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歷史交匯期，如何抓住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在新發展階段，我國應當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完善科技治理機制，貫徹創新驅動發展理念，大力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培育未來產業，打造經濟新動能。
關鍵詞:科技創新 新興產業 新發展階段 核心技術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催生全球產業大變革，為新興產業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歷史性機遇。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是推動世界經濟和社會不斷前行的不竭動力。科技革命不僅為產業革命提供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和技術新范式，而且將引發重大發明和顛覆性創新，催生一批新興產業，推動國家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
當前，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技術為代表的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并深度融合、廣泛滲透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一些重要科學問題和顛覆性技術已呈現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對人類社會經濟和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和改變，并顛覆諸多傳統的產業形態、分工和組織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敏銳把握世界科技創新發展趨勢，緊緊抓住和用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不能等待、不能觀望、不能懈怠。”綠色化、數字化、智能化是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典型特征，在全球貿易持續低迷、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應當圍繞核心技術、頂尖人才、標準規范等強化部署，增加科技創新投資，以在新一輪國際科技和產業博弈中掌握主動權，搶占未來科技經濟發展的先機。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未來產業，全面打造經濟增長新動能
新興產業是隨著新的科研成果和新興技術的誕生并應用而出現的新的經濟部門或行業。通常新興產業的標準、業務流程還有待開發，先驅企業往往獲得先發優勢。按照所處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不同，新興產業可以進一步細分為未來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是由處于探索期的前沿技術所推動，當前尚處于孕育孵化階段的新興產業。為了保證一國經濟實現長期穩定發展和平穩運行，需要建立健全的現代產業體系，在這一產業體系中，需要包括未來產業、戰略新興產業、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
目前是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加速推進的關鍵期。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推動下，世界科技創新已進入多點突破、群體迸發的新階段，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為搶占新技術革命的先機，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把推動新興產業發展作為國家的重要戰略，并制定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戰略，實施采取加大科技投入、鼓勵科技創新等重大措施。
美國奧巴馬政府2009、2011、2015年三次發布《美國創新戰略》，特朗普政府2018、2019年發布了《量子信息科學國家戰略概述》《數據科學戰略計劃》《先進制造業美國領導力戰略》《國家網絡戰略》《國家人工智能戰略》等專項技術戰略；2019年2月，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發布《美國將主導未來產業》的報告，指出人工智能、先進制造、量子信息科學、5G等是能夠保證美國長期繁榮、改善國家安全的關鍵技術。美國2018年新版《國防戰略》認為，由于一系列顛覆性技術的出現，戰爭的特征正在發生改變。先進計算技術、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自主技術、機器人、定向能、高超聲速及生物技術，已成為“確保美軍打贏未來戰爭的技術”。日本政府則于2018年6月15日出臺《集成創新戰略》，制定了未來在AI、生物技術、環境能源等關鍵領域的發展目標，提出將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適宜創新的國家”。英國政府確立了引領全球技術革命、面向未來產業前沿的4項重大挑戰，即AI與數字經濟、清潔發展、未來交通運輸、老齡化社會。
進入新發展階段，傳統的經濟增長動能已無法支撐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培育新動能是“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新興產業是一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新動能，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力量，在維持國家經濟長期穩定增長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新興產業代表新業態、新模式與新增長點，既是壯大新動能的戰略重心，也是引領產業發展的核心力量。當前，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驅動下，越來越多的新科技革命成果將進入大規模產業化、商業化運用階段，是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談及世界科技發展趨勢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是移動互聯網、智能終端、大數據、云計算、高端芯片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將帶動眾多產業變革和創新，二是圍繞新能源、氣候變化、空間、海洋開發的技術創新更加密集，三是綠色經濟、低碳技術等新興產業蓬勃興起，四是生命科學、生物技術帶動形成龐大的健康、現代農業、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環保等產業。”
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在我國現代產業體系中的地位和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貢獻越來越重要。“十四五”時期是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機遇期。《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要加快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產業。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機遇和挑戰，我們不僅要抓住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機遇，大力發展新興產業，而且要著眼于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需要，選定重點培育的未來產業，培育以人工智能、綠色氫能、物聯網、量子信息、大數據與云計算、生命科學等技術為基礎的未來產業。
