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浪潮發展衍變至今已歷500余年，呈現出較為顯著的階段性特征。全球化在跨入21世紀之前主要經歷了三大歷史階段：全球化1.0階段，浪成于微瀾之間——西方列強搶占發展先機；全球化2.0階段，風起于青萍之末——國際多邊機制異軍突起；全球化3.0階段，山重水復疑無路——“逆全球化”亦已全球化；而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蔓延之際，全球化有望邁入第四個階段，全球化4.0階段，柳暗花明又一村——人類命運共同體亟待共構建。在新的國際情勢下，世界各國理當積極以自身的發展、智慧引導全球化朝著正確的方向砥礪前行。

【關鍵詞】全球化 逆全球化 新冠肺炎疫情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K10 【文獻標識碼】A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全球化浪潮是其間不斷閃現的一道波光。“全球化”這一時常占據世界各國刊頭報端、為人們所耳熟能詳的熱門概念，就其最初含義來說，指的是一個在全球范圍內國與國、地區與地區的聯系不斷強化升級的歷史變遷過程，其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元領域日益走向深度融合與相互依存，相對于國家意識的全球意識逐漸上升成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而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的一種“現象級”趨勢，究其本質而言，全球化正是一個人類不斷突破自身對于外部世界的認知局限及其當下所處時代的技術羈絆的心路成長歷程。全球化進程的每一次實質性飛躍，人類社會的觀念認知均能得到普遍性拓展，技術進步也取得顛覆性提升；與此相應的是，在全球化演進的每一個新階段，人類社會又會涌現許多有別于以往的全球性問題，并萌生若干可能蘊藏著新的突進方向的時代性命題。

全球化進程具有階段性特點

全球化歷程延續至今，已極為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第一次把世界連成了一個整體，新航路的開辟一舉打破了以往世界各地區之間的隔絕狀態，自此人類社會開始由分散成長踏上整體發展的一體化進程。如果將此視為全球化的邏輯起點，則全球化浪潮發展衍變至今已歷500余年。而一些更廣為人們所認同接受的觀點認為，全球化在跨入21世紀之前主要經歷了三大歷史階段，譬如世界知名的媒體專欄作家、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在其所著的《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一書中，就形象又直觀地劃定為全球化1.0版本、全球化2.0版本以及全球化3.0版本。從縱向的時間維度來看，人類全球化已依次走過了一戰爆發之前的早期全球化、二戰結束之后的中期全球化以及冷戰結束以來的晚期全球化三大階段。而從橫向的內容經度來看，人類全球化則大體表現為商品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以及信息的全球化三個階段。此縱橫二者之間并非涇渭分明，而是縱橫交錯，常見相伴而行，只不過在全球化的某一個歷史階段中會表現出相較于其他階段更為突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屬性。回望一年多之前的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來襲，傳統視野中的全球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倉促迎戰的人類社會按下了“暫停鍵”，然而波詭云譎的國際情勢催生出的諸多新變化也幾乎同步觸發了一個全球化新階段的“啟動鍵”。結合目前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勢加以考察，當今世界頗有可能正處在即將邁入全球化第四個階段的臨界點上，套用弗里德曼的提法，就是或將誕生全球化4.0版本。

伴隨著不同時期各種主客觀條件或緩慢或劇烈的變化，全球化也被賦予了不盡相同的歷史內涵，呈現出千姿百態的階段性特征。而身處其間的世界各主要行為主體，由于彼此間的綜合實力對比與內外戰略抉擇上的天淵之別，在全球化的同一進程中也可能走上各不相同乃至大相徑庭的發展路徑。以建構主義的視角觀之，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存在一個相互建構的有機關系，不同發展階段的人類全球化進程建構了民族國家成長的多元樣貌，反過來不同發展階段的民族國家也建構了全球化邁進的多維態勢。

全球化1.0階段：浪成于微瀾之間——西方列強搶占發展先機

全球化1.0階段肇始于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的第一次遠航，新航路的開辟使得人類文明的交往通道從大陸及近海自此轉向大洋，特別是美洲新大陸的發現，讓人們對世界各大洲國家和地區的全貌開始有了更為完整的了解與認識，進而從根本上顛覆了東西兩個半球、新舊兩個世界在相對隔絕的情況下各自獨立發展的格局。

