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全球化與全球治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脫嵌”與“反脫嵌”力量的較量，是影響全球化發展的關鍵因素。客觀而言，“脫嵌”與“反脫嵌”對于全球化的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缺乏一定程度的“脫嵌”，全球化將失去活力；但過于“脫嵌”，勢必會引起努力“嵌入”一方的巨大反彈，導致國際體系失衡。只有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才能找到破解全球化難題和全球治理困境的正確思路，才能從容有效地應對當今時代所面臨的諸多復雜挑戰。

【關鍵詞】全球化 全球治理 人類命運共同體 脫嵌 反脫嵌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不斷蔓延，大國關系和部分地區局勢趨于惡化，逆全球化暗流涌動，全球化與全球治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在揭示全球化內在矛盾的同時，也為未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變革指明了方向。本文從卡爾·波蘭尼的深刻洞見出發，以全球化進程中的“脫嵌”與“反脫嵌”為線索，發掘其背后的辯證關系，得出一個結論：只有深入挖掘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才能正確把握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變革方向。

全球化深刻調整的“波蘭尼時刻”

七十多年前，卡爾·波蘭尼在其經典著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指出：“如果允許市場機制成為人的命運，人的自然環境，乃至他的購買力的數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會導致社會的毀滅。”如今，波蘭尼對市場的看法已經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如若把市場替換為“自由放任的全球化”，那么波蘭尼的警告依然有效。波蘭尼不把市場（或全球化）看作目的本身，而把它看作通向更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這一觀點對于我們今天把握全球化的變革方向仍有很大啟示。

從許多方面看，新冠肺炎疫情不會成為壓倒經濟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放慢了經濟全球化的節奏，迫使一些國家縮短供應鏈，但全球價值鏈并未受到致命傷害，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沒有改變。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L形的全球貿易走勢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的全球貨物貿易走勢呈現V形。此外，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強化了經濟區域化。在當前不均衡的全球化格局下，區域化作為全球化的另一種發展趨勢，更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國際分工，增強全球化的抗風險能力。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不會逆轉，并不意味著經濟全球化不會遭受挑戰和質疑。實際上，新冠肺炎疫情不僅進一步放大了全球化的固有矛盾，如南北失衡、貿易失衡、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等，也印證了卡爾·波蘭尼關于市場自由主義必然激發“反脫嵌”的努力，從而在各國內部和國家之間制造不斷加劇的緊張的觀點。在波蘭尼看來，這種緊張的真正危險在于釋放極具顛覆力與破壞力的政治能量，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和平的崩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如果歷史真的像波蘭尼所預言的那樣，那么20世紀后半期新自由主義的原教旨主義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極右翼民粹主義，均是經濟全球化的“脫嵌”趨勢與試圖把它重新“嵌入”的努力之間反復較量而釋放出的極具破壞力的政治能量。不幸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政治和社會危機中，已經出現一些危險的征兆。

首先，一些西方國家把市場邏輯主導下的全球化及其所伴隨的風險強加給全世界。它們無意于深入反思經濟全球化的弊端，而是以國家治理能力缺失或國際組織治理失利為遮掩，繼續在經濟全球化中攫取利益。

其次，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頻繁地在國內外尋找替罪羊，以轉移國內的社會矛盾。他們不去反思資本邏輯主導下生命和種族的“工具化”和“物化”（即當黑人和少數族裔不能為其帶來相稱的資本利益時，黑人和少數族裔的生命和權利便會遭受系統性歧視），卻企圖將疫情政治化，以轉移日益激化的內部矛盾。

再次，多國民粹主義政治領導人發表了各種不可思議的言論，刻意掩蓋和淡化疫情對民眾的威脅，但這些領導人在該國的民望并未因此走低。此種現象表明，極力反對全球化、保護“受傷群體”的右翼民粹主義已經壯大為反“脫嵌”的主流。可以說，在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越來越成為蓄積“保護性反向運動”力量的中心，并有可能造成危險的政治經濟后果。

最后，大國關系趨向緊張，美俄、美歐、俄英等大國關系均有所下滑，特別是中美關系一再走低。如果對其進行深入分析，仍能發現“脫嵌”與“反脫嵌”斗爭的痕跡。特朗普政府實質上是代表從“脫嵌”全球化中攫取超額利潤的富人的利益，拜登政府實質上也是維護對金融大資本有利的“脫嵌”政策。因此，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面對從根本上代表人民利益，推動均衡、包容的全球化且有諸多“反脫嵌”成功實踐的中國，采取對抗和競爭的姿態并不意外。

全球治理的變革方向

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治理，迄今仍帶有新自由主義的明顯印記。在其初始設置中，全球治理被賦予的主要使命是，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種種全球性問題尋求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在根據新自由主義基本理念所設定的制度框架內，通過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私有部門與各國政府的協作，共同應對一些特定全球性議題的挑戰。這種架構和理念主導下的全球治理與我們的期待相去甚遠。30年來，盡管國際上不斷有聲音呼吁全球治理要以解決全球化的負面后果或效應為中心，而且現有的全球治理也的確進行了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它卻始終沒有解決一個根本性問題，即面對反全球化力量的日益壯大，如何克服人們對全球治理的不信任、拒斥和反對。換言之，一個比解決全球化負面效應更關鍵的問題是：全球治理不可能在一個分裂的世界中實現。

