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中美貿易爭端的影響，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從東亞價值鏈的結構變動而言，在我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過程中，外部不確定風險和制約因素會對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相互促進產生巨大影響。中國雙循環暢通運轉與東亞價值鏈重構相互依賴，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需要高度重視與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調整的協同聯動，應在穩定現有全球價值鏈的基礎上，吸引更多外商投資，推動價值鏈規模不斷擴大；做好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對外宣傳工作，增強國際在華投資的信心；通過主動引領東亞價值鏈進行有序調整和重構，推動東亞區域合作，使其成為穩定我國全球價值鏈的重要安全閥，保證我國國民經濟循環暢通以及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良性互動。

【關鍵詞】雙循環  東亞價值鏈  全球價值鏈  中美貿易爭端

【中圖分類號】F114.4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5.007

引言

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適時作出的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決策，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

關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涵，國家層面作出了清晰的解讀，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1]，“強化國內經濟大循環，有利于增強經濟發展的韌性，也有利于帶動國際經濟循環，實現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相互促進”[2]。概而言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就在于利用好中國國內市場龐大發展潛力的優勢，實現“以內促外”[3]。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國內發展階段的時代要求，彰顯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本質不變。同時，我國面臨的國際經濟政治大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改變了我國經濟參與國際大循環的約束條件，要求我們做出適應性調整。那么，影響我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主要外部約束條件是什么？新發展格局下如何才能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良性互動？從我國經濟賴以成長的東亞價值鏈的變遷與重組視角而言，主動和更好地引領東亞價值鏈重組進程，對于我國未來國民經濟暢通與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融入東亞價值鏈與中國經濟的崛起

融入東亞價值鏈是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大循環的主要方式。改革開放以來，東亞地區在我國融入世界經濟、參與國際大循環進而推動國內經濟增長方面始終扮演著關鍵角色。東亞金融危機之前，該地區一直占據著我國對外進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比如，1980年至1996年東亞在中國出口總額中的占比平均達到59.8%，1993年最低時也有54.9%；1988年至1996年東亞在中國進口中的占比平均達到51.3%，1989年最低時也為49.2%。[4]盡管東亞金融危機后，上述比重不斷下降，但迄今為止，東亞仍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2018年其在我國出口貿易中的占比為31.4%，超過美國的21.7%和歐盟的19.7%；在我國進口貿易中的占比為33.6%，更是高于美國的7.6%和歐盟的13.6%。[5]從我國吸引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國直接投資）看，1985年至1996年來自東亞地區的FDI占比平均高達82%。[6]

除了較高的貿易和投資依賴，東亞對中國經濟增長更大的意義在于，通過進出口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在有效填補“雙缺口”（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的基礎上，逐步把中國帶入以東亞為主要平臺的國際大循環。在此過程中，中國的低勞動成本優勢完全得以發揮，資本得以快速積累，國外先進技術與管理的外溢效應得以充分釋放，從而推動經濟增長進入良性發展軌道。表1從FDI和中間產品進口的角度反映了東亞地區對中國經濟融入國際大循環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大多數時間段中國從東亞地區的中間產品進口和FDI增速都快于中國的GDP增長速度，并且占中國中間產品進口和FDI總額的比重都高于60%。

中國在東亞價值鏈形成與發展中的角色變化。東亞價值鏈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中國是一個后來者。從其早期發展進程看，美國和日本分別扮演了特征不同的重要角色。美國在二戰后推動形成的諸多國際組織和規則為開放的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依靠其頭號經濟強國的霸主地位，美國還是東亞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技術和市場提供者。日本則在20世紀80年代與西德、美國、法國、英國簽訂“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后，在東亞價值鏈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主導者的角色，通過資本和技術轉移，日本推動東亞地區逐步形成“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的垂直分工體系。在此過程中，中國是配角，是先行國家產業轉移的被動承接者。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持續加深，中國在東亞價值鏈中的地位開始凸顯，逐漸趕超日本成為東亞價值鏈新的核心。在此過程中，東亞傳統的“雁行模式”逐漸解體，并被一種更復雜的區域生產網絡所替代。[7]新的分工模式由“雁行”結構演變而來，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其產業間分工的本質屬性，形成了以產業內分工甚至產品內分工為基礎的區域分工模式。在這種結構中，跨國的生產過程分散化和各國經濟的一體化同時發生，其核心特點是零部件等中間產品在區域內的來回轉運，以便在每一階段進行更深入的加工，直到最終的產品出口環節。在區域分工結構調整的同時，東亞價值鏈也隨之不斷深化。

