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伊始，在現代工商文明的沖擊下，鄉土中國陷入“數千年未有之變”的困境。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為擺脫內憂外患，自覺秉承了國民性改造的歷史重任。百年來，圍繞“向里用力”以“立人”的建設主線，黨的鄉村文化治理呈現出革命戰爭年代的“有限理治”、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系統理治”，以及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遞進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實踐邏輯和演進歷程。

【關鍵詞】鄉村文化  鄉村治理  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D67    【文獻標識碼】A

歷史地看，以農耕文化為底色的傳統中國，可謂文化中國，鄉村治理為“禮治”。這種文化奠基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與分散的鄉土社會密切相關。晚清以來，在現代工商文明的沖擊下，鄉土中國陷入“數千年未有之變”的困境。為擺脫內憂外患，清末特別是民國時期，知識界的有識之士銳意于國民性改造，大力倡導“作新民”。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廣袤的鄉土社會，囿于主客觀條件，千百年來農民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愚昧、狹隘、自私等習性，嚴重困擾著“新民”的培育和塑造。破解問題之道，就在于思想價值觀念的改造及其統整，即通過鄉村文化治理以改變人心。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順應歷史潮流，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中，盡管走了些彎路，但推進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和立意未曾改變。有學者認為，現代國家要對分散的鄉村社會進行整合以實現有效治理，重要方式就是改造傳統國家的文化，將新的文化理念輸入到鄉村社會。此種表達，恰恰體現了近代以來塑造“新民”以“立人”的文化治理邏輯。

革命戰爭年代的“有限理治”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秉承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主張，以及國民革命的主旨，開始對廣大鄉村進行宣傳與組織。伴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革命新道路的開辟，如何使農民這一主力軍跟上革命步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所在，更是動員整合鄉村社會的現實訴求。黨的工作重心由此落到了農村。由組織城市勞工轉移到發動鄉村勞農后，黨更加注重宣傳動員工作，銳意于思想文化建設。文化動員邏輯和理念，簡單地講，就是教導民眾要有革命性和批判反思精神，擺脫傳統的人身依附，塑造獨立自主的人格，剔除狹隘的小農意識。在革命年代，通過開各種類型會議、做圖文并茂的墻報、刷標語口號，實施現代教育及文藝熏陶等，進行宣傳發動。無論何種形式，貫穿其中的是擺事實、講道理，具有思想啟蒙的意蘊。某種程度上，可稱之為現代“理治”。

環境緊約束下的文化治理。在鄉村發動革命，關鍵是農民階級意識的培養，以消弭家族、鄉親、人情等鄉土固有的倫理觀念。放眼中外，傳統社會的農民均缺乏階級自我意識。馬克思曾用“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來揭示這一境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打破地方觀念，打破姓氏觀念”等口號，目的就在于解構鄉村原有的意識形態。觀念世界的破與立，屬于文化再造。文化有諸多層面，是一個包括內核與若干外緣的不定型的整體，由外而內可分為“‘物化的知識力量’構成的物態文化層”，“各種社會規范構成的制度文化層”，“人際交往中約定俗成的習慣性定勢構成的行為文化層”，“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構成的心態文化層”。心態層處于至深處，為內核。“從心理的層面講，現代化涉及價值觀念、態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轉變。”

變革潛隱在至深處的傳統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絕非易事。民主革命時期，通過革命實現小農意識的轉變，動員起來極為艱難。對此，中共海陸豐農民運動領導人澎湃有著深刻體悟：革命運動從基層發動，不能擺出高貴的架子，和農村婦女絕不談新思潮，先不要談迷信問題。之所以參加群眾拜觀音，是便于取得和群眾的聯系。毛澤東同志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呈現的農民如火如荼的斗爭，事實上僅是區域內少部分農民的行動實踐，更多農民當時并未有這樣的覺悟。毛澤東同志書寫文獻，既是鼓舞農民革命，背后還有著消除革命陣營內部“疑慮”的考量，以農民運動“好得很”回擊“糟得很”的評判和阻撓。

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后，在革命根據地與解放區，廣大農民遵照黨的領導，進行生產、合作、支前、土改等，各方面實踐不可謂不深入。即便如此，農民的自我意識、階級意識也不能說已深度扎根。舉例而言，解放戰爭時期，通過土改分得田地、牛羊和房屋的農民，即便不存在地主富農的反攻倒算，不少人私下里意欲把東西送回去，有“分田分物給暫時頂著名”的心理。可見，通過革命建構階級意識，徹底打破農民原有觀念以樹立現代自我觀念，任重而道遠。

民主革命時期黨領導的鄉村文化改造，受戰爭等諸因素制約，只能是有限度的“理治”。這種“有限理治”，實乃黨領導下鄉村文化治理的艱辛開拓，舉措與內涵頗值得挖掘。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文化改造的主旨是獨立自主人格的塑造。具體實踐歷程，可借用《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一書中的有關闡釋，即宣傳下鄉、現代文字下鄉或曰教育下鄉、令農民成為文藝主角的文藝下鄉。

