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來，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進一步增強，消費升級呈現新趨勢。然而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暫時阻斷了我國居民消費升級的通道，出現收入增長放緩、消費支出減少、恩格爾系數反彈、境外消費受阻等現象。為了促進我國居民消費持續升級，需要做到擴大供給、增加就業，實現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明確消費重點，確保高質量消費，以及政府保駕護航。

關鍵詞:消費升級 新冠肺炎疫情 國內大循環

【中圖分類號】F724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是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又一次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這場疫情目前仍在肆虐全球。所幸的是，在黨和政府堅強有力的領導下，中國經濟迅速從疫情中恢復過來。根據2021年第一季度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了18.3%，其中，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63.4%。這個結果十分令人鼓舞，但還需清醒地認識到，這個數據更多反映出來的是恢復性狀況。實際上，在消費恢復強勁增長的背后，還存在著消費升級暫時受挫的困境。

疫情暫時阻斷了消費升級的通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中國居民消費就已進入升級通道。一般而言，消費增長取決于收入增長，消費升級取決于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消費與收入之間的關系呈現“U”型趨勢。首先，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處于極低水平時，投資率偏低和消費率偏高并存，位于“低收入貧困型高消費”階段。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后，投資率開始上升而消費率相對下降，處于“中收入小康型消費”階段。完成工業化任務之后，投資率穩定而消費率上升，以消費為主的內需開始拉動經濟增長，處于“高收入富裕型高消費”階段。其次，消費升級的特征主要體現為：恩格爾系數走低；服務消費相對于實物消費成為消費主力；中等收入家庭成為消費主體；城市消費帶動鄉村消費等。

2019年，中國人均GDP實際已經超過一萬美元；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27.6%，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0.0%；服務型消費日趨活躍，新型消費加速發展，網上購物成為主流消費方式。至此，在總體上，中國的消費升級符合一般趨勢，中國開始邁入中等收入的小康型消費階段。

然而，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暫時阻斷了我國居民消費升級的通道。具體表現為：第一，收入增長放緩。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相較于2019年的30733元，增長了4.7%。但扣除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2.5%這個因素之后，實際增長率為2.1%，低于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2.3%）。第二，消費支出減少。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210元，相較于2019年的21559元，下降1.6%。盡管降幅不大，但這幾乎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消費首次出現減少。尤其在2020年第一季度，消費支出呈現斷崖式下滑（圖1）。第三，恩格爾系數反彈。2020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0.2%，其中城鎮為29.2%，農村為32.7%。由于疫情暴發及政府出臺了相應管控措施，直接限制了人們外出活動的機會，工作和娛樂活動都受到了巨大沖擊。第四，境外消費受阻。近年來我國每年都有一億多人次的出境旅客，消費金額超過1000億美元，出國消費熱持續高漲。然而疫情暴發之后，出國消費熱也戛然而止。

疫情嚴重期間，以“網上購物+社區專人配送”為特征的所謂“無接觸經濟”流行起來。疫情逐漸平穩之后，“夜間經濟”曾獲得大力發展，此外，派發“消費券”等營銷方式也陸續涌現。人們把推動消費增長和升級的目光投放到這些新業態和新營銷方式上。然而，消費的增長與升級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不是通過短期刺激就能實現的。

進入2021年之后，隨著疫情大大緩解，在一系列促消費政策的引導下，我國居民消費開始迅速升溫。2021年3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高達34.2%，為2000年以來少有的消費井噴現象。然而，也需要認識到，短期性的消費反彈與井噴并不代表消費升級，而且若是引導不好，反而會出現一系列消費過熱導致的弊端，比如造成新的一輪產能過剩等。

疫情期間得到巨大發展的網絡經濟，是否也能帶來消費升級，仍然值得討論。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在2019年，全國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銷售總額的比重就已經達到25.8%。這表明網絡消費已成為一種新的消費流行趨勢。在2020年疫情期間，受各種因素刺激，這個比重繼續上升到30%。看似網絡經濟迎來了進一步發展的機遇，然而進入2021年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時期，這個比重又出現回落，只比2019年略高一些（圖2）。因為統計數據的不完整性，網絡經濟發展的情況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是從這個“倒U”型的變動中至少可以看出，數字化消費經濟升級步伐還不夠扎實穩定。

提振消費需求、促進消費升級的戰略方向

首先，擴大供給、增加就業始終是刺激消費需求的根本。消費需求看似是需求管理命題，實則同時也為供給管理命題。因為市場經濟下的需求首先需要貨幣支付能力作保障，其次需要商品和服務供給作對應。貨幣不能亂發，必須要有商品供應作對應，否則容易引發通貨膨脹，最終導致消費需求貶值和萎縮。美國在疫情暴發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給低收入居民發放現金支票，美聯儲一次又一次地擴大貨幣發行量。但是美國就業崗位并未增加，生產能力也沒有得到提升，因此多發的天量貨幣已經開始觸發本國商品價格上漲，并轉移給全球，引發許多國家出現通脹連鎖效應。因此，說到底，只有首先增加有效供給，才能同時增加有效需求。有效供給的增加包含了充分就業和工資收入的增加，這些都會轉化為有效需求。我國在2020年疫情緩解之初，就把推動及時復工復產作為頭等大事，這是十分明智且有效的做法。在2020年疫情持續期間，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無論增長還是下降，始終都保持了高于人均消費支出的水平（參見圖1），這從根本上保障了未來中國居民消費水平的回升和經濟的迅速恢復。