在新的區域分工和價值鏈體系形成過程中，中國雖然仍是產業轉移的承接者，但已從配角變成主角，成為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得以順利運轉的樞紐。隨著對其他國家經濟影響的日益加強，中國陸續超過日本和美國成為東亞各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核心作用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東亞各國經濟對中國的出口依賴性越來越大，而中國對東亞的出口依賴性卻越來越小。1992年至2018年，日本、韓國和東盟對中國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從4.0%、3.9%、2.4%提高至21.2%、33.3%、16.3%，而東亞作為一個整體在中國出口總額中的占比卻從55.4%降至31.4%[8]。二是盡管中國是貿易順差大國，但這個順差主要來自于歐美，而與東亞各國的貿易大多處于逆差狀態，由此，東亞與歐美形成了以中國為紐帶的“新三角貿易”[9]。

東亞價值鏈的特點。在中國和日本的共同引領和不同作用下，東亞生產網絡不斷加強，以東亞為基礎的全球價值鏈日益延伸和擴張，推動東亞、歐盟、北美共同形成“三足鼎立”格局。然而，與后兩者相比，東亞價值鏈具有三大特點。

一是價值鏈貿易（以中間產品貿易占全部貿易比重衡量）增速更快。1980年，價值鏈貿易在東亞貿易總額中的占比僅為36.3%，低于歐盟的44.5%和北美的39.1%，但到2005年，東亞的價值鏈貿易占比大幅提高15.8個百分點，升至52.1%，超過了歐盟和北美的47.3%和45.2%；2017年，東亞價值鏈貿易占比進一步升至54.8%。[10]

二是東亞地區的全球價值鏈更具開放性和全球性。根據Baldwin和Freeman（2020）利用經合組織國家間投入產出表（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Tables，ICIO）計算的北美、歐盟和東亞主要國家制造業產出的相互投入（包括直接投入和間接投入）占比結果，可以發現，相比東亞各國對北美和歐盟國家的投入依賴，后兩個地區對東亞國家的依賴程度更高。換言之，相比于北美和歐盟，東亞地區的全球價值鏈顯示出更加明顯的全球性特征。其中，中國的作用尤為突出，平均來看，其制造業投入占全部國家制造業產出的3.6%以上。[11]

三是與北美和歐盟相比，東亞價值鏈更加缺乏其所依賴的制度支撐。北美和歐盟除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nization，WTO）的制度支持，分別還有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美墨加協定（USMCA）和歐盟（歐元區）這幾個相對封閉、穩定的區域協定的制度支撐；而東亞價值鏈則主要是在世界貿易組織多邊框架下發展起來的。雖然21世紀之后東亞地區的區域性貿易協定大量涌現，但其區域涵蓋范圍不足且相互交叉的缺陷，使得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所說的“意大利面條碗”效應（"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非常明顯。

新時期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的結構性調整及其未來趨勢

影響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調整的主要因素。持續擴張的東亞價值鏈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突然斷裂，導致2009年東亞出口貿易大幅下降19.6%。[12]此危機藉由貿易渠道對東亞經濟的巨大沖擊表明，最終消費品出口過度依賴歐美市場的東亞價值鏈存在明顯的脆弱性，需要作出重大再平衡調整。

一是東亞經濟再平衡調整的內在要求。事實上，東亞價值鏈的平穩運轉隱含一個基本前提，即作為消費品最大出口目的地的美國，必須擁有強大的進口需求能力。全球金融危機前的二十多年間，美國經濟增長總體平穩，較好地扮演了這一角色。然而，東亞與美國之間持續擴大的國際貿易失衡在進入21世紀之后，成為影響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隱患。盡管許多學者和機構呼吁改變[13]，但卻未有任何成效。最終，只能通過全球金融危機對這種失衡按下強制暫停鍵。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各國政府試圖通過實施經濟再平衡政策扭轉這一失衡的國際分工結構，但在重商主義的慣性思維下，失衡狀況并未得到有效改變，相反仍在持續惡化。從2009年到2017年，東亞作為一個整體的對外貿易順差從4803億美元增加到7752億美元，提高了46.4%。其中，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增長尤為迅速，從2009年的2008億美元一路上升，2018年達到4505億美元，增長幅度高達124%。其中，中國為3244億美元，占整個東亞對美貿易順差的72%；日本和韓國分別從349億美元、87億美元增至570億美元、143億美元，增長了63.3%和64.4%；東盟國家中除了新加坡，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越南從84億美元增加至348億美元，增長了三倍多。[14]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在“美國優先”（Ameirca First）政策驅動下，推出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的對外政策。特朗普政府將對外貿易逆差視為美國各種經濟問題的癥結所在，主張通過提高進口關稅、發起貿易爭端、頻頻“退群”和重啟貿易協定談判等政策來扭轉所謂“不公平”的貿易利益分配。其中，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發起的對華貿易爭端無疑最具象征意義。事實上，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爭端只會導致兩敗俱傷，而經由前向和后向聯系，中美貿易爭端還會對東亞各國經濟產生負面沖擊。[15]因此，新的形勢變化再次表明，東亞必須超越傳統的以生產為導向的價值鏈分工體系，走上一條更具彈性、更可持續的區域經濟循環和增長之路。[16]

