到腦后，思想僵化、固化成為常態，習慣于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用老眼光來看待新問題；也有的遭遇本領恐慌，內心焦慮，但卻不知如何是好，面對上級決策和文件精神，做不到真正解放思想，最后只好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整日間在文山會海中推動工作，在高談闊論中“踏石留印，抓鐵有痕”。這種空談論道的行為與中央一貫提倡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不干，半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沒有切實的行動，再美好的藍圖也只能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照務摰赖狞h員干部，不僅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毫無裨益，而且還嚴重損害了我們黨在人民中的光輝形象。
反對空談，崇尚實干，這既是歷史的教訓和現實的告誡，更是廣大黨員干部的使命所在。促行動、抓落實，把新時代“兩階段”的美好藍圖變成現實，是當下最重要的任務。我們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都在和時間賽跑，很多必須要干的事情躲不過，慢不得，也等不起，必須“擼起袖子加油干”。在黨中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大原則下，各地方、各單位一定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深刻領會中央精神和決策部署，在全國一盤棋的大棋局中謀劃落子之策，把中央的決策部署精神切實轉化為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行動。
解放思想要力戒“蠻干”
從理論與實踐相聯系的維度看，解放思想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武器，更是黨指導實踐的有力工具。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①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擺脫偏見和束縛，才能想出新辦法，才能創造性地改造世界。正是在解放思想的正確指引下，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奮斗，譜寫了一曲曲獨具風采的時代華章，講述了一個個激蕩人心的中國故事，引起了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
但解放思想絕不是脫離實際的蠻干。不解放思想，就很難出新思路、好辦法。但解放思想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特別是在非常時期如稍有不慎，就極有可能墮入脫離實際的胡思亂想、隨心所欲的胡作非為的境地。這種以解放思想之名的胡想蠻干一旦占了上風，就會給革命、建設和改革造成極大損失。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向何處去的道路選擇。“八七”會議后，黨內因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憤怒而增長起來的“左”傾情緒占了上風，形成“左”傾盲動主義并在黨中央一度占據了統治地位。這種錯誤傾向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在革命的性質問題上，錯誤地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已成為革命對象，力主沒收民族資本家的工廠；在革命形勢判斷上，過分夸大敵人統治危機和革命力量發展，武斷地認為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進而主張各地武裝暴動。在這種錯誤傾向的指揮下，黨的事業和革命力量招致了許多重大損失。在黨內許多同志的嚴肅批評和有力抵制下，1928年初，黨中央終于終結了這種錯誤的思想傾向和蠻干行為。
在付出巨大犧牲后，經過艱苦探索，黨終于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圍繞新中國基本政治制度建立方面，黨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既充分照顧到我國歷史傳統、現實國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從事關社會主義制度鞏固和發展、國家長治久安的大局出發，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中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解決本國民族問題的實踐典范。
1956年底，我國成功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開始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進軍。這本是我國獨立探索本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良好開端，但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在一系列勝利和成就面前，黨內一些干部和群眾不那么冷靜了，變得不那么謹慎了。在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全面對抗的大背景下，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號下，我國先后掀起“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狂潮，在“敢想”“敢說”“敢干”的“左”的氛圍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奪高產，放衛星，確保畝產十萬斤”等口號此起彼伏，響徹全國。這種形式的所謂解放思想，脫離了現實國情，脫離了具體實際，脫離了科學理論，本質上就是唯心主義的主觀臆造和幻想。最終，這些運動不僅沒能創造出人間奇跡，反而受到了歷史的無情懲戒，給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了巨大損失。不久以后，以“反修防修”為目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更是將整個國家推入了十年內亂的深淵，遲滯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可以加速或延緩，但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卻不能超越。違背客觀規律，脫離具體國情，無論人們的思想多么“解放”，目標多么鼓動人心，舉措多么富有勇氣，但終究難免失敗的下場。
解放思想要力戒“分散”
新問題不斷涌現，要求我們不斷解放思想。在此過程中，保持齊頭并進、整齊劃一的狀態是難以做到的，而且也沒這個必要。但解放思想不是讓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各行其是，而是要力戒“分散”，努力做到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在尊重差異中取得共識，最終把思想統一到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上來。從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來看，堅持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堅持解放思想與統一思想相統一，始終是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一條寶貴經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解放思想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的過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統一思想。思想統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②
