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新”是針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系統性戰略規劃。只有在統籌“兩個大局”的高視位下，才能更好地落實“三新”的重大戰略部署。為此，需從歷史維度、發展原則、實踐路徑等角度認識和把握“兩個大局”與“三新”之間的邏輯關系，推動“十四五”時期高質量發展，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關鍵詞】“兩個大局” 新發展階段 新發展理念 新發展格局 【中圖分類號】D24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決定的。進入新發展階段明確了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也明確提出了“必須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戰略要求。一方面，“三新”是針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系統性戰略規劃；另一方面，只有在統籌“兩個大局”的高視位下，才能更好地落實“三新”的重大戰略部署。

從歷史維度把握“兩個大局”與進入新發展階段之間的歷史邏輯

任何重大戰略思想的出現、重大戰略決策的提出，都是基于特定時代背景及國內國際發展環境作出的回應。把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與階段性相結合，辯證看待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始終分階段、有步驟地推進現代化事業向前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之一。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之“三新”的提出，是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改革與發展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進程進行再認識的產物，尤其是基于“兩個大局”時代特征的戰略選擇。在統籌“兩個大局”時代條件下，從歷史方位把握其與新發展階段之間的歷史邏輯，揭示“三新”的歷史必然性，是以大時代觀、大歷史觀分析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歷史延續性及未來走向的應有之義。

“兩個大局”下，新發展階段是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的必然接續。能否科學認識社會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及正確把握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理論前提。而針對時代背景及歷史條件對中國發展階段作出恰如其分的定位及展望，是我們黨一直以來高度重視的理論課題。黨的十三大曾明確指出：“清醒地認識基本國情，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是極端重要的問題。”進入21世紀，黨的十六大報告作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精準判斷。黨的十八大在回顧和總結之前經驗和成就的基礎上指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確保到二〇二〇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接續奮斗，全面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不斷站上新臺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礎上，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進入新發展階段是黨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

“兩個大局”下，新發展階段是對我國發展歷史方位的準確勘定。新發展階段之“新”，指的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進程進入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釋了新發展階段的內涵要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也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而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下，在社會主義總體發展進程中，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沒有變，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事實沒有變。但同時，經過建黨百年以來的長期奮斗，我國已經具備了在新的起點上完成歷史宏愿的能力。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新發展階段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從發展原則把握“兩個大局”與貫徹新發展理念之間的理論邏輯

《綱要》將“堅持新發展理念”列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明確要求發展必須堅持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是“兩個大局”下中國發展觀的進一步明確，在繼承“十三五”時期我國落實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成就的基礎上，鑒于新發展理念作為“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的重要地位，只有從發展原則上把握“兩個大局”與貫徹新發展理念之間的理論邏輯，才能夠回答新時代面對“兩個大局”應該“實現什么樣發展、怎樣實現發展”的系統性問題，真正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

新發展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在當今時代的科學運用和生動發展。新發展理念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理念均能夠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尋找到相應的理論淵源。創新發展理念是對馬克思由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革命為根本牽引力的理論取向的再發展；協調發展理念是對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社會化大生產中部門和部類之間協調發展理論的運用；綠色發展理念是對馬克思批判犧牲生態而謀取資本利潤思想的繼承；開放發展理念是對馬克思預言的《資本論》“可能的續篇”中論述的國際經濟關系和世界市場理論的新的拓展；共享發展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理論、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思想的繼承。面對“兩個大局”，貫徹新發展理念提出的從發展動力、發展機制、發展方式、發展路徑、發展目的等方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全局性發展理念體系，反映出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認識，體現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成就。

新發展理念是在“兩個大局”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黨回答時代課題的重大理論創新。經濟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量積累到一定階段，必須轉向質的提升。我國經濟發展也要遵循這一規律。貫徹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基于“兩個大局”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求下的重大戰略原則。回首過往，中國發展一度落后，在列強侵占、掠奪壓迫的歷史背景下將發展經濟作為新中國的首要任務，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成為中國發展的目標。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開啟了中國發展的新時期。當世界社會主義遭遇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中國再次結合國內國際形勢，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目標，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增速乏力，中國經濟也在經歷了長時間的高速發展后進入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的經濟新常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國外經濟發展環境變幻多端，面臨全球經濟增速乏力困境，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生態環境惡化、貧富差距加大、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日漸突出。正是針對統籌“兩個大局”的戰略要求，新發展理念在既有發展理論的基礎上實現了理論升華，將黨對發展問題的認識提升到了全新高度。

