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中國的現代化正步入一個嶄新階段。由于產業結構升級在時間上的漸次性和空間上的結構性，產業發展的不均衡關系逐步演變為城鄉、區域間非均衡關系，其背后更深層次反映的則是利益的失衡關系。失衡的利益關系表現在社會關系和結構上，是社會分化以及可能帶來的社會分裂和對立等風險的加劇。中國現階段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不平衡關系正逐步呈現。防范“不平衡”關系可能產生的社會風險，需要構建有利于農業現代化，從而有利于彌合差異、融合一體的治理體制。

【關鍵詞】中國現代化 產業結構 城鄉失衡 區域失衡 一體化治理

【中圖分類號】F016 【文獻標識碼】A

現代化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指一個國家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全方位走向現代化的系統進程。從先發國家的現代化實踐看，這一過程通常首先在經濟領域發生，由工業化的進程所啟動，然后帶動服務業發展，并逐步完成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向以服務業為主的升級轉型。在產業轉型進程中，由于收入分配隨著產業結構轉換和經濟關系的變化而相應變化，往往伴隨著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經濟社會矛盾。由于產業升級在時間上的漸次性和空間上的結構性，這一矛盾表現出從產業發展的不均衡關系逐步演變為城鄉、區域間非均衡關系的特征。

隨著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中國的現代化正步入一個嶄新階段，產業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現代服務業已于2015年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這一產業結構變化勢必造成經濟社會關系的變化。了解和分析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區域關系的發展狀況，對于認識中國現代化現階段可能存在的利益關系失衡及其風險，構建化解風險的治理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現代化進程中的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

前工業化社會的經濟形態主要是農業經濟，它以低水平、超穩定的耕作方式和生產技術為基礎，是一種封閉性和自我循環型的經濟形態。①由于總體上低水平的生產技術和低下的勞動生產率、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相互伴隨的低人口增長率，傳統農業社會內部是一個相對平面化的均衡社會。破壞這一均衡關系的因素主要是人口增長率和產業增長率的不同步性，因此，農業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地關系問題。

西歐的工業化實踐表明，鄉村工業的發展是人地矛盾的直接產物。研究表明：在封建社會時期，歐洲人口的發展以升降相間、迂回上升的形式逐步增長。從公元500年至1450年間，歐洲人口由大約900萬增加到2250萬，人口數量增長了1.5倍。②雖然土地財產分配制度的變遷不同程度地調整人地關系，但在農業內循環層次內，人地關系的緊張趨勢始終是難以改變的規律。人地矛盾迫使農戶開辟農業之外的生產層次以彌補土地資源和農業收入的不足，由此產生以副補農、以織補耕的鄉村工業的發展。大約在16—18世紀，英國在鄉村紡織業的帶動下，進入原始工業化階段，并逐步開啟其工業化進程。這種由農業社會內部自發孕育出的工業化進程，被稱為內源性工業化。

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的發展，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一方面，隨著工業化進程，物質生產獲得極大發展，需要交通運輸、倉儲、廣告、咨詢業、金融業等相關服務行業的發展為工業生產部門服務；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國民收入水平提高，帶來人們消費需求結構的高級化，需要旅游、教育、影視文化等服務產業的發展以滿足人們更加豐富和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服務業的興起不僅反映了工業化的客觀要求，也會大大促進工業化的進程。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完成，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現代化的進程表明：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工業的迅速擴張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力量，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當工業化進入較高階段，即現代化進程的中后期，服務業成為產業結構提升的主導力量，傳統工業和農業退居產業結構的更低層次。這一進程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變化表現為：首先是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第二、三產業則出現交替式上升；到現代化的中后期，產業結構呈現“去工業化”，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優勢主導產業，第一、二產業成為劣勢產業。如英國、美國、法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產業結構的變化不僅表現為三次產業之間的轉化，隨著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三次產業內部也會出現分化。如工業中，資本密集型和技術水平較低的傳統制造業，其勞動生產率逐漸下降，增長速度逐漸減緩，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獲得更快發展。服務業中，倉儲、運輸等生產性服務業的地位下降，非生產性行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等是增長較快的部門。

因此，從現代化的進程看，現代化的發展表現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由工業化所推動，并隨之在服務業的帶動下逐步走向深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首先表現為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其作用持續削弱，經濟資源持續向工業和服務業集中，二者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持續提高。進入現代化中后期，服務業占據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從而使“工業經濟”過渡到“服務經濟”。在另一個層次，也表現為不同產業內部不斷升級轉型的過程，即傳統工業、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衰落與高新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興起。

