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智慧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效路徑。智慧治理行穩致遠需要審慎對待可能發生的系統脆弱、信息安全、數字鴻溝、算法至上、倫理缺位、壟斷性供給、原子化存在、輿情波動、民主陷阱、人機脫節等十大風險。規避智慧治理可能發生的風險，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完善制度法規、注重人才培養、提升公務人員能力素養、提高公眾文化水平、加強人財物績效管理等，以充分發揮智慧治理的智能化、精細化和開放性優勢，建設智慧社會，創造美好生活。
關鍵詞:智慧治理 大數據 治理風險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智慧治理依托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虛擬技術等現代信息技術，通過多元主體參與提升治理效能，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效路徑，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方面。但是，智慧治理在給社會治理提質升級的同時，也面臨諸多風險挑戰，需要審慎對待。
一是“系統脆弱”的風險
“系統脆弱”的風險主要指智慧治理網絡系統存在“不確定性”的風險。智慧治理網絡是由中央網絡“系統”及各分支網絡“系統”組成的共生“系統”，是智慧治理的技術中樞，但所有網絡“系統”都需要不斷完善，甚至是不斷試錯，都具有某種程度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一旦中央“系統”或各分支“系統”因自身缺陷運行不暢或遭遇黑客攻擊，必然導致系統癱瘓，甚至崩潰。規避“系統脆弱”問題需要加強智慧治理的頂層設計，增強系統抵抗風險的敏感度，加大共生“系統”治理彈性，特別是要不斷探尋更加有效、迅捷的智慧治理網絡“系統”應急管控機制。
二是“信息安全”的風險
“信息安全”的風險主要指智慧治理仍然存在“數據”泄露的風險。智慧治理實現的基礎是大數據，大數據在收集、存儲、使用的過程中，可能存在數據泄露、違規使用、非法交易等問題，進而會使個人隱私、企業利益、國家安全等受損。英國學者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等在《大數據時代》一書中指出，大數據具有極大的價值潛力，“如果說在互聯網時代我們的隱私受到了威脅，那么大數據時代是否會加深這種威脅呢？”答案是肯定的。[1]大數據時代，保障“信息安全”更重要的是靠制度、法律的逐步健全，特別是人的自我約束。為此，要設立并完善數據使用的技術安全屏障，以保障數據使用的安全性；要建立并不斷完善信息搜集、使用、挖掘等相關信息安全制度與法規；要不斷提高人的素質，從根本上保障信息安全。
三是“數字鴻溝”的風險
“數字鴻溝”的風險主要指智慧治理可能使未曾擁有信息技術工具的人既不能享用智慧治理的便捷，也不能參與智慧治理活動。智慧治理以信息和網絡技術為基本依托，這使人群被分為擁有信息技術工具的人和未曾擁有信息技術工具的人，這兩部分人之間就形成了一道“數字鴻溝”。此外，如果數據共享及網絡的互聯互通程度差，則容易形成“信息孤島”，影響網絡系統發揮智慧治理功效，可以說，“信息孤島”是“數字鴻溝”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規避“數字鴻溝”問題，一是要創新多元主體參與的網絡平臺，加強頂層設計與互聯互通，避免條塊分割，建立一個總體完備、彼此兼容的網絡系統；二是要循序漸進地推進智慧治理的數字化進程，用傳統的治理方式服務特殊人群，用現代的治理方式推進智慧治理進程，實現“線上”與“線下”聯動、傳統與現代互補的治理模式；三是要以多種形式提升公務人員“執網能力”，提升公民網絡素養，從根本上填平“數字鴻溝”。
四是“算法至上”的風險
“算法至上”的風險主要指智慧治理網絡可能形成對一系列計算機“算法”的過度依賴。“算法至上”是一種思維定式，即將所有問題都歸為數據邏輯問題，從數據分析到問題預測，都追求“算法至上”，使人淪為數據的工具。“算法至上”“數據獨裁”消解了人的主體性，忽略了人的自由選擇與自由意志，形成絕對依賴數據的思維路徑。客觀上，智慧治理所依托的大數據還可能存在“數據失真”“數據誤用”等問題，其對公民、社會、國家造成的利益損害可能比我們想象中的還要大。規避“算法至上”風險需要增加分析與預測的多個方法與維度，增強數據使用、分析的準確性和科學性。
五是“倫理缺位”的風險
“倫理缺位”的風險主要指智慧治理過程中可能出現價值理性弱化、缺少人文關懷的風險。智慧治理的核心是共建共治共享，是增強治理活動的智能化、社會化、專業化、人性化，尤其是要提升人性化管理水平。但智慧治理中可能出現的“數字鴻溝”“數據獨裁”“算法至上”等問題，則會凸顯技術理性，弱化價值理性。而“倫理是智慧治理的價值基礎，同時也是智慧治理的內在訴求”[2]，片面強調技術理性容易造成“倫理缺位”。規避“倫理缺位”風險，需要堅守治理的核心是人。在道德、法律、技術等方面不斷改進治理水平，堅守“以人為本”才可能處理好由復雜人群組成的社會有機體中出現的問題，實現“善智”與“善治”的統一。
六是“壟斷性供給”的風險
“壟斷性供給”的風險主要指智慧治理仍存在供給依賴，進而出現壟斷影響績效、影響創新的風險。智慧治理所依賴的現代信息科技需要不斷升級換代，無論是整個治理系統的設計、運行還是升級，都需要先進且專業化的技術作支撐。從供給的角度看，如果單獨依賴某一企業或部門，容易形成供應商在供給方面的壟斷地位，進而加大經濟投入，弱化技術創新。規避“壟斷性供給”風險需要借鑒政府技術采購時避免壟斷的手段與方式，避免某些企業或部門形成“路徑依賴”式供給，以及通過完善制度和相關法規，避免權力尋租和形成行業壟斷。
七是“原子化存在”的風險
