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社會發展與社會沖突是始終并存的。新發展階段，隨著我國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發展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社會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社會沖突自然也會不可避免，這對于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不可回避的挑戰。本文提出應建立基于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社會沖突預警指標體系，為各級政府運用現代化技術手段和系統工具應對社會沖突，更好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理論依據和參考建議。
關鍵詞:市域治理 現代化 社會沖突 預警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市域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具有承上啟下、以城帶鄉、以點帶面的特殊定位，市域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和基層治理的關鍵環節。自2019年12月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會議召開并全面部署啟動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一年多來，各地圍繞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進行了大膽探索，治理范圍、治理主體、治理原則、治理途徑、治理協同等問題均有實踐探索和理論分析，隨著試點的深入，必然會更加重視治理的具體操作方法和效能評價問題。
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看，社會發展與社會沖突是始終并存的，社會沖突既是對抗與矛盾的體現，也是社會改革的推動力量。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現代社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會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同時，我國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發展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可以預見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國社會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社會沖突自然也會不可避免，這對于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不可回避的挑戰。為此，要建立合理的社會沖突預警監測體系，一旦預警系統顯示社會沖突超出了安全閥值，就立刻啟動相應的干預措施，集中資源解決關鍵矛盾，將社會沖突維持在合理的范圍之內，使社會回歸到穩定發展的軌道，避免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破壞性影響。
社會沖突預警研究現狀
學術界對社會沖突有多種不同的定義，其中獲得廣泛認同的是科塞（1999）提出的定義，即社會沖突是對立雙方在對價值、稀有地位、權力和資源的斗爭中，彼此破壞以至傷害對方的過程。此外，社會沖突領域的另一個代表人物達倫多夫認為，社會沖突是“明顯對抗的社會力量之間爭奪、競爭、爭執和緊張的狀態”（Dahrendorf，1958）。深入分析社會沖突的本質和表現形式，建立社會沖突預警機制，并通過科學分析，提前對沖突進行預警并提出有效的干預措施，是應對社會沖突普遍采取的方法。
社會沖突預警是通過“及時提供相關信息對潛在沖突進行警報”（Rupesinghe and Kuroda，1992），具體來說就是在遵循事物內在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搜集大量詳細的資料，利用嚴密的數據分析方法對現實與發展趨勢做出準確的判斷，進而及時發出警報。目前，學者們對社會沖突預警機制的研究方法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大類，前者主要通過案例分析、深度訪談等方法分析和解釋社會沖突，后者主要依賴定量調研統計方法確定關鍵指標值，并將這些統計指標數量變化特征作為社會沖突等級改變的指示器。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定性研究樣本數量不足和主觀評判成分過大的局限性，獲得相對客觀、普遍和穩定的分析結果，因而被更多學者采納。而由于社會沖突往往是多層次、多因素、多系統動態作用的復雜結果，使用單個統計指標僅能反映客觀總體的側面信息，因而需要建立合理的指標體系，才能綜合反映社會沖突的總體發展態勢。