盡管全球化是一個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元領域的變遷過程，但經濟層面的全球化無疑是其萌芽之初最為主要的原動力。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為經濟發達的歐洲列強在整個世界范圍內的商品和資本輸出提供了可能與條件，客觀上加速了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的殖民行為。而得益于以蒸汽機的發明和廣泛使用為標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與以電的發明和廣泛使用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有力加持，國際分工因而得到了極大的加速動力，西方列強在早期全球化階段占得先機，歐美各國出現工業生產能力過剩的現象，大量商品銷往世界各地，給這些國家帶來巨量的社會財富，推動世界進入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全球性的經濟活動日趨頻繁，西方殖民統治的勢力延伸也迅速擴及幾乎整個世界范圍。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強國之一的英國在16世紀末擊潰西班牙“無敵艦隊”后，又在17—18世紀的英荷戰爭中力挫“海上馬車夫”荷蘭，并于18世紀中葉的七年戰爭中打敗了歐陸勁敵法國，逐步確立了其新興的海上霸主地位，壟斷了主要的海上貿易航線，并開始大肆擴張海外殖民地，成為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國”。對此，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1865年曾不無得意地在其著述中作出如下描繪：“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大洋洲有我們的牧羊場；南美洲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送來白銀，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布東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我們之前栽培在美國南部的棉花，現已擴展到了地球上每個溫暖地帶。”

在早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那些在技術革新中占據有利位置的西方列強挾先進生產力之威一躍成為當時世界的中心，而廣大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則只能不幸淪為發達的西方列強的原材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漸趨形成了“中心—邊緣”的二元結構。自此，以西歐列強為代表的西方、北方國家，對東方、南方國家進行了長達幾百年的殖民主義統治，盡管在客觀上也捎帶去了一些科學技術與啟蒙思想，但無疑給被殖民國家的廣大人民造成了更為深重的創傷苦難。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被裹挾進不斷擴大的國際市場之網，這一階段全球化的速度越發加快。而源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新興資本大國同老牌資本大國開始尋求通過戰爭手段來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市場。新老帝國主義國家通過暴力推行其全球戰略，相互之間的爭奪是極為殘酷和慘烈的，水火難容直至兵戎相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色戰場之上。而受西方列強欺凌的眾多弱小民族國家也被動卷入了這場全球化進程之中，其國內政治經濟等方方面面的生態也隨之產生了十分深刻的變化。在此過程中，人類社會各主要文明體之間得以在更大規模上碰撞交流，東西方融合日益加深。

全球化2.0階段：風起于青萍之末——國際多邊機制異軍突起

20世紀上半葉，人類社會在二十余年間連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英、法、德、意、日等昔日的資本主義列強悉數被戰爭消耗得元氣不再，而以一副貌似超脫姿態游走于各方的資本主義新貴美國卻左右逢源大發橫財，其迅速崛起并最終取代相繼衰落的老牌歐洲列強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領頭羊。與此同時，經過十月革命的洗禮，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國橫空出世，在繼承坍塌的沙皇俄國龐大體量的基礎上開啟了初步的工業化建設，并把握住了1929年至1933年西方資本主義深陷全球性經濟大蕭條泥淖的歷史機遇，趁勢引進了大量技術工人、工業設備乃至先進技術，從而在其建國之后的短短20年間即擢升為當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全球化2.0階段，正是圍繞著二戰結束之后以美蘇兩大陣營冷戰對抗為核心的雅爾塔體系所展開的，而此際的全球化也早已由“低政治”的經濟社會領域“外溢”到了“高政治”的國家安全與國際和平等領域。