“原子化存在”的風險主要指智慧治理的多元主體彼此間的疏離傾向，以及由此引發的信任危機問題。智慧治理的多元主體由于習慣于通過網絡共建共治共享，人與人之間的現實聯系相對減少，長此以往，容易加大各主體間的疏離感。“原子化存在”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容易形成彼此“牽制”與“扯皮”現象，不利于達成共識，形成治理合力。因此，需要明確的是，智慧治理不是對人“置之不理”，而是要始終堅守以人為本，及時化解多元主體間可能存在的多重矛盾與沖突，充分發揮多元主體合作的正效益。規避“原子化存在”需要公務人員在治理工作中特別注重程序正義與工作細致，要“像繡花一樣精細”地推進智慧治理，增進彼此信任，共擔責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
八是“輿情波動”的風險
“輿情波動”的風險主要指智慧治理的信息公開與共享可能會引起社會輿情變化，甚至引發“蝴蝶效應”，影響社會和諧。智慧治理有效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向政府和個體雙向賦權，推動信息公開與共享，加大了治理活動的透明度，提升了治理活動的參與度，增強了民眾對政府部門的監督。同時，信息公開也賦予民眾自由解讀信息的權力，使得同樣的信息可能分析出不同的結論。特別是參與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治理主體可能有著不同的立場，以及不完全一致的價值觀與利益訴求，當治理活動不能很好滿足某一部分群體的需要時，就容易一定程度地引起“輿情波動”。規避“輿情波動”風險，需要對網絡評論者展開必要的數據挖掘并加以情感分類和計算，建立網絡輿情波動監控機制，以有效引導網絡輿情，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提高治理效能。
九是“民主陷阱”的風險
“民主陷阱”的風險主要指智慧治理的去中心化、透明化可能被不當解讀，進而被別有用心的個人或組織利用，危害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甚至國家安全。智慧治理通過去中心化的網絡組織架構實現民主管理，這里的“民主”是具體的、歷史的，不是泛化的、抽象的，不能落入西方話語中的“民主陷阱”。西方話語中的“民主陷阱”具有多種理論表現，如民主一元論、民主速成論、選舉至上論、民主富強論、民主和平論、民主目的論、民主萬能論、民主終結論等[3]。智慧治理要跳出“民主陷阱”，保障人民民主。智慧治理堅持民主集中制這一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目標是實現人民對于國家的共建共治共享。規避“民主陷阱”的風險，既要加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宣傳與引導，更要突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以充分發揮智慧治理在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增強政府的服務性和公信力、激勵全民參與政府治理的積極作用。
十是“人機脫節”的風險
“人機脫節”的風險主要指智慧治理中存在參與主體能力素質跟不上信息技術發展速度，進而導致治理績效低下的風險。智慧治理體系的形成需要強大的硬件和軟件支撐，這不僅需要加大財政投入，而且需要加強多元主體智慧治理的“執網能力”，不斷提升創新能力，以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的智慧。在智慧治理中，“人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所在，培養“人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根本。現代科技無法自主實現智慧治理，人是現代科技的創造者，只有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的智慧才能使現代科技更智慧，發揮智慧治理功效。從加大智慧治理的頂層設計，到利用大數據提升治理效能，再到跨越“數字鴻溝”，推進人性化服務，以及建立網絡輿情監控機制等，都離不開一大批政治強、業務精、有情懷、懂網絡的綜合性人才。為此，要加大智慧治理所需要的綜合性人才的培養與培育力度，突破制約智慧治理效能的人才瓶頸。同時，還要加大智慧治理過程中人、財、物績效評估、考評，激勵相關工作人員不斷提升智慧治理的能力與水平，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本文作者為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人類文明新形態和文化發展理念的哲學創新”（項目編號：18JJD720001）、吉林大學廉政建設專項研究課題“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文化建設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19LZY003）階段性成果】
注釋
[1][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庫克耶著，盛楊燕、周濤譯：《大數據時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5頁。
[2]陳榮卓：《智慧治理的應用效能和倫理邊界》，《國家治理》周刊，2021年第1-2期，第38頁。
[3]陳曙光：《西方話語中的“民主陷阱”及其批判》，《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第2期，第66頁。
責編：臧雪文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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