二是國際秩序轉型的深刻影響。美國的逆全球化轉向是當前國際秩序轉型的一面鏡子。事實上，這一趨勢從進入21世紀時就出現苗頭，并在全球金融危機后開始加速，深刻反映了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的興衰交替以及由此導致的國際權力從前者向后者快速轉移的現實。隨著一批新興大國，特別是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的崛起，以美國單極霸權為主要特征的國際格局開始受到挑戰，多極化趨勢不斷加強。其中，中美兩個大國的權力轉移無疑具有最為深遠的歷史意義。[17]英國智庫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Center for Experimental Business Research，CEBR）2020年12月26日公布的報告稱，中國將于2028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18]全球金融危機把世界范圍內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以及發達國家內部富人（資本）和窮人（勞動）的增長與發展失衡問題，以一種巨大破壞和分裂的形式充分暴露出來。危機之后，經濟全球化遭遇逆轉，多邊主義嚴重受阻，西方發達國家的右翼民粹主義大范圍興起，直至2016年特朗普上臺和隨后“英國脫歐”把這種歷史逆流推向了高潮。此后，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國嚴重的族群對立和社會失序，“美國優先”和霸權思維下美國政府采取的對華“脫鉤+遏制”（Disengagement+Containment）戰略，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的應對不力，更是從不同的層面改變著歷史的進程。其中，中美兩國國際權力的結構性變化以及與此相關的政經互動與博弈，則是影響未來國際秩序走向的關鍵因素。在特朗普政府對華“全面脫鉤”政策的影響下，反華思潮在美國精英階層漸成主流，兩國民意也在急劇惡化，中美關系實際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來，美國對中國的無端指責、抹黑、污名化，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不信任感。從未來發展趨勢看，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后，雖有可能推動兩國關系進入可預期的理性發展軌道，但恐怕很難回到以前的競合狀態；相反，在有限合作基礎上的全面競爭更有可能成為中美關系發展的新常態。

國際秩序的轉型將會深刻影響全球價值鏈的重構進程與發展方向，全球價值鏈的區域化趨勢以及全球需求的地理結構變化是其中兩個重要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日益復雜的全球價值鏈網絡開始出現衰退趨勢，北美、東亞和歐盟都正在逐漸向彼此脫鉤的方向發展。[19]全球需求的地理結構變化則與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不同的發展趨勢有關。根據2019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報告，往昔的全球需求增長主要依賴于發達國家，但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崛起及其消費能力的不斷擴大，未來全球需求的地理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預計到2025年，新興市場國家將消費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制成品，其中包括汽車、建筑和機械產品等；預計到2030年，發展中國家將占全球消費總量的一半以上。[20]這種全球消費地理結構的變化自然會推動全球價值鏈作出適應性調整。由于中美兩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重要地位，兩國關系的改變也必然會對全球價值鏈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東亞價值鏈未來的變化趨勢。在上述一系列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下，東亞價值鏈的未來會如何發展？筆者認為存在三種可能的場景。

一是東亞價值鏈依然維持傳統分工格局。由于中美貿易爭端的影響，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的巨大沖擊，只有在中美兩國相互取消高額關稅，美方放棄對中國相關企業的制裁，以及新冠疫情徹底結束且各國價值鏈戰略不變的情況下，東亞價值鏈維持傳統分工格局的現象才有可能發生。這需要美國拜登新政府重回理性外交，放棄對中國的“脫鉤+遏制”戰略，推動兩國回歸競爭性合作的正常軌道，從而使東亞價值鏈能夠繼續按照市場的邏輯進行調整，向前發展。作為重大外生性沖擊，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東亞價值鏈改變傳統分工格局的進程，如果疫情結束后，各國依然選擇相信市場，則全球價值鏈或有望回歸正常。