在社會沖突預警指標體系的建立方面，具有影響力的較早的代表作是美國社會學家羅蒙德·鮑爾（Raymond. A. Bauer）于1966年出版的《社會指標》，該書采用實證方法詳細構建了社會預警指標，樹立了運用科學方法建立預警指標體系的理念。西方各國為監測社會政治風險和經濟運行風險，紛紛致力于建立社會預警機制，例如美國的“富蘭德指數”“哈佛景氣動向指數”“政治監測指標”，以及西方七國的“經濟監測指標”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轉型加快，矛盾沖突也更加復雜多變，社會預警指標體系的研究也越來越受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建立的社會安全與風險指標體系，涵蓋經濟、生活質量、社會問題和主觀指標4大類，由40多個細化具體指標構成。國內學者宋林飛致力于構建和完善“社會監測與報警指標體系”，將失業、通貨膨脹、收入穩定性、貧富分化、腐敗、社會治安、突發事件7大類40多個具體指標納入該體系（宋林飛，1999）。劉旭東（2011）將社會貧富差距、失業率等9大指標納入社會沖突預警監測體系，認為這些指標能夠反映社會的突出矛盾，其變動態勢能夠體現社會風險危機等級，從而有助于國家及時采取干預措施化解風險。李蘭、王偉進（2020）也在研究中提及浙江省通過社會治安、生產安全、食品藥品安全、應急管理、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組織、社區參與、公益慈善行為等8個指標來測量市域社會治理平安建設的做法實踐。
此外，其他學者有關國家治理質量檢測指數體系、社會治理績效評估、社會治理評估指標體系、縣域社會治理評價指標體系、農村社會治理評估指標、城鄉統籌發展社會協同治理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等方面的研究，對于市域社會治理評價研究也具有重要借鑒作用和啟示意義。
構建基于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社會沖突預警指標體系
國內現有指標體系的構建，絕大部分涵蓋全面、內容廣泛，力求對社會問題進行詳細而完整的預警，但由于監測指標過多，不利于經常性的評估，可能會導致一些問題的發現滯后（劉旭東，2011）。同時，考慮到市域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市域的區域特點，本研究聚焦于構建一個基于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社會沖突預警指標體系，通過追蹤關鍵指標的變動情況，及時發現社會中存在的重大問題，并集中資源重點擊破，強化市域社會治理，保障社會穩健發展。
如表1所示，本研究設計了包含5大類12項指標在內的社會沖突預警指標體系。這12項指標吸收了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并根據各個指標的內在關聯屬性對它們重新進行了歸類。例如，鑒于市域治理必須兼顧城市與鄉村，除了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標外，城鄉社保差距也非常重要，本文將城鄉社保差距與最低保障覆蓋率合并歸為社會保障大類指標。對公共安全事件發生率與突發事件發生率這兩個類似的概念統稱為前者，并把社會治安犯罪率、公共安全事件發生率、群眾上訪率這三個顯著反映社會風險的指標歸為風險控制大類。此外，構建了社會心理這一創新類別，并納入政府信任和滿意指數、社會發展信心指數這兩個新指標。一方面是由于這兩個指標都可以通過社會調研的方式獲得，另一方面是因為行動的先導是思想和心理，這兩個反映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程度的心理層面的指標，能夠更敏感地提前預知人們的行為，對社會沖突預警具有重要價值。
同時，社會沖突預警指標體系的構建遵從如下原則：
一是可測原則。入選指標在現實操作中應是可測量的定量型指標，本研究入選的社會沖突預警指標如可支配收入、通貨膨脹率、失業率等，都有國家統計部門的數據來源，方便量化得到客觀數值。
二是可靠原則。這意味著入選指標能夠及時識別社會沖突風險，在社會沖突即將發生或剛發生不久，就能靈敏而可靠地表現這種變化。例如，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朝著降低、減少的方向變動，往往就意味著經濟發展出現倒退，前者是后者的可靠指標。再如，若貧困人口率升高，則表示社會保障水平降低，前者能夠敏感而且可靠地顯示出后者的變動征兆。
三是核心原則。所選擇的指標是能夠反映社會沖突現象的關鍵核心指標。對于市域范圍內的社會沖突預警指標體系來說，應著重選擇核心指標，以及對評估社會沖突的變動和發展態勢具有重要且突出貢獻的指標，而非力求全面細致。
四是一致原則。該原則是指每個入選指標既能夠獨擋一面，又與總體目標緊密關聯（洪穎、李培，2002），即每個指標既是從特定角度反映總體目標的具體分解，又與社會沖突預警這個總體目標高度一致。
本研究構建的社會沖突預警指標體系共有經濟發展、財富分配、社會保障、風險控制和社會心理5個一級指標，12個二級指標。各具體指標的含義說明如下：
居民可支配收入：從居民家庭獲得的總收入中扣除所得稅繳納、社會保障支出等剛性花費后，居民可自由支配的部分收入。它是衡量一個國家居民實際收入的指標。
通貨膨脹率：由于貨幣超發導致物價上升，貨幣購買力下降。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運行影響巨大，是衡量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
失業率：一定時期內有就業意愿但未能工作的人口占勞動人口的比例。失業率是反映國家經濟是否健康發展的敏感指標，過高的失業率是影響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因素，因此成為備受關注的一項預警指標。
