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數字鄉村建設有利于促進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推動農村現代化轉型。開展數字鄉村建設不僅是當前“三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鄉村振興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和堅實保障。然而，以數字鄉村建設助力鄉村振興仍然面臨著數字鴻溝、農村人口結構不合理和農村居民數字信息素養欠缺等方面的挑戰，對此，需通過制定一系列相關公共政策予以應對。
關鍵詞:數字鄉村 鄉村振興 數字鴻溝 人口結構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有效解決“三農”問題一直是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關乎國計民生和社會和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面貌煥然一新，農民物質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農村減貧工作，實施精準扶貧政策，有效降低了農村貧困發生率，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然而，與城市地區相比，中國農村地區發展仍然緩慢。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城鄉差距正是中國發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現之一，這表明我國“三農”問題仍然嚴峻，農業現代化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近幾十年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技術發展為人類社會帶來深刻變革，并不斷催生新的經濟形態和商業模式，成為最具有潛力的經濟增長點之一。當前，世界眾多國家都在加速建設“信息高速公路”，旨在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特別是推動農村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現代化轉型。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互聯網技術在繁榮農村經濟方面的巨大潛力，積極推動農村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鼓勵農村電商發展，實施“互聯網+農業”等一系列信息化政策，堅持推動“四化”（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信息化）融合發展。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9年印發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指出，到2025年，數字鄉村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到2035年，數字鄉村建設取得長足進展；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數字鄉村，助力鄉村全面振興，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由此可見，數字鄉村建設是新時期中國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是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信息技術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體現。
數字鄉村建設是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新動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而作為現代科學技術的重要分支，互聯網等新興技術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意義重大。作為典型的通用目的性技術，數字技術的潛能更多地體現在為其它領域的改進、開放和優化提供解決方案，并與各行各業構成緊密聯系，實現傳統產業鏈的改造升級。
作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鄉村建設有利于將信息技術深入滲透到農業生產與銷售的各個過程，降低農業資源要素運行的交易成本，使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土地和農業資本得到有效配置，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進而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數字鄉村建設提升并擴大了現代農業知識的傳播速度和傳播范圍，推動農業管理和生產方式不斷創新，為農業生產技術效率的提升帶來了重要發展機遇。
此外，農業作為一種弱勢行業，往往需要面臨來自自然界和市場的眾多不確定因素，而“互聯網+農業”“智慧農業”和“物聯網”技術的應用為農業發展帶來了新的生產方式，為突破農業技術瓶頸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此同時，由數字技術普及所推動的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的應用，能夠將農業生產、流通各環節與消費者和市場深度融合，減少了市場參與主體間的信息不對稱性，強化了農業抗風險能力。
最后，京東、淘寶和拼多多等互聯網平臺的出現，有利于拓展農業銷售市場、推動農村數字經濟發展，有效解決農產品流通問題，全面提升農業發展質量。
數字鄉村建設是農村現代化轉型的新活力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中國有著幾千年的農業發展史，傳統以家庭為單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對當代農村的影響仍然深遠，成為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解放農民思想的重要障礙。數字技術的普及有利于促進現代發展觀念的傳播，打破由于制度因素和地理因素而造成的城鄉分割格局，推動農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變遷，引發農村社會治理模式現代化轉型。而由互聯網普及所帶動的數字化辦公極大地提升了農村公共服務部門的工作效率，同時，“電子政務”的發展減少了政府部門同廣大農民間的信息不對稱性，有利于農民群體積極參與到社會互動中，也有利于增強政府回應性，從而提升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人性化程度，增強農民的社會認同感和幸福感。
數字鄉村建設有利于提升農村要素資源配置效率，對進一步深化農業現代化改革大有裨益。以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為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6年印發了《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就完善農村土地承包權、經營權和所有權分置（以下簡稱“三權分置”）作出進一步指示。“三權分置”是中國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又一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創新，對提高農業生產率、推進農業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農戶自身對政策的認知對于提升土地政策的實施效果至關重要，然而，由于農戶普遍受教育水平較低，難以全面、客觀和理性地理解土地政策以做出科學選擇，使得新一輪土地政策面臨執行障礙和難點。開展數字鄉村建設能促進農村土地政策相關信息的廣泛傳播，有利于農戶從多角度理解國家土地政策的制定初衷和目的。同時，農戶也可借助互聯網尋求社會支持，并根據自身狀況進行科學判斷，降低其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從而推動新時期農村土地政策的順利有序實施。