二是東亞價值鏈走向碎片化。在這種場景下，中美貿易爭端始終僵持，兩國權力競爭呈現高度膠著狀態，諸多美國盟友及其企業被迫“選邊站”，中美經濟逐漸“脫鉤”并開始適應新的變化；抑或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后，各國大幅調整以往的全球價值鏈戰略，政府深度介入價值鏈重構進程，迫使更多跨國企業回歸本土。由于中國在東亞價值鏈中的核心地位，跨國公司的在華戰略選擇基本決定了東亞價值鏈的變化方向。基于對在華經營風險、不確定性程度及未來前景的不同判斷，跨國公司將會做出“離開還是留下”的選擇：一些受到高度安全審查的技術型企業，特別是美國企業，可能被迫選擇徹底退出中國，并根據新的市場環境重新設計其技術生態系統；另外一些企業不會選擇徹底離開中國，但可能會縮小在華經營規模，同時采取“中國+1”的發展戰略以分散風險。企業撤離中國的規模、范圍和速度將取決于企業自身和群體所感知的風險大小和不確定性程度。與上述兩種企業不同，一些高度依賴中國生產能力的跨國公司和投資者，特別是來自東亞的企業，則可能選擇繼續留在中國，甚至增強其在中國的影響力。經由上述不同選擇，東亞地區的全球價值鏈逐漸走向碎片化，并在不斷的分化和重組過程中形成兩個平行中心：一些東亞經濟體更加緊密地靠近中國，并以中國為制造中心重構自己的全球價值鏈；另外一些則逐漸向美國靠攏，以美國為中心重建自身價值鏈。東亞價值鏈重構進程中，一方面，美國會持續向中國施壓，并大肆抹黑中國的營商環境和經濟制度，以此鼓動跨國公司撤出中國；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不會坐視跨國公司撤離中國而不管，相反，會通過實施進一步的開放措施努力留住在華企業并吸引新的外國投資者。在這個進程中，如果中美兩國的競爭走向極端，將有可能把東亞經濟體分化為兩大陣營。

三是以中國為消費中心形成新的全球價值鏈。在這種情況下，中美之間會維持一種穩定的、可預期的競爭局面。一方面，中國的市場化轉型和經濟結構升級給全球價值鏈和東亞價值鏈體系重構帶來新的選擇。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國成功地從投資驅動型經濟轉型為消費驅動型經濟。在此過程中，中國以14億人口的巨大規模崛起為“世界消費者”，取代美國成為東亞最重要的市場提供者。另一方面，中國的技術水平不斷升級，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持續攀升，中國逐漸變成一個區域乃至全球的制造中心，為東亞地區的技術研發創新、產品質量提升以及價值鏈升級提供更大動力。這些轉變使得中國逐漸從傳統的“世界組裝工廠”轉型升級為“世界制造基地+世界消費中心”。中國的轉型給跨國公司帶來新的機遇，他們以中國為最終消費目的地重構自己的區域和全球價值鏈，由此，東亞價值鏈的特點會逐漸趨同于北美和歐盟的特征——更加具有區域性。

當然，上述三種場景并非絕對，更為可能的結果是各種場景相互交織，并派生出不同的發展形態。究竟哪種結果會成為現實，既取決于美國的政策以及國際秩序轉型的變化趨勢，也取決于中國及東亞各國政府的政策調整，而后者，無疑是更加可控、更具決定性的戰略選擇。

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與東亞價值鏈調整的互動依賴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的基礎與潛力。在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下，中國政府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內生邏輯，適時提出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從該政策所要達到的目標看，就是要通過動態的增長模式，改變全球金融危機前建立在投資與出口基礎上“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增長方式[21]，形成“以我為主、內外互動”的新發展模式，從而在把外部不確定性風險降至最低的同時，通過國內經濟循環的順暢運轉推動國際大循環的穩定發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前，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對外貿易，是國際經濟中失衡的重要一方。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開始實施增長方式從外需和投資為主轉向內需和消費為主的重大戰略轉型。盡管對美貿易順差依然很高，但總體而言，中國經濟的再平衡取得了顯著進展。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已經由2007年的約10%下降至2019年的1%左右。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即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也由2006年的最高點64%降至2019年的30%。與此同時，從2011年開始，消費就超過投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2019年消費占GDP的比重超過55%。[22]因此，可以說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大體形成國內大循環的基本格局，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提出無非是對這一客觀發展趨勢的方向確認和戰略引領。盡管如此，國內消費提升仍存在較大空間。圖1比較了中日韓三個國家在人均GDP從2000美元增至10000美元期間國內消費占GDP比重的變化，從中可以發現，人均GDP從2000美元增加至10000美元，三個國家所用的時間非常相似，增長趨勢也很接近，日本是從1970年到1982年，韓國從1982年到1994年，中國從2006年到2018年，大體都用了13年時間。但是，比較這一期間三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以發現，中國的消費占GDP的比重遠低于日本和韓國，中國在50%到55%之間，日本和韓國則都高于60%。[23]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也恰恰說明未來中國國內消費存在很大提升空間。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需要重視與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調整的協同聯動。首先，東亞經濟再平衡和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調整對于中國雙循環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性。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已經成為國內共識，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關系也得到了系統闡釋。目前，學術界對于如何暢通國內循環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為了推進新發展格局順利實現，我們在對制約國內循環暢通發展的“梗阻”因素具有深刻把握的同時，還要對影響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的外部不確定風險和制約因素有更清晰的了解，特別是，需要關注國際循環本身的結構性調整及其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系。前文從內因和外因兩方面描繪了未來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的三種可能走向。對于與東亞經濟高度共生的中國來說，如何通過自身的戰略選擇及與東亞各國的政策協調合作，把各種外生不確定因素內生化，將直接決定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能否順利實現。