在這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以社會制度截然相反的美蘇兩極爭霸作為主要表現形式，局部熱戰、整體冷戰是當時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主旋律，也被視作這一階段全球化的主色調。二戰結束后，美國憑借自身的超強實力精心構筑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金融秩序，把持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話語權。不過客觀而言，由美國主導構建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關貿總協定等三大支柱性國際經濟組織固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形似附庸強化了美國霸權主義，但它們對于穩定和保障各國經濟尤其是世界經濟的繁榮發展，以及全球化進程不斷縱深掘進，也發揮出了不可忽視的國際多邊機制協調作用。而汲取了一戰之后國際聯盟失敗教訓所建立的聯合國，更是一步步擺脫了美國的肆意操控，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解決地區沖突方面，以及協調國際經濟關系、促進世界各國合作與交流方面，很好地扮演了一個積極而獨特的角色，為全球化的提速前進提供了珍貴的和平安全環境與資源共享平臺。盡管兩大陣營對壘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整個世界層面上的全球化，但是各陣營內部的一體化程度均在逐步加深，其中西方陣營中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步伐走得相當堅實。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游離于美蘇兩大集團之外、新獲得獨立和解放的亞非拉地區發展中國家也在互相學習和相互扶持，通過組織召集“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等形式結成了一支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所控制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追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強大力量。正因如此，在二戰結束之后的數十年間，在美蘇戰略平衡之下，雖然局部戰爭沖突時有發生，卻因為諸多國際多邊機制有效遏制了新的世界性戰爭的爆發，從而為中期全球化繼續深入提供了有力的安全環境保障。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兩極格局突然以其中一極的土崩瓦解宣告結束，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深層次的國際政治經濟情勢變化。誠如巴菲特的金句“只有潮水退去時，你才會知道誰一直在裸泳”。此時，各種在冷戰期間被美蘇兩極軍備競賽大幕所掩蔽的矛盾紛紛凸顯，全球化進程也似乎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岔路口。

全球化3.0階段：山重水復疑無路——“逆全球化”亦已全球化

20世紀末，以互聯網為標志的現代信息技術一路高歌猛進，使得民族國家的政治軍事安全與經濟社會發展對計算機網絡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相互滲透、深度融合，“地球村”的形成對于人們的意識形態、認知模式乃至行為方式均帶來了錯綜復雜的影響。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消費全球化等全球化新趨勢在推動了技術進步、信息共享以及各國間相互依賴程度加深的同時，也催動了酸雨、臭氧層空洞、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等一系列超越國家和地區界限、關系到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問題日漸涌現與加速累積，這使得自二戰結束以來誕生的各種國際規制捉襟見肘、顧此失彼。在全球化浪潮的“雙刃劍”效應畢現之下，人類社會正在從統治走向治理、從善政走向善治、從政府的統治走向無政府的治理、從民族國家的政府統治走向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呼聲變得愈發迫切。在1995年聯合國成立50周年之際，以瑞典前首相卡爾松等為代表的國際知名人士組成的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了名為《天涯成比鄰》的研究報告，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價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經濟全球化、聯合國改革等議題之間的關系，全球化3.0階段正是在上述國際大背景下拉開序幕。

毋庸諱言，運作日臻成熟的晚期全球化推動了國際分工與合作，促進了國際政治的穩定與世界經濟的繁榮。然而由于歷史、地理、社會等方面的原因，二戰結束以來，全球化進程中的各種國際規則總體上看大多是由發達國家主導制定，世界主要大國尤其是某些資本主義強國作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自然而然地成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隨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自覺不自覺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競爭中本就處于不利位置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將不得不為遵守許多顯失公平的規則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曾斷言：“全球化是客觀現實，它顯示了在這個大家居住的星球上我們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乘客。一小撮乘客居住在豪華的客艙，85%的乘客擁擠在不衛生的船艙里。很顯然，這艘船上不公正的事太多了，它很難浮在水面上。它的航程是如此不合理和荒唐，以致它不可能抵達安全的港口。”當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及其內部不同階層無法相對均衡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紅利之時，全球化也會不可避免地遭遇前所未有的前進阻力，“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的思潮暗流洶涌。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風暴之后，全球增長復蘇乏力，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展現出極大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世界范圍內單邊主義、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逆全球化思想與行為沉渣泛起、甚囂塵上，大有“內卷化”之勢。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高調退出包括TPP談判、巴黎氣候協定、伊核協議、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一系列現行國際多邊機制，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連逆全球化浪潮本身也儼然已呈現出全球化之態，遍布全球各地野蠻生長。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些鼓噪“退群”“廢約”“脫鉤”等逆全球化之舉，短期內或有可能造成局部損害或停滯倒退，但全球化的大趨勢并不會因之而發生根本性的逆轉。2021年初，新任美國總統立馬“糾偏”，公開宣布美國將逐步修復與回歸巴黎氣候協定、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多邊機制；而剛剛完成形式上“脫歐”程序的英國旋即一頭扎進“入亞”行列正式提出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山重水復疑無路，全球化進程重新回到正常的運行軌道，一些非比尋常的苗頭傾向或將為其曲折前行帶來新的推動力與生長點。

