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經驗表明，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雖然遭遇了許多困難挑戰，但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是克服一切困難的法寶。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放管服”改革，堅持區域戰略，堅持創新驅動，堅持擴大開放，堅持城鄉一體化，已經走出一條越來越成熟定型、未來可期的治理路徑，進而帶領全國人民全面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

【關鍵詞】新時代 中國共產黨 國家治理 全面深化改革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自1921年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從革命勝利到新中國大業，從經濟復蘇到改革開放，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始終秉承“以改革促進發展，以發展推動改革”的方針，不斷開拓出適合14億人口大國的特色發展道路。

我國的發展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建黨100年來，我們經歷了自然災害、發展難題、技術革命、金融危機，很多新問題、新挑戰沒有縱向的歷史借鑒和橫向的國別經驗，國家治理始終在摸索中螺旋上升、不斷前進，經歷了從“管不住”到“治得好”的過程：我們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經歷了政府部門“門難進、臉難看”到政務大廳“一站式辦理”甚至政府專員上門辦理；經歷了從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到區域戰略引領城市群發展；經歷了從鄉村衰落到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經歷了從歐美引領核心技術到中國智造帶動攻關“卡脖子”技術；經歷了從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到妥善應對中美貿易摩擦……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發展節奏問題、創新能力問題曾一度導致國家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體制機制障礙、政策落實梗阻、發展動力不足等弊端。但是，這些所謂的“管不住”的難題如今都逐漸管住了。

縱觀百年發展歷程，中國共產黨具有超強的更新和學習能力，始終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清除障礙、疏通梗阻、煥發動力，帶領全國人民不斷總結教訓、積累經驗，實現國家治理、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的整體推進。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黨中央聚焦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打通理順許多堵點難點，不斷呈現出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協調、全面深化的歷史性轉變，很多領域實現了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展現出有責政黨、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時代風貌。總體而言，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實現由“管不住”到“治得好”，具有六條經驗路徑：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自覺踐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保護好每個國民的生命、健康、價值和尊嚴。從2019年末開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國，群眾生命健康、經濟社會運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黨中央統攬全局、果斷決策，從果斷下令武漢封城到協調生活生產物資供應，從疏通堵點復工復產到“六穩”“六保”恢復運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也充分展現了特殊時刻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人民的生命安全至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

黨的百年經驗表明，堅持加強黨的領導和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相結合，堅持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協調，堅持試點先行和全面推進相促進，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推進重點領域改革，不斷增強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黨始終堅定不移的群眾路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斗，才能讓中國共產黨永遠年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黨保持永遠年輕的重要法寶。進入新時代以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大部署，至今共推出2485個改革方案，改革目標任務總體如期完成，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確立，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

堅持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斷完善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以來，從計劃經濟下的管制模式到市場起決定作用的治理模式，我國先后進行了多次行政制度改革，探索政府和市場邊界的努力從未停止。改革開放早期，政府干預微觀經濟過多、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導致產業結構失衡、社會建設不足，越位、錯位、缺位問題交叉存在，制約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府作為“看得見的手”，如何調節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既要避免市場失靈同時也要警惕政府失靈，既要避免一放就亂又要警惕一管就死，其中的“度”確難掌握。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風險挑戰，開啟了氣勢如虹、波瀾壯闊的改革進程。進入新時代以來，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是一場“刀刃向內”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極大激發市場活力的戰略舉措，是一場涉及理念、體制機制、工作方式的深刻變革。“放管服”改革的一大特征是放權于地方，通過完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制度，加強清單的規范管理，統一規范清單制定，中央政府不需要大權獨攬，各地根據實際情況開放搞活。“放管服”改革的另一大特征是服務企業。原先的政府辦事難、辦事慢、辦事繁，多次跑、來回跑現象得到了有效改善。各地推動“最多跑一趟”“上門服務企業”“公章瘦身”等改革讓企業喜聞樂見。因為放權于地方，各地需要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吸引市場主體入駐，帶來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就要爭當服務型政府，蘇州、蘭州新區政府派專員一對一服務企業開辦流程，企業直呼“想不到”。改革不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而且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重要法寶。企業順、就業暢、百姓喜、經濟旺、地方強，這一新型政商關系邏輯日益得到地方驗證。“放管服”改革實際上是使“看得見的手”依法行政，使“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雙手協調配合創造了新型“親清”關系，增強了市場和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

堅持實施區域發展戰略，因地制宜實現差別化特色化崛起

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從中國沿海開始試點。1979年，中央批復了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此后，我國在政策推進中以經濟板塊劃分區域，對東部地區（而后細分出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分別給予不同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同時期分別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中部崛起戰略、東北振興戰略等板塊戰略。但是，單純以板塊劃分的區域政策導致各地出現了不論具體情況統統上項目、抓經濟的“唯經濟發展”現象，這并不能解決區域發展要素和動力不均衡問題，也不能實現特殊地區生態優先以及人居環境、職住統一等目標。為此，我國推出主體功能區戰略，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四類，明確了哪里搞經濟發展、哪里搞生態保護，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混戰場面。