新發展理念為在“兩個大局”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指導原則。“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中國經濟歷史新方位作出的重大科學判斷，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引領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破解發展難題，必須以能夠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發展理念指引方向，而高質量發展就是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戰略引領下的發展。創新發展是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作為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先導前瞻性地將人們從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協調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努力以城鄉協調、區域協調等發展在關鍵環節取得突破，以帶動全局發展。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注重解決高質量發展中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開放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解決的是高質量發展中的內外聯動問題，旨在全方位升級開放型經濟。共享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追求，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新發展理念的根本宗旨，是社會主義制度根本的優越性所在。貫徹新發展理念不僅是對問題導向的堅持，還逐漸形成了各發展理念互為一體、協同發力的總體發展理念，成為“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必須遵循的原則。

從實踐路徑把握“兩個大局”與構建新發展格局之間的現實邏輯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作為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們黨為統籌“兩個大局”在“十四五”時期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系統性戰略部署。

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之變在實踐上要求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新中國成立伊始，由于國際上敵對勢力的經濟封鎖及國內自身增量不足，我國在逐步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上形成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發展格局。改革開放初期，著眼于中國較小經濟體量及龐大勞動力人口，我國采取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戰略，即通過勞動力優勢打造“世界工廠”以引進海外資金技術，實現以外促內的目標。“十一五”時期，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持續及中國長期依靠出口、對外投資的發展模式帶來的負面影響，黨中央經濟研究制定了刺激經濟發展計劃，指出要想方設法拉動內需，逐步加強國內循環發展格局。隨后，在擴大內需的體制機制長期運行下，為進一步解決國內循環產能過剩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運而生。當前，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發生的深刻復雜變化，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國內國際的市場聯通、資源互補、良性互動促進世界經濟的再平衡，成為現實的必然。

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之變在實踐上要求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國際格局即指一段時間內穩定的國家力量對比。目前，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出現了“東升西降”的漸變趨勢。面對國際發展格局之變，需思考積極變革全球治理體系的方案。構建新發展格局不僅要立足于國內大循環，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落腳點，加快核心技術攻關的應對策略，更要立足于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彰顯中國大國擔當的實踐路徑。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次會議上強調：“當前形勢下，上海合作組織要弘揚‘上海精神’，深化團結協作，為地區國家穩定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多實踐探索。”體現出“兩個大局”下，中國為全球治理體系的革新提供中國方案、作出中國貢獻的責任擔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新發展格局的逐步建構，各種便利政策措施的不斷出臺，中國龐大的內需潛力會不斷激活，國內外兩個市場將彼此聯通，資源相互補充，國內經濟內循環將帶動國際經濟外循環，國際經濟外循環會推動國內經濟內循環，由此不斷推動全球經濟健康發展。一方面，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產業鏈、供應鏈及價值鏈的中心，中國能夠通過構建新發展格局幫助世界其他國家釋放過剩產能，為世界經濟復蘇注入新動力；另一方面，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作為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能夠為全球范圍內正在尋求破解經濟復蘇困境的國家提供可以借鑒的發展模式。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之變要求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不斷上升，依托國際大循環的發展模式在新發展階段不再占據優勢，需積極尋變。提供能夠適應新需求的有效供給，打通中國市場供求渠道的現實要求，中國以高質量發展為牽引，注重進一步挖掘內部需求，以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求鏈應對需求之增長，推動構建國內大循環帶動國際大循環、國際大循環促進國內大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為深入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提供制度動力。構建新發展格局并非單純用以緩解現實狀況的權宜之計，而是綜合考慮中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后確定的中長期戰略方針。作為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實踐路徑，為真正努力推動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需突出擴大內需戰略基點，順應國內投資需求新變化新機遇，進一步拓展投資需求，既要抓緊補齊傳統基建短板、發揮國有企業的投資主體作用，也要合理擴大新基建規模、注重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同時應更注重內需推動國內經濟良性循環，強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市場動力；需突出強化有效供給創新，以科技創新引領供給側改革、增加高質量有效供給，夯實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物質基礎；需突出完善現代流通體系，如構建現代大交通網絡與物流網絡，完善全國統一市場體系、利用數字技術改造升級流通體系、提高流通服務功能等，暢通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關鍵環節。

（作者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江昊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建黨百年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0&ZD008）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深入學習堅決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人民日報》，2021年1月12日。

②劉奇葆：《新發展理念蘊含的理論特質和品格》，《人民日報》，2016年8月17日。

③顧海良：《新發展理念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意蘊》，《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

④高偉、陶柯：《“雙循環發展格局”：深刻內涵、現實邏輯與實施路徑》，《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0期。

⑤蒲清平、楊聰林：《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現實邏輯、實施路徑與時代價值》，《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2020年第26期。

⑥韓保江：《國內國際雙循環暢通經濟方能“氣血充盈”》，《光明日報》，2020年7月28日。

責編/賈娜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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