從產業非均衡到城鄉、區域非均衡關系的演變

現代化進程不僅改變了已往的社會經濟格局和性能，也帶來了城鄉、區域關系的變化。產業之間優勢地位的更迭帶來了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非均衡發展。

城市化與不平衡的城鄉關系。工業化進程帶來了城市化的快速興起。工業自身以及工業所帶動的服務業的發展是城市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主要得益于三大效應。其一，聚集效應。工業化具有內在的聚集機制。首先，大規模的本地市場有利于生產分工和專業化，這可以減少企業的生產及銷售費用；其次，工業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的集中帶來了更高效的資源配置效率；最后，企業的集中引發競爭，競爭有利于激發企業的創新動機。因此，作為各種生產要素的集合，當企業出現適當集中以后，將在市場、成本、交易和創新等諸多方面獲取利得。這些利得使得企業表現出天生的地理上的集中動機，集中的后果則是城市化的發展。其二，乘數效應。隨著工業在城市的集中，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帶來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收入的增長，這必然帶來服務部門的成長；服務部門中就業人口的增加和收入增長又會推動消費的再次增長，由此形成城市經濟繁榮和規模擴張的乘數效應。其三，循環因果效應。城市一旦形成，也具有自我循環擴張的因果機制。如新工業的建立帶動就業水平的提高和消費需求的上升，同時也帶來市政收入的增長，市政收入增加可以帶來更好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便利的基礎設施和完備的公共服務為工業擴張和升級提供了便利的外部環境，從而吸引和開始新一輪的產業發展和城市擴張進程。

從鄉村來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往往伴隨著鄉村的衰落。這一方面由農業自身的特性決定，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必然拉大與鄉村的差距。產業結構的演進帶來了主導產業的轉換，市場力量使得各種經濟資源持續向優勢產業集中，傳統產業的發展動力減弱，產業之間的優勢地位出現更迭。產業間優勢地位的更迭塑造了新的城鄉關系：聚集工業和服務業的更具經濟活力的城市與處于次要地位的相對穩定和落后的鄉村之間，出現發展差距拉大的問題。

城市化的輻射即擴散機制與區域關系失衡。單個城市的成長不僅伴隨著工業和服務業的集聚和成長，也會在一個地區內擴散，并帶動整個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由于經濟增長在不同部門和行業按照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長，一些主導部門和有創新能力的行業集中于一些地區或者大城市，以較快的速度得到優先發展。而這些優先發展的地區，不僅在生產要素的集中以及經濟增長的規模效應作用下獲得優先發展，還對周邊地區形成輻射和擴散效應，帶來周邊地區的發展，從而在地理空間上，形成經濟增長的“勢力范圍”。

在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各區域之間在地理位置、地貌形態上的差異和資源分布上的不均勻，使得同一國家在不同地區具有各種天然不同的經濟發展前提條件和潛在優勢。當這種潛在優勢和工業的集聚與城市化的發展相結合，則會形成經濟優先發展的發達地區和發展水平較低的落后地區的差別，從而形成經濟發展上的“地理二元經濟”格局。從產業形態和分布看，經濟發達地區往往集中著代表更高層次產業形態的現代工業和服務業部門，落后地區則集中著傳統農業部門或傳統工業、服務業部門。由于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呈遞增狀態，隨著時間推移，地區之間的二元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擴大。因此，產業發展不平衡及其擴散機制在區域空間上，表現為區域關系的失衡。

城鄉、區域關系失衡的社會風險

產業發展的先后、輕重關系，帶來了城鄉、區域關系的失衡，其背后更深層次的，則是利益關系的失衡。那些在代表了優勢地位從而集中了更多經濟資源的產業和地區就業的人們獲得更高收入，反之，在失去資源的傳統產業就業的人們，收入則出現持續下降，甚至可能發生因產業衰退而失去工作的危機。從產業結構和人均收入的相關性來看，現代化進程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產業結構升級的第一階段，即制造業比重迅速提高的階段，由于制造業勞動生產率高，導致人均收入提高，勞動力從農業向制造業轉移；到第二階段，隨著商業和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二者的人均收入持續提高，農業和制造業的從業收入下降。

