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師范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 佟德志

【摘要】在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發展的歷史邏輯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新境界。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理論邏輯在于黨與人民的關系及其相關處理。在治國理政的實踐當中，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又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與領袖、黨員領導干部、黨員構成的同心圓的實踐邏輯。以人民為中心，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之間的三重邏輯推演，關系到2035年遠景目標能否實現，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命運。

【關鍵詞】以人民為中心 馬克思主義人民觀 治國理政 黨和人民關系

【中圖分類號】F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1.010

佟德志，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院長，天津師范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民主理論、國家治理、政治思想。主要著作有《在民主與法治之間》、《現代西方民主的困境與趨勢》、《解讀民粹主義》（論文）、《治理吸納民主——當代世界民主治理的困境、邏輯與趨勢》（論文）等。

人們總是通過觀察歷史提出理論，并將理論運用于實踐當中，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統一于歷史進程，形成了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相關聯的三重邏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就是從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發展的歷史邏輯出發，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邏輯，進而將這一理論邏輯運用到治國理政的實踐之中，形成實踐邏輯，由此構成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三重邏輯。本文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三重視角厘清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三重邏輯，并以此對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關系展開分析，指出未來中國共產黨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就在于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發展的歷史邏輯

馬克思主義發現了歷史的奧秘，那就是，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1]。從唯物主義歷史觀出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高度評價人民群眾在社會進步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基本底色。列寧在批判歷史唯心主義的同時，也論證了“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結論。[2]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人民的理論。

在西方政治思想發展史中，古希臘語境中的人民指平民，與貴族對應，到古代羅馬，人民的內涵，仍指平民。在現代政治思想中，這一內涵發生變化，尤其在法國大革命中，人民這一概念不再指普通民眾，而是開始作為統治者的對立面存在。[3]盧梭等政治思想家提出人民主權的思想，實際上也是為彌合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裂隙。然而，出于階級立場等各方面原因，這一努力并未成功，反而遭到嘲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深刻認識到人民概念中的對立內涵。例如，恩格斯言及人民，即指“無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其對立面是“官吏、貴族和資產階級”。[4]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認識直接影響了中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人民的理解，例如，毛澤東將人民界定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其中也包含對立意涵。[5]

由人民觀念演變的歷史邏輯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三種統治者與人民的關系。一種是人民只是人，與政治統治無關；一種是人民與治國相對立，人民是被統治的對象；再一種是人民與治國相融合，這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立場，即人民立場。這一立場源于馬克思主義的人民史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一種治國的模式，即把統治與人民融合在一起，實現人民的統治。

毛澤東思想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結合起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中國化，將“為人民服務”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將群眾路線上升為黨的根本路線。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需要，將馬克思主義人民觀創造性地運用于黨的全部工作，形成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這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一次巨大理論創新。毛澤東思想的人民觀在政治學理論上的創新意義在于：不再將統治者與人民對立起來，而是指出取得國家權力的中國共產黨應該為人民服務，走群眾路線。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同志高度重視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提出“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為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6]這種黨是人民群眾工具的觀點與其“人民利益觀”相一致，均是把人民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認為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苦奮斗就是靠堅定信念團結人民，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奮斗。[7]可見，鄧小平的人民觀在毛澤東群眾路線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使黨和人民的關系更加緊密。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群眾路線得到不斷發展。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澤民同志提出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科學發展觀中，胡錦濤同志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三為觀”，從黨與人民關系的角度將無產階級政黨同其他政黨區別開來。這些理論和觀念的提出，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觀，又將馬克思主義人民觀提升到新境界，并在不同歷史階段，實現了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的統一。

通過對黨的十二大到黨的十九大報告的文本進行分析（如圖1所示），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的重視程度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在黨的十九大達到峰值，十九大報告中“人民”的參考點達到最高值203個，覆蓋率達到前所未有的1.24%。