基于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有遠見卓識創業資本和雄厚的產業資本、堅實的產業基礎，大批高素質的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企業家和創業投資家等，而這些條件不是所有地區都具備的。因此，新興產業發展不宜遍地開花，盲目冒進，以免造成人力和物力、財力的浪費。在具體工作中，需要警惕新興產業大躍進，要腳踏實地在一些產業基礎較好，條件相對成熟的地區率先發展，穩步推進，如長江經濟帶的長三角地區、成渝雙城都市圈、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武漢、西安、長沙等科技資源聚集大型中心城市。同時，在新興產業投資上，中央政府要及時發布各地新興產業投資動態信息，各省市區要加強調研，及時掌握各地相關產業投資動態，避免在新興產業投資中重復投資，導致日后無序競爭和經濟資源浪費問題。
正確認識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創新的關系，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完善國家科技創新治理機制
新興產業的形成和發展與創新存在密切關系，重大的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是顛覆性技術創新的產物。歷史上看，每輪科技革命均導致顛覆性技術創新并催生大量的新興產業。目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導致大批顛覆性技術創新持續出現，并催生出一大批新興產業集群。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未來產業是加快推進世界級新興產業集群崛起、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內在要求。為了在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更好地發揮政府與市場的作用，有必要正確認識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創新之間的區別和聯系。
科學發現是科學家通過對科學要素進行有效整合和實驗，發現自然界存在的未知并以科學知識體系呈現出來的科學事實和理論知識的活動。現代科學發現需要強大的基礎科學研究和現代化科研基礎設施的支持，如國家實驗室等。一些重大科學發現更需要跨學科研究和大型現代化基礎設施的支持。科學發現目的是揭示出客觀事實和內在規律，是顛覆性技術和創新的源泉。
當代技術發明通常是技術專家在科學原理指導和實驗探索基礎上，創造出新產品、新工藝、新流程和新方法的創造性活動。發明創造是技術活動中的一個主要部分，技術專家在發明的形成過程中處于關鍵的位置。科學發現是從未知中求知；技術發明是在已知進行構建，而產品開發則是從已知中求新。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是知識探索和技術構建的活動，不追求直接經濟效益但會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推動作用，且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約翰·雷是第一個把技術發明看作經濟持續增長主要源泉的美國經濟學家，1834年約翰·雷在其著作中認為，在經濟進步中發明比資本積累承擔更多的重要作用。
創新的概念是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1912年在《經濟發展理論》中首次提出，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廣泛關注的概念，并被認為是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他認為，創新就是生產函數的變動。熊彼特創新主要側重技術創新。在他看來，技術創新位于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的中心，是打破經濟靜態均衡的“創造破壞”活動，不是細枝末節。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企業家的作用是選擇和測試那些市場上需要的科學發現或技術發明，把它們從科技成果變成產業創新。熊彼特認為，科學發現、技術發明不是創新，創新“始于對技術發明的商業潛力的認知而終于將其完全轉化為商業化產品的整個過程”。從長期來看，最為重要的是經濟進步，而不是靜態的經濟效率，技術創新是經濟進步的關鍵。
總而言之，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創新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三個關鍵環節，其中涉及到不同的機構，如科研機構和組織、大學、科學和工程技術實驗室以及企業等，不同的人物類型，如科學家、教授、技術工程專家、企業家和創業資本家等。這些機構和人員在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各環節中、在新興產業發展中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其中，科學家和教授主要從事基礎科學研究和知識創造，技術工程人員從事技術發明創造，企業家則從事創新和創業活動，他們共同推進國家科技進步和創新。面對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這些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是新發展階段實現國家科技自立自強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在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如何有效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一直是世界各國專家學者關注的重要問題。為了更好地把握新科技革命帶來的新興產業發展機會，要正確認識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把握好政府工作的著力點，強化政府與市場的分工協作，完善國家科技創新治理機制。從新興產業發展的三個關鍵環節看，基礎科學研究和科學發現是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的源頭，當今世界諸多顛覆性技術和顛覆性創新均來自自然基礎科學上的重大發現。沒有科學發現，技術創新和新興產業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基礎科學研究和科學發展非常重要，但由于其典型的公共產品屬性，基礎科學研究很難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只能在政府的財政資助下才能有效實施。同樣，在缺乏專利和知識產權保護情況下，技術發明收益不能完全被個人獲取，搭便車行為難以避免，技術發明供給必然出現不足。因此，需通過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立法，來激勵發明家進行技術發明和創造，而立法必須由政府來實施。除了立法外，政府部門也可直接介入技術開發，20世紀美國的重大科技創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導的基礎研究。其中，國防部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下設10個研究機構、10個實驗室，負責布局一些重大的科研項目，下屬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主要負責發現、辨識和培育那些顛覆性的前沿技術，如雷達、激光、夜視、衛星、通信、計算、超導、核能、航空航天、數碼成像、納米技術等，這些技術的基礎研究都是由政府資助的。
