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內卷”“打工人”等相繼成為流行語，這些熱詞的出現是偶然現象嗎？使用這些流行語的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要用這些熱詞表達什么？這些熱詞的流行反映了怎樣的社會心態？其背后是否具有一致的內在邏輯？這些現象具有什么樣的社會意義？
人們日常討論中的“內卷”與學術概念“內卷”的用法明顯不同，最大的差異在于不是討論制度和文化，而是討論個體或群體的行為或處境
“內卷”本是一個學術名詞，在學術文獻中常用作“內卷化”（involution）。如果在中國知網中以“內卷”為主題詞進行檢索，可以得到將近1.5萬個相關文獻，說明這個學術概念具有較強的影響力。
經濟學家韋森認為，“內卷”這個概念是德國哲學家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一書中最早使用的，康德在書中提出的“內卷理論”與“演化理論”相對應。使內卷化概念得到發展的是兩位人類學家，一位是戈登威澤（Alexander Goldenweiser），他將一類文化模式達到了某種最終的形態以后，既沒有辦法穩定下來，也沒有辦法轉變為新的形態，而只能不斷地在內部變得更加復雜的現象稱為“內卷化”。另一位是格爾茨（Clifford Geertz），他在印度尼西亞調查時發現，爪哇島資本缺乏、土地數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礙等，無法將農業向外擴展，致使增加的勞動力不斷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產中，農業內部變得更精細、更復雜。格爾茨用“農業內卷化”來概括這一過程。
“內卷化”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關注，是由于黃宗智在著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分析過去幾個世紀中國農村狀況時，借用了人類學家的“農業內卷化”概念。他用“農業內卷化”概念來說明勞動密集化帶來單個勞動日報酬遞減，表現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內卷的要旨在于單位土地上勞動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單位勞動的邊際報酬減少，近世以來還存在著‘過密型商品化’”。
總的來看，以往學術界對于“內卷”的討論基本上是在制度、文化層面進行的。從制度變遷角度看，變遷被概括為演化、革命和內卷三種典型形態：演化是指一種連續性的、增進性的、發散性的或沿革式的社會變遷；革命是一種間斷性的、突發式的或者說劇烈的社會制度的改變與更替，是從一種社會制度跳躍式地改變為另一種社會制度；而內卷則是一個社會體系或一種制度在一定歷史時期中、在同一個層面上內卷、內纏、自我維系和自我復制。與演化相比，內卷表現為自我重復而沒有增進。如果用登山來比喻，演化就像是走盤山路，螺旋上升，不斷縮短與山頂的距離；而內卷則是在山腳下或半山腰不斷循環，永遠無法登頂。
人們日常討論中的“內卷”與學術概念“內卷”相同嗎？從網上一些流行文字中可窺一斑。有人說，“什么叫作內卷？說白了就是過剩的人口投入到有限資源的爭奪之中”。有人把“內卷”用在了教育競爭上，如“招生名額是一定的，報考人數也是一定的，但有的學校開始補課，其余學校擔心考分落后都跟著補課，結果所有人的考分都提高了，但錄取分數線也隨之提高了”。也有人把“內卷”用于職場競爭，如一些人為了在領導面前表現努力工作，經常不按時下班，其他人也如法炮制，最后形成大家都故意加班的局面。事實上，“內卷”的話題已經覆蓋了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2020年10月31日，《澎湃新聞》發布了一篇關于“內卷”的基于微博、知乎文章的分析報告，從這個分析報告中可以比較全面地了解“內卷”一詞的用法。報告中的高頻詞包括“資源”“發展”“資本”“生產力”“制度”“蛋糕”“分配”“市場”等與社會背景相關的詞匯，“競爭”“努力”“剝削”“搶奪”“陷入”等動詞，“生活”“加班”“高考”“教育”“公司”“學校”“消費”“內耗”“收入”等與個人生存發展相關的詞匯，以及“打工人”“孩子”“勞動者”“學生”“老師”“女性”等涉及身份的詞匯。可以看出，人們日常討論中的“內卷”與學術概念“內卷”的用法明顯不同，最大的差異在于不是討論制度和文化，而是討論個體或群體的行為或處境。
基于共享現實理論，共同的“被內卷”感受形成一種社會氣氛，人們共同感受到一種強大的壓力，并選擇了同樣的“內卷”生活方式
