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村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從全面脫貧到全面振興，發展任務不同，發展路徑也不同。從單一經濟指標到綜合發展指標，需要嶄新的觀念、機制，才能推動鄉村振興的實現。高校作為當代社會智力最密集、人才最密集的群體，具有服務鄉村振興的充分優勢。積極探索，逐漸形成文化賦能、高校參與的鄉村振興新理念與新機制，可以推動我國鄉村實現內在而深刻的改變。

鄉創理念的提出及內涵

在脫貧攻堅的任務完成后，當代中國許多鄉村發展中有兩個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空心化”的社會結構，鄉村中的青壯勞力到城市打工，盡管村民不再挨餓，但村里缺乏人才儲備、文化建設；另一個是“輸血型”的經濟模式，鄉村的內生發展動力和機制有待建立，鄉村產業體系與能力沒有形成。

鄉村要振興要發展，要看到問題，更要找到鄉村自身的有利條件。鄉村固有的資源中有兩個優勢非常明顯：一個是生態優勢，另一個是文化優勢。生態與文化，這兩者在鄉村有著天然的、歷史的存在，又因為鄉村發展慢而得以保留。

鄉村天然地與自然、與山水草木結合在一起，這是其與生俱來的依托。在當代，生態日益成為鄉村極具吸引力的發展要素，滿眼綠水青山的田園氣息可以吸引各方賢達。

文化成為鄉村發展另一個極具生命力卻常常被忽視的要素。1961年，錢穆在香港演講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其中談到“西方文化發生在都市，中國文化植根在農村”。此言甚有道理，尤其“植根”二字值得細品。中國文化的源起就是農耕活動，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質也是農耕氣質，雖然在西方文化和市場大潮沖擊下，中國農村發展落后了，但農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留是深隱而扎實的。在各地的許多村莊，可以看到大量家族宗祠，中國傳統宗祠文化就深深扎根在鄉村中。同樣，每年春節期間，當城市越來越感覺沒有“年味”的時候，鄉村的各種民俗活動成為國人向往的春節狀態，中國傳統節慶文化就深深地扎根在鄉村中。

中國鄉村作為中國文化載體的功能需要被重新認識。中國鄉村的文化積淀雖被深埋卻存在，雖無花果卻有根。在文化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時代，在文化賦能各個產業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鄉村無疑提供了豐厚的文化土壤。

在當代鄉村振興中，要找到新要素把當代鄉村中的生態與文化激活，靠的就是文化創意。由此，逐漸形成了鄉創理念：以文化創意為引擎，帶動各種現代發展要素進入鄉村，推動鄉村實現整體性的創新發展。

理解鄉創理念，要堅持幾個原則：

第一，帶動性原則

文化創意是鄉村振興的帶動要素，不是唯一要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要素，但是關鍵要素，是鄉村振興的新支點。

第二，融入性原則

鄉創實踐過程不是對鄉村生態與生活的技術統治、資本統治，更不能把鄉村作為城市精英的“后花園”，而是以文化、創意乃至情感煥發鄉村生態與生活的魅力。在鄉創實踐中，鄉村文脈挖掘很重要。比如，在浮梁的滄溪村可以看到朱熹之友、理學家朱宏的活動，那么，喜歡理學的當代人士就會來這個村子研究。融入性原則強調的是發揮鄉村自身在全面振興中的主體作用，從鄉村內生資源來找尋外部資源。

第三，整體性原則

鄉創發展目標不是“去鄉村”，而是“新鄉村”，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鄉村太多，而是鄉村不夠好。鄉創就是要以全新的觀念、全社會的力量、全身心的投入推動鄉村的全面振興，推動鄉村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發揮應有的作用與魅力。

中國新鄉村的建設目標應該是“更中國、更田園、更人文”，“更中國”是從歷史維度看鄉村發展，“更田園”是從自然維度看鄉村發展，“更人文”是從文化維度看鄉村發展。

鄉村要將“田園”與“文化”作為全面振興的兩個主要著力點，努力將鄉村打造成當代社會中的田園生活理想地、田園教育發源地、田園藝術創作地。藝術讓村民發現生活之美、鄉村之美、藝術之美、人生之美。與此同時，深入推進田園教育，特別是聚焦在“耕讀教育”上，可以培養出更多有泥土味、有中國味的新青年，讓鄉村成為新的教育沃土。