盡管對“人民”這一概念在報告中的意義和價值仍需作更進一步的細致分析，但是，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的重視程度不斷上升，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的關系不斷拉近這一趨勢已毋庸置疑。這一趨勢正是三重邏輯統一的結果，即中國共產黨與人民關系的歷史邏輯來源于馬克思的人民史觀，經過列寧、毛澤東等人的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得到體現和運用，使得不同歷史時期理論雖有所差別，但都與豐富的實踐相結合。

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邏輯

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體系中處于重要地位，再此基礎上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為人民服務”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群眾路線”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過程中，人民的地位得到不斷提升，成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正是以前述內容為歷史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提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從而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觀，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系列重要論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新境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8]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有關人民觀最準確、最全面的表述，創造性地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民史觀、毛澤東思想的宗旨意識、群眾路線以及不同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展形成的人民觀，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民觀，即以人民為中心，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

通過對《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二、三卷[9]的梳理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其話語體系中黨與人民的緊密聯系。筆者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二、三卷）中包含“人民”關鍵詞的內容進行語料抽樣，選擇鄰近區制作語料庫，并進行詞頻分析。通過對關鍵共現詞進行“停用詞”等必要清理后，最終生成“人民”關鍵詞共現詞詞云圖（圖2），直觀呈現出習近平人民觀的基本內涵。

通過詞云分析，習近平人民觀的基本內涵得以基本理清。從主體角度來看，習近平治國理政話語體系更多是從“群眾”（465, 0.91）[10]和“民族”（440, 0.86）的角度理解人民內涵。就關鍵詞共現情況來看，在提及“人民”的時候，習近平最關心的是人民的“生活”（253, 0.49）和“利益”（170, 0.33）。從關系角度來看，在與“人民”共同出現的關鍵詞中，排名第二位的是“黨”，共現計數達到919次，加權百分比為1.8，僅次于“中國”（1039, 2.03）；另外一個關鍵共現詞——“國家”（436, 0.85），也進入排名前10。這表明，習近平始終將人民與黨和國家聯系起來，在與黨和國家的關系中界定人民的位置。在關系的聯結詞中，一些關鍵共現詞，比如“發展”（701, 1.37）、“建設”（293, 0.57）、“改革”（265, 0.52）、“領導”（261, 0.51）、“奮斗”（181, 0.35）、“民主”（170, 0.33）進入排名前50，說明這些關鍵詞實際上構成了習近平處理人民和黨、國家關系的基本立場。

通過對習近平治國理政話語體系的分析，可以總結其人民觀的內涵，即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群眾團結奮斗，通過改革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處理好黨與人民的關系是核心，而在對這一關系的處理中，領導、改革、發展、建設、奮斗、民主是黨與人民關系的具體體現。

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理論邏輯就在于黨與人民的關系及其處理。從黨與人民關系的角度來看，在習近平的人民觀中，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11]中國共產黨來自于人民，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必須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12]人民是共和國的堅實根基，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底氣。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始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自身奮斗目標，把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之中。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無論面臨多大挑戰和壓力，無論付出多大犧牲和代價，這一點都始終不渝、毫不動搖。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在中國改革進程中，民主一直是聯結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的紐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13]

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同心圓的實踐邏輯

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構成了新時代人民觀的實踐基礎。“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人民”一詞出現了99次，是出現次數僅次于“黨”的高頻詞。《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中不僅摘選了四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講話，而且全書處處彰顯著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成為貫穿全書的一條紅線。以人民為中心，是對領袖治國理政的要求，也是對領導干部、黨員的要求，更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要求。這一理念以人民為中心，延伸出從黨的領袖到領導干部再到黨員的同心圓，這一同心圓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落實，同時構成了“以人民為中心”治國理政的主體體系。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之間在政治上的關系，決定了黨的領袖、黨的干部、黨的成員與人民之間關系的三重邏輯，進而構成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三重邏輯。其核心在于以人民為中心，以黨與人民關系的同心圓為范圍，是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實踐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講，從以人民為中心出發，處理好領袖、干部、黨員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是決定2035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關系的未來的實踐邏輯，更是決定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能否有機統一、21世紀中國未來前途與命運的三個關鍵。因此，能不能以人民為中心畫好治國理政的同心圓，是對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最大考驗。