第二，擴大消費規模的前提是實現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收入固然是消費的來源和基礎，然而公平的收入及財富分配是確保可持續消費的重要制度前提。目前為止，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遵循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則，基本框架符合當下現實情況，但是落實到行業、地區和人群時仍然需要不斷完善和改進。當下直接影響消費規模持續擴大的分配體制問題集中在城鄉之間、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由于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城市居民相較于農村居民擁有更多的社會福利和制度保障，因此消費邊際效應較高，城市消費能力強勁。也正是由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上億的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掙錢帶回家鄉，造成勞務輸出地區收入與消費關系不匹配，當地收入水平不高但消費水平不低。針對這種情況，曾經推行家電下鄉等政策刺激農村消費，但是終因農村消費邊際效應不高而使政策效應難以持續。另外，要素價格體系和分配制度不相匹配的現狀，使得金融、網絡等虛擬經濟部門的個人收入水平過高，實體經濟部門的個人收入水平偏低。而高消費、超消費現象往往來自那些不合理過高收入的行業、地區和人群。擴大消費絕不是擴大不合理、非理性消費，如果不在消費的源頭，即分配端做好制度安排，就很難做到擴大理性消費，減少非理性消費。因此應當把進一步完善收入和財富分配制度作為擴大消費的前提任務。

第三，擴大消費需求需要具有針對性、明確消費重點。全面性的消費恢復和增長只有在疫情完全結束之后才能實現。當下恢復和刺激消費應該有重點和針對性。這個重點和針對性其實很容易尋找，就是疫情期間受到嚴重沖擊的消費行業。大量資料和數據已經揭示，本次疫情重災行業是外出消費，包括外出餐飲、外出影視、外出上學、外出住宿和旅行等。居民的“宅家消費”則是受益行業。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時間大大長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因而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也不同。比如非典疫情的受災行業與此次疫情大體一致，非典疫情的受益行業是房地產和汽車產業，而此次疫情的受益行業是醫療產業和電子信息產業。因此，把握了疫情對居民消費的實際影響情況，就有了恢復和刺激消費的應對之策。對于受益行業，市場本身就能繼續推動其發展而不需要政府的特別扶持；對于受災行業，則需要政府必要的補貼和扶持。只有受災行業得到完全修復，居民消費才能真正回歸正常和增長。

第四，高質量消費才能助推消費升級。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暫時阻礙了中國消費結構的升級。但是消費升級是大勢所趨，只要疫情之后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繼續增長，消費升級的步伐就不會停頓。然而，這種客觀的趨勢也是人們主觀為之的結果。因為消費者擁有消費的主觀能動性和選擇權，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是經過主觀價值判斷之后支付的。鋪天蓋地的商業廣告，人們視野中跳動的各種消費信息，也在影響著人們的消費方向和消費類型。面對眼花繚亂的消費樣式，需要將其引導到合乎社會所需要的高質量發展方向。一方面，供給創造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引導供給。這個道理基本上人人都懂，但是什么是高質量的消費需求，卻未必都懂得。我國已經確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只有將這些發展理念融入到居民消費中，才能實現高質量消費。那種追求奢華、排場、炫富的消費，講究過度包裝、注重面子的消費等，都絕對不屬于高質量消費。應當說，低質量的消費還充斥在我國居民生活消費的各個角落，仍需要全國上下齊心協力才能優化消費結構，從消費需求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最后，擴大消費需要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中擴大消費和促進消費升級是激發國內大循環活力的重要途徑，各地各級政府需要積極推動和落實。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行為的主體是居民而非政府。政府消費作為公共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引導和擴大市場消費需求方面也發揮一定作用，但終究對促進國內大循環作用有限。政府無法取代居民成為消費主體。政府在擴大國內消費規模、促進國內消費升級方面，主要發揮制定好相關刺激政策，維護好消費環境，監督好消費市場，讓市場決定消費資源配置等作用。眼下在擴大消費方面，有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比較值得借鑒，比如通過發放專用消費券來引導消費指向當地產業制造的產品，促進地方生產和消費，收取一石二鳥之成效。但是有些政府的做法就值得商榷。比如發展網紅經濟時，有的地方政府直接列出了要大力培育網紅多少名等具體數目。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把發展交給市場，政府需要提供的是經營場地、市場準入門檻和服務規則，打擊商業模式中的各種商業欺詐行為。線上經濟是疫情中的受益行業，但卻容易出現商業模式野蠻生長和企業壟斷亂象，因此更需要政府做好市場監管服務工作。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

責編：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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