主體功能區明確了國土空間性質和差異化發展目標，但如何通過區域戰略解決發展動力問題？進入新時代以來，黨中央系統謀劃了我國發展空間布局的新戰略，確立了陸域與海域統籌開發的大國土觀，提出了“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成渝雙城經濟圈等重大區域戰略，為陸海統一發展、區域協調聯動注入活力，并以區域城市群發展帶動區域整體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繼續深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顯然不是簡單重復已有的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和東部率先等發展戰略，而是要通過深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著力打造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升級版”。下一步，改革發展動力最強的地區就是全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火車頭，其中必須提到三個城市：上海浦東、深圳和雄安。一是上海浦東。黨的十八大、十九大繼續對浦東開發開放提出明確要求，黨中央把首個自由貿易試驗區、首批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一系列國家戰略任務放在浦東，賦予浦東新區改革開放新的重大任務。二是深圳。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黨中央對深圳推出了27條改革舉措和40條首批授權事項。三是雄安。作為千年大計的國家大事，雄安正在蓄勢待發，未來將發揮重要的牽引作用。

堅持實施創新驅動，為可持續發展注入科技活力

當前，正值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期，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之大前所未有。眾所周知，近代以來，歐美一直是引領科技革命的先導。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在艱苦的條件下發揚愛國奮斗精神研制出了核彈、氫彈，但整體科技水平仍處于中下水平，裝備制造、智能科技等一直處在追趕歐美階段。當今世界綜合國力體現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個領域，我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治理舞臺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依然受制于人。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不會重蹈滿清政府落后挨打的屈辱史，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民族氣節，強大的國力以及對于科技發展的重視將支撐我國在前沿科技、生產生活等創新領域實現新突破。

新時代以來，“天問一號”開啟火星探測，“嫦娥四號”首次登陸月球背面，“嫦娥五號”實現地外天體采樣，“奮斗者”號完成萬米載人深潛，C919大飛機首飛成功，“雪龍二號”首航南極，“天鯤號”首次試航，中國人民真正實現了“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在遭遇美國斷供后，華為推出了自主研發的“鴻蒙”系統，5G成功商用并成為世界多國標準，新能源汽車、新型顯示躋身世界前列，北斗導航衛星全球組網，中國人民引領國際科技前沿技術的領域不斷增加。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中國走自主創新道路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優勢:一是充分發揮我國的制度優勢。二是堅持自力更生是我黨的優良傳統。放眼未來，大國之間的競合局面紛繁復雜，不確定性增強。打鐵唯有自身硬，只有增強本國實力，才能以不變應萬變，實現中華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愿景。全國人民將在黨的有力領導下，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構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激發創新創造活力。

堅持繼續擴大開放，主動打造高水平開放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事實上，作為全世界僅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我國的開放歷程曲折漫長。從貿易往來到文化交流，從參與官方國際組織到加入民間組織交流，我國對外開放“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方式在逐漸增多。在外經外貿方面，黨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自貿試驗區提質增效，健全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進一步推進服務業改革開放，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建設高水平開放格局。

未來若干年，國際局勢復雜多變，中國對外開放歷程將遭遇外部環境的巨大挑戰。但是，黨中央明確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開放也是改革，擴大開放是新時代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我國將加快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增強資源配置能力，提高對資金、信息、技術、人才、貨物等要素配置的全球性影響力。不論國際局勢如何變化，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在新時代推動深圳、上海浦東實現制度型開放，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給、高質量產品供給、高效率資金供給，更好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體現出中國共產黨的國際眼光和執政水平，體現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者的大國風范。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中國要加強文化自信。在我國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更要將“文化走出去”上升為國家戰略。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以“一帶一路”戰略為契機，制定實施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戰略規劃，拓展對外傳播平臺和載體，提升提煉和闡釋能力，塑造歷史底蘊深厚、各民族多元一體、文化多樣和諧的文明大國形象和更加開放、更具親和力、充滿希望、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傳播出去。

堅持實施城鄉一體化，推動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依然存在。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我國作為傳統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比高，農村進城務工人員規模大。到2019年，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仍保持在2.9億人左右，占城鎮就業人員總數近1/3，但近年來也呈現出跨省流動減少、家庭流動增多等趨勢。為了實現城鄉均獲得發展，黨中央國務院連續推出了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等戰略，一方面挖掘農村的發展活力和動力，另一方面通過城鄉統籌實現以城帶鄉、共同發展。但是，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持續影響下，不少中西部鄉村成為“空心村”，農村只留下老年人、兒童和部分婦女，農村不僅缺乏發展活力，甚至缺乏必要的基層治理，宗教、宗族等勢力趁虛而入，占領鄉土中國的最基層。城鄉發展鴻溝難以逾越，農民群眾感受不到改革發展的紅利，同時，進城務工人員享受不到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始終有近3億中國人是“住在城里的農村人”，這種局面必須有所改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我國已經實現了脫貧攻堅戰略的決定性勝利，未來，我國將由扶貧攻堅轉向鄉村振興，推動鄉村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目前，我國城市化率已突破60%，國家治理的重點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是，城市發展也面臨空間結構、生產方式、組織形態和運行機制的深刻變革，面臨城市治理承壓明顯、發展空間不足等諸多挑戰。未來一段時期，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國既要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完善城市戶籍制度，扶持農民發展經營活動，使廣大農民和進程務工人員參與現代化進程，共享改革紅利；又要加快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努力走出一條符合中國特色的以城市群帶動新型城鎮化的治理新路子。最終，城市治理、城鄉一體化和鄉村振興實現不同程度地推進，在發展中解決不均衡問題，實現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作者分別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博導；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社會治理室主任、四級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汪同三：《在新常態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人民日報》，2016年8月24日。

②高尚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6年。

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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