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經濟格局變動以及氣候變化等因素影響，人類命運發展的基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一系列挑戰，用“文明協同論”代替“文明沖突論”，全球治理的大廈才能屹立不倒。“國家與組織治理10S協同模型”以協同論、系統論、熵增理論為基礎，是一套適應發展要求，以建設組織生命力并高效匹配外部復雜環境變化的協同治理分析框架。

關鍵詞:文明協同論 全球治理 人類發展

【中圖分類號】D52 【文獻標識碼】A

美國著名戰略理論家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作出論述：冷戰后世界政治將是一個多極的和多文明的；文明之間的權力均勢正發生變更，權力正從長期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各文明轉移；文明的沖突將是未來世界沖突的主導形式，而且是文明斷層線沖突；未來世界秩序的重建必須以文明為基礎，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戰爭的最可靠保證。

理解“國家利益”，其實就是回答三個問題：我是誰？去哪里？怎么去？假如這三個問題出現混亂，國家利益或是國家治理都將無從談起。為了突破“文明沖突僵局”，筆者提出“文明協同論”，提倡人類應當正確回答“我是誰”“去哪里”“怎么去”這三個哲學基本命題。“文明協同論”認為我們需要弄清自己和周圍環境，超越階級、人種、族群、宗教、性征、國別等因素，運用中國傳統智慧，創新性地建構協同治理理論框架，分析該框架各部分的關聯，梳理框架內部的多維度關系，從而突破僵局，形成靈活多變、層層相因的協同治理效果。

國家與組織治理10S協同模型

“國家與組織治理10S協同模型”以協同論、系統論、熵增理論為基礎，以整體、系統、全生命周期研究組織協同治理體系建構，是一套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以建設組織生命力并高效匹配外部復雜環境變化的協同治理分析框架。“國家與組織治理10S協同模型”可以為回答“我是誰、去哪里、怎么去”這個命題提供一些切實可行的探索路徑。

該協同模型由10要素構成，包含三個層次：基礎層、中間層和頂層。基礎層由周邊環境/地緣政治、規模/范圍、滿意度/表達、國家認同/社會行銷、結構/穩定、激勵/約束6根支柱（又稱6個子系統）組成；中間層由共同價值/首要目標、戰略/戰略決策、制度/模式共同3要素（又稱三重要素修煉）組成；頂層是“協同”。該模型以實現組織協同治理為最終目標，實施組織治理戰略、制度、價值的三重修煉，建構包含六個子系統的相互匹配支撐體系的系統工程框架。

在“國家與組織治理10S協同模型”中，從結構看，基礎層與中間層之間存在著對應關系。周邊環境/地緣政治、規模/范圍是組織制定戰略/戰略決策的基礎；滿意度/表達、國家認同/社會行銷是組織的共同價值/首要目標的直接表現；結構/穩定、激勵/約束決定著組織的制度/模式。最終，共同價值/首要目標、戰略/戰略決策、制度/模式共同作用才能達到組織目標實現協同。

從內在運行機制看，該模型每個子系統和要素修煉在整個組織中發揮著互應和序參量的作用。各個子系統和要素修煉在不同層次中相互感應、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形成各個子系統和要素修煉之間動態的匹配與協同。同時，在組織發展的不同階段，每個子系統和要素修煉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在發生著變化，總有一個或幾個子系統或要素修煉影響整個組織的發展，從而達到整個組織的協同發展。

“國家與組織治理10S協同模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建構，不僅涉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工程，也是對大國崛起的理論解釋的探索，對于建構國際關系新的制度文明框架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國家與組織治理中的“我是誰”

回答“我是誰”，我們試圖用組織治理基礎層6根支柱來解讀文明的自我認知：周邊環境/地緣政治、規模/范圍、滿意度/表達、國家認同/社會輿論、結構/穩定、激勵/約束6個子系統構成一個同心閉環。

子系統1：周邊環境/地緣政治(Surroundings/Geopolitics)。組織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如空氣、水、土地、自然資源、植物、動物、人類之間的互動關系，也包括對外關系中競爭、合作、沖突、戰爭、中立或結盟的地緣政治選擇，以及由此產生對內、對外影響。“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深刻地揭示了人與自然、文明與生態的關系。不同的自然條件對文明產生不同的影響，從而形成不同類型的文明。自然地理條件對人類早期文明的發生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為文明的形成和演進提供了天然且必要的外部環境。例如，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國文明。這些文明都具有其獨特性，表現出明顯的地理差異性。各國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差異自古就存在，是人類文明的內在屬性，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顯著特征。