“內卷”一詞之所以在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年群體中流傳，是因為它所描述的社會現象引起了他們的共鳴。青年群體通過“內卷”這面鏡子既看到了投射其中的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也看到了那些和自己有相同命運和處境的人；他們都對“被內卷”的現狀感到不滿和無奈。這種現象在社會心理學中被稱為共享現實。共同的“被內卷”感受形成一種社會氣氛，人們共同感受到一種強大的壓力，并選擇了同樣的“內卷”生活方式。
按照共享現實理論，共享現實是人們基于尋求一種與他人共有關于這個世界內在狀態的動機而形成的。該理論認為，共享現實有四個條件。第一，人們要共享的是一種內在的心理狀態，而不是要去經歷他人在形成這種內在狀態時所經歷的事情，因此人們需要去了解或參照他人的內在狀態。第二，這種共享現實是以他人的感受為參照的。例如，當公司職員在講述他們的“內卷”處境時，農民工、教師也會從各自的體會中尋找類似的感受。第三，人們有建立共同的內在狀態的動機。當人們從各自的生活經歷中體會到“內卷”的處境時，這種共同心態的聯結對于個體而言是重要的，即個體能夠通過他人獲得心理慰藉——自己的處境并不孤單，進而尋求對現狀的改變，發出共同聲音，引起社會關注。第四，有過與他人共享的經歷。個體會把自己歸屬于一個“內卷”的身份群體之中，而這種歸屬是以共同享有的現實為基礎的。
共享現實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解釋流行語為什么廣為傳播。按照共享現實理論，信息是由交流者共同建構的。“內卷”概念被使用時其原初含義會發生偏移。我們看到，流行語的傳播者具有共享觀念，使得他們能夠知覺到內在狀態的一致。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達成共享現實的方法之一就是調節自己的觀點，使之與別人的觀點相近。個體都有合群的動機，這種動機越強，越會根據別人的看法來調整自己的觀點，以得到共享現實感。很多時候，人們并不去深究這種共享現實多大程度上是真實存在的，而事實上，僅憑個人主觀感受是難以作出客觀判斷的。因此，共享現實感越強，越可能會促發和增強人們的共同感受。個體越是認同“內卷”的存在及其無法超越性，越會進入“被內卷”的狀態，進而在客觀上強化這種現實。
“打工人”一詞的流行源于“打工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他們希望得到社會的關注、承認和尊重
就像“內卷”源于“內卷化”，“打工人”也不完全是新詞，“打工人”源于20世紀改革開放初期的“打工”“打工仔”。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出現了一個新群體——“打工族”。這個群體不屬于傳統的農民、國企職工、商人、國家公務人員。他們一般來自內地，到沿海開放城市去務工，多數人的戶籍在農村，農忙時節還會回去務農。他們一般學歷較低，從事薪水較低的艱苦工作。“打工族”中比例最大的是那些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他們被冠以一個矛盾的稱謂——“農民工”。改革開放40多年來，農民工更新換代，出現了“農民工二代”“打工二代”，也出現了新的表述——“新生代農民工”。為了消除身份上的歧視，政府管理部門用“新市民”來稱謂城鎮化背景下的這一群體。“打工人”成為流行語，據說源于某一網紅發布的一些視頻，他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吹捧自己打工人、保安、大專生的身份，之后被廣泛傳播和模仿，越來越多的人發起了打工語錄。
從“打工仔”到“打工人”，這一詞語的流行顯然不是因為一字之差，而是因為這些“打工人”對待自己身份的態度改變——認同自己“打工人”的身份，一改幾十年來打工群體都要面對的身份尷尬和認同危機。“打工人”語錄幾乎都是“兩段論”的表述，“先抑后揚”或“先揚后抑”。雖然他們也傾訴和抱怨自己打工生活的辛苦和艱難，用自嘲、調侃和諷刺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處境，但他們并不悲觀失望，而是接受自我、接受現實，并且不斷地鼓勵自我。他們希望社會承認他們的價值，希望得到社會的關注和尊重。新一代打工者的這種態度不僅激勵著與他們身份相同的“打工人”，也激勵著與他們身份不同的人，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對“打工人”身份認同的掙扎，實質上體現了一種對社會地位下沉的焦慮
可以看到，從“打工仔”到“打工人”，由他稱變成了自稱，其內涵也從外來務工人員泛化到為了生活辛苦打拼的工薪階層。“打工人”等同于勞動者，不僅包括農民工、藍領工人，也包括辦公室的白領、IT界的“碼農”等 。
