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來，圍繞鄉村治理這一主題，進行了艱難探索，形成了豐富的系統理論和實踐經驗，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了重要基礎。當前，中國鄉村已經邁向振興的康莊大道，面臨很多新問題新局面，但只要堅持黨的領導這個根本保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個根本立場，善于學習和利用各種有益成果，就一定能取得新的勝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鄉村治理 百年探索 經驗總結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識碼】A
鄉村治理之于國家穩定與建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其成效不僅關系到農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與精神生活的改善，更是衡量執政黨治國安邦能力、體現執政黨發展理念的重要標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農為邦本，本固邦寧。我們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1]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歷程，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解放農民，還是集體化時期的互助合作，抑或是改革開放起步時期的體制外突破，以及新時代的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均可視為鄉村治理的組成部分。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歷史，也是一部中國鄉村治理史。因此，值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回顧中國共產黨對于鄉村治理的百年探索，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治理的歷史經驗，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走向解放（1921—1949年）
領導農民走向解放，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實踐的出發點與理論的基石，也是打破傳統鄉村社會舊秩序、建立革命新規范的合法性來源。近代社會，由于外敵的持續入侵和長期的戰爭破壞，絕大部分農村陷入凋敝之境，農民生活日漸貧困化。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2]從理論層面看，中國共產黨提出解放農民，把農民群眾的利益擺在第一位，為長期“失語”且政治地位較低的廣大底層民眾發聲，恰好契合了時代需要和農民訴求，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擁護和支持。從實踐層面看，從大革命時期到蘇維埃時期，再到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地動員和解放貧雇農，賦予貧雇農以政治地位，給予貧雇農以生活保障，并依靠貧雇農走向了革命的最終勝利，解放是黨革命實踐的重要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解放的指向是多元的，既包括貧雇農的解放、婦女地位的提高，還包括等級制度的破除、自由觀念的傳播，等等。以男女性別的解放為例，中國共產黨不僅繼承了近代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男女同權”思想，系統闡述了婦女解放理論，還將理論推向實踐，提倡“婚姻自主”，鼓勵婦女參政議政、婦女參加生產、婦女走出家庭等。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給農村社會帶來的解放是全方位、立體式的。
組織起來（1949—197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組織起來”成為鄉村治理的顯著特征。20世紀50年代初期，徹底消滅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產權關系后，中國共產黨很快在農村，尤其是新解放區倡導建立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號召農民“組織起來”，并要求“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都要解釋和實行”[3]。1953年，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中共中央確立了對農業個體經濟進行改造的方向，加速了“組織起來”的步伐，合作社成為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4]1956年底，伴隨著96.3%的農民加入合作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宣告完成。不過，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建立并不代表農村變革的終結，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席卷中國大地。1961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中國農村逐漸進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時期，并一直延續至人民公社解體。
中國共產黨主導的“組織起來”，無疑是改革開放前鄉村治理的關鍵所在和邏輯起點。一方面，組織起來的中國農村，徹底從傳統鄉村社會“國家-鄉紳-農民”的三層結構轉變成為“政社合一”的全能型基層政權組織，并形成“國家-農民”直接對話的二元結構，拉近了國家與農民之間的距離。其中，農村黨組織的發展、農村干部的培養，不僅是全能型基層政權組織得以維系的關鍵，更實現了近代以來知識分子極力訴求的權力下探。另一方面，將農村社會組織起來，既有助于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工業化建設步伐。大型水電站的修建、荒地的大面積開墾、農業技術與經驗的推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投入、農業勞動時間的延長……均是集體化時期農作物產量不斷提升的重要原因，而這恰恰就是組織起來的力量實現的，是分散小農難以企及的。同時，組織起來的農村，減少了資源汲取的阻力與成本，為當時的國家工業化建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料產品與資金積累，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原動力。
融入市場（1978—2012年）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村集體化探索，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鄉村社會的穩定發展，為國家工業化建設提供了資源和動力，但卻難以從根本上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討論的廣泛開展，以及小崗村農民“分田到戶”的探索實踐上升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在全國推廣，并走向長期化與制度化，一起勞動、集中分配的人民公社體制最終被取締。誠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是農村改革走向成功的關鍵所在。但是，真正激發出農村發展新活力的還是市場的引入。
改革開放40余年的實踐證明，農村社會充滿活力的重要原因，是出現了新的經濟形態和社會現象：其一，是從事非農經營的種植大戶。20世紀80年代，隨著分田到戶政策的落地，農民重新擁有了農作物種植的決定權，并逐漸分離出了專門的商品經營專業戶，他們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或是從事非糧種植，或是從事非農業服務，并逐漸成長為中國農村發展不可忽視的新經濟力量。其二，是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價格雙軌制”政策的出臺，鄉村市場更加活躍，具有強烈市場經營思維的江浙地區，率先開啟了發展鄉鎮企業的新模式，并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和農民就業。這些鄉鎮企業以社隊企業和私人企業為主，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在給國家提供額外稅收的同時，也實現了國家經濟改革的“體制外先行”，對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參考。其三，是依托城鄉貿易的農民販運。改革開放以后，得益于城鄉貿易市場的開放，建立在傳統社會“貨郎擔”理念基礎上的農民販運開始出現，甚至在溫州、義烏等地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小商品市場。依托城鄉市場貿易的農民販運，將農民的創業精神和鄉村發展融通起來，成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提升農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路徑。第四，是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與鄉鎮企業的離土不離鄉不同，農民工是離土又離鄉的新型社會群體。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工已頗具規模，1989年，中國第一次出現“民工潮”，全國“流動大軍”已達3000萬人。[5]持續的農民工浪潮，不僅引發了中國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更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必需的勞動力。反過來，農民工進城打工賺取的收入也成為他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農村變革與市場發展的深度融合，實際上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治理不斷演進的一條重要線索。