宣傳下鄉主要是軍隊政工、工作隊、黨領導的群眾團體等，躬身到鄉間里舍，以兼具策略性和藝術性的形式載體，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特別是著意于動員廣大婦女群眾，使黨的意識逐步覆蓋農民意識。

現代文字下鄉或曰教育下鄉的首要前提是掃盲。用黨的文獻講，在農村開展掃盲教育，農民不僅能讀書識字，重要的是，這一過程可以提高農民的政治、文化、技術水平，并且培養出大批技術力量，促進農村向現代化方向邁進。圍繞掃盲，“以冬學、夜校、識字組、小先生制、巡回學校等為標志的成人教育，成為根據地文化啟蒙的亮點；而試圖超越漢字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成為根據地社會教育的又一特色”。

文藝下鄉是鄉村動員的題中應有之義。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廣大鄉村的整合動員可以說大都借助了文化藝術的形式。黨的文藝下鄉，目的是在使農民進行休閑娛樂的同時，剔除傳統文藝中掣肘革命動員的教化及信仰，使現代文化觀念貫穿其中，進而有利于實現鄉村整合。這種文化改造，遵循民族科學大眾的文化建設方向，由知識分子來引領實踐。為此，在黨的大力號召下，文藝工作者借助整風解決以往脫離底層民眾的問題，并紛紛走向田間地頭。通過鬧秧歌、說快板等文化載體，將農民發動起來成為新文化建設的主角，實現了黨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大眾化愿望。

“三下鄉”的探索，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知識分子“到民間去”思想主張的延續及有效實踐。這一過程，不僅包含了政治運動、社會服務，也包含了知識分子自身的氣質熏陶與知識轉型。比較而言，現代教育下鄉和文藝下鄉，囿于戰爭環境和農村的貧瘠條件，比宣傳下鄉受限；但其中所蘊含的政治社會化的動員機制，堪稱推動農民“洗心革面”的柔力系統。這為黨奪取全國政權后統領農村各方面建設，夯實了文化根基。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系統理治”

新中國成立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塑造新農民的實踐全面開啟。這一主導理念的生成前提是：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最需要獲得廣泛的民眾支持。中國共產黨雖然領導建立了新中國，并著眼于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但當時不少農民對共產黨并不了解。尤其是，歷經20多年的戰爭，鄉村陷入貧窮衰敗境地，而工業化戰略目標的實施，需要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提取資源。因此，無論是增進農民對黨和國家的認同，還是促進農業與農村的發展，均需搞好鄉村建設，特別是“人的建設”。

系統性文化治理的現實訴求。隨著現代化的推進，改造傳統社會成為一種普遍趨勢和潮流。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新中國擬將鄉村社會納入到現代化統一進程中，走一條“規劃的社會變遷之路”。具體實踐中，黨中央通過農業合作化特別是人民公社的制度設計對傳統鄉村進行了改造。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直至人民公社生產隊的成立，便是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組織演變歷程。有組織不等于有凝聚。當為數眾多的小農農戶被整合進公社后，產生了“出工一條龍，干活大呼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以及浪費集體資財等生產生活秩序問題。破解這些問題，增進農民對走集體道路的認同，需要加強鄉村思想文化建設。就農業集體化政策本身看，這是一項立意頗高的現代化制度安排。體現在基層干部方面，要求他們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善于把握政策，且有細化實施的能力。諸如，在勞動力的使用與調度、工分的評定與計量、利益的分配、資源的組織利用以及宣傳動員等環節，能夠全面地把握與協調。概言之，“要學會做好經濟工作，還要懂得怎樣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因此，培養有利于走集體化道路的德才兼備的農民，就成為鄉村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對此，黨的施政路線的核心主要是“依靠社會理想，依靠論證這一理想合理性的理論進行治理”。民主革命時期的“有限理治”遂與時俱進地轉變為“系統理治”。

新中國成立后的“立人”實踐，在借鑒以往經驗的同時，有著諸多超越，機制可謂環環相扣。一是廣泛開展農村掃盲，銳意于農民的思想啟蒙。比起革命戰爭時期，此時掃盲具備更為有力的條件。掃盲由寫字、算賬切入，同時將時事政策教育與生產技術教育融合進來，促使農民政治素養快速提升。二是思政工作貫穿于日常生產生活中，田間地頭也展開道理評說。將天生的小農個體意識，通過日常的政治運動與政治規訓，轉變為現代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公共集體意識。三是樹榜樣，以“榮治”引領帶動。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通過樹典型、立榜樣激勵大家心向集體。四是懲戒偷奸耍滑與離群者，以階級劃分消除集體中的張力。總之，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鄉村的“理治”，是包括掃盲啟蒙、理論說教、獎優罰劣、階級劃分諸環節在內的多元立體的綜合實踐，宣傳、教育、文藝熏陶三大主線相交織，構成了剛柔并濟的“立德樹人”的文化治理體系。