“打工人”流行真正需要關注的是“打工人”的泛化。那些“996”工作制下的“碼農”、終日為績效所困的白領、承受教學和科研雙重壓力的“青椒”、自我命名為“985廢物”的學霸們，許多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打工者，卻將自己認同為“打工人”。這種身份認同包含著無奈與不甘，這種無奈與不甘是一種與“打工人”境遇相似的無奈與不甘。這種身份認同的掙扎實質上體現了一種對社會地位的焦慮，即對自己社會地位下沉的焦慮，自稱“打工人”是對自身要時刻保持危機感的提醒。
地位焦慮是一個普遍現象。每個人對于社會地位的預期都是向上的，所以現實中如果感受到自己的社會地位沒有上升或者可能下降時就會出現焦慮；如果感受到的是社會地位已經下降，則焦慮的情緒更甚，出現恐慌或者其他更為嚴重的消極情緒。以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社會心態全國調查為例。該調查要求被調查者對自己五年前、現在（調查時）和五年后，以及下一代的社會地位進行評價，社會地位評價用從1到10的階梯表示（1最低，10最高）。被調查者回答的五年前的等級較低，平均等級為3.44，現在的平均等級為4.45，五年后的平均等級為5.89，而下一代的平均等級為6.76，平均等級不斷增加，且幅度較大。從等級分布上看，五年前社會地位評價整體分布不均衡，集中在低等級的一端，主觀社會階層評價為1至5的合計占85.2%，而7至10的合計占7.5%。對現在的社會地位評價整體分布比較均衡，低等級的1至5合計占76.3%，中間等級的6至8分別占14.4%、5.7%和2.0%，高等級的9和10分別占0.5%和1.1%，與五年前相比出現大幅度地向上移動。對五年后社會地位的預期則高于現在的社會地位評價，出現了一個較為理想的階層分布形態，低等級的1到5合計占40.5%，中間等級的6至8合計所占比例達到了51.6%，高等級的9和10分別占3.7%和4.2%。而對于下一代的社會地位預期則要更高，低等級的1至5合計占27.1%，中間等級的6至8合計占52.0%，而高等級的9和10分別占8.6%和12.3%。
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人們感受到了社會地位的上升，對自己未來社會地位的預期持續上升，且預期上升的速度較快。但是，我國經濟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快速增長后開始逐漸放緩，特別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經濟的不利影響逐漸傳導到個人的就業和收入，使得人們感受到生活的困難與艱辛，也影響到他們的社會地位評價。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下行疊加帶來的不確定性，使一些人感受到了就業、升遷的艱難與不穩定，一些原本比較優越的群體開始覺得自己的處境與“打工人”類似，出現了向下流動的恐慌。
關注“內卷”“打工人”等詞語的“同義反復”，警惕“內卷化”對社會資源的消耗、對社會信心的挫傷，關懷青年成長，消解他們的地位焦慮
“內卷”的流行與“打工人”的流行其內在邏輯是一致的，對“內卷”處境的言說所表達的也是一種地位焦慮。“內卷”最能激起人們共享現實感受的，是人們對資源有限而競爭激烈的升學、求職、晉升、婚戀等與個人社會地位上升有關的經驗。盡管自我的提高不一定帶來地位的上升，但在周圍人都努力完善自我的情況下被動選擇“內卷”而努力避免自己下沉成為多數人的生活策略。
向上流動是每個人的愿望，但這種愿望的實現卻是困難的。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社會地位的上升，因此身份認同帶來的社會地位焦慮是廣泛的，很容易成為眾人共享的現實，這也是“打工人”流行如此之廣的原因。
如何消除地位焦慮，不同人的態度、做法不同。自嘲、調侃、諷刺、惡搞等成為年輕人經常使用的方式，反映在不斷花樣翻新的流行語上，而其實質卻是每隔一段時間的“同義反復”。不久前流行的“小鎮做題家”“985廢物”“社畜”表述的是年輕人在社會競爭中的不如意，其實質也是在言說“內卷”環境下的地位焦慮，與“打工人”“內卷”不同的是，其共享現實的群體人數有限。同樣地，那些“被困在系統中的人”也是在描述“被內卷”而社會地位無法上升的人。
“內卷”“打工人”等詞語的“同義反復”值得社會關注，要認識到這一現象釋放的信號意義，警惕“內卷化”對社會資源的消耗、對社會信心的挫傷；要關懷青年成長，消解他們的地位焦慮。這不外乎兩條路徑，一是社會的路徑，一是個體的路徑。社會的路徑就是真正落實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努力創造適應社會成員發展的社會環境，努力為每一位奮斗者提供公平上升、追求發展的通道。個體的路徑就是鼓勵和引導個體自身及其家庭合理規劃發展路徑和未來預期，以實現不斷發展。
（作者為內蒙古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