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始于世紀之交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一場深刻的系統性變革，它對南南合作的發展方式和合作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在第四次工業化浪潮下，南南合作面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緩慢、技術進步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以及國際貿易、物流數字化和具有數字技能的合格勞動力短缺的新挑戰。為此，南南合作應以傳統工業與數字經濟融合為基礎，發揮后發優勢，運用數字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完善已有的合作機制、創新合作模式、擴大合作領域，不斷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服務于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關鍵詞】南南合作 第四次工業革命 數字經濟 工業化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不論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產生了重創，而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更為嚴重。疫情期間各國頒布旅行禁令、關閉邊界、實施隔離措施和限制出行、集會等措施，使國際經濟活動和民眾社會生活在一定意義上陷入孤立狀態，世界經濟中的供應鏈、產業鏈遭遇嚴重阻隔，全球南方國家位于受大流行影響最嚴重的國家行列。南方國家不僅需要面對由于工業化進程遲緩造成的醫療保健用品的短缺、醫療體系不完善造成的遏制疫情蔓延能力不足的現實，還需面對以數字經濟引領的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不僅加速了世界經濟格局變化，也凸顯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和脆弱性，彰顯了增強南南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此背景下，積極塑造國際經濟新格局，促進國際合作成為南南合作的新使命。中國作為南南合作的重要參與方和推動者，也面臨著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開展南南合作的新挑戰，需重點關注與研究。

21世紀后南南合作發展的新特點

南南合作植根于特定的世界歷史進程和國際政治經濟發展階段。它經歷了20世紀50—70年代的發展高潮，80年代到上世紀末的式微以及進入21世紀后的復興，①具有其自身特殊的發展軌跡。在冷戰后新一輪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下，南南合作也因中國、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深度參與而步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以南方國家集體力量增強為基礎、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引領、以多元合作主體和合作領域不斷擴大的南南合作的快速發展，成為當今國際合作中最鮮明的特點之一。

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南南合作的主要發展目標。繼聯合國發布《千年發展目標》后，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南南合作在實現發展目標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千年發展目標的基礎上，聯合國于2015年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指導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采取行動，強化執行手段以振興可持續發展全球伙伴關系，力爭2030年實現促進共同繁榮和福祉的發展目標。《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明確提出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指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能夠為發展中國家獲得科學和技術資源提供更多財政支持。通過創新和增進以共同商定條件進行的知識共享以及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有效和有針對性的能力建設，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2019年，第二屆聯合國南南合作高級別會議以“南南合作的作用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挑戰與機遇”為主題，通過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成果文件》，肯定了南南合作在全球發展中的作用。聯合國第三屆發展籌資問題國際會議的《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議程》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巴黎協定》等主要政策文件和框架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供了新動力，實現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南南合作的主要發展目標。

發展中國家深度參與促使南南合作領域不斷擴大。在世界經濟體系重塑過程中，南南合作的內容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技術合作和知識交流，涵蓋了貿易、投資、基礎設施連通以及發展中國家政策和發展戰略協調等領域。南南合作在區域和全球的發展話語和舉措中也變得更加突出。長期以來，發展援助和技術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兩大傳統領域，進入新世紀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上升勢頭已經動搖了發達國家在南南合作中的主導地位。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參與的現實下，南南合作步入以數字經濟引領的新階段。首先是在國際援助領域。發展援助通常被認為是南南合作發展程度標桿的領域，近年來由于援助提供方越來越多，北方發達國家無法壟斷南方受援國的資金、技術和知識來源，援助主體由發達國家一統天下的局面已經發生改變。其次是在技術合作領域，南南合作已經由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資源、技術和知識的轉移或交換合作拓展到國際貿易等領域，成為發展中國家廣泛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南南合作制造品貿易特別是東亞國家的對外貿易已經成為世界制造業貿易中最為活躍的因素，其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全球及其他北方國家的平均增長速度。以對非洲的貿易為例，2000年至2008年，中非貿易年均增長率高達33.5%，2009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國，2011年中非貿易額超過1600億美元。巴西與非洲的貿易額在2002年至2010年期間也增長了400%，達到了2.06億美元。②成功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不僅保護和培育了本國產業，為國民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環境，也為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路徑和工具，南南合作的領域不再局限于發展援助和技術合作，逐步向國際貿易、國際政治、氣候變化以及安全領域擴展。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為南南合作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多邊合作機構不斷涌現，2003年聯合國大會第58/220號決議將每年12月19日定為聯合國南南合作日，為與聯合國系統和其他多邊機構將南南合作納入其常規性工作方案提供了合法性與合理性支撐。③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建立發展中國家間的多邊磋商機構成為一種普遍現象。2004年，印度、巴西、南非設立扶貧與饑餓基金（IBSA），合作內容包括能力建設、可持續發展以及南方專家與機構的知識共享。IBSA基金的成功運營成為聯合國系統內三個發展中國家之間合作的典范。2008年，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和南南合作辦公室共同啟動了中國南南發展中心項目，促進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共享中國在南南合作方面的專業知識和經驗。2016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相繼成立，兩家銀行均將實現可持續增長作為業務開展的優先事項，為南南合作開辟了新路徑。