邁向振興（2012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農村在精準扶貧政策的指引下，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脫貧攻堅戰的勝利，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了關鍵性貢獻。下一步，中國的減貧事業將進入鄉村振興階段。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由此看，鄉村振興戰略不僅是脫貧攻堅工作的延續發展，更會伴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始終。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首先，要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2018年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中共中央將“堅持農民主體地位”視為鄉村振興的基本原則。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承諾，更是農民徹底解放的重要體現。可以說，鄉村振興戰略能否取得成效，就是由能否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在多大程度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所決定的。需要強調的是，在現代社會中，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已經成為堅持農民主體地位的重要體現。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要加大力度推動中國農民走向專業化、現代化。其次，鄉村治理要超越政府與市場二元結構，實現“政府-市場-社會”三位一體。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需要把握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防止政府的支農目標和市場機構的利潤目標發生變異或產生沖突與張力，從而使國家反哺農業的政策大打折扣。與此同時，要超越單一的行政管控思維和逐利性的市場思維，發揮第三方社會組織的作用，構建“政府-市場-社會”的新型關系，使鄉村發展實現自我造血。最后，要高度重視科技興農。在中國復雜的地理特征和龐大的人口基數背景下，糧食中長期供求呈現緊平衡狀態，糧食供給結構性矛盾也比較突出。為此，應在保持耕地面積紅線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就是增加農作物產出的科技含量，實現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讓農業科技走出實驗室、走向田間。總之，當前中國農村正在邁向振興的康莊大道上，需要國家、農民、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形成合力、共同推進。
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治理的經驗總結
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治理的百年歷程蘊含著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是人類發展史的寶貴財富。當前，溫飽問題、貧困問題仍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難題，鄉村治理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道路可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重要借鑒。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鄉村治理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體現，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根本保證。”[6]近代以來中國鄉村治理的艱苦探索證明：一盤散沙的鄉村格局無法抵御帝國主義的外來侵略，具有傳統性質的小農經濟無法改變積貧積弱的歷史局面，農民的短期利益選擇無法支撐國家的長遠戰略規劃。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治理一直以來的根本立場。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致力于組織和動員群眾。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逐漸走出了一條以動員農民為中心的革命發展道路，并成功帶領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使中國人民從此以嶄新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東方。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開啟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并成功帶領中國人民富起來、強起來，徹底解決了困擾中國幾千年的人民溫飽問題。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銘記對人民的承諾，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精神境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攀高峰、過險灘，不斷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善于學習和利用各種有益成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治理走向成功的重要條件。中國共產黨從來就不是故步自封的政黨，與時俱進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理論品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學習馬列主義、借鑒俄國蘇維埃革命實踐，建立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經驗，為早期的工業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跡。在學習借鑒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不忘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具體到鄉村治理上，“農村包圍城市”“體制外先行”“三權分置”“土地流轉”均是例證。當前，中國鄉村治理邁向新的征程，面臨很多新問題新局面，但只要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就一定能取得新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誕辰，對中國鄉村治理而言，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同時也是一個起點。回顧歷史，繼往開來，以歷史的眼光審視中國農村社會的流變，在時代進步和全球化的視角中把握中國鄉村治理的進路，必將有助于我們更好理解中國共產黨開展農村工作的基本理念，增強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信念。
【本文作者為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編號：SWU2109526）資助】
注釋
[1]《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人民日報》，2020年12月30日，第1版。
[2]《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頁。
[3]《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年—1957年）》（上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頁。
[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十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3-465頁。
[5]蔡昉：《從人口紅利到改革紅利》，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頁。
[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頁。
責編：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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