貧富分化率：貧富分化率是社會沖突預警指標體系中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在國際上被普遍采納。通常采用基尼系數測定收入的差異程度。我國目前計算了三種基尼系數，分別為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全國居民基尼系數。
城鄉社保差距：市域治理的特點之一是關注城鄉統籌融合發展，城鄉社保差距可以用城鄉社保財政支出進行代表性說明。
最低保障覆蓋率：天災人禍、市場競爭等因素可能給部分個體帶來生存危機，而社會保障可以預防并緩解這種風險，為個體和社會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
社會治安犯罪率：通過犯罪總案件數/國民總人數的比值計算，它是直接反映社會安全狀況的指標。犯罪現象的發生既是社會沖突和矛盾激化的結果，同時又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因此需要尤其重視這一預警指標。
公共安全事件發生率：對社會造成較大損失和嚴重影響社會安全秩序的公共事件，例如環境污染、疫病暴發、食品安全、醫療事故、群體治安事件等。公共安全事件發生率高表明社會存在較多公共安全隱患，很可能引發更大范圍的社會沖突。
群眾上訪率：上訪是群眾尋求有關部門幫助的途徑之一。群眾上訪率越高，基層解決群眾問題的能力越受質疑，群眾面臨的現實問題可能越多越嚴重。
腐敗案件發案率：這里的腐敗主要指國家公務人員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特殊利益的行為。腐敗危害國家，也降低了廣大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度。
政府信任和滿意指數：社會公眾對政府執政能力、透明度、保障社會安全和經濟發展能力等方面的信任度和滿意程度，是反映社會公眾主觀心理的重要指標。
社會信心指數：本研究主要使用消費者信心指數來評估該指標，該指標的強弱綜合量化反映了社會大眾對國家當前經濟發展狀況和前景、個人收入水平和預期的評價，對于經濟發展趨勢和社會沖突發生率具有一定的預測功能。
市域社會沖突評估方法與預警機制
在測算中，我們可以運用如下社會沖突風險計算公式：
其中，SC代表社會沖突程度，I代表指標，W代表指標在整個社會沖突預警指標體系中的權重，i是指標的序號。在確定各個指標的分值后，與對應權重相乘并加總，得到特定市域范圍內社會沖突預警的總分值。值得一提的是，各一類指標的測算得分可能會呈現高低差異，可以為地方政府在應對措施上進行主次之分提供參考。
為了更加形象，還可以通過設置“預警信號燈”來顯示社會沖突預警等級。鮑宗豪和李振（2011）指出，我國對自然和經濟領域的預警信號系統的研究較多，而對社會穩定方面的預警信號系統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并且，一些學者習慣將綠燈設為最低（安全）狀態，而根據國際標準，綠燈代表的只是中間狀態，藍燈才是顯示預警級別更低的信號燈。為此，可以應用四種信號燈來描述社會沖突預警監測情況，如表2所示。
其中，藍燈代表社會處于安全狀態，不需要采取行動；綠燈代表社會沖突在正常范圍內，輕度警示，可以適時采取少量措施；黃燈代表社會處于一定的混亂狀態，社會沖突有可能會進一步加劇，需要及時采取應對行為，有效平息可能出現的大規模社會沖突事件；紅燈代表社會矛盾已經非常嚴重，影響到社會穩定，隨時可能爆發重大社會沖突事件，必須立刻采取有力措施保障社會穩定。
總之，在推進市域治理現代化過程中，要注重在市域范圍內實時采集數據，持續進行監測，并利用好社會預警監測信號系統這一工具充分把握市域社會發展趨勢，及時發現和應對各類問題。
【本文作者為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與政法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美]L·科塞著、孫立平等譯：《社會沖突的功能》，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2]Dahrendorf, Ralf.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2(2):170-183.
[3]Rupesinghe, K. and Kuroda, M. (eds). Early Warn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4]Bauer, Raymond A. Social Indicato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66.
[5]宋林飛：《中國社會風險預警系統的設計與運行》，《東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
[6]劉旭東：《社會風險預警指標與我國現實比較》，《中國城市經濟》，2011年第1期。
[7]李蘭、王偉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應如何評價》，《國家治理》，2020年第15期。
[8]洪穎、李培：《網上學術資源評價方法的研究》，《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02年第4期。
[9]鮑宗豪、李振：《社會預警與社會穩定關系的深化一對國內外社會預警理論的討論》，《浙江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責編：羅 婷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