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創新鄉村治理方式，提高鄉村善治水平。鄉村善治不單是社會環境平安無事，還意味著干群和諧積極有為。在城鄉融合過程中，鄉村治理問題主要包含兩方面，一方面自治活力不足，“空心化”變遷導致鄉村社會公共性普遍弱化，治理主體缺乏組織抓手，農民群眾缺乏參與意愿和渠道；另一方面則是行政重擔下壓，國家投入大量政策、資源下鄉，村級組織疲于應對項目管理等行政事務，群眾工作難免有所忽視。鄉村治理方式創新的重點，就在于協調這兩方面問題。近年來，在對我國南部各省鄉村的調查中，筆者發現國家大力推進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正在成為激活鄉村治理的組織抓手，在協調行政與自治關系、密切干群聯系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以往大家主要思考如何在鄉村善治基礎上促進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卻對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對鄉村治理的促進作用缺乏討論。

十九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從“三年行動”到“五年提升”，各地基層為落實中央決策，一直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維持著較高的人力、物力投入。要使農村環境美，除了完善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群眾參與、組織機制建設也不可或缺。鄉村治理效能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提升。

其實，從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切入，提高鄉村善治水平的路徑具有獨特優勢。首先，環境整治“人人應參與”，為鄉村治理提供正當性。人居環境是鄉村社會最大公共品，與每一位村民（無論干部或群眾、黨員或非黨員）的權利與義務緊密相關，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關心著自己生活居住的環境。其次，“人人能參與”，為鄉村治理提供參與平臺。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具有可視、可觀的特點，成效與不足皆一目了然，相較鄉村其他中心工作較少知識性或經濟上的參與門檻，也就易于上下聯動、多元參與。第三，“人人愿參與”，為鄉村治理提供動力源。正因為鄉村環境看得見、摸得著，與生活息息相關，也就與村民的治理獲得感、成就感密切相關，容易開展動員教育。故此，聯干群、擴參與、好動員，以人居環境整治為組織抓手，地方基層在實踐中形成的一系列好經驗、好做法，客觀激活了村民自治能力，實際推進了鄉村治理的創新發展。

以家戶治理為重點，增強“戶—村”聯結。如湖南桃源縣“美家美戶，美麗庭院”行動，涌現一批環境衛生協會、清潔理事會等村民自治組織，通過黨代會、村民代表大會評選產生，以黨員為領導，以村鄉賢或關心村內公共事務的小組長、熱心村民為成員。先以運動式治理為手段，發揮黨員帶頭作用，黨員庭院首先整潔干凈，然后挨家挨戶上門動員群眾，督促甚至代為清掃庭院。運動式治理后，就要相應建立常態化機制。茶庵鋪鎮鐵山溪村的環境衛生協會每周評比“十佳庭院”與“十差庭院”，照片在公示欄和村莊微信群公示，“比學趕超”氛圍引起村民極大關注。不少在外打工青年回來就向環境協會咨詢“為何把我們家評得差”，戶戶關心的變化，正意味著村莊公共性的加強。

以自然村、村小組為治理單元，增強“村—組”聯結。如海南瓊中縣，推行融“自查、自評、自議、自改”于一體的“小單元競賽”機制。首先，村委會在政府引導下成立環境衛生整治小組；其次，設每周一次的“衛生整治日”，讓各自然村內黨員、村干部、小組長領導農戶定期配合保潔員完成其責任范圍內的清潔工作。第三，環境衛生整治小組在“衛生整治日”后為各自然村環境整治情況進行檢查，反饋整改問題。第四，自我評議與激勵，衛生小組協商對各自然村進行評分，評分將進行周排名、月排名，以大表格形式在各自然村村口張榜公示，村干部和普通群眾既能看到本周排名，也能看到當月起伏，促進了環境教育與群眾監督參與。此外，根據結果，環境衛生整治小組活用專項經費建立“短期提升小嘉獎、長期評優大嘉獎”的獎勵機制。“村—組”兩級積極性的調動對南方松散自然村治理機制探索具有重要意義。

以層層評比為治理手段，增強“基層政府—鄉村”的上下聯動。如海南保亭縣的“四級紅黑榜”制度，即對“農戶、村小組、行政村、鄉鎮”四級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的月度優劣評比。村小組評組內農戶，行政村評比各村小組，鄉鎮評比各行政村，縣政府評比各鄉鎮，通過多層級、長時段的評比找到問題，明晰責任，明確獎罰。

綜上可見，認真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往往會給鄉村帶來組織化程度提高、公共性議題增加、自治制度創新、群眾參與擴大、干群聯系緊密、利益聯結增強等疊加效應，客觀提升了鄉村治理的效能，各地區對此應加以重視。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因為專項資金充足，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只重基礎設施投入，村莊清潔依賴政府購買服務，反而對自治力量的探索與運用有所忽略。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意在求美，而“美治”當是鄉村善治的題中應有之義。鄉村治理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一環，在具體實踐中應有系統性、辨證性思維，將鄉村治理與其他基層階段性中心工作有機結合以實現創新提升。（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　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