全球化4.0階段：柳暗花明又一村——“人類命運共同體”亟待共構建

人類社會剛剛邁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國際舞臺上行為體多元化、國際政治權力分散化、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趨勢愈加明顯；強權政治主宰世界、集團勢力割裂世界、單一國家獨霸世界、多數國家被邊緣化于世界的圖景日漸褪色，未來世界將何去何從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柳暗花明又一村，徘徊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有望找到一條正確的進階之路，即倡導以人類整體利益、全球長遠利益為首要目標的新式全球化，理應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攜手共建的美好愿景，在全球化4.0階段要盡可能兼顧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關切，妥善解決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衡的痼疾。有鑒于此，我們需要對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及全球治理規則制定進行必要的改革和合理的調整，這也就要求人類社會應當發揮更大的智慧，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還須通力合作，共同打造一個更開放、更包容、更公平、更穩定的全球化新模式。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圍內持續發酵、四處蔓延，其嚴重程度堪比中世紀席卷整個歐洲的“黑死病”以及20世紀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讓許多國家和人民陷入百年不遇的“至暗時刻”。新冠肺炎疫情已然演變成一個時刻牽動世界各國神經的全球治理新議題，作為21世紀頭二十年里規模最大的全球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并將繼續深刻地影響和改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與人類社會生活。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的快速傳播及其深重危害，一方面直接導致了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地緣層面的暫時斷聯、日常人際交往在物理層面的急劇萎縮，放大了對于全球化進程的猶疑與非議、抱怨與指斥的聲音；另一方面卻也使信息全球化在這一特殊情境之下得到了普遍強化，全球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權重持續上升，數字化轉型廣被視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支撐，以及優化營商環境和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戰術引擎。

中國政府基于日趨成熟的數字技術和日益普及的數字工具構建了一整套能完成上下聯動、可做出快速響應的防控體系，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重大戰略成果，為全球協作抗疫率先垂范。中國從未偏執于獨善其身之狹隘，始終秉持兼濟天下之寬廣，以實際行動引領國際社會合作抗疫，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中國在積極自救的同時還向世界上多個國家派出了專業醫療小組，予以疫情防控援助指導，并在中國研發出新冠肺炎疫苗之后主動向巴基斯坦、敘利亞、柬埔寨等全球多個國家提供疫苗援助，無私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責任與擔當，贏得了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高度贊譽。中國不只是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有力推動者。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增進人類福祉的高度，明確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理念順應了世界歷史發展潮流，也凝聚了各國共識，不僅在許多重大國際場合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而且被寫入聯合國重要決議，成為了思考人類全球化未來走向的“中國方略”。2021年恰逢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實踐，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前沿，對人類全球化階段性發展規律有著深刻洞察和準確把握。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也積極呼吁“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些來自中國的聲音向世界彰顯了中國智慧。

人類社會經歷過的一次次嚴重挑戰再三昭示我們，世界各國不論體量大小、實力強弱，也不論意識形態差異、社會制度有別，都理當擁有平等的權利參與國際治理體系重構、分享全球化成果，積極地以自身的發展、智慧引導新時期全球化朝著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目標快步邁進。人類全球化歷五百載櫛風沐雨，如今依然在路上，世界各國仍須同舟共濟，砥礪前行。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英國利茲大學商務孔子學院中方院長，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大數據時代中國參與網絡空間全球治理方略研究”（項目編號：16BGJ03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Thomas L. Friedmann， “The World is Flat 3.0: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urther Updated and Expanded)，” Pan Macmillan Publishers，2007.

②楊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論前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③裘援平：《世界變局中的突出矛盾》，《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2期。

④[瑞典]英瓦爾·卡爾松、[圭]什里達特·蘭法爾：《天涯成比鄰》，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年。

⑤《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新華社，2017年10月27日。

責編/鄧楚韻（見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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