于是，問題的關鍵再次回歸到波蘭尼所提出的理論命題——全球化進程中“脫嵌”與“反脫嵌”的永恒較量。客觀而言，無論是“脫嵌”還是“反脫嵌”，對于全球化的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缺乏一定程度的“脫嵌”，全球化將失去活力；但過于“脫嵌”，勢必會引起努力“嵌入”一方的巨大反彈，導致國際體系失衡。在全球化進程中維持較高水平的“嵌入”，是促進全球化均衡和包容發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全球化的長期發展；但過于“嵌入”，則可能窒息全球化的發展，導致逆全球化。因此，如何實現二者的均衡將成為未來全球治理的首要議題。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圍繞全球化的“脫嵌”與“反脫嵌”斗爭脈絡變得更加清晰。那些把生命價值置于首位、善于駕馭全球化的力量造福人民、實現經濟社會均衡和包容發展的國家，往往能夠及時制定防控戰略，統一協調部署，做到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從而迅速恢復國內生產。另外一些長期執行激進的全球化路線、國內經濟發展失衡、社會矛盾突出的國家，往往采取輕防疫、保經濟的態度，決策滯后、失誤，防控措施違背科學常識，致使本國民眾遭受難以估量的生命財產損失。兩類國家的舉措、成效形成了鮮明對比，讓我們得以更好地辨識全球化進程中凝聚“脫嵌”和“反脫嵌”力量的兩個關鍵領域——人的全球化和信息技術全球化。

所謂人的全球化，是指伴隨全球化進程而出現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和流動現象，是全球化進程中最具“脫嵌”象征意義的現象。近年來，由于人口的大規模遷移，特別是移民問題、難民問題激化了社會矛盾，一些國家出現了認同危機。移民問題很快成為右翼民粹主義操弄的身份政治的主要議題，并在歐洲和美國引發了一系列危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所謂信息技術全球化，是指數字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基于大數據及算法技術的信息智能推送在全球層面的推廣和應用。這些新信息技術的運用撬動了形態各異的民粹主義思潮，成為當今全球“反脫嵌”努力凝聚力量的主要渠道。這些新信息技術應用及其帶來的“信息繭房”效應，極大助長了美國的政治極化，在傳播反科學、反常識的謠言、陰謀論和其他極端政治言論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釋放出可怕的顛覆性政治能量。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作為當今全球化時代顯著的“脫嵌”與“反脫嵌”力量，人的全球化和信息技術全球化已經形成一個閉環。兩者相互加強，正在蓄積越來越大的破壞性能量，已經對當今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全球治理不僅要把實現“脫嵌”與“反脫嵌”之間的平衡作為變革方向之一，而且要重點治理人的全球化和信息技術全球化，努力消除它們之間的緊張關系。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治理的未來

自習近平主席向全世界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被載入聯合國決議，而且隨著時間推移日益深入人心，成為促進大國關系良性發展、推動全球化發展和全球治理變革不可或缺的價值理念。國際上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只有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才能找到破解波蘭尼悖論的全球化難題和全球治理困境的正確思路，才能從容有效地應對當今時代所面臨的諸多復雜挑戰。

首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深刻的理論內涵。它從全人類共同發展進步的歷史觀出發，提出了人類如何從歷史的奴隸變成歷史的主人這一哲學命題，進而賦予人類以主體能動性。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靜態的被動客體，而是可以沿著擁有充分主體間性的能動溝通路徑，實現自我命運轉變的實踐主體。由此，波蘭尼所描述的“脫嵌”與“反脫嵌”努力的歷史盲動，就完全可以通過歷史場域的主動轉變，即通過賦予全球治理以調節二者平衡的新使命而得到解決。

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能夠為當前復雜難解的中美關系指明更富建設性的發展方向。歷史上的“脫嵌”與“反脫嵌”斗爭正在當今時代重演。如果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出發，就會發現表面上你死我活的斗爭背后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和目標，這就是斗爭雙方一方面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脫嵌”，以維持全球化發展的活力；另一方面不希望看到“反脫嵌”力量不斷蓄積，以釀成毀滅現有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的滔天大禍。中美兩國關系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兩國擔負著維護全球化健康發展和防止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被無法控制的力量摧毀的共同責任。

最后，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實現真正的全球治理，在應對氣候變化、新科技革命帶來的社會風險等諸多挑戰中克服集體行動困境的必然選擇。隨著氣候變化后果的加速呈現，人類面臨的突發性災難和危機將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頻繁。在無法預測的氣候突變和直接作用于社會的高科技風險等共同災難和危機面前，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必將得到進一步加強。

總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實現人類自我命運轉變的實踐過程，只有落實到實踐中才能為實現真正的全球治理創造條件和機遇。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英]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責編/刁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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