新一輪工業革命對南南合作提出新挑戰

始于世紀之交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廣度和系統性改變著社會交往方式、商業模式和個人行為方式。新興技術和各領域的創新成果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要遠遠超過前幾次工業革命。④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發展資金短缺和工業化水平低帶來的醫療和個人防護用品購買力和產能不足以及醫療體系不完善的艱難局面。與此同時，原本需要三到五年才能實現的信息技術的普及，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得以完成，大數據、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成為傳播防疫知識和遏制疫情的重要工具之一，數字化的企業和公司能夠通過遠程操作來確保生產和銷售的正常運行，凸顯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構建數字基礎設施、傳統工業與信息技術融合的重要性，也凸顯南南合作面臨來自網絡安全、云計算、服務平臺開發和虛擬工作場所等新興領域的現實挑戰。

第四次工業革命要求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此次疫情凸顯強大的工業體系是人類應對危機的重要支撐力量。疫情發生后，中國、土耳其等制造業生產體系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在政府呼吁加快和擴大醫療用品和設備的生產后，積極調整生產線和產品種類實現迅速轉產，滿足醫療保健部門和社會對個人防護用品日益增長的需求。但是，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化程度不高，生產能力不足，擴大個人防護用品的生產能力有限，無法滿足對呼吸器和口罩的需求，再加上全球供應鏈的中斷，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醫用口罩、醫用大褂、護目鏡和呼吸機需求激增的情況下，出現供給嚴重不足的狀況。世界衛生組織在疫情初期就呼吁全球產業界增加40%的制造業產能，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對防護用品和設備的需求。一些發展中國家即便通過互聯網平臺和其他信息渠道獲取了新冠肺炎疫情防疫知識，但由于工業化程度不高和制造業產能低下，仍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個人防護用品的社會需求。加快工業化進程已經成為新一輪工業革命中南南合作面臨的基礎性問題。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對南南合作提出新要求。新冠肺炎疫情中，從檢測技術、醫療技術和醫療標準的進步到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各國能夠更快發現疫情和實施隔離等措施。信息技術帶來的技術進步是這場疫情未像1918年大流感那樣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一輪工業革命技術，包括人工智能、清潔能源、機器人技術、量子信息技術、虛擬現實以及生物技術等不僅賦能傳統產業，也提升了人們對數字經濟的理解和認識，同時催生了很多新的產業領域和新的業態，如運用無人機進行病毒檢測和預防、通過數字化教育提高青年和從業者的數字技能以及更加智能的大數據分析。更為重要的是，大數據、互聯網平臺等信息技術在疫情防控中的廣泛運用，激發了發展中國家青年人的創業精神。在新一輪以數字經濟為引領的產業革命中，利用數字化基礎設施、增強寬帶連接、授權數字基礎設施和服務來尋找市場和客戶，利用信息技術設計和提供新產品滿足不同需要，利用大數據、云計算更快、更安全地將市場信號從需求端直接傳導到供給端、消費端，促進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同時也對南南合作中技術轉移、合作和創新提出了新要求。

國際貿易和物流體系的數字化推動南南合作走向深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致使過去幾十年中創立的制造業全球布局遭受前所未有的阻隔，全球生產網絡中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正常鏈接關系被阻斷，國際貿易和物流體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據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2020年世界貿易統計評論》，2019年全球化學和醫藥產品，包括醫療產品貿易增加值增長了47.8%。由于疫情大流行導致需求下降，大宗商品價格在2020年上半年急劇下跌，跌幅最大的是石油價格。許多國家采取的隔離、封閉社區、關閉邊境、學校停課以及對國內旅行實施限制等措施，不僅嚴重影響了私人消費，也導致產業領域的貿易格局發生了改變。近年來，南南合作不僅存在于國家間資源和制成品的傳統行業領域，還存在于基于產業鏈勞動分工的行業內貿易以及基于跨國公司內部勞動分工的產品內領域。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發展迅速，也促進了南南合作中傳統制造業產業轉移、產業分工和工業化與數字經濟的融合。與此同時，新型電子商務、物聯網、國際貿易和物流體系數字化加快了傳統貿易方式的轉型，全球網絡、金磚國家、77國集團等合作機制將助力南南合作成為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的重要平臺。