鄉創特派員制度的提出與特點

事實上，因為鄉村具有的生態與文化優勢，近年來，已有許多城市文化創意人士進入鄉村，無論是個人長期居住還是創辦鄉村民宿，都成為當代中國鄉村發展的亮點。但其突出問題在于：穩定性不強，由于缺乏機制保障、組織保障，進入鄉村的外部要素抗風險能力差；帶動性不強，許多個體化的文化創意人士在鄉村發展中僅僅打造了一個個“盆景”，沒有帶動所在區域的全面發展。

在鄉創工作中，探索文化創意進入鄉村的制度性保障，其目的是實現這種“進入”從自發到有組織的轉變、從零散到系統的轉變、從展示性到帶動性的轉變。通過組織振興，帶動人才振興，推動產業振興、文化振興與生態振興。由此，“鄉創特派員制度”逐漸在實踐中形成。

之所以提出這個制度，受益于20多年前源起福建的“科技特派員制度”。當時在福建南平，探索了以科技為帶動要素，鼓勵大批干部、專業人士直接參與農村發展的這一新制度，成效顯著。“科技特派員制度”的特點是“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一體運作”。這些特點在鄉村振興中、在鄉創工作中依然是應該堅持的。

與“科技特派員制度”相比，“鄉創特派員制度”又有許多新的特點。

其一，帶動要素不同，前者是科技，后者是文化；

其二，依靠力量不同，前者主要是體制內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后者主要是社會力量，特別是文化創意企業、文化藝術教育領域的自由職業者；

其三，發展目標不同，前者主要是經濟發展，后者是鄉村產業、文化、生態等的全面發展，當年要解決的主要是農民溫飽問題，現在中國農村工作發展已經進入新的全面振興階段，要解決的則是鄉村發展的內生活力、精神狀態等更根本、更綜合的問題。

可以說，“鄉創特派員制度”是“科技特派員制度”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的延伸與拓展。

鄉村振興需要的是“滴灌”而不是“漫灌”模式，后者以一些大投資、大項目投入農村，迅速實現鄉村產業發展，但這種模式可能不適合中國絕大多數鄉村，會帶來資本對鄉村的控制甚至破壞，也難以帶來鄉村的全面與持續發展。從長遠看，中國鄉村發展更需要的是通過中小微企業以及個體力量滲透性地、有組織地進入鄉村，實現對鄉村發展持之以恒的推動。“科技特派員制度”“鄉創特派員制度”很好地適應了中國鄉村發展的這種特質。

高校支持鄉村振興的意義

高校作為當代社會智力最密集、人才最密集的群體，具有服務鄉村振興的充分優勢。在新一輪鄉村振興的偉大事業中，需要培養與鼓勵高校服務鄉村振興的意識，形成高校支持鄉村振興的機制。高校要將自己看作社會的有機組成并為社會作出貢獻，一流大學要有一流學術，還要有一流貢獻，后者對于評價大學的水平更具有實質意義。

在中國，高校的貢獻最主要體現在服務國家戰略、服務人民利益上。對高校教師和學生來說，論文要寫在祖國大地上，寫在廣闊鄉村中，成為推動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和社會進步的力量。高校不僅有一流的研究成果、一流的人才儲備，而且還有一流的社會資源，這些都必須融入國家主流發展中才有價值。高校要積極鼓勵把研究成果、人才培養推到社會實踐中去，推到中國發展主流需求中去。

鄉村振興是當代中國發展主流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202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因此，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高校作為“全社會之力”中的重要組成，在鄉村振興中責無旁貸。

鄉村對中國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不僅是經濟維度的、社會維度的，而且是全面性的，特別是從文化維度看，鄉村對中國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建設好鄉村文化，也就是建設好中國文化；講好中國鄉村故事，也就是講好中國故事。在國際傳播領域，中國鄉村往往對普通個體具有更強的吸引力，讀懂了中國鄉村，也就更好地理解了中國。鄉村是中國文化的沃土，也是對話世界的平臺。高校的五大職能中包括“文化傳承創新”“國際交流合作”，這與鄉村具有的潛力與功能契合，因而高校應花大氣力投入鄉村振興，共同建設鄉村文化，在研究中傳承，在傳承中建設，在建設中傳播。

鄉創實踐是在鄉村振興元年中出現的一種有益探索，盡管這種探索是局部的，也不能希冀以此解決中國鄉村的所有問題，但作為一種內生的、原創的、基層的中國鄉村發展嘗試，這種探索結合了自上而下的“自覺”與自下而上的“自發”，讓文化要素更有效地賦能鄉村振興，文化鑄魂，文化興業，正在推動中國鄉村實現內在而深刻的改變。（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胡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