以人民為中心，是對領袖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回答意大利眾議長菲科的問題時說：“這么大一個國家，責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艱巨。我將無我，不負人民”。[14]習近平總書記堅持知、言、行合一，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以“忘我”“無我”的狀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戰略，到堅持不懈推進棚戶區改造、垃圾分類、“廁所革命”的具體實踐，尤其是領導全國人民戰勝新冠肺炎疫情，處處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政理念。

以人民為中心，是對領導干部的要求。黨的領導干部要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貫徹到實際工作當中。領導干部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干事、為民謀利。[15]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無論身居多高的職位，都要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16]“當官，當共產黨的‘官’，只有一個宗旨，就是造福于民。”[17]各級領導干部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把人民安居樂業、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時刻把群眾的困難和訴求記在心上，努力辦好各項民生事業。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廣大黨員干部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

以人民為中心，是對每一個黨員的要求。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18]這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每一位共產黨員都應該明白，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一個共產黨人，首要需認清“我是誰、依靠誰、為了誰”；一個共產黨人，一定要堅定地代表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全體黨員提出號召，全黨必須牢記“為什么人”的問題，必須牢記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

以人民為中心畫好治國理政的同心圓，是對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最大考驗，直接關系到2035年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命運。盡管在理論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是中國國家治理的一體兩面，但在實踐中，具體的某一位黨員或領導干部與具體的某一位公民，在某些具體問題上仍然有可能發生各種各樣的沖突、出現各種各樣的悖離，甚至出現前者損害后者利益的情況。比如，在村民自治的過程中，出現了“兩委矛盾”，實際上是作為黨的基本組織、基層組織的黨支部、黨委與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群眾自治性組織的村委會之間發生了矛盾；又如，個別黨員、領導干部為了自己的利益貪污腐敗，盡管不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關系的范疇，但卻嚴重影響到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同時，在現實政治實踐當中，必然會出現當下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等各種各樣的差異、分歧，甚至是矛盾、沖突。能不能在21世紀實現種種要素的有機結合，發揮復合改革的優勢，增強合力，將成為中國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能否和諧推進、科學發展的關鍵。中國共產黨能不能以人民為中心，畫好治國理政的同心圓，實際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復合結構中能否匯聚合力的關鍵，不僅直接關系到2035年遠景目標能否實現，也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命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西方民主治理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B22015）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5頁。

[2]《列寧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IV頁。

[3]［美］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第62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1頁。

[5]《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5頁。

[6《鄧小平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頁。

[7]《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0頁。

[8]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頁。

[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二、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2017年版、2020年版。

[10]括號內第一個數字為計數，第二個數字為加權百分比，此為使用Nvivo軟件計算的結果。

[1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頁。

[1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7頁。

[13]佟德志：《中國改革進程與民主話語體系的變遷》，《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1期，第28頁。

[14]習近平：《在會見意大利眾議長菲科時的講話》（2019年3月22日），《人民日報》，2019年3月23日，第2版。

[15]習近平：《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2015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25頁。

[16]習近平：《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8年3月20日），新華網編：《圖解2018年全國兩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3頁。

[17]習近平：《擺脫貧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頁。

[18]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頁。

責 編／桂 琰（見習）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CPC Leading the People in Governing China: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Tong Dezhi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concept of the peopl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people-centered” thought, further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t concept of the people and bringing it up to a new level.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people-centered thought lies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Party leading the people in governing China, a concentric-circle practical logic has been formed consisting of the people and Party members, leading officials and the state leader, with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The people's center status and the triple logical deduc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 bearing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2035, and even on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CPC.

Keywords: people-centered, Marxist concept of the people, governing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