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就為這一論斷提供了強有力的歷史注腳。1942年初，為糾正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我們黨開展了全黨整風運動。通過自學、聽課、討論、黨內組織生活等多種形式，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解放思想，聯系黨的歷史和自身革命經歷，進一步認清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錯誤對黨的事業造成的巨大危害，從思想根源上破除了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經驗教條化的錯誤傾向，進一步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從而使全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戰勝敵人、贏得勝利，需要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也需要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受體制慣性和傳統思維的影響，粉碎“四人幫”后的中國仍在“兩個凡是”束縛下的僵化道路上躑躅前行。為了開辟新局面，在1978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號召要“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③。此后不久，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旗幟鮮明地指出，當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他鄭重告誡全黨：“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④經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標志著全黨勝利完成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任務。經過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和艱辛探索，到1987年黨的十三大，我們黨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抓住了我們黨治國理政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為了順利完成這個目標，黨中央號召要把全黨的思想統一到中央的認識判斷和決策部署上來。鄧小平更是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斬釘截鐵地指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建黨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黨的基本路線是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我們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興國之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不能有絲毫動搖。”⑤當然，伴隨著解放思想的歷史進程，我國也曾出現過反對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潮，給黨和國家的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這方面的教訓我們要始終牢記、認真汲取。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黨要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就更需要開動腦筋，解放思想，也更需要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凝聚共識、推進改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是我們黨不斷解放思想的結果，也是新時代統一思想和進一步推動思想解放的強大理論武器。我們要努力學習和掌握好這一理論武器，經常對標對表，堅決反對分散主義和自由化的錯誤傾向，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解放思想要力戒“過線”
解放思想需要去大膽地探索、思考，但在整個過程中，我們要始終保持頭腦清醒，要講政治、講大局，強化底線思維，特別是要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嚴守法律紅線和道德底線，力戒“過線”。從2014年5月到2018年7月，針對秦嶺生態環境保護和違建別墅嚴重破壞生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先后6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違建別墅案件之所以發生、發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關黨組織的政治建設缺失缺位，一些領導干部不講政治，陽奉陰違，對政治紀律缺乏敬畏，踩踏政治紅線，最終他們都受到了黨紀、國法的嚴懲。
解放思想不僅要堅持正確政治立場，嚴守政治紀律，同時還要嚴守法律紅線和道德底線。曾幾何時，一些領導干部“見了綠燈搶著走，見了黃燈闖著走，見了紅燈繞著走”的從政經驗，竟被當成“解放思想”的先鋒、改革開放的典型加以大肆炫耀。其實，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而是刻意規避法律規定和政府監管，由此而造成的嚴重后果可想而知。比如，國家對投資項目的審批有著嚴格規定，特別是對一些事關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產業項目，一般都有一套比較規范的審批程序。面對嚴格規定，有些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門為了提高本單位財政收入，增加政績，他們不是去轉換工作思路，調整投資方向，而是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把自己想上馬的產業項目化整為零，拆分成幾個甚至是十幾個小項目，分頭做工作，向有關部門報批。這樣的“解放思想”，既違反了中央政令統一的權威性，又踩踏了法律紅線和道德底線，造成的損失十分慘重、教訓十分深刻。
解放思想要力戒“怠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改革開放的生命。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解放思想不是一朝一夕、一勞永逸的事情，而是一個永恒的奮斗主題。
首先，事物的復雜性決定了我們認識事物的本質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需要一個過程。這也就決定了解放思想、深化認識需要一個過程。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大抵上花了14年的時間，才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么樣的目標模式、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有了明確的認識。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引入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1989年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新經濟體制目標確立的過程，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也是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
其次，事物不僅復雜，而且還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事物本身發展了，要求對它的思想認識也必須隨之向前發展，這就決定了人的思想必須隨之不斷解放。在解放思想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續奮斗。我們的認識必將超越前人，后人也終將超越我們。自1992年黨的十四大以來，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們黨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梢钥闯?，隨著實踐的不斷發展，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
由上，事物的復雜性及其發展變化決定了我們要始終解放思想，力戒“怠惰”。一旦解放思想停止了，或者我們的認識跟不上時代的變化、事物的變化，那么我們的事業就將遭受損失或者失敗。
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途上，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不斷變化，我們要接過前人的接力棒，力戒“空談”“蠻干”“分散”“過線”“怠惰”這五種錯誤傾向，更加解放思想，更加實事求是，努力做到“蹄疾而步穩，勇毅而篤行”，爭取跑出一個好成績，不斷開創新發展階段的嶄新局面。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研究員）
【注釋】
①③④《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119、143頁。
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8頁。
⑤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26頁。
責編/張忠華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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