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傳統尚儉思想文化中積極汲取治國理政智慧。概言之，這主要有三：自覺遵循儉奢互變的社會生活發展規律、順應自然順性而行以克服有限性與無限性的矛盾、深刻領悟尚儉是中國歷代治國理政成功之密鑰。通過結合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和尚儉中社會發展特殊規律，不斷壯大革命隊伍，推動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人 新民主主義革命 尚儉 社會發展規律
【中圖分類號】D231 【文獻標識碼】A
自覺遵循傳統儉奢互變的社會生活發展規律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普遍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深諳尚儉思想文化之精髓，努力汲取其中治國理政智慧，自覺遵循傳統儉奢互變社會生活發展規律，積極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
傳統儉奢互變規律
從中國歷史上，傳統尚儉思想文化實乃中華民族卓越生存智慧的結晶，是中國人遵循社會發展規律，克服困難，消弭貧窮，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然外現。其中儉奢互變可謂一條鮮明社會生活規律，[1]體現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與繁榮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2]由儉而奢的總體發展趨勢彰顯其合理性。[3]在這里，“奢”實為能逐步提升滿足人之合理需求層次，向往舒適生活之意。管子言飲食與侈樂為民之所愿。孟子、荀子等人詳論人之合理欲望應得到合理滿足。[4]儉奢互變規律可謂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自然外現。當然，奢所含過度、過分等負面文化特征如侈靡等亦為人所惕懼，詳論家國得于儉約，失于奢侈之論甚多。李商隱、陸游皆有詩句實際道出其深意，合理把握奢之度至為重要。在中國近代，一些志士仁人亦理性審視儉奢價值。如對奢，嚴復稱道西人重開源、求歡虞，譚嗣同認為公天下尚奢，康有為言世界愈文明則愈尚奢。這表明中國人對儉奢互變社會生活規律的認識在逐步深化。
大力提倡和踐行節儉以推進革命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中對儉奢互變規律認識比較深刻的人甚多，為追求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他們立足中國實際，在革命實踐中大力提倡和踐行節儉。如李大釗欲藉儉來改造社會，陳獨秀認為儉是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蔡和森推崇墨家學說，林伯渠十分欣賞西方節儉格言。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強調克服抗戰中的財政經濟困難需要“實行新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增加收入，節省支出”[6]。毛澤東稱道“精兵簡政”是一個極重要的政策并積極加以推廣。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認為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鼓勵組織生產互助團體，作長期打算以爭取最后勝利。[7]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人還自覺踐行節儉精神。此舉旨在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兩大歷史任務，以追求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
著力改善群眾生活實現革命理想
中國共產黨人著力改善群眾生活，不斷增進其福祉，主要圍繞未來遠期目標和現實短期訴求而展開。前者突顯為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社會；而后者側重于徹底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現狀，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在工人運動中，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勞動組合”在“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中的重要作用。[8]在農民運動中，他積極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在土地革命時期，他強調“組織革命戰爭，改良群眾生活”是“兩大任務”[9]，要求立足于經濟建設，既供給戰爭又改良民眾生活。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了減租減息政策。毛澤東強調要“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并立即開始實行”[10]。
提倡和踐行節儉與提高生活水平相統一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自覺遵循儉奢互變規律，將提倡和踐行節儉與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統一起來，但也反對錯誤的“仁政”觀。毛澤東認為那種漠視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片面提倡艱苦奮斗是錯誤的。而不顧戰爭需要單純強調政府應施“仁政”也是錯誤的。真正的“仁政”應是革命政府雖使人民負擔暫時重一些，但能戰勝難關，打敗敵人，最終使人民過上好日子。毛澤東提出黨的正確口號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公私關系上要“公私兼顧”，注意賦稅限度，適時減輕人民負擔。[11]在解放戰爭時期，《華北財政經濟會議決議》強調確保戰爭供給應提倡艱苦奮斗，既要“反對‘仁政’觀點，也反對鋪張門面百廢俱興”。在新解放區亦應如此。[12]這些思想實際上是對儉奢互變規律的創造性運用。
可以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自覺遵循了儉奢互變規律，大力提倡節儉并非將其視為目的，而是作為實現遠大理想，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重要手段，進而彰顯出尚儉的終極價值。
順應自然順性而行，以克服有限性與無限性的矛盾
資源有限性與欲望無限性的矛盾無法回避
新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資源有限性與欲望無限性的矛盾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力主順應自然，順性而行。現存資源有限性客觀上決定著人們難以放任欲望肆意妄為，中國傳統尚儉思想文化中應對之道頗多，將注重生產與崇儉黜奢相結合實為順應自然，行之有效的應對之法。而順應自然離不開順性而為。所謂順性主要是順應人與生俱來之本性。《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如何順性而行？老子曰：“圣人為腹不為目”。荀子認為宜治氣、養心，真正做到“君子役物”。《淮南子》強調“節欲之本，在于反性”。可見，以儉為美，以儉克欲，自覺養成圣賢人格被視為最合適應對之道。
