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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毛澤東文藝審美思想的四重內涵

【摘要】延安時期,毛澤東為推進革命文藝的發展,在總結吸收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從民族解放戰爭對文藝審美需求的實際出發,提出并逐漸形成了以人民為美、以求實求真為美、以普及與提高并重為美、以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美的文藝審美思想。延安時期毛澤東文藝審美思想,彰顯出民族解放戰爭條件下工農兵群眾的審美風貌和審美訴求,從文化藝術學的角度豐富發展了黨的文藝理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

【關鍵詞】毛澤東  文藝審美思想  延安時期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識碼】A

毛澤東文藝審美思想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和毛澤東政治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中逐步孕育與建立起來的。延安時期,毛澤東遵循文藝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中國革命文藝發展的價值取向,在生活實踐和審美實踐中,用革命文藝的審美思想教育群眾、喚醒群眾、歌頌群眾,逐漸形成了以人民為美、以求實求真為美、以普及與提高并重為美、以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美的文藝審美思想。

以人民為美

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推動歷史發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否肯定人民美,是無產階級美學與其他階級美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延安時期,毛澤東從人民群眾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肯定人民生活的美和人民文藝審美思想的合理性,確立了“以人民為美”的文藝審美思想。毛澤東認為,文藝審美思想的主體是人民群眾,文藝審美是工農兵群眾精神層次的較高需要,必須從廣大人民群眾的審美特點和審美需要出發進行文藝審美思想的建構。

以人的自然生理條件為物質基礎,在人類社會歷史實踐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完善起來的人的感官和意識,是人的審美思想產生的根基。毛澤東深知這一點,故其文藝審美思想牢牢把握住實踐這一主題,在革命實踐特別是革命文藝實踐中建構起文藝審美思想的體系。文藝作品作為一種觀念形態的東西,是社會生活在人腦中的反映,只有得到人民的審美認可才具有價值。而“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這就決定了革命文藝只有得到革命群眾的審美認可,才具有其審美價值。毛澤東認為,要達到這一目標,革命文學家只有到群眾中去,才能獲取文藝創作最豐富的源泉。

“以人民為美”的文藝審美思想首先表現為文藝要表現人民之美。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的審美標準、審美能力最能體現時代對文藝審美思想的要求和文藝審美理想的渴望。只有將人民生活作為文藝作品的源泉,將描寫人民生活、體現人民精神風貌、歌頌人民道德素質等作為革命文藝的主要內容,才能從人民的視角提升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審美思想。“以人民為美”的文藝審美思想又強調文藝要以人民審美觀點和審美要求作為審美思想的核心,將人民群眾對文藝作品的認可程度與歡迎程度作為文藝審美的最終評判者。

如何實現文藝最大化發揮其服務抗戰、服務工農兵群眾的價值,是毛澤東一直思考的問題。為此,毛澤東十分重視文藝審美思想與人民群眾審美觀點和審美要求的統一。一方面,毛澤東認為陜甘寧邊區較為落后的文化環境和廣大人民群眾較為低下的文藝審美水平決定了人民群眾容易接受并急需大眾化、淺顯化的審美觀,為“五四”以來“大眾化”“平民化”“普羅化”的文藝設想找到了一條寬廣的實現路徑。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對于文學藝術豐富多彩的生活內容和人物形象的具體渴求,決定了文藝創作和文藝審美的典型化,即以塑造典型的方法反映社會生活的本質和刻畫鮮明個性特色的人物形象。這種典型化的人民文藝審美模式,“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地達到了人民所需求的藝術境界。

以求實求真為美

審美思想是人們在生產、生活和審美實踐過程中,在主體意識中所形成的對周圍現實世界審美屬性的各種真實反映形式的總和,是人的社會意識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反映體現在毛澤東文藝審美思想中就是求實美與求真美,即真實美。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分析評價文藝美時,不僅注重文藝的形式美,更重視文藝要實事求是,即文藝的真實性。

首先,“以求實求真為美”的文藝審美思想反對文藝作品言之無物。在毛澤東看來,文章和文藝作品的長短視具體情形處理,該長則長,該短則短,盡可能地精粹,要言之有物,反對空話。文藝作品要言之有物,就要以生活的真實為依據,真實地再現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和勞動,真實地書寫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風貌,真實地歌頌人民群眾的心靈美、精神美和理想美。同時,這種再現不是簡單地摹寫和教條地復制,而是需要文藝作家積極主動地進行再創造,對生活的真實細節進行取舍、加工,使文藝作品真正成為反映的主體與被反映的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在毛澤東看來,蘊含著文藝作家審美情感的文藝作品只有言之有物才是鮮明的、生動的,才能吸引人、感染人、教化人。

