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守正創新是在創新中堅持正確的方向、立場和原則。馬克思對受資本邏輯裹挾的創新進行了批判，并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創新活動的終極目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包含守正創新思想。守正創新是中國共產黨根本宗旨和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使命的內在要求，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對一系列重大現實關切的回應。

【關鍵詞】守正創新 技術革命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召開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重要講話中強調“守正創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要求，“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是“堅持守正和創新相統一”。

守正創新揭示了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

守正，語出《史記·禮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遵循法度堅守正道者遭世人欺侮，奢侈鋪張僭越悖禮者被奉為顯貴尊榮。這是司馬遷對周朝制度衰微之后禮崩樂壞、黑白顛倒新景象的哀嘆。漢語中由此出現了守正不撓、守正不回、守正不阿等成語。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守正意蘊與時俱進。在新時代，我們所說的守正創新，就是在積極應變、主動求變的創新中，堅持正確的方向、站穩正確的立場、恪守正確的原則。所謂有方向，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所謂有立場，就是站牢一切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立場；所謂有原則，就是恪守“四項基本原則”。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牢牢把握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其中關于改與不改的明確闡述，為我們理解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關系提供了范本、確立了圭臬。

萬物并作，變化有則。事物不斷發展，世界充滿變化，技術變革一日千里，但是無常有常歷歷分明。《老子》云：“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常”者，不變也。只要事物的本質不變，其發展演變規律也是永恒常在的。對于富有智慧者而言，必須深刻認識這些不變的東西，按照事物本質要求應變，遵循事物發展規律創新。否則，胡變、亂變、盲目變，就屬于“妄作”，結果是變出災難、釀成禍患。

守正創新的重大命題深刻揭示了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守正屬于該不該的價值向度，是本體、根本依托、前提條件、保障機制；創新屬于怎么做的技術向度，是功用、前進動力、競爭能力、生命活力。守正與創新表里互依、辯證統一。單講守正而不求創新，守正就會陷于固步自封的抱殘守缺；只重創新而罔顧守正，創新難免滑向毫無底線的恣意妄為。堅持守正，創新才能保證正確方向、擁有光明未來；不斷創新，守正才能獲得強大動力、煥發旺盛生機。創新與守正并不矛盾，而是一個事物的整體，因為任何創新本質上都屬于人有意識的活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從技術向度看，創新取決于靈感和勤奮，具有不確定性，其結果難以事先確知。從價值向度看，創新取決于激情、夢想、雄心和愿景，離不開創新者固有的價值觀、人生觀、事業觀。

創新的二重性特征決定了創新必須守正

創新是個中性詞。在當下中國的習慣語境中，“創新”似乎是一個頗有正能量的褒義詞。但嚴格說來，關于“創新”不同學科有不同界定，概念上并不統一。在語言學和經濟學等領域，創新基本屬于一個中性詞，并無特別明顯的褒義。例如，《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創新有二層含義，一是拋開舊的、創造新的；二是有創造性、有新意。英語“innovate”（創新）最早出現于16世紀中期，來自于拉丁文的“innovatus”（創新）一詞，意為“重建、改變”。

馬克思認為創新具有二重性特征。在經濟學領域，一般認為熊彼特構建了創新理論，實際上馬克思才是創新理論最早、最系統的提倡者。馬克思關于創新的思想并不局限于經濟領域，而是涵蓋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及演變歷史，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對創新活動作了客觀辯證的分析。一方面，馬克思高度評價資本主義通過創新取得的巨大進步。《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進而對生產關系以及全部社會關系不斷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生產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地變動，這是資本主義時代不同于以往時代之處。另一方面，與后來的熊彼特等人的根本區別在于，馬克思理性而深刻地剖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創新所產生的嚴重負面問題。“機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創新的收益越來越集中到資本家手中，收入分配差距愈益擴大，生產過剩和廣大勞動大眾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不斷激化，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1856年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發表演說進一步雄辯地指出：“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在資本的魔力下變成了貧困之源。技術的勝利往往伴隨著道德的敗壞。

技術新舊無善惡，創新應用有是非。馬克思批判的并非創新本身，而是資本邏輯對創新的裹挾。創新帶來的生產力巨大發展本來應該造福人類，有助于人類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但創新被資本捆綁在追逐利潤的戰車上，其結果反而與創新的真正價值背道而馳。每一次革命性的技術進步，都程度不同地導致人被物質的異化。單純從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出發、完全以資本增值為導向、一味服從資本的邏輯，其實質是有創新而無守正。馬克思的創新思想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創新活動的終極目標，以是否滿足勞動大眾的利益為標準評價創新，以兼顧社會發展與個人發展、效率與公平的統一規定創新，構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創新理論體系。