失衡的利益關系表現在社會關系和結構上，是社會分化的加劇。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深化發展，帶來貧富差距“鴻溝式”的擴大。不斷深化和加劇的失衡的城鄉、區域關系，最終演化成割裂、對立的社會關系。社會分裂成為各國政治生活領域不得不面對的最大風險：現代化進程如同一列單向行駛的高速列車，那些在列車行駛過程中逐漸被拋棄從而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由于難以獲得改變進程的力量，從而與飛馳的列車形成尖銳的對立，并希望通過自己的方式表達憤懣和主張。

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關于經濟建設“三步走”戰略提出，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明確了這一目標：“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當前，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也是關鍵時期。這一階段，各種深層次的問題開始出現。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不平衡關系正是其表現。如何避免城鄉、區域之間的“不平衡”關系造成的社會分化并可能引致的社會風險，不僅是事關中國現代化進程順利推進，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目標需要克服的主要難題，也是影響到中國長治久安、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平衡關系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系列改革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歷經七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產業結構已發生全面、深刻的變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7.1%，第二產業占比為39.0%，第三產業占比為53.9%。其中，第二和第三產業產值約為93%。產業結構的升級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的快速推進提供了重要支撐。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產業結構的變化勢必帶來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變化，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不平衡關系已經逐步顯現。

從城鄉關系看，最直接的表現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超過農村人均純收入。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81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05倍。202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二者比例約為2.56。從多年來的數據分析，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不僅未出現收斂，還呈現擴大趨勢。

城鄉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國區域關系的失衡。中國的區域關系呈現三大特點：一是省際差距。用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經濟發達省份和欠發達省份之間的差距不容忽視。如2020年已公布的29省GDP中，24省超過1萬億元，其中廣東、江蘇GDP總額超過10萬億元，甘肅、海南、寧夏、青海、西藏5省GDP在1萬億元以下。二是地區差距。2020年全國GDP總額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長三角三省一市合計達24.5萬億元，占全國GDP總量的四分之一。廣東省珠三角地區約占全國總量的8.8%。東北三省合計約占全國5%。三是省內差距。在聚集效應影響下，產業發展中的優勢行業在城市聚集，并逐漸向周邊地區擴散，形成優勢城市群，隨著規模的擴大，形成省內的“中心——邊緣”格局，省會城市或區位優勢、資源優勢突出的“明星城市”與以農業、傳統工業為主的“落后地區”構成省內的“二元經濟”格局。如2020年珠三角地區GDP達到8.93萬億元，占廣東全省的80.6%，非珠地區嚴重滯后。

認識中國的不平衡關系及其影響，需要在理解和認識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基礎之上，既認識內因，也看清外因，既探索規律性，也進行有效治理。

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農業基礎特別薄弱的前提下開啟的。從西方早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看，現代化通常被習慣性等同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制造業的發展及其所帶動的服務業的發展，是現代化進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從現代化的目標看，將工業化等同于現代化過程的問題在于，它缺少農業現代化過程的內涵。從人和社會的關系看，農業產值的增長與工業產量的增加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尤其對于中國而言，中國是一個農業基礎特別薄弱的大國。中國的現代化不僅要解決一個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更重要的是要解決農業本身的現代化問題。這既凸顯了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性，又意味著任務的艱巨性。城鄉差距以及與此相關的地區不平衡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既是忽視農業現代化的結果，其本身也阻礙了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中國的現代化路徑始于優先發展戰略。如果將改革開放的工業化視為中國開啟現代化進程的起點，那么中國在現代化之初所設想的發展路徑是讓條件比較好的東部地區先發展起來，再以東部地區的發展帶動整個中國的發展。不能不承認，中國經濟在短短四十多年內所取得的成績，以及現代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得益于這一戰略的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能夠很直觀地被觀察到。其中，獲得優先發展的產業對此作出了巨大貢獻。從GDP的比重來看，工業部門以及與工業相關的服務業和城市部門已經在國家經濟規模中占據了最為重要的地位。工業化方面，一個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工廠。得到優先發展的地區在這一成就中所作的貢獻毋庸置疑，如廣東省的GDP排名在中國一直位居第一，其總量已經超過了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瑞士等發達國家。對于一個貧窮落后且地域遼闊的大國來說，優先發展戰略是一個充滿智慧的選擇。中國的現代化得益于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快速推進，同時，也應關注和重視城鄉、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