自覺順應自然積極制定合理性政策
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共產黨人所追求的理想與現實資源匱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實屬前所未有。面對此一難題，他們保持清醒的認識，立足現實，自覺順應自然，大力提倡節儉，并制定了合理性政策，使開源與節流相得益彰。在制定具體政策過程中，他們遵循順應自然原則，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積極發展生產與大力提倡節儉成為根據地建設的主旋律。如毛澤東十分注重經濟建設，認為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客觀上需要持續的物質供給和不斷滿足人民的需要。在克服困難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時“必須反對浪費，厲行節約”[7]。劉少奇強調建立合作社以增加經濟計劃性，避免或減少盲目性。[14]可以說，時刻遵循節儉原則開展經濟工作，不斷增強實力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減少有限性與無限性矛盾的制勝法寶。
著眼順性而為培養理想人格追求長遠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順性而行上則更進了一步，注重順應黨性和人民之性而行。欲達此目的客觀上需要不斷提升革命隊伍的道德素養，積極培養革命理想人格以更好地推進革命事業。毛澤東認為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和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15]劉少奇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站在全體人民利益之上的，強調“人民群眾的利益高于一切”[16]。董必武說：“黨的唯一利益（不是說‘主要利益’）就是群眾利益”。“黨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群眾的利益高于一切。”[17]毛澤東為加強黨性修養付出甚多，如批判紅軍第四軍黨內所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要求提高官兵的無產階級政治思想覺悟，同時要設法改善其物質生活條件。[5]后來，他強調革命者應有“永久奮斗”的精神。而能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才是真正的政治道德。”[2]他要求全體黨員都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并能為之奮斗到底。劉少奇認為黨員必須始終“把黨的利益擺在前面”，要敢于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生命。[16]中共中央作出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則對黨員干部提出了更全面而系統的黨性要求。如此強調順應黨性而行實際上就是順應人民之性而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這從毛澤東提出“為人民服務”最高宗旨到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得以體現。很顯然，如此順應黨性和人民之性而行遠超中國傳統的順性而行，達到了較高思想境界，從一個側面凸顯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
結合順應自然與順性而行不斷與時俱進
在順應自然，發展生產方面，中國共產黨人充分利用有限資源，積極開展各種生產活動，努力積累財富，發展經濟，使開源與節流貫穿于根據地經濟建設的各環節之中。他們尊重自然、順應自然、開發自然，不斷提高利用資源的能力，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在順應人之性而行上，注重滿足人的合理的基本物質需要，在經濟發展基礎上逐步提高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在順性而行，提升黨員干部政治道德修養方面，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提升理想人格修養的層次，積極提倡共產主義的“義利觀”，視“為人民服務”為其神圣之責。如蔡和森推崇君子人格，只計大利不計小利害。周恩來明確提出將改造社會和改造思想結合起來。毛澤東指出：“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7]劉少奇也強調：“我們為人民服務，就要對人民負責”，使人民“獲得益處，獲得解放”[16]。伴隨實踐的不斷深入，崇尚節儉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種積極生活態度，艱苦奮斗精神遂成革命理想人格的應有品質。
中國共產黨人積極順應自然，順性而行，以克服有限性與無限性的矛盾，確保了革命事業的順利推進。而崇尚節儉既是他們解決物質匱乏之虞，發展經濟的有效手段，也是革命隊伍中一種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而艱苦奮斗彰顯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責任意識。
深刻領悟尚儉是中國歷代治國理政成功之密鑰
尚儉與否直接關涉政治成敗
圍繞儉與治國安邦的關系，中國古圣先賢所論甚多，主要涉及儉奢道德優劣好壞與管理效率和效益等方面。對于前者崇儉被視為治國安邦成功的鐵律。至于后者相關論述頗豐：“大禮必簡”實際道出其一定真諦。孔子認為圣人追求“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老子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墨子、韓非子等均有類似卓論。孟子認為推崇仁政可事半功倍。《淮南子》言省事節欲是“為治之本”之源頭。而善用兵者需做到“費不半而功自倍”。
其實，中國古圣先賢論及儉奢道德優劣好壞與管理效率和效益時并未截然分開，而往往將它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欲藉節儉和克制欲望，養成良好政治道德，降低管理成本，提升行政效率來減輕老百姓的經濟負擔，增強家國家綜合實力以維護國家社稷的長治久安。