技術創新是新興產業發展的直接驅動力。在市場經濟中企業家創新通常被歸為熊彼特I型創新企業家，創新的直接目的是對高額利潤的追求，企業家創新的直接效果是企業的創立和新興產業的誕生和發展，間接效益是推動國家經濟發展。但創新創業活動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因此，傳統銀行金融機構很難對其進行融資，企業家只能通過自有資本和創業投資來滿足其創新創業的資本需求。從世界各國經驗看，企業家創新創業主要是通過市場機制、創業投資家支持來完成。當然，隨著時代變遷，現在一些重大創新是通過有實力的大型企業（通常是寡頭公司）從事研發而帶來的系統性努力結果，此類創新被稱為熊彼特II型創新。在這類創新中，大型企業是創新的主體，企業在開發性研究以及在推動新技術新產品的市場實現中扮演了主體角色。從世界著名企業的創新過程來看，更多的大企業是通過企業內部的創新活動而增強市場競爭力的，如蘋果公司、華為公司、大眾公司、中國中車等。總體上講，在創新環節，市場、企業家和大型企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作用主要是為企業家和企業創新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但對處于相對早期的技術創新，由于早期投資周期長，風險巨大，創業投資介入意愿低，需要政府直接提供種子投資，并與天使投資共同推動新技術產業化。
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戰略機遇，全方位推進新興產業發展
新興產業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末端環節，是重大技術創新的直接成果。“十四五”時期是我國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機遇期。一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如火如荼，重大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二是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科技實力和產業基礎已經得到進一步加強；三是全球科技競爭使中國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刻不容緩。在新發展階段，我國需要加強科技創新，推進新興產業發展，以實現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
完善科技創新治理機制，創造良好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完善科技管理體制，但現存科技創新治理體系仍然存在諸多不足。如，基礎研究短平快的競爭性項目居多，長期性穩定性項目篇少，科研人員研究自主權缺乏，自由探索研究缺乏支持，科技人才評價標準單一，基礎研究人員待遇偏低等。一個高效的科技創新治理體系應該能夠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在科技創新中的有效分工和高效協同，為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創造良好的制度和機制環境，確保科技創新鏈條暢通無阻。為了實現這一預期，應根據不斷變化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環境和目標，針對存在的問題，主動調整和動態完善科技創新治理機制。
加大基礎科學研究投入，推動顛覆性技術和創新。顛覆性技術和創新能夠改變局部市場的力量結構，是新興產業的關鍵驅動力。顛覆性技術和創新更需要強大的基礎科學研究能力。美國國防領域技術的全球領先和硅谷技術創新的高速發展，源于幾十年持續不斷的研發投入，高效的市場競爭機制和雄厚的技術儲備。基礎科學研究是一切創新的源泉，應加大基礎科學研究財政投入，引導社會資本參與投資，建設現代化的基礎科學研究設施，大幅度提高基礎科學研究人員待遇，以推動顛覆性技術創新。2020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1504億元，占R&D比重為6.16%，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的15%至20%，美國基礎科研投入雖然占其科研總投入的比重僅有1/4，卻達到其當年政府總預算的近4%，GDP的近3%。因此，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挑戰，加大基礎科學研究投入力度勢在必行。
加強政策引領，推動創新驅動發展落到實處。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和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在紛繁復雜的科技創新環境下，為確保在國際創新競爭中不迷失方向，需要借鑒國際經驗，定期制訂、動態更新國家創新戰略和重點優先發展新技術規劃。明確不同時期重點和技術突破點，引導全社會開展科技創新活動，推動相關領域技術突破，解決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產業發展的“卡脖子”問題，制訂針對相關領域重點技術創新支持政策，推動創新驅動發展落到實處。
構建包容性的高效創新生態系統。科技創新是新興產業發展的直接推動力，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統可以助力技術創新。構建包容性的高效創新生態系統，加快科技成果商業化應用，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美國的強大科技創新能力得益于完美的創新生態系統，這一生態系統主要由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大學、研究機構、國家實驗室、企業研發中心，大型企業，種子投資、天使資本、創業投資和二級資本市場，基礎科學研究和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構成。
突破核心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鍛造“殺手锏”技術。“十三五”時期以來，我國技術創新能力不斷增強，戰略性新興產業取得重大進步，但由于產業基礎能力不強，一些核心關鍵技術、材料和裝備嚴重依賴國外進口，一些重要產業的供應鏈受制于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突出。關鍵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自主研發和自主創新是唯一出路。因此，要加強應用科學研究，增強工程技術和制造能力，突破核心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鍛造“殺手锏”技術，提高現代產業基礎應變能力，夯實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技術和產業基礎。
瞄準戰略前沿，開發未來產業核心技術。新一輪科技革命引發的新技術具有點多面廣、重大顛覆性技術層出不窮，新技術突破點不斷向縱深延伸，橫向交叉，跨界融合。因此，當前我國不僅要大力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邁向價值鏈中高端，而且要瞄準關鍵的前沿科學研究領域和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新技術，實施戰略創新計劃和行動，推進創新持續發展，開發未來產業發展的核心關鍵技術，培育未來產業。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責編：董惠敏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