數字鄉村建設助力鄉村振興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當前，中國數字鄉村建設正如火如荼開展，并已取得初步成效，農村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完善，農民數字素養和數字技術普及率穩步上升。根據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12月，中國農村網民規模為3.09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達55.9%。而在智慧鄉村、智慧農業以及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方面，數字鄉村建設也已取得可喜成績，例如，根據相關數據顯示，中國農村網絡零售額在2020年達到1.79萬億元，而截至2020年6月，中國已擁有5425個淘寶村。然而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數字鄉村建設仍然處于相對初級階段，以數字鄉村建設推動鄉村振興進而實現農村現代化轉型仍然面臨眾多挑戰和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數字鴻溝問題成為通過數字鄉村建設推動鄉村振興的制約因素
自互聯網技術誕生以來，數字鴻溝便成為社會各界詬病信息技術紅利的主要視角之一。數字鴻溝歸根結底來源于社會各群體在經濟狀況上的差異，從而使其在接入和利用數字技術的能力方面出現了差距。農村數字鴻溝的擴大會制約數字鄉村建設的成效，并可能導致鄉村振興過程中農村內部出現更大的貧富分化，即“馬太效應”。中國地域廣闊，區域發展差異明顯，這決定了中國農村數字鴻溝現象的復雜性，其不僅體現為區域間的數字鴻溝問題，如東部和中西部，也體現為農村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問題。此外，數字鴻溝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維度的，即數字鴻溝不僅存在接入鴻溝（即一級數字鴻溝），也存在數字技術使用和網絡信息鑒別能力等方面的二級或三級數字鴻溝。
數字鄉村建設應該充分考慮中國農村數字鴻溝問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擴大農村地區互聯網等新興技術的覆蓋范圍和受眾人群，降低農村居民接觸信息技術的成本，因時因地制定相關信息化投資和干預政策，以縮小區域間和區域內部的數字鴻溝。此外，應統籌全域信息化發展戰略，完善各地區數字鄉村建設的經驗共享機制，例如，要積極鼓勵東部農村電商發展較好的地區向中西部農村傳授經驗，擴大并增強數字鄉村建設經驗的分享范圍和強度。
農村人口結構給數字鄉村建設帶來挑戰
人口結構因素也是數字鄉村建設助力鄉村振興的重要影響因素。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接入和使用往往對其使用者具有一定的門檻。根據創新擴散理論，技術采納者所面臨的一個主要障礙來源于技術的復雜性，而受教育水平較高的人群往往更容易熟練掌握復雜的數字技術并利用數字技術指導其日常生產生活。同時，在“摩爾定律”的作用下，數字技術更新換代速度較快，這對數字技術采納者有了更高的要求，而教育資本是數字技術采納者能夠更快掌握并適應日新月異且復雜的數字技術的重要保障。但是，現階段中國農村地區的現實情況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在農村人口結構中仍然占據較大比例，這就必然要求應首先做好農村人力資本投資與提升工作以助力數字鄉村建設。
另一方面，新形勢下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也為數字鄉村建設帶來了新的挑戰。當前，老齡化是全球眾多國家所面臨的一個普遍現象，老齡人口的增加可能會給地區“信息高速公路”建設帶來眾多不確定性。通常來說，與年輕人口相比，老齡人口更難適應復雜的數字技術。并且，老齡人口對快速更新換代的數字產品和應用的接受能力可能更弱，從而造成老齡人口中的數字技術普及率偏低。根據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12月，60歲及以上非網民群體占非網民總體的比例高達46%，而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8.7%，明顯低于非網民人群中該年齡段人口所占比重。
此外，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仍然是中國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的發展趨勢，而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通常相對年輕且受教育水平較高，這使得農村留守人口的老齡化問題更加復雜。年輕同伴或親屬通常是老齡人口或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村人群熟悉和使用數字技術的重要渠道，而由于農村地區很多年輕勞動力常年外出務工，使得留守的老齡人口接觸數字技術的能力受限，這也會給數字鄉村建設帶來阻礙。
因此，相關部門應該關注到農村人口結構對數字鄉村建設的潛在挑戰，并做好相關的政策優化，進一步改善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投入工作，縮小城鄉教育差距，并做好農村地區的數字技術培訓工作和信息化推廣措施。針對農村老齡人口，應營造良好的數字化設施使用環境，以使老齡人口更容易接觸數字技術。此外，數字化產品的設計也應該考慮農村老齡人口的特點和需求，讓老齡人口更容易使用數字產品。
農村居民數字素養不足會降低數字鄉村建設的福利效應
數字鄉村建設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豐富農村地區的物質資料并使農民富起來，也需要關注如何通過普及數字技術使農民真正幸福起來，并助力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然而，數字技術的擴散對于提升農民的幸福感具有不確定性。在有關幸福感的文獻中，學術界的一個普遍共識是，個人相對收入對其幸福感具有決定性作用。根據社會比較理論，人們在缺乏客觀評判標準時往往選擇以他人作為比較對象來評判自我的狀況或能力。
與前數字時代不同，數字時代人們進行社會比較的對象、范圍及強度均發生了較大變化。在數字時代，互聯網等新興技術逐漸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信息獲取方式，遠程通訊成為可能，通過各類互聯網搜索引擎、平臺和應用程序等，人們可以隨時隨地獲取到世界各地其他人群的生活狀況及相關信息，社會比較的范圍和強度都在增加。但是，數字技術在擴大了社會比較對象數量和范圍的同時，也可能會增強人們的物質欲望，從而降低其幸福感。此外，在數字時代，互聯網使得每個個體都可以同時成為新聞的接受者、傳播者和制造者，互聯網使大眾媒體更加“私有化”“多元化”和“碎片化”。而根據心理學和信息傳播學中的負面偏見理論，受眾往往對負面信息或新聞有更強的偏好，因而網民可能會更傾向于關注網絡上的負面信息（如貧富分化、腐敗、環境污染等），進而增強負面情緒，降低其幸福感。
對于廣大農村居民，特別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他們對網絡信息的鑒別和再加工能力有限，以至于現階段很多農村網民對網絡信息的處理還處于粗糙吸收階段，缺乏理性對待網絡信息并科學利用互聯網信息指導其生產生活的能力。因此，農村網民很容易受到網絡負面信息或虛假信息的影響，為數字鄉村建設以及社會和諧構成隱患，也會給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帶來挑戰。
提高農村居民的信息化素養對高質量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大有裨益，且刻不容緩。特別地，提高農村地區人力資本水平仍然是當前數字鄉村建設工作的重中之重，這不僅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數字技術采納率，更有利于提高其信息化素養以充分享受數字鄉村建設所帶來的福利效應。
【本文作者為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明園晨暉學者張家平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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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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