子系統2：規模/范圍(Scale/Scope)。規模/范圍是指組織擁有并能使用的自然資源與人口條件、經濟與科技實力、軍事力量等有形物質要素的數量與質量以及其影響范圍。而無形的精神因素則包括政治體制、政府效能、國民素質和國家凝聚力等。把國家實力分為有形的物質要素和無形的精神要素兩大部分是目前眾多學說的普遍看法。規模/范圍是直接決定了國家綜合國力的強弱，直接關系到一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子系統3：滿意度/表達（Satisfaction /Expression）。組織治理以成員滿意或不滿意來決定決策者的價值取向，成員滿意度是組織治理的出發點、著力點和落腳點，是治理效果的最高標準。滿意度/表達涉及公平、民主、自由、利益表達、政府問責、政府效率、質量管控、法治和防治腐敗。

子系統4：國家認同/社會行銷(State Identity/Social Marketing)。國家認同，又稱民族認同，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價值觀、理想信念、國家主權、民族團結等的認同。社會行銷是在社會發展急速變遷過程中，以行銷傳播的策略與做法凝聚人心，進而達到促進個人、群體或社會整體福祉。

長期以來，美西方國家一直主導著國際事務的定義權和解釋權。關于人類文明的未來圖景，“西方中心論”迄今依然占有較大話語空間。譬如，哈弗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當今美國對華輿論中最典型的話語圈套，引導全世界從“陷阱”的角度預測中美關系走向。

子系統5：結構/穩定（Structure/Stabilization）。結構是指組織為了其目標的實現，經過設計形成其內部相關部門、要素、子系統之間分布與排列方式，包括政治結構、經濟結構、軍事結構等。穩定是維持組織穩固、固定、平衡，以達到其運作的目的。一般來說，一個文明包括四個基本結構，即家庭結構、社會結構、國家結構與權力運行結構。建構、維系、調整乃至變革文明結構的主體是國家及其權力。

在兩極格局解體后，世界并沒有形成單極格局，國際關系呈現多極化趨勢。大國之間的協調關系明顯加強，改變國際政治力量的組合，科技革命和世界經濟發展，形成了多極化的經濟格局，新興民族獨立國家的出現，使世界發生了新的變化，推動了世界格局的演變。

子系統6：激勵/約束（Stimulation/Restrain）。即組織按照一定程序，遵循一定法則，通過各種方式，激發和釋放個體或組織內在潛能和活力，使個體或組織產生一股內在的動力和要求，迸發出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時規范人的行為，朝著主體所期望的目標前進，協同推動個體和組織的共同進步。沒有激勵就沒有個體或組織的積極性，而沒有積極性，就無法達到既定目標。而個體或組織都對其行為后果負責，其行為必須受到約束。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各國經濟復蘇表現分化，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支持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期望獲得更多發展資源和空間，要求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享有更多代表性和發言權。但同時，現有全球治理機制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建立和運行起來的，因此它們占有先發優勢。全球治理體系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將嚴重損害其治理效果。

國家與組織治理中的“去哪里”

要素修煉1：戰略/戰略決策（Strategy/Strategic Decisions）。戰略是指組織為適應未來環境的變化，完成組織目標和使命的整體謀劃，具有全局性、長遠性等特點。戰略反映了組織對競爭環境、組織規模等關鍵因素的理解，用以確保已確定的使命、愿景、價值觀的實現。戰略決策是對組織未來方向的大政方針的判斷、規劃和把握。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面對以信息革命為基礎的共享經濟及“互聯網+”等，更有利于人口眾多的非西方國家“趕超”，以及國際經濟力量對比發生不利于西方國家的變化及其長期趨勢，美西方國家一時很難接受、很難適應，并由此產生普遍的危機感和戰略性焦慮，社會大眾、尤其是處于社會底層的藍領們，容易轉向民粹主義、疑歐主義，轉向反全球化、反貿易自由化及反移民、反精英，甚至轉向恐怖襲擊、校園槍擊等極端軌道；奉行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和對中國揮舞保護主義大棒等國策。這些內外因素相結合，作用于國際社會，使得美西方國家不但成為擾亂國際社會秩序的根源，其本身也成為“動蕩之島”，而中美關系也因此而更加復雜、面臨新考驗。