中國現代化進程面對全球化的外部環境。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始于工業化，加速于全球化，遵循“工業化——全球化”的發展路徑。其產業結構調整及在社會關系領域的累積效應是漸進釋放的。如英國自第一次工業革命即開啟工業化進程以來，迄今已100多年，20世紀中期以后全面開始的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對其所產生的影響，也經過了一個緩慢釋放的過程。但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一開始就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這意味著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全球化進一步強化了市場的力量。對于中國來說，無論是城鄉失衡還是區際差異，市場力量的傾向通常是增加而不是減少這種差異。在對外開放進程中，外資的流入和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是發揮區域間比較優勢的推動力。研究表明：地區間外商直接投資即FDI和貿易依存度的差異是省際行政區之間收入差距最為重要的解釋因素。③從這個層面來說，全球化本身構成了不平衡關系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全球化增加了中國防范和治理不平衡關系的難度。任何一國國內的問題，都可能通過全球化的傳導機制得到放大。

中國一體化治理體制及其構建

近年來，歐美等先發國家發生一系列看似“意外”的政治事件，如英國的“脫歐”、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及美國的“大選撕裂”，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及其城鄉區域關系的失衡已經表現出巨大的政治社會風險，而這些看似“意外”的政治事件背后，則是失衡的經濟利益關系所造成的社會分化。市場的力量通常傾向于增加而不是減少區際差異、推動而不是彌合社會分化，因此，需要周密的政府治理加以干預。當政府治理無心或忽視這一事實，那些被現代化進程所忽視并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就會對無心干預的政府作出自己的政治表達。當這種表達以某種極端的方式進行，就演變為治理危機。因此，治理危機實質上是不平衡關系的危機。

現階段，中國兩大不平衡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不平衡的城鄉關系，區域關系的失衡是城鄉關系失衡在空間格局的放大。城鄉關系失衡的關鍵在于農業現代化進程滯后的問題。因此，防范不平衡關系可能產生的社會和政治風險，需構建有利于農業現代化，從而有利于彌合差異、融合一體的治理體制。由此，需要處理好以下問題。

一是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群體的“邊緣化”問題。農業現代化是現代化必不可少的內涵之一，現代化必須是三產協調發展、共同推進的一體化過程。從中國當前來看，農業現代化已經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城鄉差距只是其表現形式之一。農業現代化進程中最關鍵的是農民問題。彌合城鄉差異，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解決“離業”農民的市民化問題。農業人口的下降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必然結果，這一結果的后果，不僅是將農民從農村搬到城市里，還要在制度上減少城市對農村勞動力流入的排斥和限制，實現農民進城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方面，賦予其平等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也要實現“在業”農民的現代化問題。彌合城鄉分化、消除不平衡關系，不僅要實現現代化的市民，也要實現現代化的農民。從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來看，現代化由市場所主導，主要依靠資本的力量。目前，中國仍有2億多小農戶，他們是農業現代化的主體，也是支撐現代化進程的基礎力量。因此，構建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機制，對于構建一體化的治理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二是建立促進城鄉共同發展的機制問題。優先發展工業是中國現代化的道路選擇，這一選擇對于實現快速的工業化具有重要意義。為適應這一戰略，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國家確立了重點傾向于工業、農業支持工業的資源投入體制。特別是19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大量資源在市場力量的引導下，更多向城市流入，鄉村處于“被吸納”甚至“空心化”“衰敗”的狀態。21世紀后，國家實施了一系列傾向于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政策措施，尤其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從政策上確立了國家扶持農業農村發展的導向和意圖。落實這一戰略意圖，實現農村振興與發展，才能實現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的協調發展。

三是構建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體制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這一要求對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綜合性、多層次內涵。鄉村治理應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尤其在中國城鄉二元格局之下，由于大量人口和資源向城市流動，鄉村不僅處于“產業空心化”狀態，也面臨著“治理空心化”難題。如鄉村治理人才缺乏、自治組織空轉，由此造成村民表達渠道不暢、產業服務能力不足等問題，一些地區農民“在業不能樂業，定居不能安居”。鄉村治理體制滯后，已經成為不利于消除城鄉差異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社會風險的關鍵問題。

（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

【注釋】

①張培剛：《新發展經濟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0頁。

②馬克堯：《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4—375頁。

③陸銘等：《中國的大國經濟發展道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第193頁。

責編/張忠華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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