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礦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 亓光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是一個接續奮斗的歷史過程，是一項救國、興國、強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完整事業”。在歷史的長鏡頭中，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過程，呈現出一條清晰的變遷軌跡，并被歷史傳承性的存在呈現為鮮明的、一致性的治理結構與常規的、差異性的治理方式。其中，這一歷史傳承性的存在，就是中國國家治理制度與治理過程背后“不變”規律。因此，在理解中國國家治理時，應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不變”之軸，精準把握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之錨。
以重構想、強籌劃為導向的國家治理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由此可見，中國國家治理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目的是治理國家，內容是與治理國家緊密相關的各項事務，方法是有效運轉的國家治理體制機制。這既不同于西方國家將“治理”置于排斥國家統治的政治手段論，又不同于中國傳統治道將“治理”懸于國家制度體系的具體安排和運行之外的政治觀念論，而“遵循的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邏輯，即國家的職能由政治統治與政治管理有機組成。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治理，本質上既是政治統治之‘治’與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機結合”。
由此，中國國家治理是一種以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安排為核心的社會設計。具體而言，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建設與改革的進程中，以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最先進的社會階級代表，以一種特定的政治目標——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項必然的政治選擇——現代化理想為目標，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創制國家治理的基本制度和運行方式。中國國家治理是中國共產黨發揮歷史主動精神在治國理政中形成的政治構想、治理方案與社會藍圖，它最獨特的“治理性”既不在于存在領域，也不在于具體手段，更不是具體變化的問題導引，而是完整的理念創設、制度安排、組織建構與能力供給。回望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歷程，治國理政的抱負一以貫之，國家治理的構想歷久彌新，籌劃創新的步伐從未停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是國家治理的基礎架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提出“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的復辟陰謀的有力的武器”；1992年，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提出“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指明了發展方向；以習近平同志為代表的新時代共產黨人正在完成與勾勒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形態，提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要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關鍵是要增加和擴大我們的優勢和特點，而不是要削弱和縮小我們的優勢和特點”。這個過程是一個完整的政治設計，即中國國家治理來源于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家與政治的構想及其不斷實現的治理籌劃之中，是一種基于具體治理實踐的社會整體性觀照。
以重整體、顯規律為特色的國家治理安排
洞察中國國家治理“設計”之本質訴求，需要一個能夠抓住其“規律”的設計主體。這個設計主體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人特別重視理論創造力、自我革新力與包容協商力，目的就是明辨矛盾、判斷方向、制定計劃、做出決策，在分析和綜合中以科學的政治設計推進國家建構、國家建設以及國家治理。毛澤東同志強調“不作分析就無法綜合，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對事物要有解剖，才能總結”，由此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多次討論過國家建構的中國形態及其演進趨勢，提出了“工農共和國”“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國家”等政治設想，且對之均有經濟、政治、文化等較為全面的戰略設計與有效治理的行為綱領。鄧小平同志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始終秉持縱觀全局、駕馭全局、著眼全局的觀念，強調在世界總格局中找準中國國家治理的發展機遇與定位，重視從長遠發展考慮當下具體治理的制度設計與行動路徑，創造性地闡發了“改革、發展、穩定”這三個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支點，指明了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始終考量的前提條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同志認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又指明了“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不但從頂層設計上把握了國家治理的總體形態與整體結構，又從動態過程中認清了支撐這一形態和結構的領域和內容。
應該指出的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之典范的“五年規劃”，在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架構中充分彰顯了“重整體、顯規律”的鮮明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編制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這一方式業已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整體實力的綜合展現，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從“潛在”走向“實存”、由“內在”轉向“外部”、變“戰略安排”為“實際部署”的里程碑，在“國家建構——國家建設——國家治理”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的圖譜上勾勒出了一個由先進性政黨憑借其總攬性、長期性、整合性的領導制度優勢而不斷實現的“治理奇跡”。這個治理奇跡之所以被稱為“中國之治”，離不開持之以恒的政治設計，更離不開整體的“設計藍圖——效果呈現”的規律性考量與評價。
以重秩序、理關系為標尺的國家治理技藝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且特別善于“理順關系”。毛澤東同志從階級關系切入厘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并指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一重要論述奠定了關系論題是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前提。在這里，他領導并開創性運用不同時期的統一戰線奠定了國家建構的關系基礎；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系的一場大變動”。這就要求厘清國家建設的主要關系，圍繞相關關系的根本特征與變化特點，安排關鍵議程、選擇重要任務與推進政治動員。鄧小平同志則從國家制度體系的頂層設計高度出發，反復強調要認真理順國家治理結構中的各類關系，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理順各種經濟關系”，“黨和政府的關系問題，是一個政治體制的問題”，國際關系的治理也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系，包括政治關系，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在新時代的復雜歷史條件下，中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一套制度安排，“能夠有效調節國家政治關系，發展充滿活力的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增強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以全面深化改革為核心的國家治理變革更是突出了打破制約發展的舊關系，國家治理的具體領域、具體內容、具體實踐都不是零敲碎打的，而是在涉及“深層次的社會關系和利益調整”的問題上形成統一認識、著力打通堵點進而理順關系的過程。
事實上，理順關系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良性秩序，這是國家本質的體現，更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標尺與其存續的真正目標。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生于時代劇變之時，擔改造中國時代面貌之責任，領實現政治現代化新坐標的風尚，而這一切都起始于關于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新政治體系的秩序構想，落腳于國家治理的制度體系嬗變與能力創新的廣泛發生之中。
毋庸置疑，在當今世界，中國共產黨人仍要面對政治文明之再造的難題與治理秩序之革新的嚴峻課題。這就要求我們能夠從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有益的養分。在這里，特別要牢牢抓住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歷史之軸，從“不變”中育“新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中凸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軸心作用。面向未來，在進一步推進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道路上，我們需要不斷創造新的治理奇跡；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歷史之軸上，充滿自信、迎風破浪、穩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