要素修煉2：共同價值/首要目標（Shared Values/ Superordinate Goals）。它包括組織的基本目標、基本思想、價值信念、道德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是實現組織目標的基礎。美西方國家作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化浪潮下的主要受益行為體，本應主動在全球治理中提供成熟的方案與可供選擇的路徑安排。而難民危機、金融危機、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跨國犯罪等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美西方國家行為嚴重失范，不僅不能提供成熟的解決方案，反而加劇了一些問題的嚴重程度，把全球治理當作謀求國家利益的手段。與此同時，美西方國家在安全與發展等全球治理的基礎議題上提供的公共產品嚴重不足，集體行動意愿減少。部分國家把是否提供公共產品與自身是否能獲得極致國家利益掛鉤，導致了嚴重的全球性問題。

要素修煉3：制度/模式（System/Schema）。制度是指約束人們行為關系的約定安排和行為規則，包括人們在長期社會交往過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會認可的約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為準則，在意識形態中具有核心地位。而模式是指行為體的一般方式，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中介環節，其特征是一般性、簡單性、重復性、結構性、穩定性、可操作性。

二戰后，美國借助其超級大國的身份建立了一系列符合其偏好和利益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國際機制。自19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在西方盛行，它們也已作為治理范式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推廣，并已占據美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主導地位，嚴重影響了全球治理戰略和戰略決策，釀成一系列災難性后果。

同時，美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有其嚴重缺陷，造成社會嚴重分裂并妨礙國家認同。美國實行聯邦制，保護各種利益，這一政治制度給美國帶來了穩定、繁榮。實行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制衡。著名政治家麥迪遜就認為《邦聯條例》使政府無能，機構重疊，權力分散，效率極差，又阻礙經濟發展。

國家與組織治理中的“怎么去”

在6根支柱以及三重修煉各要素的共同驅動下各子系統之間的相互匹配、相互作用，以自組織方式在宏觀尺度上形成空間、時間或功能有序結構，實現協同效應。協同作用（Synergism）下聯合產生的效果超過單獨效應的總和。通過各行為體的共同努力，達到整體協同，實現全球有效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以不同的時間尺度，衡量不同的文明或行為體，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在《歷史研究》中講述了世界21個主要民族文明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他認為21種文明中16種已經衰亡，只有5種還在發展，中國文明是唯一劫后重生的。

眾所周知，中國文明的主體是中原農耕文明，它是在與其他文明的交往、互鑒、整合中不斷發展并流傳下來。西方文明也一樣經歷了交往、互鑒、整合的過程。美國文明直接脫胎于歐洲文明，同時吸收了其他非西方文明的優秀成分。

可以說，人類文明之間的交往、碰撞、矛盾、沖突，也是競爭、合作、整合、融合，而且存續時間越長的文明也就越包容豁達自信。否則，人類社會還停留在霍布斯所說的“叢林野蠻”時代。當人類以大規模戰爭暴力強行推行自認為成功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時，總是悲劇叢生、生靈涂炭。

重塑全球區域治理的理論基石

“文明協同論”可以作為引導人類尋找全球治理中善基因、序參量、協同共生的一種方式，探索如何在全球治理的大棋局中找到協同，形成首要目標、價值共識、戰略選擇、制度結構與相處模式，如何尊重文明多樣性、多元性與差異性，以全球行動、全球應對、全球合作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

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文明發展史，是一個從部落、族群、民族、國家等獨立分散地自我發展到區域、全球形成信息網絡聯系、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人類文明體系的協同發展過程。全球化浪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開始涌動醞釀并在后冷戰時代席卷整個世界，對包括國家間關系在內的全部人類社會關系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世界各國的相互依賴關系不斷加深。整個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在國際政治的一系列重要領域出現了全球性問題，迫切需要全人類克服個體、國家的狹隘利益，相互配合，相互協作，尋求彼此共同的人類整體利益。否則，人類系統將可能從有序走向無序，導致生態環境惡化、資源耗竭等一系列嚴峻后果，并最終導致整個人類文明體系的崩潰。