在國際秩序轉型和全球價值鏈區域化發展的大背景下，擺脫“東亞生產—美歐消費”的國際分工失衡格局，最終形成一種以域內需求為主、區域內外均衡發展的東亞價值鏈分工新模式，符合東亞各國的共同利益。為了實現這一區域發展目標，需要各國共同努力。在某種程度上，東亞經濟再平衡調整和中國經濟再平衡調整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沒有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從外需主導向內需主導的成功轉型，東亞經濟的再平衡發展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沒有東亞經濟從域外需求為主向域內外需求均衡發展的調整，中國經濟的再平衡轉型同樣也將更為艱難。因此，放在中國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尋求兩者之間的協同聯動、合作共贏，對于中國暢通國民經濟，更好地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相互促進，無疑至關重要。

其次，中國在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調整中具有核心作用。由于中國在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其對東亞經濟再平衡調整的實現具有關鍵作用。中國的作用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將是東亞經濟再平衡能否最終實現的決定性因素。東亞經濟要完成再平衡調整，關鍵是擴大區域內最終消費規模。2018年，東亞最終消費品出口的區域內占比為27.4%，相較于歐盟和北美，這一比例升至50%應是東亞經濟再平衡調整未來十年努力達到的目標。那么，東亞是否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分別以2008年至2017年的十年平均增速和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平均增速為基準，對東亞到2030年時的出口進行了估算，結果表明，在第一種情況下，2030年東亞的最終消費品區域內出口總額將達到4410億美元，其中對中國的出口為1870億美元，占比42.4%。但是，為了達到區域內貿易占比50%的目標，理論上東亞最終消費品區域內出口總額需要達到6640億美元，這就意味著要比實際估計值額外增加2230億美元。而如果按照2013年至2017年五年平均增速為基準計算的結果，則東亞區域內額外需要增加的出口額是2549億美元。顯然，這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24]不過，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預測，到2030年亞洲將貢獻全球消費增長的一半以上，其中中國的貢獻為31%（2017年為10%），占全球消費總量的比重將達到16%，亞洲其他新興經濟體消費占比則將提高至10%（2017年為8%）。[25]可以看出，雖然這一任務有較大難度，但也具備贏得這一挑戰的重要基礎。其中，正朝著成為一個消費大國和消費品進口大國加速前進的中國，無疑是關鍵性力量。其二，中國在東亞價值鏈調整進程中起著引領作用。東亞經濟的再平衡轉型有賴于東亞價值鏈體系的調整。從“微笑曲線”（Smiling Curve）看當前的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生產部分集中在東亞地區，但銷售環節面向的市場主要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歐市場。2017年，在東亞的最終消費品出口中，美國占比達到28.7%，歐盟占比22.6%，而區域內占比僅為26.8%，遠低于歐盟和北美地區該占比的61.8%和54.3%。[26]因此，未來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調整方向是改變主要以生產為導向的分工結構，逐步向區域內生產與消費均衡發展的方向變化。從推進這一變化的驅動力看，由于日本和韓國已經屬于成熟經濟體，國內的結構調整會比較緩慢，而東盟由于經濟體量太小，難以起到支撐作用，因此，重任自然落在中國身上。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發生兩大變化：一是增長方式由投資與出口拉動為主，向國內需求主導的轉變；二是產業結構以低附加值生產為主，向以高附加值生產為主的轉型升級。從這兩種變化的外部影響看，這恰與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調整方式契合。中國的內部轉型會從兩個方面對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產生影響。一方面，增長方式轉變會推動國內需求市場的強勁增長。2019年，中國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6.24萬億美元，已達到美國的94.4%。[27]中國的變化將改變東亞價值鏈傳統上主要依賴美歐消費市場的分工格局，使得區域內循環和區域外循環更加均衡，在此過程中，中國將逐步超越美國和日本，成為東亞地區新的消費中心。另一方面，由于技術進步的快速發展和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正在不斷攀升。而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主要是由于我國創新能力的加強，2014年，中國的研發投入強度達到2.05%，已超過大多數發達國家。不斷提升的自主創新能力對于中國在東亞區域分工重構過程中的角色轉換形成了重要支撐。這一變化從中國對東亞地區產品出口結構的升級中就能體現，中間產品的進出口通常能夠反映一國參與區域分工的深度。在2001年至2018年中國對東亞的出口當中，中間產品占比從34.2%大幅提高至52.4%[28]，表明中國參與東亞生產網絡的程度正在不斷深入。隨著中國在東亞價值鏈上地位的不斷提升，后發的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將會逐漸替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組裝工廠”。從2017年開始，東盟吸引的制造業外國直接投資（FDI）就已經超越中國，2018年甚至達到中國的2.65倍；在東盟內部，越南成為FDI從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出去的主要受益者，2010年至2018年其制造業領域吸引的FDI數量從59.8億美元增加至193.8億美元，增長了2.24倍。[29]與此同時，“世界組裝工廠”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中國制造能力的下降，而是表明中國將會逐漸變成以創新為主、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新的區域乃至全球的制造中心。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經由上述變化，最終將推動東亞經濟擺脫以往嚴重依賴美歐最終消費市場的失衡狀態，走向一種內需與外需、生產與消費更加均衡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最后，中國與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調整良性互動存在內外主要制約因素。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調整的順利推進依賴于東亞各國的共同努力與合作。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強的背景下，東亞13國（東盟+中國、日本、韓國，“10+3”）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經過長達八年13輪的談判，最終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簽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這表明參與方都具有加強區域合作的強烈意愿。不過，內外兩種制約因素的存在，將給上述調整帶來巨大阻礙。就內部制約而言，中國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可能對其他東亞先行國家和地區產生一定的競爭和擠出效應。從中長期看，中國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會通過國內經濟增長和市場規模擴大而為東亞各國創造新的機遇；但從短期看，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攀升，勢必會對處在東亞區域產業價值鏈上游的韓國、中國臺灣甚至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產生競爭性沖擊，迫使其在內部做出適應性調整。在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情況下，各國如何在短期陣痛和長期收益之間進行平衡，將決定其是否愿意以及如何參與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調整。就外部制約而言，國際環境的惡化使得東亞相關國家在本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問題上更加敏感。在國際秩序轉型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世界經濟越來越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東亞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調整無疑也會受到這一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期間，美國、日本等國鼓動本國企業回歸本土的政策選擇就是典型代表。盡管這種政策短期影響并不顯著，但從長期看，其具有的導向作用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東亞價值鏈的分工結構，影響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調整進程。