守正創新是中國共產黨根本宗旨和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使命的內在要求。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創造幸福美好生活，是我們黨建設社會主義、搞改革、謀發展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必須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中深刻指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等，這些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體現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內容，如果丟掉了這些，那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了。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創造性地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求我們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進一步明確了創新的方向、立場和原則。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包含守正創新思想

在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上，我們的優秀傳統文化也早就認識到了創新必須守正的道理。中華民族從來都主張適時而變，反對墨守陳規。我們耳熟能詳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為易”；“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等，無不張揚著勇于創新、積極求變的民族精神。但如果說創新者智、求變者勇，那么我們的民族文化同時又主張智而有則、新而合宜、勇而有節、變而適度，絕非無原則地一味求新、無條件地盲目改變。例如，道家對智者的界定是“知可否，知也”（《莊子·胠篋》）。儒家用仁規范智與勇，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中庸》）。兵家用信、仁制約智、勇、嚴，如“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孫子兵法·計篇》）。卓越企業家必須具備的素養是“智足與權變、勇足以決斷、仁能以取予、強能有所守”（《史記·貨殖列傳》）。這里的“強”，即強大；“有所守”者不是別的，規矩、法度也。諸子百家何以主張給創新的智者、探索的勇者施加限制？《荀子·儒效》道破了奧秘：“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如果沒有老師的道德教化、無視法度規矩，有了智慧，卻可能變成強盜；勇敢了，卻可能淪為賊寇。缺乏“仁”的道德修養、“信”的契約精神、“守”的規則約束，“智”“勇”就可能變成狡猾奸詐和胡作非為。“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周易·系辭上》）只有對廣大人民群眾有益的，才稱得上事業，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創新。正是因為有了“仁”的友愛、“信”的踐諾、“守”的自律，中華民族才得以一直生生不息、綿延不絕地走在人類文明的坦途正道上。

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守正創新是對一系列重大現實關切的回應。以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命科學、新材料、新能源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呈現出智能化、虛擬化、分散化、高速化等新特征，在多數時候發揮積極作用、極大提高生產力水平、改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乃至世界面貌的同時，也衍生出了許多新弊端，深化了社會矛盾，增添了人類困擾。創新目的的錯位性，為資本增值服務，以錢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創新行為的失序性，利用技術迭代迅速、監管規制滯后，無序擴張，野蠻生長；創新收益的失衡性，從世界范圍來看，財富占有的馬太效應呈加速態勢，愈益向少數資本所有者和技術精英集中。還有老百姓深惡痛疾的隱私泄露、數據造假、算法宰熟、過度消費、網游喪志；一些本該便于人們溝通的創新，反而疏淡了人間溫情；不少黑暗骯臟的貨色，憑借新技術手段而魔力劇增；等等。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都超過了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時代，對人類的倫理道德和治理能力構成了嚴峻考驗。讓創新更好服務于人類全面自由發展，是擺在全人類面前重大而又緊迫的課題。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這些挑戰，受馬克思創新思想啟發，現代西方創新理論也意識到了創新是一把雙刃劍。例如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把創新區分為“生產型創新”和“分配型創新”兩種類型，這兩種創新活動都具有創造性，但結果迥異。前者具有建設性，能夠創造價值，把社會財富蛋糕做大，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后者具有破壞性，只是通過尋租、行賄、利用制度漏洞乃至違法等行徑，在已有的社會財富存量蛋糕上多切一塊，沒有創造任何價值，是經濟發展的阻力。創新力究竟配置到生產型創新領域還是分配型創新領域，是由一個經濟體的制度體系構成的“報酬結構”或曰激勵機制決定的。顯然，解決新一輪科技革命伴生的上述問題，單靠科技創新本身是遠遠不夠的。現代西方創新理論雖然揭示了創新力配置的機理，卻沒有闡明如何引導創新力向生產型創新配置的路徑原則和實施政策。況且新古典經濟學基于科學主義的理念，囿于實證分析旨趣，亦難以在應然向度的規范分析方面有所作為。因此，守正創新，通過構建行之有效的制度體系，激勵生產型創新，抑制分配型創新，比現代創新理論更富有倫理性和實踐性。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

【參考文獻】

①《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何畏、易家詳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責編/張忠華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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