全球治理是指在全球化和全球問題發展日益復雜的時代，通過建立和運用規則、機制、規范和制度等途徑和手段，處理跨國共同事務和解決全球問題的方式和進程。全球治理行為體是指參與全球治理活動的實體，既包括民族國家、政府部門和次政府部門，也包括從基層民眾、社區組織到跨國公司、跨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等跨國機構的多種行為體。

全球協同治理體系是一種復雜結構。這種結構賦予每個構成它的行為體一個身份和地位，并在這個結構中獲得一定的權力和利益，并進行相關活動。這種結構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共同性。即共有知識或價值共識，它是指各個行為體之間在一定社會環境中對同一事物或現象共同具有的認識、理解和期望。在這個環境中共有知識形成多種行為體的共同的身份和結構，或塑造一種行為體的身份或結構。

第二，平等性。它是指全球治理體系中各行為體享有平等的機會和權利來表達他們的意愿和利益，且在參與的過程中不受威脅或支配，包括主權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第三，綜合性。行為體本身是社會觀念性概念，也包含物質因素，而且物質因素是社會觀念的基礎，行為體是社會因素與物質因素的綜合。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造就了全球協同治理體系，這種互動的過程就是全球協同治理體系存在的基本條件。全球協同治理體系是一種動態的結構。

第四，多邊性。它是指在全球協同治理體系中，不僅僅是兩個行為體之間的交流互動，還有兩個以上行為體彼此交流互動。協同包含著“多”與“一”的邏輯關系。正因為存在著多民族、多宗教的多樣化行為體，最后都歸結于全球協同治理體系這個整體。各行為體是互動互生的，其關系既是歷史性的，也是價值性的或政治性的。

第五，規范性。全球治理協同體系以國際法和國際準則為基礎，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共同建立的行動機制和行為規范下運行，在廣泛協商、凝聚共識基礎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最終實現全球事務共商、治理體系共建、發展成果共享的目標。

全球化深入發展帶來了眾多不同層次、不同類別行為體的交流互鑒和融合發展，一種新的全球協同治理體系正在出現，而理解這種全球協同治理體系，不能單從民族國家這個基本載體去考量，而是要從全球化下各個行為體形成的全球協同治理體系結構去權衡。

根據“國家與組織治理10S模型”，各行為體通過調節對全球協同治理體系的能量和信息輸入，就能使全球協同治理體系有序、穩定地運行。各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導致了全球協同治理體系結構的形成。造就這種結構的機制是互應邏輯和序參量。

互應意味著兩個物體之間的相互感應、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兩個行為體在從來沒有交往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產生感應的，也不可能達成共識，也就沒有結構。兩個行為體一經交往，雙方就會發生感應、碰撞、溝通、協調、妥協，逐步形成共同觀念、共有認知，于是便產生行為體交流互鑒。而多個行為體之間的感應、影響和作用，將更加復雜，其基本過程和規律服從于協同原理。

序參量是描述系統有序程度的變量。序參量是非線性系統突變前后所發生的質的飛躍的最突出的標志。不同的系統序參量的形式不同，有些系統的序參量是它的各種狀態變量中的一個或幾個。全球治理體系是一個復雜體系，這個體系的序參量就是既活躍又具有實力的行為體，它們協同一致控制這個體系，共同決定著這個體系的有序結構。全球治理的序參量是聯合國和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其中主要是美中俄。區域治理的序參量是該區域的大國。

全球協同治理體系是由各行為體共同造就的，全球協同治理體系也成就了各行為體，賦予其身份與地位。體系結構不僅對行為體的行為產生影響，也塑造了行為體的身份。身份決定利益、利益決定行動。所以，全球協同治理體系決定影響了行為體的行為，行為體的行為又反作用于體系，形成相互塑造的過程，也是體系和行為體的自我塑造與自我完善的過程。

全球化不是西方化，全球協同治理更不是西方文明化，而是超越文明沖突、具有人類命運的更高層級的新協同。“文明協同論”將重塑全球協同治理體系的理論基石。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協同治理，包容互鑒，命運與共，人類大同。

【本文作者為中央企業智庫聯盟副理事長，中國國際技術智力合作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參考文獻

[1]陳岳：《國際政治學概論（第四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

責編：李 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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