持續推崇和提倡節儉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遵循人類社會由低級而高級發展規律探索國家出路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也自覺恪守崇儉治國具體規律，持續提倡和自覺踐行節儉。他們在逆境、困難時積極運用節儉精神，既注重提升革命道德素養又追求提升管理實效。而在順境、成功時期，繼續提倡和踐行節儉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政治成熟的自覺行為。劉少奇認為在革命勝利和成功時更要提高誓惕，加緊修養，始終保持純潔的革命品質，以免重蹈覆轍。毛澤東強調在推進解放區各項工作時必須注重節儉以作長期打算，既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是為著建設新中國。”[11]后來他又強調“兩個務必”以保持黨的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任弼時也指出在由鄉村轉向城市過程中，籌集工業發展資金需要“提倡節約”，精簡軍隊。“反對那種以為戰爭結束可以享福的論調。”[13]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人自覺崇儉一以貫之。
積極進行反腐敗斗爭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隊伍建設中不僅大力提倡節儉，而且還積極進行反對奢侈腐敗的斗爭。如1933年，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強調“嚴格懲治貪污及浪費行為”。黨的主要領導人十分注意軍隊生活紀律建設，既提倡官兵平等，又嚴懲奢侈浪費，制定嚴格紀律嚴懲不端行為。[18]當然，反貪污腐敗并非意味著漠視黨員干部基本利益。朱德指出：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改造社會要從群眾利益出發。如下層干部有很多困難，有必要幫助他們建立家務。唯有如此，“貪污腐化的現象才會減少，不能光靠黨性維持。”[19]其實，持續不斷的反腐敗斗爭使黨利用尚儉思想文化推進革命隊伍建設取得更大成效，革命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實力日趨增強即為最好的注腳。
尚儉精神體現在根據地建設的各環節之中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儉不僅是優秀的傳統美德，而且也充滿經濟、管理等方面的智慧，并自覺將其運用于根據地建設的各個環節之中。
在儉以養德上，中國共產黨人充分發揮儉所具有的自省、克制、約束等積極價值，將其用來進行道德修養教育和黨性培養。他們通過儉以養德精神培養和增強了黨員干部的革命意志力，確保能夠在面對外在物質等誘惑時保持冷靜、淡定，自覺堅守黨的紀律，堅決克制不合理的欲望和需要，始終保持黨的純潔性、先進性和內在活力。
在儉以理政上，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央根據地建立起廉潔政府，深受群眾歡迎，被譽為“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在抗日戰爭時期，黨中央采納了李鼎銘等參議員、民主人士提出的“精兵簡政”的建議，在各根據地相繼全面推廣。中國近代最先進的機構精干、節約、高效的人民政權漸露雛形。
在儉以增效上，圍繞經濟建設，張聞天十分推崇在蘇區組織消費合作社并不斷擴大其范圍。毛澤東認為組織各種合作社“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11]在促進經濟進步的過程中，張聞天認為國營經濟要與合作社經濟結合起來，以使新民主主義計劃經濟取得優勢。二者結合可使小生產者富裕起來后“真正集體化”，再“經過新民主主義道路走向社會主義。”[20]賀龍、陳毅、粟裕等人自覺用精兵簡政政策和節約生產政策來節省民力物力以支持長期斗爭，爭取戰爭最后勝利。
在儉以安民上，中國共產黨人做了一系列扎實工作。在根據地避免多征公糧引起人民的不滿和反感，各機關和部隊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大大減輕了群眾負擔，得到邊區群眾的熱烈擁護。革命根據地黨群關系、軍民關系融洽得益于中國共產黨人自覺提倡和踐行尚儉精神。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人在根據地建設中取得長足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根據地不斷擴大，革命隊伍日趨增強，為新中國成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本文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注釋
[1]徐杰舜主編：《漢族風俗史》第1卷，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頁。
[2]夏咸淳：《明代學術思潮與文學流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93頁。
[3]趙炎才：《晚清民初道德觀念嬗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頁。
[4]陳學超主編：《國際漢學論壇》（卷二），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311頁。
[5]《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8、134頁。
[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2頁。
[7]《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72、1173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頁。
[10]《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頁。
[11]《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2、894、894—895頁。
[12]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67、570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84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劉少奇論合作社經濟》，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頁。
[16]《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392頁。
[17]《董必武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頁。
[18]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61頁。
[19]《朱德年譜》新編本(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8頁。
[20]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文集》第4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頁。
責編：李 懿 ／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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