上述兩種制約因素在影響整個區域分工結構的同時，也會通過干擾我國經濟外循環暢通運轉的方式，對我國構建雙循環格局產生不利影響。因此，需要對此高度重視。作為東亞區域分工的受益者和當前區域價值鏈分工重構的主要源頭，中國有義務也有能力承擔引領區域分工調整和地區合作的責任，與鄰國一道構建互惠共生、合作共贏的區域發展新格局。考慮到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可能會對東亞各國分工地位和經濟利益分配產生一定影響，我們在制定政策時就需要兼顧內外效應，除了重視國內效果，還需要關注其可能產生的區域外溢效應，及時通過推進國家間協調，形成與其他國家產業結構的聯動升級，從而使得圍繞中國的區域和全球價值鏈重構具有更加確定、更為可控的方向。

中國的應對

面對國際經濟政治形勢動蕩和東亞價值鏈不確定的未來，我國政府不僅需要沉著應對，而且應高瞻遠矚，主動引領東亞價值鏈的發展與調整，使其成為穩定我國全球價值鏈的重要安全閥，保證我國國民經濟循環的暢通以及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良性互動。

以我為主，采取更加積極的措施應對中美貿易爭端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在穩定現有全球價值鏈的基礎上，吸引更多外商投資企業進入中國，推動價值鏈規模不斷擴大。中美貿易爭端和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的全球價值鏈造成巨大沖擊，特別是由于美國特朗普政府借疫情對中國進行各種造謠、抹黑和惡毒攻擊，導致在華跨國企業普遍彌漫著一種不安情緒，對未來發展環境的不確定性充滿擔憂。盡管如此，我們看到，絕大多數跨國企業仍然選擇繼續留在中國，甚至追加投資，這說明中國市場對于他們發展的極端重要性，也說明這些企業對于中國市場的未來抱有期待。因此，我們應該對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和全球價值鏈的穩定發展抱有信心。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滋生驕傲，反而更需正視以往發展中的不足和短板，采取更加積極有效的措施推進開放進程，著力促進國內國際市場規則和標準的融合統一，加快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制度型開放，為跨國公司營造一個更優質的營商環境。只有這樣，才有助于跨國公司更加堅定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信心和扎根中國的決心。