其次,“以求實求真為美”的文藝審美思想強調文藝作品既要做到藝術形式的盡量完美,又要做到思想內容的實事求是。在抗戰的時代環境下,毛澤東特別強調文藝“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政治思想內容彰顯文藝作品的內在美,藝術表現形式體現文藝作品的外在美,兩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統一于文藝作品之中。文藝作品的內容是文藝作家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對象進行實事求是審美的反映,文藝作品的形式是文藝作家實事求是表現社會生活的手段和方式。在兩者的關系上,內容起著決定性作用,內容決定形式。在毛澤東看來,只有真實反映“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且藝術性較高的文藝,即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統一的文藝,才是政治性和真實性一致的,才能夠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

以普及與提高并重為美

毛澤東把文藝的普及與提高作為文藝審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正確理解普及與提高的辯證關系是革命文藝發展和歸結文藝審美思想的前提條件。毛澤東所講的“普及與提高”是人民的普及和人民的提高。革命文藝的普及與提高,應在文藝為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兵群眾服務的基礎上進行。毛澤東吸取了“五四”之后進步作家們所倡導的文藝大眾化主張,并從抗日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實際條件出發,提出了普及第一的原則。文藝向工農兵普及,就是要求文藝工作者“根據人民群眾的生活實際和文化條件,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為人民群眾所喜愛,為工農兵所易于接受和利用的文藝,滿足人民群眾豐富而健康的審美需求”。

毛澤東還從時代發展和人民群眾文化水平不斷提升的視角,指出了提高的必要性。毛澤東認為,隨著優秀文藝作品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人民對文藝的要求也跟著提高。文藝向工農兵提高,就是要求“一切有才能的藝術家們應在普及的基礎上,創造出高級形態的藝術作品,提高人民群眾的欣賞水平,滿足工農兵不斷發展的審美需要”。同時,毛澤東還特別強調這種提高的方向問題,即沿著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上去提高,而非從封建階級及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去提高。

在如何正確認識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方面,毛澤東特別強調要辯證地看待。“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要在普及的基礎上提升文藝的創作水平,滿足人民群眾更高的文藝審美需要;提高以普及為基礎,又反過來指導普及的推進,只有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文藝審美水平,才能更好地引導其接受更好的文藝作品;普及與提高是相輔相成的,二者統一于文藝創作和文藝審美之中。普及與提高雖有先后輕重之分,但不可有所偏廢,更不可割裂或對立二者,應“以普及與提高并重為美”。那種或只顧普及或只顧提高,忽視了另外一方的做法,是形而上學的片面觀點,是違背了文藝審美的客觀規律的,是不可取的。毛澤東以“雪中送炭”和“錦上添花”形象揭示了文藝的普及與提高和人民群眾文藝審美需求之間的關系。這種關于普及與提高的闡述,指明了戰爭環境下革命文藝的發展方向,使文藝審美思想能夠最大化地滿足不同文化層次的革命群眾的文藝審美需求,對新中國成立后黨的文藝審美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以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美

在毛澤東文藝審美思想中,“以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美”占據著重要位置。毛澤東的文藝審美思想是立足于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的,毛澤東將文藝審美與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形勢結合起來,認為文藝為抗戰的工農兵服務勢必要在內容和形式上適應人民的審美需要和審美能力,而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那種新鮮活潑的文藝作品恰是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

在抗日戰爭的環境下,文藝既要以服務民族解放戰爭為文藝審美思想的主要內容,又要以審美感情、審美理想及審美趣味等為文藝審美思想的藝術補充,使之具有中國革命文藝獨特的特點,即“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實際上從藝術審美形式的選擇上確立了無產階級文藝的審美特質。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更是將“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作為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革命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在這一方向和原則的基礎上,文藝的民族特色問題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從民族特色來考察文藝審美,是毛澤東探討文藝審美思想的重要特點。

毛澤東所倡導的“以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美”的文藝審美思想,不離傳統而又超越傳統,既吸取了民族的優秀藝術精華,又在藝術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中華民族的文藝審美習慣和審美標準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延續性,文藝創作只有遵循這種審美標準,才具有民族的感召力。但人民群眾的欣賞習慣和民族的審美標準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的,要重視人民群眾對文藝的接受和喜聞樂見程度。因此,在毛澤東看來,文藝要適應人民群眾的審美需求,就要進行文藝審美思想古今中外的有機結合,使文藝的內容與形式都有所創新,實現文藝審美的本質飛躍和升華。這種“以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美”的文藝審美思想,要求文藝作品要以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語言生動形象地描繪人民的日常生活,以思想鮮明、主旨有趣的內容融合民族傳統的文藝審美特質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審美觀點,既體現了毛澤東“借鑒”的思維藝術,即善于以民族傳統文藝為借鑒;又彰顯了毛澤東“創新”的思維藝術,即善于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的民族文藝形式結合起來。這種獨具一格的繼承與創新的思維藝術,不僅催生了延安時期文藝發展的新作風和新氣派,也豐富了毛澤東文藝審美思想的寶庫。

(作者為贛南師范大學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紅色文化百年發展史研究”(項目編號:17ZDA007)和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延安時期毛澤東改造利用傳統文藝的價值取向研究”(項目編號:JD18110)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于洪清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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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小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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