培養具有數字技能的勞動力成為南南合作成功的關鍵。伴隨著近年來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發展中國家普遍缺少具有數字技能的合格勞動力。網絡流量和用于遠程工作的數據使用量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急劇增長暴露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巨大的數字技能差距。從學校停課后要求學生使用虛擬產品的網絡課堂，到使用數據分析進行病毒數據更新的政府部門，再到包括遠程醫療在內的數字服務，對通信服務和相關基礎設施需求空前的增長都可見一斑。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組織創建了致力于發展中國家能力建設的虛擬教育研究平臺，制定了關于促進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專門課程，已于2016年2月開始在達累斯薩拉姆為坦桑尼亞研究人員和政府官員舉辦工業轉型和工業政策講習班。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和培養，不僅能夠促進南南合作中的技術交流、提升人力資源的質量，也能創造規模龐大的數字需求市場。運用數字技術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側重于數字經濟構建的知識已經成為促進南南合作的重要內容。

數字經濟為南南合作開辟了新路徑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工業化一直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也是歐洲和北美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在過去的50多年，以“亞洲四小龍”和以中國為代表的后發經濟體依靠制造業的發展，從低收入國家過渡到中等收入國家，公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工業化不僅對經濟增長和基礎設施升級作出了貢獻，也通過創造就業機會、改善工作條件、創新以及開發更環保的生產技術，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發展中國家普遍認識到，數字經濟和傳統制造業的融合，加速新型工業化成為南南合作新趨勢。

數字技術領域合作推進發展中國家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增強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集體自力更生能力解決發展問題，成為促進南南合作的重要工具。1978年聯合國發展中國家間技術合作會議通過《布宜諾斯艾利斯行動計劃（BAPA）》。2016年7月，聯合國大會通過非洲工業發展第三個十年行動（2016—2025年），強調非洲發展可持續工業化的必要性，呼吁開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支持非洲的工業化。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組織發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南南合作：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團結》研究報告指出，政府出臺鼓勵數字經濟和傳統工業發展的產業政策并為制造業企業提供政府補貼非常重要，認為工業補貼可以幫助勞動密集型和出口導向型的紡織服裝、鞋類等行業快速恢復生產。⑤堅定不移地走工業化道路成為疫情后南南合作的核心內容。

數字經濟促進區塊鏈成為南南合作新模式。進入21世紀以來，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推動南南合作新模式不斷涌現。2020年7月26日，南南合作金融中心通過區塊鏈公益平臺Bithelp平臺發起了數字貨幣募捐倡議，籌集了25萬個口罩，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國家辦公室和聯合國南南合作辦公室絲路城市南南合作項目辦公室協調，通過貨運飛機運抵西非衛生組織總部尼日利亞的阿布賈市，再由西非衛生組織和開發署國別辦公室分發到西非十五個國家，以支持西非國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是聯合國機構首次通過區塊鏈平臺開展的國際緊急援助合作活動。當前，除了傳統的貿易和經濟援助外，數字經濟與傳統對外援助和技術合作相融合的南南合作新模式已經形成。

數字經濟助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領域不斷擴大。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補充而非替代。擴大三方合作，吸引發達國家參與南南合作項目將成為未來南南合作的重要路徑。在數字經濟領域，無論是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包括5G、光纖網絡和云計算等技術，還是在數據服務業領域，如遠程教育、移動支付設施和貿易物流設施，以及在線交易、數據隱私保護等方面，北方國家都具有一定的優勢。南方國家應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機會，尋求促進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新出路，加速以重振制造業為核心的工業化戰略。在垂直的產業數字化、人工智能、自動化制造、大數據分析等領域，在南南合作的基礎上，加大與北方國家的合作，實現更高的工業附加值，提高企業競爭力；實現現有產業生產規模的增加、產出的增長，以及價值鏈中的工作協同；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

這場危機清楚地表明，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南南合作帶來的各國政策的一致性、多邊對策和信息共享對應對全球危機至關重要。此次疫情中，中國等國家為了滿足一些國家的緊急需求，與國際組織機構積極合作，運用遠程辦公、電子商務、遠程醫療和遠程學習等數字技術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獲得教育、醫療保健、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務，開啟了數字經濟與傳統合作方式相結合的南南合作新模式。未來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將推動南南合作不斷走向深入，并加速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中國非洲研究院）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中東國家再工業化研究”（項目編號：19BGJ06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雷米·哈里拉、薩米爾·阿明、孫民樂：《南南合作走向復興？（上）》，《讀書》，2005年第11期，第32-39頁。

②Kojo Sebastian Aman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Africa: Historical, Geopolitic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DS Bulletin Volume 44 Number 4 July 2013.

③査道炯：《南南合作運動歷程：對“一帶一路”的啟示》，《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8年（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第196-206頁。

④[德]克勞斯·施瓦布著、李菁譯：《第四次工業革命 轉型的力量》，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第5頁。

⑤UNCTA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t the time of COVID-19: Building Solidarity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gdsinf2020d4_en.pdf.

責編/周小梨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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