有學者指出，人民公社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絕后的鄉土社會形態。它徹底改變了傳統鄉土社會，使鄉土社會發生了亙古未有的巨大變化和沖擊，但社會秩序卻超常的穩定。這其中，“立德樹人”的系統文化治理功不可沒。文化觀念源于生活，“本來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環境里得到的生活，就會形成什么方式，決定了這群人文化的特質”。

值得一提的是，農業集體化時期，評工記賬、票證制度盡管是高度計劃管理體制乃至短缺經濟的顯征，但這種現代數目字管理在農村的運行，未嘗不是一種文化治理。如前所述，制度也是文化的體現，屬于文化中的一個層級。“制度就是一種集體思想。”受如此制度規約和訓練，農業集體化過程中，涌現出了眾多一心系公、銳意于鄉村發展的“毛式干部”和農民，有些人甚至成為蜚聲海內外的勞動模范。他們的書寫記錄與賬目留存已成為現今深度研究農業集體化不可或缺的歷史文獻。

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遞進的“自治、法治與德治”

與“系統理治”相輔相成，為實施“工占農利”，黨和國家創建了比較高效的資源提取系統，這一系統涵蓋了計劃經濟、戶籍管控、社會主義教育以及階級整肅。因戶籍管控，廣大城鄉被隔絕開來，農村事實上比較閉塞。在國家汲取資源的過程中，封閉環境內“系統理治”發揮了文化軟實力的作用，但與開放、自由、法治等現代化發展理念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過于注重階級意識及運動整肅，“親不親，階級分”這種激進的文化治理，不利于人的涵養。

轉型期文化機制的破舊立新。改革開放本質上是計劃經濟完成使命后的體制轉型。轉型期的鄉村，有別于農業集體化時期，農民謀生的空間大大拓展，不僅能夠城鄉流動，還可以全球交互。置身在價值多元、共識不足乃至文明沖突的時代背景下，“人的建設”更加重要。文化治理是個破舊立新的工程。擺脫鄉村的封閉與落后，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給農民松綁，激發農民的主體性。20世紀80年代，黨和國家將村民委員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寫入憲法，同時賦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合法地位。這就從經濟、政治及法律層面，提供了化育農民的必要條件，使其具備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文明素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村從熟人社會變成無主體熟人社會，又演進到半熟人社會。在聯合體日漸松散的狀態下，以契約規則、責權均擔等價值理念為核心的現代“法治”，毫無疑問成為推進農村文化建設的重點所在。

新時代“自治、法治、德治”的三位一體。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城市反哺鄉村的發展理念調整為城鄉融合發展。融合發展包含“雙向互動”，有一種“群己邊界”之類的“邊界”思維，保持不越位的警惕，杜絕自上而下單向度地“打造”美麗鄉村。如此，更加體現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既是化解“三農”問題的基礎保障，也是鄉村文化建設的邏輯與坐標。“三位一體”的文化建設機制，有利于破解“文化墮距”帶來的精神層面問題，如價值觀的迷茫與錯亂，傳統消極文化的沉渣泛起，盲目自大與自我矮化等。

新時代的鄉村與城市一樣，處于市場經濟瞬息萬變、人口加速流動的形勢下，這要求每個主體具備應對挑戰的能力、可持續發展的眼光；換言之，成為既利己又利他的理性經濟人。而理性人的俱佳狀態，絕不是隨隨便便能夠達到的，對于農村與農民，需要有有別以往、高度自治的涵養生態。

自治需要主體有自覺性，更要有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以法治破除傳統“人治”中根深蒂固的依附性與人情世故，健全獨立人格，是實現鄉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保持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轉，規避人們奔赴“貿利的鬧市”時無底線的趨利行為，法治約束當為核心力量。與此同時，法治也是破除激進思維主導下不當言行的制度保障。

在新時代美麗鄉村建設的過程中，立足于現代公德意識和公共精神培育的德治，關乎鄉村社會風尚和村民精神面貌，進而也關乎自治和法治應有的質感和意義。就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而言，由于現代中不可能沒有傳統，與時俱進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優良的傳統賦予現代化新的高度，以價值理性彌補現代工具理性的不足，是鄉村文化治理的訴求，也是新時代鄉村德治的應有內涵。

文化建設本是“向里用力”的過程。黨和國家近些年圍繞扶志與扶智，借助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大教育培訓力度等具體機制舉措，立足于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的形勢和方位，貫通傳統和現代、連接中國與世界，正在千方百計地提振鄉村人的精神，激勵農民找回那種曾經創造了“風俗純美，守望相助，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山村”的從容和自信。

總而言之，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文化治理，是一條不斷探索、銳意奮進并富有邏輯的實踐歷程，也是一個歷久彌新、需要在廣度、深度與高度上不斷拓展的課題。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一個生產大隊的‘財政制度’研究（1958—1982）”（項目編號：20YJA770017）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徐勇：《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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