更加積極地做好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戰略的對外宣傳工作，增強國際社會對我國繼續走開放道路的信心。當前，持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全球重要經濟體中，中國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大國，國際市場對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高度關注。對于中國政府提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些西方媒體帶著天然的“有色眼鏡”將其視為中國經濟戰略方向的“向內轉”。這種情況下，我們不但要穩定在華跨國企業的信心，還要從戰略高度重視對這一重大宏觀經濟政策的對外宣傳工作，比如，通過理性敘事、案例宣傳、中國駐外使領館開放交流等方式，向海外民眾展示我國持續推進對外開放的形象，通過海外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使其更加準確地理解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本質內涵。在這一過程中，宣傳報道要在對政策的內涵、外延和背景具備透徹理解的基礎上，堅持國際視野，用外國受眾容易接受的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同時務必對國際輿論導向保持清晰的認識。只有這樣，報道工作才能起到“聯接中外、溝通世界”的作用。

清醒認識全球價值鏈區域化發展的新趨勢，主動求變，引領東亞價值鏈在穩定發展的基礎上進行有序調整和重構。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引發了經濟全球化的退潮和世界經濟的區域化發展。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全球價值鏈主權化和區域化重構的進程。這種變化趨勢給中國穩定全球價值鏈帶來巨大挑戰，要求我們一方面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努力穩定現有價值鏈，另一方面吸引更多新的國際直接投資，以此繼續穩固我國在東亞地區作為全球價值鏈“樞紐”的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考慮到中國經濟當前正在發生的兩大變化——增長方式從以投資與出口拉動為主向國內需求主導的轉變，以及產業結構從以低附加值生產為主向以高附加值生產為主的升級，所可能給東亞區域分工帶來的重大調整，我們更應積極推進東亞區域合作，通過政府間協調和自貿區建設，保證東亞各國經濟實現正向聯動效應和區域分工調整有序進行，最終實現東亞各國互惠共生、互利共贏的包容性增長。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形勢下全球價值鏈重構對國際經濟權力轉移的影響及中國應對策略研究”和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引領東亞區域分工體系調整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0&ZD143、18BJL111）

注釋

[1]《習近平：在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7/21/c_1126267575.htm，2021年1月8日引用。

[2]《韓文秀答記者問：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主動作為 是長期戰略》，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434038/434053/，2020年10月30日。

[3]張明：《如何系統全面地認識“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4]比如，20世紀80年代東亞在中國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平均達到59.8%，1993年最低時也達54.9%；1988年至1996年在中國進口中所占比重則平均達到51.3%，1989年最低時也達49.2%。根據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經濟產業研究所（RIETI-TID）2018數據庫（RIETI Trade Industry Database 2018）相關數據計算得出，參見https://www.rieti-tid.com/share.php，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8日。

[5][10]根據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經濟產業研究所“RIETI-TID”2018數據庫（RIETI Trade Industry Database 2018）相關數據計算得出，參見https://www.rieti-tid.com/share.php，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8日。

[6]根據1986年至1997年各年度國家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得出。

[7]2001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發表的該年度《通商白皮書》第一次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形態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臺的大競爭時代”。

[8][12]根據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經濟產業研究所“RIETI-TID”2018數據庫（RIETI Trade Industry Database 2018）相關數據計算得出，參見https://www.rieti-tid.com，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8日。

[9]李曉、丁一兵、秦婷婷：《中國在東亞經濟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貿易動向的考察》，《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5年第5期；成新軒：《東亞區域產業價值鏈的重塑——基于中國產業戰略地位的調整》，《當代亞太》，2019年第3期。

[11]以東亞、北美和歐盟地區價值鏈中的核心國家——中國、美國和德國為例，北美和歐洲各國的制造業在對域內核心國家（美國和德國）表現出較高投入依賴度的同時，也對中國具有較高的依賴度，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對美國的依賴度分別為14.1%和15.5%，對中國的依賴度也分別高達7.2%和14.3%；法國和意大利對德國的依賴度分別為5.7%和4.9%，與此同時，對中國的依賴度也分別達到4.1%和4.6%。而東亞的情況則不同，比如，日本與韓國對中國的依賴度分別達到6.3%和16.4%的同時，對美國的依賴度則分別只有1.4%和2.9%，對德國的依賴度更是低至0.7%和1.8%。參見Baldwin, Richard and Freeman, Rebecca, "Supply chain contagion waves: Thinking ahead on manufacturing 'contagion and reinfection' from the COVID concussio",  https://voxeu.org/article/covid-concussion-and-supply-chain-contagion-waves, 01 April 2020.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8日。

[13]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自21世紀初期以來就連續強調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嚴重性。日本學者林直道甚至早在2000年就指出，“我們絕不期待美國爆發危機，但是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內部固有的必然產物，美國積累了形成危機的眾多條件，因此可以說危機是難以避免的……如果美國爆發了危機，在美國過度消費停止的同時，世界貿易和金融業也將陷入巨大混亂，即使爆發可與1929年危機相匹敵的世界性大危機也毫不奇怪”，參見林直道：《危機與蕭條的經濟理論：對日、美及東亞經濟衰退的剖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33～234頁。

[14]根據CEIC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得出，https://insights.ceicdata.com/login，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11日。

[15]盡管有一種聲音認為，中美貿易爭端會通過貿易轉移和投資轉移兩種方式對中國的東亞鄰國產生正向溢出效應，但結果顯然并非如此。2019年，雖然部分東亞國家對美出口有所增加，但由于價值鏈的傳遞效應，這些國家對華出口普遍下降，基本抵消了對美出口的增長，日本和越南甚至對中美兩國出口同時下降。比如，2019年，韓國、泰國和馬來西亞對美出口分別上升6億美元、35億美元和6億美元，但對華出口則分別下降259億美元、10億美元和7億美元；日本和越南對美出口分別下降2億美元、49億美元，同時對華出口也分別下降93億美元、149億美元；菲律賓和新加坡則對兩國的出口同時上升，對中國分別上升8億美元和11億美元，對美國則分別上升9億美元和25億美元；印度尼西亞則是對中國出口增加1億美元的同時，對美國出口下降了12億美元。再看2019年美國對東亞各經濟體的直接投資，雖然普遍增加，但并不能說明出現了投資轉移效應，因為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也提高了19.7%，因此，更合理的解釋應是：在華美國企業并非從中國撤退，而是采取了“中國+1”戰略（最初由日本在“非典”時期提出，為避免對外投資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在中國投資設廠的同時還要在東南亞、印度等地投資），根據CEIC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得出，https://insights.ceicdata.com/login，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11日。

[16]有關分析參見劉洪鐘：《超越區域生產網絡：論東亞區域分工體系的第三次重構》，《當代亞太》，2020年第5期。

[17]不過，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崛起迄今所帶來的變化并非是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而只是帶來了有限的“權力變遷（power shift）”。參見江憶恩、陳喜娜：《中國崛起：對概念運用的探討》，《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1》，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Chen Dongjin, "Examining the Rising Dragon: A Review of Foreign Affairs and Foreign Policy's Article on China in 2008",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 2009, 1(4), pp. 779-789。轉引自王敏：《權力變遷沖擊下的東亞安全新態勢》，《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0期。

[18]CEBR, World Economic League Table 2021: A world economic league table with forecasts for 193 countries to 2035, https://cebr.com/service/macroeconomic-forecasting, December 2020.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11日。

[19]Christophe Degain, Meng Bo & Wang Zhi, "Trends in global trad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World Bank (eds),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gvcd_report_17_e.htm, 2017, pp.37-68.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11日；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亞洲的未來：亞洲的流動與網絡正在定義全球化的下一階段》，https://www.mckinsey.com.cn/insights/mckinsey-global-institute/，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11日。

[20]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January 16, 2019,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innovation-and-growth/globalization-in-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8日。

[21] 徐奇淵：《如何理解“雙循環”？》，《財經》，2020年8月4日，http://iwep.cssn.cn/xscg/xscg_sp/202008/t20200807_5167083.shtml.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8日。

[22][23][27][29]根據CEIC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得到，https://insights.ceicdata.com/login，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11日。

[24][26][28]根據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經濟產業研究所“RIETI-TID”2018數據庫（RIETI Trade Industry Database 2018）相關數據估算得出，參見https://www.rieti-tid.com.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8日。

[25]數據分別來自于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亞洲——未來已至》，https://www.mckinsey.com.cn/insights/mckinsey-global-institute，最后瀏覽時間：2021年1月8日。

責 編／郭 丹

The Prospect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ual Circ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Liu Hongzhong

Abstract: Due to the Sino-US trade disputes and the major shock brought by the continuous spread of the COVID-19 to the global economy, when China speeds up the cre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hav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external uncertainties and constraints may have a huge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China's dual circul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depend on each other. In creating the dual-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 need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oordinating the adjustment of the system for division of labor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attrac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and the scale of the value chain on the basis of stabilizing the existing global value chain; do a good job in the foreign publicity work to increase the confidence of the foreign investors; and actively lead the orderly 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and make it an important safety valve to stabilize China's rol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circulation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Keywords: dual circulation, East Asian value chain, global value chain, Sino-US trade disputes

劉洪鐘，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教授、博導，志遠領軍學者，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亞太經濟。主要著作有《韓國趕超經濟中的財閥制度研究》、《東亞轉型研究》（合著）、《國際秩序轉型、全球化反思與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外部約束》（論文）、《超越區域生產網絡：論東亞區域分工體系的第三次重構》（論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